编辑推荐  

一位美国医生的诚意之作 

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专家鼎力推荐+领衔翻译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分会联合推荐！

内容简介   

作者以临床医生的视角分析了美国现有癌症研究、诊断和治疗体系的致命缺陷，其主要治疗手段——手术、化疗和放疗，总结起来就是“切、毒、烧”，都是治标不治本，又贵又不好。作者提出了一个改革现有体系的计划，并讲述了如何预防癌症及保护自己与家人的方法。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I.库默（Margaret I. Cuomo, MD）

医学博士、“Lesscancer”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常年在美国纽约长岛曼哈赛特的北岸大学医院放射诊断科担任主治医师。库默专攻包括CT、超声波、核磁共振、以及介入治疗在内的身体成像，其大多工作是专注癌症与艾滋病的诊断。

译者简介 

邓绍平

主任医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获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及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博士后，在欧美著名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从事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近20年，在国际重要医学刊物发表论文120多篇。于2009年作为四川省首批“百人计划"人才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引进回国，继续从事肝胆外科及肝移植工作，并特别关注癌症的早诊早治及预防。 

名家评论

一本看似医学科学的普及读物，传递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责任和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于我看来，她更是一部饱含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化著作，让抗癌路上的我们为之动容！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 徐瑞华

 “自从开始了我的营养之旅以来，我了解到两件事。一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对你的心脏有益，还对你所有的器官有好处，它还能帮助预防许多种癌症；二是，如果我们不更积极地研究预防措施，那么，无论我们采用了什么医疗体系，那个医疗体系都将被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疾病压垮。正因为此，我强烈支持Cuomo博士在这本书中传递的及时又重要的讯息。我为这本书喝彩叫好！”

 ——纽约时报畅销书《南海岸饮食》作者

目录   

第一章 兑现承诺

第二章 认清癌症

第三章 癌症筛查的利与弊

第四章 当今的治疗选择：切、毒、烧

第五章 市场不可承受之重

第六章 事倍功半

第七章 癌症的附加伤害

第八章 转换研究方法

第九章 癌症预防人人有责

第十章 癌症与环境

第十一章 终结烟草的危害

第十二章 抗癌：营养结合体能活动

第十三章 不可小觑的维生素D

第十四章 有防癌的灵药吗？

第十五章 聚焦前沿抗癌科技  

在线试读  

在美国，研究、诊断以及治疗癌症的体系存在着致命缺陷。

我们自然很愿意认为我们已有了方法用于早期的癌症诊断和治疗，而且我们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我们希望那些毕生致力于癌症事业的人——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机构的科学家、肿瘤学家以及倡仪团体——都在彼此分享着他们的观点、见解及数据，从而携手共进；我们以为政府资助下的庞大研究网络不断激励着大胆而富有创意的新构想的诞生；我们还相信，对癌症探索研究的主要驱动力是源于对患者的同情之心，而非对职业发展和利益的追逐。有时候，我们所认为的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更多的时候，并非如此。

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美国的“癌症文化”，在这一过程当中，我越来越确信，该文化体系并未形成满足我们首要需求的应有架构，它无法确定怎样预防癌症并从而将发现付诸实施。几十年的许诺和巨额资金投入之后，现有的癌症研究模式始终有负众望。我们不再期待能够治愈癌症，如今谈论更多的则是，如何能够在患癌期间延长生命。我们既没有对有前景的防癌新方法进行充分的探索，又没有在现成的有效策略应用上投入足够的精力。

所幸的是，现状并非必须如此。

我视为己责且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把全国面对癌症采取的手段从治疗转移到预防上。无论是作为一名医生、妻子、母亲、女儿、姐姐或妹妹，或是作为朋友，我都与癌症打过交道。《无癌的世界》正是由此而生。激励我的人中有我的朋友南希，她是一个精明能干、见多识广的女商人，过着高品质的生活，且慷慨大方。在我做住院医师期间，当她被收治进我们医院时，她的乳腺癌细胞已经转移了。至今我仍记得那一晚，当我转身离开她的病床时，她声音里流露出的恐惧。“我害怕！请别离开我！”她恳求道。因被摧残她身体的潜伏入侵者（癌细胞）彻底击垮，南希变得绝望无助。

还有彼得，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意大利移民，是我的亲戚。他勤工俭学，靠在一家鞋厂打工供自己读完了大学，之后在纽约建立了一家成功的房地产公司。在他人生的最后4年里，我看着他受尽毫无成效的一次又一次结肠癌治疗的折磨，直至74岁去世。

我的弟妹佩妮娜也在其中。腹部饱胀是她患腹膜癌的最初症状。纵然搭配中草药进行了一套集手术、化疗和放疗于一体的推荐疗法，但最终她还是败给了癌症，去世时年仅47岁。

我还一直记得格雷格，他与肺癌英勇作战，接受了所有可提供的治疗，并承受了残酷的副作用的折磨，直到68岁去世。他用勇气和希望写就的故事，将通过本书得以留传。

 我的好朋友阿尔芭、布里奇特、卡罗尔、艾琳、奥克萨娜、露丝玛丽以及我的表姐妮娜，都是在四五十岁时死于癌症。她们个个都曾经那么渴望生存，个个都特别积极配合、并认真听从肿瘤医生的医嘱。我真希望当初能给予她们更多。

我深爱并尊敬她们每一个人。我看着她们受难，知道她们的生活本不该那么痛苦。她们仍与我同在。

为了她们，为了卡罗琳、乔伊、琳恩、理查德、雪莉、苏珊、托尼·S，以及与我分享见解的众多癌症病人，我想清楚地强调：我们深知，是到了癌症文化转型的时候了。

1992年，那时我还是个年轻的放射科医生，在一家dingjian教学医院的乳腺X线门诊部工作。每天，我们的候诊室都坐满了来做常规乳腺X线筛查的女性。她们中有些是因为之前的片子显示有异常而需进一步检查的，其余的则是因为她们自己或医生摸到了乳房有包块。偶尔还会有男人进来做乳腺X线筛查，这倒提醒了我：男人也有大约1%的概率得乳腺癌。

我们的门诊部总是被一股焦虑情绪笼罩着，即使是那些前来做年度体检的女性，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焦虑和不安。每一个人——包括病人、病人家属和医生——都深知，检查结果有可能顷刻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理所当然地，那些已做过乳腺癌治疗的女性是zui忧虑的。因为，她们的检查根本没有常规可言。这些检查旨在寻找疾病复发的任何迹象，所以她们的恐惧是zui显而易见的。

   当时有一位48岁的女士，我称呼其汤姆森太太。两年前她做了左乳乳腺癌手术并接受了化疗。第二年在被告知了癌症复发的残忍消息后，她又经历了一次手术。术后6个月的时候，她由丈夫陪着来到我所在医院做乳腺X线随访检查。从见到他们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了他们的担忧，特别是汤姆森先生，紧张敏感，火药味十足。我们刚相互做了自我介绍，他就告诉我他太太已经“历尽病痛折磨”，而他们也已受够了无休无止地看医生。

我那时已是持有行医执照且经验丰富的专业放射科医生，不仅受过良好的培训，还多次参加过由倍受尊敬的世界一流专家组织的乳腺X线技术研讨会。我了解这门学科，也清楚它所带来的恐惧。在与那些面对太多不确定因素的人们进行交流时，我总是尽力做到耐心、善解人意并富有同情心。我的目标是设身处地地治疗和对待病人。

我刚开始受训时，曾有幸接受几位非常周到细致的放射科医生的指导。他们总是在离开乳腺X线检查室之前，直接和每个病人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大多情况下，他们会说初步读片并没有什么可疑发现，但会向病人强调说他们会对片子进行更彻底仔细的查看，并会将最终的报告转给咨询医生。这些时候一般都是皆大欢喜，病人都会满怀感激地向医生微笑致谢。而当病人的X线片的确显示出了某些异常时，情况就比较棘手。这时我们就要把经受的训练发挥到极致，极尽最佳交谈和体贴技巧。在那种情况下我意识到，作为一位真正的好医生，一位能与病人进行有效交流并能保护她们利益的医生，从家庭、朋友、同事以及生活经历中积累的经验，远比我在医学院所学的一切更有用。

在那些情况下，我的导师们总是表现得特别坦诚且富有同情心。他们会望着病人的眼睛告诉她，在乳腺X线片上有一些发现，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后续检查。他们用的字眼是“疑似恶性肿瘤”。他们从不用“癌症”这个词，因为乳腺X线片并不能证明是否是癌，它只能指出需要进一步评估的可疑点。

尽管如此，当一个病人听到“恶性肿瘤”这个词时，仍会忍不住开始哭泣。我已很熟悉通常随之而来的那个痛苦表情和那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怎么会这样？”有时，那个女人会说，“我的家族中没人得过乳腺癌”或者“我一直都做检查的，一直都听医生的建议”，感觉就好像我们在告诉病人她因不当行为而遭到了惩罚。

也有些病人没有那么明显的情绪反应。一些人听到消息后，以坚强和沉默代替眼泪。然而，她们痛苦低垂的眼神透露了一切。我曾见过一个病人沉浸在个人的思绪中离开了乳腺X线检查室，而我几乎能听到她在说：“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

身为医生，我们致力于减轻人类的疾病痛苦，可癌症的现实有时却是对我们zui美好意愿的嘲弄。我们既试图让病人放心，又很小心地不做空洞的承诺。我们很想告诉她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可悲的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即便最终证明没有癌症，乳腺X线片上显示的异常也会把一个女性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最起码，她得接受更多的检查，通常来说活检是第yi步。因X线片显示的可疑发现的大小、类型以及位置各异，活检有时会相对更直接——放射科医生会用一个空心针或其他手段采集一些细胞样本。如果是需要手术活检的话，则会涉及医院手术部门和麻醉师，患者的乳房会被切出开口、缝针，并需要更长的恢复期。无论是哪种活检，其所耗费的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它更会给一个女性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压力。如果幸运得到病检报告

说细胞样是良性的，患者也许会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不过，当意识到还需要谨慎的后续检查时，焦虑仍会存在。但是，如果活检结果显示是癌的话，后果当然就严重多了。当一个女性听到这样的诊断时，那也许是她一生中zui恐怖的时刻。她同时还必须做出各种艰难决定，包括接受我们目前所能提供的三类治疗：“切、毒、烧”。

 我知道汤姆森太太已经受过这一切甚至是更多，所以在检查她的乳房时格外耐心和小心。一如往常地，我查寻有无包块、皮肤的增厚以及乳头的变化，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她的乳房健康与否的重要线索。莫琳——乳腺X线技师，有着极度的敏感性。她把汤姆森太太带到乳腺X射线机前，并将她的乳房摆在冰冷的支架表面上，然后调低压缩器，将乳房压扁以便于取得zui佳组织图像。这样的操作通常会令病人感觉疼痛，或至少是不舒服，所以莫琳在拍乳腺标准X线片时会尽可能地让她们觉得有人可以依靠。

 当我查看冲洗好的片子时，汤姆森太太和她的丈夫在外等候着。我站在暗房里，把片子夹在灯箱上，开始对它们进行有条不紊地仔细检查。从腋下开始，慢慢向靠近胸骨的每个乳房内侧移动，我检查着每张图片，查看有无团块、皮肤增厚、乳头收缩或其他异常情况。然后，我用放大镜寻找“微钙化物” ——表明乳房内有钙沉积的微细白斑。这些微钙化物可以存在于细胞快速分裂的区域。如果形状大而粗糙、呈圆形、边缘光滑，并分散在乳房组织里，它们几乎都是良性的。当是细小、紧密成群的，形状像逗号或火焰，这样的钙化物则是相当不好的，通常代表着恶性肿瘤。绝经后的女性，如汤姆森太太，她们的乳房组织趋向于含有更多脂肪组织，而年纪轻的女性，乳房组织则通常较为密集。在X线片上，脂肪呈现为黑色，同时乳房内散布着白色线条状的组织，这就令异常的钙化物更易被发现，因为它们与周围的脂肪组织有着明显的反差。

在汤姆森太太右乳的片子上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希望并祈祷着她的左乳也同样无须忧虑。可是，当检查到她的左乳外层顶部之前动过手术的地方，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了，我看到一小群形状不规则的钙化物。我立即将该区域与汤姆森太太于zui近一次手术前所照的X线片做了对比，我看到新片子里有着和之前一样的一些钙化物。这就相当于警示信号，表明要么不是所有的癌细胞都被清除掉了，要么就是在同一地方，癌症又复发了。我需要一个更加聚焦且倒圆锥的视野来检查左乳的钙化物，通过放大那个区域来更加精细地查看它们。技师礼貌温和地要求汤姆森太太配合，以对其左乳多拍几张片子。汤姆森太太没有说什么，但她的丈夫却问为何有此必要。莫琳回答说，为了更清楚地显现乳腺组织，病人常常会被要求多拍些片子。

第二组片子冲洗出来后，我用放大镜细致地察看。我再次将新片子与之前的进行比较。我的最初判断得到了证实：这次乳腺片子的发现需要进一步的关注。汤姆森太太需要再去见外科医生，以确定究竟是之前的手术没有清除完肿瘤还是癌细胞在她的左乳复发了。当时看来，更多的治疗不可避免。

我走进汤姆森夫妇等候的房间。汤姆森先生双臂交叉于胸前站立着，而他的太太仍是坐着的。我平静地向他们解释片子上的发现以及其所指的意思——汤姆森太太需要再去见她的外科医生。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汤姆森先生朝我扑过来，把我按在了墙上。他的嘴唇、眼睛及下巴充满了强烈的复杂情绪：暴怒、害怕和痛苦。他对着我吼到：“你什么意思？怎么会这样？我太太已经做过两次手术了！他们说都切干净了！你怎么可能还看得到癌细胞？”我努力保持着镇定，冷静地说道：“我明白你们现在非常不安，也知道这并不是你们期待的消息。”

汤姆森太太说话了，向她丈夫恳求道，“别这样，这不是她的错！”汤姆森先生退到了妻子身边，可他的痛苦并没有消减。我能感受得到，他zui强烈的感受是绝望。

那天的事情之所以不寻常，仅在于真实情感暴露的程度。大多数人能很好地将其掩饰，但每个面对癌症的人都肩负着心理和生理上的重担，而且每个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反应方式都是高度个性化的。

我再没见过汤姆森太太。她可能去见过原来的医生，也可能换了医生，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她再也没有回我们医院做乳腺X线复查。不管怎样，当我想起癌症病人的怒气、恐惧和挫败感时，总有那种灼痛的感觉。

那怒气来自于要耗费宝贵的时间在治疗上，而不能特别满足地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在一起；那恐惧是因为这种疾病常常无声无息潜伏在那里却又来了突然袭击，而且，不管你是青年还是老人、富有或贫穷，有无权势，都无法幸免；那挫败感是由于知道即便用zui好的治疗方法、找最有水平的医生、到最佳的医疗中心，都无法保证能够战胜这个残忍的“入侵者”。

每个被诊断出癌症并接受治疗的人都有各自的故事，但他们的经历在许多方面又是相似的，都要经历痛苦而艰难的治疗过程。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应该能改变这一切，但我们首先必须摆脱现状的束缚。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美国对癌宣战。从那时起，我们已将这场战争进行了40多年。想想看：一场超过41年的抗癌战争，花费了几十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建立新的癌症中心、研发新的药物和新的医疗技术，可我们仍然没有获得胜利。2012年，根据最准确的估计，大约有160万癌症新病例会被诊出，约57.7万人会死于癌症，这就等同于一个典型美国城市的全部人口在一年内凭空消失。在美国，每4个死亡人口中就有1个是死于癌症，而且某些癌症的发病率还在上升。

我们怎能安适于这样的医疗系统？它默许癌症成为可容忍的慢性病，而不是让我们去预防它。为什么有那么多在国家制药公司和大学里工作的科学家们拒绝思考预防的可能性呢？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在向国内顶尖癌症专家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逐渐确信，有必要重新确定我们的使命并重新分配我们的精力。当然，我们必须继续怜悯关怀那些患有癌症的人们，必须不断探究最尖端的治疗方法。完全排除治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做更多更多的工作去预防癌症，或是在治疗最有可能起效的尽可能早的阶段检测出癌症。这才是更值得我们投入资金和科研才能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必须将最强有力、最富创意和最大胆的努力付诸实施的地方。

我们都已准备好了迎接抗癌策略的改变。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被癌症夺去了至爱。我们之中有人亲身体验过听到“你得了癌症”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现在，是我们从解决其他复杂高难度问题的成功中汲取经验的时候了。毕竟，我们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社会。

我们也是仅在13年内，就通过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从人体近2万个基因中分辨出每个基因的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看到了对抗疾病的可能性。当时全世界都在集中力量开始根绝天花。身为医学博士、公卫硕士的唐纳德·亨德森，授命于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了这次运动，它集合了一批美国、苏联、捷克、挪威和巴西的国际卫生专业人士进行通力合作。1977年，该运动发起短短10年后，索马里出现了最后一例地方性天花病例。

1980年5月，第33届世界健康大会宣布，全世界不再有天花。虽然这些项目各有不同的科学目标，但它们都采用了以使命为导向、高度集中的协作方式。这些目标是雄心勃勃的，唱反调的人认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我们还是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应用这一模式来预防癌症呢？

《无癌的世界》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我之所以抨击现行的方法措施，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之所以建议采用强调预防的新方法，是因为我相信它们是可行的；我之所以呼吁全社会的人都行动起来，是因为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医疗界、倡议者、病人，以及所有其他美国人，都肩负着各自的责任。我希望本书能激发癌症治疗方法的一次变革。

通过与国内一些zui有成就且zui受人尊敬的医生和癌症研究者进行了多达几十次的交谈后，我更加确信，即使我们可能永远不能      在大多数癌症发生后将其治愈，但我们可以一起找到方法预防它，从而根除它，就像我们灭除天花和麻疹这些毁灭性的疾病一样。这些谈话也给了我另一个理由去怀抱希望。那些以抗癌为毕生事业的科学研究人士也热情地拥护这种改变。尽管我们通话时彼此还是陌生人，他们却亲切无私地献出宝贵的时间与我交流。他们的奉献和决心，是接受挑战并实现目标的这一美国传统的根本。

我们亏欠数百万的癌症病人，他们每个人都受尽磨难。尽管我们无法重新让那些宝贵的生命全部恢复健康。但正因为他们，

我们要朝着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更好未来的方向不断努力。重振我们的承诺，意味着要募集世界上最好的科研和医学人才；意味着要结束癌症研究的竞争模式（因为在这种模式中，研究者对他们的发现秘而不宣，寄希望于发表一流的论文并从中获利），并用致力于拯救人类生命的协作科研的承诺取而代之；还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注重营养健康、构建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及方便行人出行的社区，并增加体能活动。

有联邦、州及地方的各级政府的领导，有来自各行各业、各个民族的美国人民做出的承诺，我们就能够开始去创造一个无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