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杨治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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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治宜，江西宜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史哲试验班本科、比较文学硕士，201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自此执教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2015年起任副教授（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南北宋、近现代旧体诗，尤重诗学与其他智识领域之关涉。

内容简介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自然流露”“道法自然”显然是高明的文学境界。但人真的能完全契入自然吗？在这本书中，作者深刻地质疑了这一传统批评方式。杨治宜认为，人对“自然”的追寻犹如西西弗斯无休止的劳动，永远不能达到目的，但恰恰在这种永恒的徒劳中，凸显出人的价值。苏轼文学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种对于自然的“自我否定”式的追寻中。

本书讨论了苏轼文学创作背后的佛、道等思想资源，又以苏轼对牡丹和名石的吟咏来阐发对自然美的争辩，最后落在他晚年和陶诗及丹学上。把苏轼几经贬谪的命运与各种带有象征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展现了苏轼的审美、创作以及他在有限的肉身与无限的自由之间的挣扎。作者借鉴了东西方各种思想视野，不仅丰富了苏轼文学研究，还将中国文学置于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之中。

名家推荐

历史上，像苏轼这样，无论思想、文学还是艺术全都值得反复品味并且也经得起各种诠释的作家并不多见。这本书以细致绵密的思路和文笔，呈现一位青年学者与苏轼的对话。看点很多，以下三点最突出：第一，利用苏轼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和文学艺术中含义丰富复杂而又十分核心的“自然”命题，将各个领域贯穿成一整体，构成宏大的阐释体系，核心概念的抽绎和阐释框架的设立都富于理论建构意义。第二，通过历史文本的细读，尝试还原苏轼思想、文学、艺术以及审美观念得以生成的语境，实现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在与苏轼对话的场域中，表达作者对苏轼的独到思考和认知。第三，在细读历史文本过程中体现出绵密的思维追求和方法论自觉。做到独出心裁、深入诠释、充分揭示文本承载的信息而又尽量避免背离文本的意义走向，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论者犹如解牛的庖丁，运斤的匠石，在历史文本字里行间梳理出苏轼原文的精彩，眼光之敏锐，思考之深细，都煞是好看。

——张鸣（北京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充满雄心和勇气的著作……杨治宜对苏轼艺术的分析既保持了一定距离，又拥抱、赞颂了它。因此，《“自然”之辩》同时是思想的胜利，又是一部美文——我禁不住想，如果苏轼能读到它，一定也会默契含笑吧。

——柯马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文摘

回归内在的乌托邦

苏轼的和陶诗

罗浮山下的惠州，依山带水，是一个僻静而民风古朴的小城。1094年秋冬之际，饱经宦海沉浮的苏轼再度遭到贬谪度岭来此，如一颗明星斗坠于蛮瘴之野。他觉得自己的一生也行将走到终点。次年春三月某日，去惠州白水山瀑布沐浴之后，他倦而昼眠。黄昏半睡半醒之际，儿子苏过诵读陶潜《归园田居》的声音，清清朗朗，透户而来，他忽然想起自己在扬州出守期间偶然写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仿佛领悟到了命运的提示，因此慨然决定从《和陶归园田居》开始，尽和陶诗。“归”字暗示出命定的轨迹、目的论的方向，因此这一偶然的起因似乎带有了必然的意义。他“尽和”的意愿终于在流放儋州期间完成了。在1100年苏轼流放结束后不久便面世的四卷本109首和陶诗，成为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这批诗歌不仅为两位典范诗人形象的塑造（与再造）做出了贡献，也促成了中国诗歌美学向平淡素朴的转向。

西方学界目前主要关注的是苏轼在陶潜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过去十年里，有三本关于陶潜的英文专著面世，其中多少都注意到了苏轼和陶在陶潜接受史上的影响。通过苏轼的评论与效仿，陶潜的形象发生转变，开始被视为举止自发、自然的“得道”者，而不仅是个行为放诞的中古隐士、一个纵饮无度的酒徒。本章拟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试论苏轼和陶之于苏轼的意义。我提出，苏轼对陶潜形象的积极转化与认同都是为了克服绝望、困窘与死亡之暴政的阴影。“和陶诗”表面上的平静因此根本上是矛盾的，是自我说服的结果。如艾朗诺所注意到的，流放中的苏轼有意避免穷愁自怜，尽管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发现对满足于新环境的某种强调，这是陶潜原诗所未有的。” 这种强调恰恰昭显了他们之间类比的勉强，这一点苏轼的同时代人就已经看到了。如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提到的，“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也就是说，陶潜小受折辱便挂冠归隐了，而苏轼历经宦海沉浮，始终没有离开官场，哪怕贬谪，也还是在“系统内部”，二人出处之“迹”判然。为了给他的自我认同辩护，苏轼将“归”重新定义为向内心率真状态的回归，而这一状态是不受外界境遇影响的。陶潜的挂冠因此被视为其天性流露的表现——苏轼认为他放逐的原因也恰是一样，是他不屈个性所必然导致的。以此而论，他们不仅都“回归”到与大自然共处的率真生活状态，而且他们得以“回归”的原因也只有外在差异、而实则都是举止率真“刚拙”的结果。他们的差异因此不是“选择”（陶潜）与“被迫”（苏轼）之别，而仅仅在于陶潜的回归更早、更决绝、更彻底。因此，苏轼应该而且能够摹仿这一逸民的典范，完成自己的回归之路。

但苏轼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另一层反讽。当他试图通过陶潜的诗歌经历自己的放逐时，南方蛮荒的风景便丧失了其直接性，而成为庐山脚下陶潜秩序尽然的田园之倒影。换言之，苏轼在隐喻的意义上把蛮荒的自然驯化成为中国的腹心之地。在北宋，惠州、特别是儋州代表了中国文明的南部边缘。苏轼对当地蜑、黎少数民族的描述流露出强烈的汉族中心观。孤独、文化疏离感和物质贫乏常常折磨着衰老的诗人。追和陶潜的田园诗因此成为与直接环境拉开距离、将它审美化的手段，使之折射出另一片相当不同的文学风景。在这种意义上，苏轼的“回归自然”同时也是他从未曾驯化的原始自然的撤退，撤入了一片居住着熟悉的伦理典范的文化风景。同时，作为迁客，他也在陶潜诗歌中发现了一种允许他表达政治异议的模式。疏离了直接的物质自然、也疏离了遥远的政治中心，加之他期间对道家丹术日益浓厚的兴趣，使得他重新发现了一个“桃花源”。它不再像陶潜原诗所描写的那样处于外部世界的某个秘密角落，而是成为一个内在乌托邦，具有鲜明的丹学洞天色彩。最后，如他对《归去来兮辞》的改写所显示的，他向南海放逐的不归之路被转换成“归家”之旅，即向内心自然状态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