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庞中英，现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主要从事全球经济、全球治理等的研究与教学。1985年本科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97年获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2007年获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系文科硕士学位，专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2001年以来，先后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曾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21世纪的大国协调”国际合作项目高级研究员兼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访问高级研究员等。有《经济民族主义研究》《外交理论与实践》《全球化》《全球治理》《重建世界秩序》等专著与译著。

本书卖点：

1.学术前沿性：首部系统探讨“全球化史”方法论与构建路径的专著。区别于常见的“全球史”研究，本书聚焦“全球化史”这一新兴细分领域，直面“什么是全球化史”“如何构建全球化史”两大关键问题，明确提出全球化史与全球史虽有联系但不可混为一谈，全球化史能弥补全球史在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的不足，并强调真正的全球化史将丰富全球史研究体系。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学界对“全球化”这一特定历史进程的系统性阐释的空白。

2.多学科视角：融合经济史、思想史、全球史的立体化分析框架。打破单一学科局限，从全球经济史、全球思想史、工业革命史等多维度切入，既涵盖经济学家的“全球化”认知演变，也剖析工业革命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地球化意义；既有对经典文本的微观解读，也有对“大分流”“大合流”“地球化周期”等宏观理论的探讨，构建起跨学科、多层次的全球化史认知网络。

3.中国视角与实践价值：立足本土，推动全球史研究转型。本书作者庞中英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权威学者，结合自身长期研究积淀，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探索“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化史研究”出发点，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参考，更能帮助读者理解全球化从概念“营销”到实践演进的真实脉络，进而思考全球化对当下世界秩序与人类共同未来的深层影响，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重新定义“全球化史”的突破之作，作者庞中英跳出传统全球史框架，直面“全球化史”方法论与构建路径的核心问题，通过12讲系统拆解，多学科交织呈现全球化的全景逻辑。本书不仅是学术前沿的探索，更为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解全球化本质的钥匙，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对全球经济等议题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内容简介：

本书提出并尝试回答“什么是全球化史”以及“如何为全球化构建一部全球史”。本书指出，已有的各种全球史不等于一个个的全球化史，或者我们不能用全球史替代全球化史。我们缺少关于全球化的全球史，也缺少关于全球史的全球化史。

本书共12讲，从全球史、全球经济史、全球思想史等多学科角度，为写作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化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希望有助于推进关于全球化史的深入研究。

目录：

导 论  构思一个全球化史

第一讲  鸟与地球 vs 人与地球

一、方法论就是论方法

二、观鸟学的启示

三、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如同鸟与地球之间的关系

第二讲  因求“全”而缺失“地球”

一、地理与地球化

二、地球与地球化

三、地球和地理

四、“人的地球化”和“地球的气候变化”

第三讲  “全球化”定义的演化及其多样性的出现

一、商戴：“全球化的定义问题”

二、全球化：定义上的多样性

三、作为“新概念”的“全球化”是如何“营销”成功的

四、“地球化定义的多样性”与“地球化”本身的复合性

第四讲  在“全球史”中寻找“全球化史”

一、什么是地球史和地球史研究

二、从“全球史”到“全球化史”

三、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的“全球化史”

四、构筑地球化史的地球史和地球史意义的地球化史

第五讲  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一）

一、笛福及其《罗宾逊·克鲁索》

二、《罗宾逊·克鲁索》：微观的、个体的、经典的虚构地球化史

三、克鲁索的各种应用和想象：一个地球的经济学史

第六讲  在经济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寻找地球化史

一、斯密的思想和理论：《国富论》的地球化

二、“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世界观”

三、地球化研究史与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

四、“全球化辩论”“国家经济成败”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

五、地球化与经济研究、经济史研究

六、能否超越“国民财富”范式而真正考虑地球的经济学

第七讲  在工业革命中寻找地球化史

一、“工业革命”的新叙事

二、工业革命的地球化和工业革命在地球化史中的地位

三、地球的工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地球化

四、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最大、最典型的“创造性破坏”

五、“工业革命的地球化”的未来

第八讲  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二）

一、地球化系统中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二、“大分流”和“大合流”的历史学辩论

三、世界历史的周期性

第九讲  “创造性破坏”与地球化史

一、重提、重思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二、“创造性破坏”的“创造性破坏”：从熊彼特到“AI 时代”

第十讲  地球化的周期和地球化的悖论

一、“地球化的周期”：一个思想史和学科史

二、“三位一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可能三边”？

三、“超级地球化”：超“全”的“全球化”

四、地球化周期、地球化悖论对地球化研究、地球化史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十一讲  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三）

一、一个百年地球化的人

二、基辛格的地球化之路

第十二讲  通过思想史构建地球化史

一、澳门的地球化和思想史途径

二、澳门为何在地球化和地球化史中如此不可或缺 /

三、地球化的哲学

结  语

附  录

精彩试读：

自 序

“全球化史”（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与“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不是一样的。本书关切的是“全球化史”。担心有人把“全球的”（Global）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把“全球史”和“全球化史”当做一回事，在本书开头，请允许我这么写。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史”逐步成为世界史学科的一门“显学”；不过，这门“显学”更加成为“显学”却不是在诞生了“全球史”学的美欧，而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在中国的“全球史”持续“发热”，反映了这门学科更加是真正的“全球的”（Global）。不少世界的历史学家兴奋地、不辞辛苦地说明“到底什么是全球史”。然而，本书没有把全球史与全球化史混为一谈，而是自问自答“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史”？

本书还提供不了一个“全球化史”，而是关于构建“全球化史”的方法论。

一、对“全球化”研究的研究

在当今的“我们的时代”，具体指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经历了40年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我们需要对“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进行反思、重思。反思、重思的一个形式和内容是提出关于“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的学科史，甚至“全球化”思想史和“全球化”史。2022年6月起，我在四川大学任教。构筑一个“全球化”学科史、“全球化”思想史和“全球化”史是我在川大学术工作的中心之一。

我们这代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生、80年代求学、90年代走上学术之路的人，经历了从“全球化”概念诞生以来的“全球化时代”。1983年，“全球化”一词或者“全球化”思想正式诞生。当时，我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同时热烈追求哲学和历史学的经济学本科生。2023年，香港中联办主办的《紫荆论坛》编辑部约我就“全球化”问题发言。我提交了一个思考角度，即“全球化”概念诞生40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球化”之原意或者本意是“地球化”。本来应该把globalization 翻译为“环球化”或者“地球化”。但不知为什么在中文中一直没有翻译为“地球化”。

我到四川大学，为本科生开出的第一门专业课是“全球化史”。有同学问我“全球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说，40多年来，“全球化”早已不是这个概念诞生时那么被人们容易理解甚至容易接受，其定义越来越多（多样的“多”），“抵制”甚至“反对”“全球化”的人似乎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很多。总之，我告诉提问的同学，在概念上，“全球化”已经“全球化”了。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或区域、不同的时期，对国际英文的Globalization有着不同的理解（定义）。之所以要有“全球化”学科史、“全球化”思想史、“全球化”史，是为了理解“全球化”的过去。

与人是生命一样，地球也是生命。我们的地球观包括地球也是生命，而且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生命的根本依托或者基础。在古希腊，地球有个名字，即“盖娅”（Gaia），其意思是“地球的人格化”（the personification of Earth）。科学家以其缩写“Ge/geo”作为地球科学的基础。把“地球化”理解为“地球的人化”（the humanization of the globe），是我最赞赏的一个“地球化”定义。因为这个定义把人和地球之间的生命、命运关系讲清楚了。

从1983到今天的这一刚刚过去的当代世界历史时期，许多人习惯于把其叫做“全球化时代”。是的，“全球化时代”名副其实，刚刚过去的40多年，用其他词语、概念、思想概括“我们的时代”都不如“全球化”准确、明确、精确。不仅如此，“全球化”是19世纪以来的最近200多年来，继工业化、现代化等一系列超级的“化”之后，世界的又一个最大的“化”。

本书试图超越“关于全球化的标准而正统”（ the standard orthodoxy about globalization），重视发生在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地球的人化”——不同的人（以及各种人类集团，如族群）在世界各地的接触（相遇）、互动（民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合作）的过程和结果。

关于global一词，这是一个比globalization还关键的词。国内大多数把global翻译为“全球（的）”，尤其是在历史学、世界史学，把Global History翻译为“全球史”（学）。然而，这一翻译是有问题的。如同globalization，global未必是“全”“球”的。恰恰是，无论哪种哪个“全球史”，其实际情况是“局部的地球的”（partially Global）。所以，本书在提到“全球史”时，有时尽可能写为“地球史”，而在“全球化”和“全球化史”的地方，则是“地球化”和“地球化史”。

当然，我的“地球史”不是地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arth/globe）。

如果尽可能地拉长globalization的历史，即把globalization放到更长的世界史中，就可以看到，大多数情况下，globalization并非是我们中文世界使用“全球化”者想象的那么“全”。如同地球并不是“圆的”或者“平的”，“地球化”并非一定是“全”的。Globalization的本意并不是强调地球化的“全（面）性”，而是“球”——地球本身。“全”是中文译者根据中国的语境等条件（包括文化或者思考方式等因素）加上的。“全”是关于“地球化”的一种想象（imagination）——摸“地球化”之大象，产生了对“地球化”的一个认识——如此之“全”。在我看来，正因为这个“全”字，使中文的“全球化”与英文的globalization、法文的mondialisation等不一定是同等（equivalent）的。

思想上，“地球化”是一个极大的创新（innovation），而且比之其他历史上的创新，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20世纪世界思想史的成就之一。本书指出了globalization曾被作为公司（企业）和国家的行动、策略和政策。这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非常突出。例如，globalization被许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接受和采取为生产和经营策略，globalization被一些政府，如美国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1993—2001）和英国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政府（1997—2007），作为公共政策（国内和外交政策）加以推行。

本书认为，“全球化”确实带来了一场深远的思想和行动革命，尽管这场革命现在有人纷纷宣称其已经“终结”。

历史（经济史）学家寻求到了“全球化”的各种起源（origins），对“全球化”研究贡献很大，使“全球化”的概念有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可惜，人们到了20世纪后期才发现、认识到“全球化”。今天，人类对全球化的认识仍然是初步的，对globalization未知远大于已知。本书总结已知的关于globalization的一些学术研究，是为了开辟进一步认识globalization的道路（包括研究方法）。

二、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学术史

为某一学科、以某种主题进行的学术写作，例如历史写作，如同盖房子等结构设计和建设，是一件美妙、复合、艰辛、长期的事业。

不仅是广义文学，远远超过文学，许多科学、学术领域使用“写作”一词。我个人找资料和阅读的一个体会是，历史学用“写作”超过了其他学科。历史学用“写作”一词，如同经济学喜欢用“生产”（produce），古代历史学家喜欢用“修史”。现代和当代历史学则是“历史写作”（Historical Writing）。

什么是“历史写作”？

“历史写作”的历史源远流长。由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与霍尔姆（Bernard J. Holm）合作两卷本的《一种历史写作》（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被认为是史学史的一个转折点。

我大学本科不是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时逐步进入了历史（世界历史）研究的道路。借用“历史写作”一词，本书是关于“地球化写作”（the globalization writings）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年，“地球化写作”是一个超级规模的人类写作事业。此种写作的结果形成的“地球化研究”（The Globalization Studies）几乎成为21世纪的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新兴学科体系。关于“全球化”的写作本身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地球化写作”是一个复数之复数。地球化研究是一门系统的、复合的、多样的学科，用跨学科、多学科等词汇都不足以描述之复合性和多样性，因为卷入全球化写作的作者不仅来自地球上不同的地点，而且来自各种不同的学科，使用各种不同的思考和叙述方法。几乎所有的学科（不仅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而且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在不同程度都介入了“全球化”研究。其实，每一个学科都要应对自己的“全球化”问题。

“地球化写作”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概念，这意味着笔者尽可能地收集和整理有关的“全球化”研究文献。必须指出，我的这种收集完全不是“大数据”收集，我也不会大数据收集。这并非因为我要抵制AI等新工具，我是高度重视“AI时代”（the Age of AI）的。我是想提供我40年的个体的专业接触和研究“全球化”的经验。

三、“全球化”史是在地球“舞台”上“男男女女”的历史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个体的人的地球化。许多人关注国家层次的“全球化”。关于国家层次的地球化，有着太多的著述，而且其文献还在增加。但是，关于个体人层次的地球化，研究上往往已经和正在被忽视、忽略。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莫洛·纪廉（Mauro F. Guillen）的著作《多代社会》（The Perennials: The Megatrends Creating a Postgenerational Society Download）一书第十章讨论“文化变化”时，作者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句子。欧洲出身的社会科学作者常常引用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也是思想家，这是我感兴趣的。为了精确，我找到莎士比亚的原话与纪廉在书中的引用对比，莎士比亚“帮了”纪廉的忙。纪廉的“多代社会”理论居然是基于莎士比亚的“世界是男男女女的舞台”“人生七段”等思想。

《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第二幕第七场的一段独白。400多年来，莎翁的这段独白经常出现在各大“舞台”：“全世界是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忧郁的杰奎斯（Jacques）通过人生的‘七个时期’讲述了‘他们的退场和上场’”。

400年来，莎士比亚的作品从英格兰走向地球各地，包括中国；从英文（包括莎士比亚创造的英文）变成中文，这不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最佳例子吗？也就是说，莎士比亚的剧作和思想“全球化”了。这个世界不知多少人已经吃过、正在吃和将要吃莎士比亚这碗饭。世界应该长期存在一个莎士比亚价值链。

地球是所有人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式的男男女女在改变着这个地球。这不就是地球化的本意吗？也就是说，莎士比亚时代，当然不存在“全球化”的概念，但是，莎士比亚用他的作品对“全球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四、从世界经济史到地球经济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缺少严格的定义，也没有与传统的“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概念加以严格区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在许多情景或者场合下，“全球经济”的术语大有取代“世界经济”概念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研“全球经济”以及与“全球经济”有关的论著、论文非常多。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在冷战结束以后的普及。“全球经济”一般被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或者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全球经济”意味着组成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各国经济和各地区经济）更加“相互依存”。

“全球经济”一词，即在“经济”前面加上“全球”，如同“全球史”一词，即在“历史”前面加上“全球”。“全球史”和“全球经济”，以及其他的“全球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学术流行。

在欧洲，“世界经济”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1776）。《国富论》指的是“各民族/人民的财富”（The wealth of nations）。这可以是最早的“世界经济”概念。

其实，“全球经济”如果写为“地球经济”，“全球经济史”改为“地球经济史”，更贴切，因为更不容易误解。

“地球经济”使“世界经济”建立在地球基础上，是对“国际经济”的一大“范式转变”。

“世界”和“地球”之间的不同，往往为人们不注意。前者可能指整个“地球的世界”，但也不一定。自从“世界”的概念诞生以来，不同思想家、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世界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人的经济等活动（包括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从局部的或大或小的区域（包括国家）经济走向更大范围的地球经济，这包括工业化经济对地球资源尤其是石化（化石）能源的深刻依赖。

“地球经济”的概念强调超越“世界经济”概念与生俱来的“英国或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强调要考虑19世纪和20世纪“非西方经济”的兴起，尤其进入21世纪后“新兴经济的崛起”。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地球经济”概念本来指向的这一重大意义往往没有被认识到。在多数情况下，交替使用“世界经济”和“地球经济”的作者，等于没有真正超越经济学上或者经济史学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至少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来，世界经济史（学）并未被地球经济史（学）完全取代。今天，我们能发现许多“世界经济史”名作，尽管他们已经越来越强调“地球经济史”的概念。

当然，概念上，“地球经济”是从“世界经济”中发展而来，如同“全球史（学）”是从世界史（学）发展而来一样。从有关学科之间比较的角度，“全球史”的一个最重大贡献是超越了世界史（学）的欧洲和西方中心主义。遗憾的是，在世界经济史（学），并没有发生如同世界史（学）那样的地球史（学）转向和转变，没有实质性超越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中心主义。这一重大遗憾情况表明，我们仍然处在世界经济史（学）的时期，除了少数作者在研究地球经济史（但他们的研究也未必是如史学的“全球史”学科那样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总体看，并不存在如同地球史（学）那样大规模的地球经济史（学）繁荣。在21世纪，构建和发展地球经济史（学）应该是（世界）经济史（学）的一个必须完成的宏大研究任务。

在认识论意义上，“地球经济”的概念本来为克服欧洲和西方经济中心主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使有的作者非常难能可贵地使用了地球经济和地球经济史的概念，但是这种使用距离（世界）经济史（学）的“全球”或者“全球经济”的范式转变仍然相当远。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的作者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他的《全球经济史》（《牛津通识系列》之一）一书在国际上以及中国的影响很大，但是该书仍然没有真正强调“全球的”，仍然坚持了以英国、欧洲和西方为中心叙述世界经济的传统路径。

一些影响巨大的来自西方的世界经济史（学）巨著，值得我们反复研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第一次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以定量的方法系统地重建了两千年（从公元1世纪至20世纪末），特别是中世纪以来整个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但是，麦氏“千年世界经济史”，其中的“全球经济史”占多少？麦迪森的“1820年转折”，尤其是1870年以后，“世界经济”进入“全球经济”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