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先生

定价：39.00元

作者：《先生》编写组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页码：286页

开本：16

装帧：平装

ISBN:9787508634432

    《先生》编辑推荐：“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百年教育之魂魄，是国之方向性指标。那时的先生们，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熊培云
    曾经有作家感叹我们中国人少有世界意义，今天焦虑的民族主义者则直言要求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其实，考察历史，放眼华人世界，我们可以骄傲，较之其他民族，中国人在现代、当代史上的文明贡献几乎不遑多让。晏阳初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余世存

前 言 一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序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蔡元培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胡 适 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梅贻琦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张伯苓 公允公能，日新月异
晏阳初 办平民学校，以造就“新民”
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梁漱溟 以乡村建设工作重建中国秩序
竺可桢 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相伯 “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后记一 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后记二 我看十大先生
后记三 “大先生”固然奉献更大，“小先生”一样光荣伟大
附录一 “先生”考
附录二 “先生”小事记

张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在那场降旗、升旗的过程中，张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济”轮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经盘踞的威海卫交还中国，再转移给英国。在同一个现场，日本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隔一日，中国国旗降下，改悬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旗升降，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内心受到极大刺激，遂立为国雪耻、育才强国之志。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 ‘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初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随着谕令颁布，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但其所呈上的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奏折，实是根据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所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的观点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严修（严范孙）出身天津盐商世家，因横贯商学两界，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严”。严修最早上奏折建议科举考试里面增加经济特科；1904年，严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仅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两人在教育方面长达近30年的联手耕耘从此发端。胡适曾评价道，张伯苓和严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圆满的一件事。但在当时，严范孙已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有很高社会地位；而张伯苓只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默默无闻。
    但严修认为他是块璞玉。他敏锐地捕捉到张伯苓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和决心。张伯苓对自己也如此评价：“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什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言辞虽朴实，分量却极重。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都严守对他的承诺，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也曾经谈起过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感觉像自己在落泪。
办新学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学生在私塾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张伯苓在严氏家塾讲授的却是数学、理化和英语。数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英语教材是《科学读者》（Scientific 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也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曾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飞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而张伯苓顶住舆论压力，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当时的张伯苓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教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下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学生撑膝弓背，其他学生轮流从其背上跨过去，让有些人觉得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塾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自行车等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能当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与他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他自己亲身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伯苓出生于19世纪末，那是一个中国志士仁人为求强国之道而兴办新学、革新教育的年代。张伯苓出生当年，即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创设福州电报学堂，天津机器局开办电器和水雷学堂；他5岁始受庭训、从父读书那年，伦敦传教会马根济在天津创设医学馆，为北洋医学堂的前身。1880年，李鸿章奏准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开学；次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创办令德堂。
    14岁时，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据张锡祚所著《张伯苓先生传略》记载，“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1901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羡慕严馆有张伯苓这样的教师，也礼聘他教授自家学塾。此后，半天严馆，半天王馆，张伯苓在继续塾馆教学的同时，开始计划建立真正的现代学堂。
    为办新学，张伯苓和严修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买教具和教科书，还请了日本教师。在回国途中，两人商定，先半中学，再图扩充。回到天津，立即开办新学。校舍用严宅偏院，学堂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由王家捐助，筹办费用两家分摊。出榜招生后，首批录取了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73名学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附设师范班。校名初为“天津私立中学堂”，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后来，他把郑菊如捐助的15亩坟地置换为天津城西南一块地广人稀、适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为“南开洼”，校名遂改为“南开中学堂”，再改为“南开学校。“南开”之名由此确立。
从1904年10月16日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张伯苓所思所虑、所为所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没有离开过中国现代教育事业……

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熊培云
曾经有作家感叹我们中国人少有世界意义，今天焦虑的民族主义者则直言要求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其实，考察历史，放眼华人世界，我们可以骄傲，较之其他民族，中国人在现代、当代史上的文明贡献几乎不遑多让。晏阳初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