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在这个充斥着便捷图像的世界里，艺术或者审美经验这种实践塑造了主体（自我感知）以及客体，这个客体能够转换意义与感知。《克里斯蒂娃眼中的艺术》这本书检视了克里斯蒂娃思想中的几个关键概念，阐明了它们与艺术家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以及它们在解读艺术品过程当中的应用。埃丝特尔·巴雷特（Estelle Barrett）列举了梵高和毕加索的画作、当代女性主义画家的作品、比尔·汉森（Bill Henson）的摄影作品以及范·索韦林（Van Sowerine）的动画影片，并由此论述了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是如何阐释艺术家和艺术品之间的关系，艺术家、艺术品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的。通过这些关系，她探讨了克里斯蒂娃的哪些研究可以揭示出艺术在社会当中的角色与功能，她将克里斯蒂娃的思想融会贯通，并指出了其与视觉文化之间的相关性。

埃丝特尔·巴雷特

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传播与创意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和副院长，曾出版《作为研究的实践:探索创造性艺术》(与芭芭拉·波尔特合著，I.B. Tauris 2007年出版)。

关祎

辽宁省抚顺市人，锡伯族，200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和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获民族学与生态学双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获人类学硕士学位。2009年至今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任职，关注并从事西方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的翻译与推介工作，关注国内传统手工艺研究。曾在各类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译作二十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国家重点项目2项。

第一章 作为物质过程的语言

符号与象征

否定、拒斥与意义生成

实践与经验

艺术、经验与革命

第二章 作为实践的阐释

欲望与语言

作为实践的阐释：经验的符号论

符号分析法与X功能

作为互动分析的阐释

实践与戏谑

第三章 艺术与情感

什么是情感

为什么精神忧郁

憎恶与暴力

精神分析法、精神忧郁症与艺术

艺术中的死亡与耶稣复活

什么是爱

作为哀悼之做的叙事

第四章 贱斥、艺术与观众

作为文化启蒙的“贱斥”

为什么恐惧

“贱斥”与空间

“贱斥”与反常

“贱斥”、愉悦与升华

“贱斥”、艺术与观众

比尔.汉森

谁的视觉？谁的情感抒发？

第五章 作为实践的研究：一种行动范式

为什么“反叛”

反叛的三种形式

违反禁忌的反叛

操演性、科学以及新物质主义

讲故事：作为重复与反叛的回忆疗愈

谁能反叛？

取代、组合、游戏

女性主义摄影技巧以及多重愉悦

结语

参考文献

术语表

致谢

著译者简介

符号与象征

母体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容器，她主要感知着声音（语音节奏）与语言韵律。这种互动与交换的空间或场所促使形成了克里斯蒂娃称之为符号“母体空间”（chora）的理论，它烙下了经验的最初印记、它是一种用以被遵循的尚且稚嫩的语言信号。“母体空间”是身体冲动、能量载荷以及精神印记之间的一种联结体，它构成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整合体，它不为形式所让步，却因其效能而为人所知。“母体空间”与始终处于活动状态中的身体活力相关，并且始终寻求活有机体的能力最大化。它是搏动强度、张力与张力释放之间的一种组合体，而这一系列活动产生于同生命系统之上或之外的事物的互动过程中。“母体空间”的运转先于语言的习得，它依照优先于语言的一套逻辑体系对前语言空间进行组织规划。这种运转或者说符号功能是通过生物驱动与能量释放构建起来的，它们最初围绕在母体周围，坚持作为一种象征模式而存在，这种象征模式贯穿于主体的整个生命之中，支配着个体与他者之间的种种联结。它们清晰呈现出了一种身体与外在事物之间的、身体与语言之间的连续统一体(Kristeva 1984:27)。既然身体必然的被牵涉进我们同语言的碰撞中，那么现在我们或许理解了，“符号”是一种另类的语言“代码”，是一种“身体认知”，尽管它们将自身融入到了意义的传达中去，而这些意义则是被表征于社会关系之中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新生婴儿同母亲之间的互动进行思考，去领会“非言语”维度或者说“前语言”维度的作用。就算婴儿尚未被安置于语言范畴之中、或者尚未被牵涉到任何事物之中，母亲的一个微笑或者注意力的转移仍可以被婴儿所感知或者理解。婴孩对于哭泣或者微笑的反应逐渐在其身体、生理以及社会环境之中构建起了一系列互动与效能。新的意义与行为（实践）产生自婴孩的生理反应（非言语事件）与家长的养育反应（既有语言行为也有社会调停行为，如被认可的抚养方式）的结合体，并且非言语反应或者未经调停的反应可能因婴孩哭泣的声调与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让我们将这种观点往前推进一步，关注到对语言有一定掌握的孩童。当母亲给孩童唱摇篮曲时，歌词共享着“睡觉吧小宝贝”这样一种社会含义，它构成了一种象征；另外一方面，母亲唱歌时的节奏、音调以及其他一些听觉元素则表达着符号维度。现在，想象一下假如母亲用一种平直的语调去读这些歌词，而不是用温柔的音调去唱并且配合一些表演。那么，这很可能对孩童没有什么作用。与之相反的，假如用一种大声的、愤怒的命令语气去表达这些歌词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作用的。在这种情境中，非言语维度的互动（例如哭泣的音量与频率，母亲声音的音调与音色）或许可以很好地阐明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符号”概念。在艺术的语言中，由于艺术家对修饰编码的熟练操控，符号往往以更为多样和复杂的样貌出现。

这种符号是由音节效果或者语音效果构成的，它们将语言系统推回到听觉产物的基础驱动控制中去。词语的选取和排序、重复、特定组合以及独立于语言交流功能之外而运作的声音，这些都构成了符号功能，这种符号功能能够为某种说法方式或者文本内容增加一些潜在的含义。在视觉语言中，构成符号的音节效果将系统推回到了视觉产物的基础驱动控制中去。色彩、视觉记号以及独立于图像或图标之外而运作的形式元素唤起了感知或情感，而此种机制则与这些感知或情感相关。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植根于口头语言和视觉语言运用之中的的驱动力或者说身体冲动是如何引发形成多种或多重含义的。这种以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驱动或者冲动往往是贯穿于语言之中的。在创作实践中，生成文本元素或者语言的符号特性都反映着一种言说主体的变迁、彰显着一种游戏或取乐的能力，这种游戏或取乐的能力挣脱了符号规则所带来的一切限制。这种符号特性在表征代码（现象文本）与言说（或听觉、视觉）主体的碎片体或驱动体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关联机制。这种关联机制则预示着某种“先锋”的概念以及对先锋的反叛。由此，实践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对象征规则的接纳，同时也是对规则的反叛（从而对规则进行革新）（Kristeva 1986：29）。里昂·S·鲁迪耶兹（Leon S.Roudiez）曾指出，符号与象征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用两种不同的丝线织成的一块布料。那些由身体冲动或感知所织就的部分与语言的符号特性相关，通常也被称作“生成文本”。字母的某种组合方式以及某种发音（例如诗歌中的头韵法[1]以及拟声法）等都是与词义本身无关的生成文本。那些产生于社会文化框架、语法以及其他一些规则制约下的语言元素则是一种象征特性，也被称作“现象文本”（Roudiez 1984：5）。与静态的织布相区别的是，语言具有流动性，且由于个体、社会乃至历史上对语言的运用使得语言不断发生着变迁。

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有如下两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一，语言必须要被言说或者被聆听、必须要被置于过程之中才能够具备含义，才能够对我们施加影响；第二，这种被置于过程之中的语言必须同我们的生理过程、情感与感知息息相关，它才能够具备含义并影响我们。当符号与象征不能充分的相互关联时，语言、交流乃至社会联结将失去意义与价值。由此，我们可以领会到，对于克里斯蒂娃的“作为物质过程的语言”的研究来说，“主体与实践”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创造性实践或者语言的运用，它们都包含有一种符号与象征之间的联结，一种语言与我们人生经验之间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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