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5万年的中国简史，展现了中国从第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到20世纪的完整历史。

本书汇集复旦、南大、北师大等名校的9位史学名家：蒙元史专家姚大力、魏晋文化史专家钱文忠、百家讲坛名师于赓哲、近代史专家马勇……他们将各自在历史领域潜心研究数十年的成果，以专业的史学素养、充满理性与洞察力的文字呈现给广大读者，并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视野，将中国5万年的历史从基因、语言、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全方位解读分析，带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真正看清中国5万年来完整的发展历程！

导言 中国的诞生：第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从5万年前开始讲起）（复旦大学姚大力著）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

 你的身体里流着谁的血

 “长江”的名字来源于东南亚的语言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时仅指中原一带

 由北到南：华夏文明如何覆盖到南方

 避乱江南：你的祖籍是哪里

 胡、汉文化的融合：北方王朝如何进行统治

 后来居上：南方的“逆袭”

 从东到西：“大中国”形成了

第一章 先秦：中华文明的气质来源（公元前10000—前221年）（北京师范大学李山著）

 河曲支流上诞生的中华文明

 自然气候催生出的龙凤符号

 国家起源：神权与君权的合一

 夏：连接传说和历史的时代

 殷商：酒文化与人殉习俗

 周人的天下观与天命观

 如何对待战败者：来自西周的大智慧

 建立在血缘基石上的封建制

 同姓不婚其实是一种政治策略

 西周——两千年礼乐文明的源头

 西周的崩溃源于王室内部的经济危机

 西周灭亡：一场错误婚姻导致的亡国惨剧

 春秋大变局：礼崩乐坏，权力下移

 管仲变法与齐桓公称霸

 春秋五霸大事迹

 吴越争霸：历史重心向东南倾斜

 铁器、初税亩和“国人”权力的失落

 战国五个阶段的搏杀史

 战国大变法：人类群星闪耀时

 秦国东进：挡不住的虎狼之势

 秦王扫六合

 秦始皇的难题：统一之后呢

第二章 秦汉帝国：中华帝国的框架（公元前221—189年）（南京大学武黎嵩著）

 大一统帝国是必然出现的吗

 中国历史为什么跳不出改朝换代的怪圈

 秦朝为什么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

 儒家关于皇权传递的合理想象

 “五蠹”与“七科谪”——什么职业会成为秦皇汉武的打击对象

 宦官——皇权的寄生者

 郡县制下的官吏考核

 “李广难封”背后的汉代社会等级制度

 “新郎”的来历和汉代官员选拔

 造反者也是学习者：汉如何重走秦帝国的老路

 王莽：葬送西汉的理想主义者

 靠文书传递维系着的汉帝国

 王昭君们：购买和平的代价

 卫青霍去病：帝国的铁血青年

 秦汉时代的工商文明：“千人大工厂”的出现

 汉武帝：中国第一个“国企”的创造者

 汉代农民竟然比明清农民更富有

 远去的战国——游侠时代的结束

 “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垄断了教育资源

 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

 告别山鬼——为什么美丽的传说越来越少

 用皇权推动养老问题的大汉王朝

 中国古代历史为什么走不出循环的死结

 振大汉之天声：帝国的遗产与汉民族的诞生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民族与思想大融合（公元189—589年）（复旦大学仇鹿鸣著）

 传说中的“黑暗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深层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

 二重君主制：“伯乐”和“老板”的矛盾

 禅让：曹魏代汉的闹剧背后是什么

 司马懿政变：比轮盘赌还冒险的孤注一掷

 邓艾与钟会的悲剧：西晋政权的结构性矛盾

 晋武帝司马炎：就让我任性一次

 “最丑”皇后贾南风与八王之乱

 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分裂的背后是民族融合的困境

 长歌当哭：士族政治的僵化与衰落（复旦大学钱文忠著）

 有“胡”自远方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与东罗马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与萨珊波斯的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掮客”——粟特人为何在中原做起了高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来宗教——佛教与袄教

 海陆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中日奇缘：魏明帝赠给日本女王的百枚铜镜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船就到过波斯湾

 曾经强大的草原民族，他们去哪里了

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兼职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元史、中国边疆史地。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1993至1995年、2005至2006年分别在哈佛一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庆应大学做访问学者各一年。先后发表论文及学术评论近百篇，部分结集为《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三联书店，即出）等书出版。

李山，河北省高碑店市人，1963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出版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建构》《诗经析读》《中国散文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牟宗三传》等专著，发表沦文近百篇；开设有“诗经导读”“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

武黎嵩，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

钱文忠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著名印度学家A. Wezler教授、著名佛教学家L.Schmithausen教授、著名伊朗学家R.E.Emmerick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

钱文忠的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钱文忠内外学》、《医圣李时珍》、《汶川集》（合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大陆版和台湾版，《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钱文忠说即墨》、《戊子草》、《班墨传奇》、《传统的再生》、《乙丑草》。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近三百篇。

仇鹿鸣，198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曾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国学研究》、《唐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领域。

第一章 先秦：中华文明的气质来源（公元前10000—前221年）

李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启功先生弟子

中国文化史专家

河曲支流上诞生的中华文明

如果把农耕变革看作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节点，那么从旧石器文明到新石器文明，人类文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些成规模的农耕聚落出现了，这时候来比较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文明的区别，也比较容易理出脉络。

我们过去主要是靠文献记载来探讨中国的历史，即三皇五帝夏商周。可是20世纪考古学大发展，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遗迹，将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又往前推了9000年，这就是新石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革，就是农耕革命，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是世界性的。为什么呢？这个时期，大自然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这时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结束了，全球开始变暖。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人类就开始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耕变革就开始了。这一变革全世界各个文明大致同步发生。

那么在中国，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学能看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在河南省舞阳县，应该是南阳盆地略靠北，发现了贾湖遗址，贾湖遗址的时间和彭头山遗址相近，可能略晚一点，但也晚不了多少。这个地区也发现了水稻栽培的痕迹，有学者就提出，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就是大自然，一个文化人群他们所生存的这种地理空间，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去生存。人总是在生存中寻找和大自然的默契，然后寻找自己的生存道路。在距今1万年前，人们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耕聚落，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把中国的一些特点和一些同时代的古老的文明（比如说像两河流域的文明、埃及文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些门道。

过去有学者说过，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是诞生在黄河流域，但是我们的农耕聚落却并不是在大河的干道上，而是在黄河、长江的支流上，在支流的弯曲、润泽之处，比如渭河流域。黄土高原的地形是一层层的台地，离水最近的地方有一层，略远一点、略高一点又有一层，最高的那就到了黄土高原上了。而考古学家发现，仰韶文化不是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因为那很危险，一发大水就冲毁了；也不是在最高层，因为高层取水不方便，它在中间的台地上。除了渭河流域，在洛阳一带还有伊水、洛水，还有山西的汾河流域，我们最早的文明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些支流上。

中国在秦汉以后是专制社会，有一个庞大的皇权统治着一切。这种皇权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于治理大河。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挖渠、挖沟、治理大河，搞灌溉农业，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比如说秦汉时期开始有大规模的工程。此前虽然我们有大洪水的传说，但那不是挖沟挖渠，而是洪水泛滥后，重新整理山河，它是突发性事件。

我们中国的这种农耕文明产生在什么地方？从空间上讲，它是在河流的支汊上；从大的气候条件来说，中国农业产生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区里面。从6月开始，到七八月，华北平原高温多雨，基本上年年如此，这就是一种稳定的长期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

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一个小聚落想种一点小米或者水稻，就需要确定什么时候种合适，以确保种下去以后老天爷就开始下雨。年年如此，人们的经验就会逐渐丰富，劳作手段会逐渐提高，于是粮食就慢慢变多。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组织生产最自然的单位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春种秋收，年复一年，慢慢地随着聚落中人们工作经验的丰富、劳动技能的提高、工具的改善，人群会渐渐壮大。这样一来，这个地方的空间就容纳不下了，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迁到别的地方。这样蔓延开来，家族、氏族、部落慢慢发展，我们可以用一个古语“平流漫衍”来称呼这种现象。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最天然的血亲意识、血缘关系就发挥了作用，就保存下来了。

假如是在两河流域，这种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尼罗河也是人类的发源地，可是大自然所提供的条件是要迫使当地的人群改变这种按血亲、血缘去组织生产的模式。为什么？研究一下那个地方的气候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两河流域，一年中有8个月是没有雨的，即使偶尔下点雨，降雨量也很少，只有200毫米左右，这对于农耕来说是不够的。他们能依靠的只有河流，可是河流的汛期，也就是发水期一般是每年的4—6月，而这里的庄稼是在4月收割，也就是说等河流的汛期到了，庄稼却已经不需要水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两河流域最早的农耕，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最肥沃的下游地带出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由西北向东南流，最早的农耕聚落大体在上游，也就是不发洪水的地区。

可是人类是聪明的动物，总知道哪儿的土地肥沃，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总要向最肥沃的地区进军。于是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治理大河。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的河段以及幼发拉底河在拉马迪的河段，就和黄河下游的某些河段一样。我们知道黄河是一条地上河，在下游地区，由于泥沙的堆积，导致河水的河床高于两岸的地面，比如郑州这一带。而要治理它，就要灌溉，要修渠，要挑沟，要修蓄水池。因此我们可以在两河流域看到并行的水沟，因为水沟会淤塞，所以必须挑新沟，这样的话农业就可以在肥沃的土地上诞生。人们一旦可以掌控大自然，能够利用大自然的资源，那获得的财富是巨大的。

话说回来，要进行这样一种艰辛的劳作，任何家族都办不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必然要在原有的天然的血缘组织之上重新组织社会关系。西方学者魏特夫讲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时，就提到一个庞大的权力统治一切。这一理论可以套用到两河流域，这样的话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就必然诞生了。

同时尼罗河流域也存在这个问题，尼罗河最早的农耕发源地也是出现在离洪水较远的地区，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就发展出了落母（古埃及的一种聚集区）。人们开始挑沟，开始修蓄水池，开始利用尼罗河泛滥过后的泥土，但是这种肥沃的泥土也要灌溉，这样一个灌溉区就形成了。在公元前3100年，最古老的王朝统一埃及的时候，有三十几个这样的灌溉区，所以它整个社会和两河流域又有不同。

总而言之，这种灌溉农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协调大家。这点在我们中国的某些时代也是适宜的。比如大禹，他不就是因为组织民众治水而成了万民的领袖吗？可问题是中国的洪水泛滥是一个偶然现象，不是长期的。所以，孔子赞美大禹修沟渠的功绩，而不是治洪水。过去也有水利专家讲：“我这一辈子不是要修大坝而是给农田排旱。”如何让农田不旱，雨季到来的时候如何让农田排涝，关键还是修渠。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中国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自然条件。

P46-49

都是史学界的大牛！

——豆苗少女

理论不是特别艰深，读起来很有趣，更有助于普通人以宏观的思维格局来理解历史的走向。

——刘晓萍_80

从第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到20世纪，可能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国史。从基因、语言、气候、地理到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来自复旦、南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9位史学名家，为你理清中国上下5万年的来龙去脉。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同姓不婚其实是一种政治策略。“独尊儒术”其实是因为儒家垄断了教育资源。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深层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这是一本全新视角的中国通史著作，贯穿史前中国、先秦、秦汉、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