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少年》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部颇为重要的长篇小说，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成长小说，表现了对当时俄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突出关注和深入思考，以及浓厚的道德色彩。作品以一个涉世未深、深受罗特希尔德思想影响的少年阿尔卡其·多尔戈鲁基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描绘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拜金主义对当时青年一代灵魂的腐蚀。阿尔卡其是地主维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的出身和身份的低微使他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被侮辱者”，他醉心于罗特希尔德思想，认为像这位法国银行界巨子那样有钱，就可以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残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追求暴富不但违反道德规范，而且还会同各种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最终放弃了这种思想。小说还通过塑造具有双重人格的俄国贵族地主知识分子安德烈·维尔西洛夫的典型形象，反映了俄国贵族阶层的瓦解和没落。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不过关于那些问题和那些丑事的详情细节已经讲得够多了。维尔西洛夫向马卡尔·伊万诺夫赎下了我的母亲后，不久就出走。从我已经在上面提及的那个时候起，除了长期出门以外，他差不多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当时他多半把她托付给婶婶，也就是托付给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普鲁特科娃照顾，凡是维尔西洛夫有所委托，她就会从什么地方赶来的。他们在莫斯科住过，在其他村庄和城镇住过，甚至在国外也住过，最后在彼得堡定居下来。这一切且待以后再交代，或者是不值得一提的。我只要说，我的母亲离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年后，我就出世了；又过了一年，我的妹妹出世了，然后过了十年或十一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小弟弟——一个有病的孩子，几个月后便夭折了。我母亲的美貌由于生这孩子时难产而消失了，——至少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她很快就变得苍老和消瘦了。
　　但是母亲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关系还是始终没有断绝。维尔西洛夫一家不论住在哪里，或是在同一个地方接连住上几年，或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必定把自己的情况通知这个“家”。这就形成了奇怪的关系，有点儿庄严的、近乎严肃的关系。
　　在老爷们的日常生活里这样的关系一定还带有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我是知道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每年通两次信，不多也不少，每封信都是类似的。我看过这些信；信里很少谈到个人的事；相反，只是尽可能郑重其事地告知最普通的事件和极一般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形容感情的话：首先告知自己的健康，接着又问对方的健康，然后表示他的希望、郑重的问候和祝福——就是这些。这个阶层的礼貌和教养被认为正是寓于这一般性和无个性之中。
　　“谨向最可爱的和可尊敬的夫人，我们的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致以最深切的问候”……“向我们亲爱的孩子们致以我们永远不可破坏的父亲的祝福”。子女们的名字都按照他们出生的先后逐一附写在信上，我当然也在其中。同时我要指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是那么机智，从来不把“最可尊敬的老爷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称作自己的“恩人”，虽然每封信上总是致以最深切的问候，向他请求宽恕，祈求上帝赐福于他。回复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信很快就由我母亲寄了出去，信写得总是大同小异。不用说，维尔西洛夫没有参与通信。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俄罗斯各地，从城市或修道院里——他有时在那里住很久——写信来。他成为所谓朝拜圣地者了。他从来无所要求；但是每隔三年必回家住几天，直接住在母亲那里，我母亲总是单独有一套房间，是和维尔西洛夫的房间隔开的。关于这点我以后再表，但在这里我只说一下，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并不睡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而是谦虚地安顿在隔壁后面的一个地方。他住的时间并不长，只住五天，或一个星期。
　　我忘记说了，他很喜欢，也很尊敬自己那“多尔戈鲁基”这个姓。不用说，这是愚蠢可笑的。最愚蠢不过的是，他喜欢他的姓正是由于有几个多尔戈鲁基公爵的缘故。一个奇怪的、完全颠倒的概念！如果我说过全家常常团聚的话，那当然是把我除外的。我好像被遗弃了，生下来就寄养在别人家里。可我说这些话并没有特别的意图，不过是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母亲生下我后还很年轻，颇具姿色，所以他需要她，婴孩的啼哭当然很不便，特别是在旅途中。
　　因此，我在二十岁前差不多没有见过我的母亲，除了两三次由于偶然的机会匆忙地见一面以外，这不是由于我母亲对我没有感情，而是由于维尔西洛夫心目中没有我这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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