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不诋毁，不夸张，不曲解，溯源寻根，颠覆经典——熊逸带你走进不一样的国学世界。

★“对待传统经典，有些人喜欢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更多的人喜欢跪在巨人的脚下。”“颂扬他，但不是理解他。这正是一切伟大人物的共同命运。”而熊逸不这么认为，本套书以大无畏的勇气、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从政治主张到生活哲学，从理论的内在矛盾到思维方式的漏洞拷问《老子》《庄子》《王阳明》《坛经》。既不装糊涂，也不受任何名家名人的忽悠。

★书中灼见叠出，妙语连珠。先读此书，一定可以让读者少走许多弯路、少受不明不白的忽悠。

★五本四册，本本经典，是一套诚意之作，它有趣、真挚，易懂——与纯粹学术的呆板文风完全不同，是一部流畅优美的故事集。

1、王阳阳：一切心法——不诋毁，不夸张，不曲解，一本让你真正走进王阳明的大书。

2、道可道 : 《老子的要义与诘难》——聚焦《老子》——一部几乎没有被真正理解过的奇书。

3、逍遥游 : 当《庄子》遭遇现实——如果你渴望洒脱自由的人生，就应该拥有这本书。

4、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向我们展示一个和普通人心目中迥然不同的佛学世界。

内容推荐：

  1、王阳阳：一切心法——《王阳明：一切心法》是一部诚意之作，它有趣、真挚，易懂，只为让你了解真正的而不是为误解的王阳明，了解“心”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是驱动整个世界总的发动机。不是看破红尘、心如死灰。而是一场在针尖上飞旋的舞蹈，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保持平衡，同样让你了解心学的真谛而不是浮于表面的心灵鸡汤。

  2、道可道 : 《老子的要义与诘难》——《道可道》就是要揭开荒谬，还老子政治思想家的本色，看看他到底在向当权者讲述什么；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又该如何定位和理解这一部《老子》。熊逸值得追随。他的书有思想的锐度，有视野的广度。有一天你翻起它们时，一个知识的旋涡将你吸进一场穿越之旅。回到经典诞生的年代，回到古圣先贤身边，用今人贯穿中西的千年思想积淀与他们展开一场智慧的对话。 

  3、逍遥游 : 当《庄子》遭遇现实——读《逍遥游》，是一次思辨的旅程，一如既往地打着深深的熊逸烙印，具有极高的知识浓度和美好的阅读趣味。我不知道我的一生是不是有一天能够实现梦想中的“逍遥游”，但至少读熊逸的著作总能让我暂时找到一种逍遥畅游的精神体验。

  相信你也能够找到。请跟随熊逸进入庄子的世界。由逍遥之门而入，穿过260多页寻踪索迹、妙趣横生的文字，我们走出的却是一扇叫作“不得已”的大门。

  4、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思辨的禅趣》向我们展示一个和普通人心目中迥然不同的佛学世界。关于禅趣，很多人都会想到林林总总的机锋公案，然而那些讲解机锋公案的读物往往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本书则着力于贯通禅宗的核心义理，高屋建瓴地使所有机锋公案都可以迎刃而解。

  熊逸带我们快快乐乐读一部《坛经》，一边拆开这部中国原创经典中大和尚们吹的牛，一边给我们普及佛教的原始教义。

作者简介：

熊逸

中国当代重要的一位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熊逸坚持用这个笔名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代表作品

《王阳明：一切心法》

《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

《逍遥游 : 当《庄子》遭遇现实》

《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前言：

题记1 

        最后有必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虽然采用了诙谐通俗的行文风格，但仅适合于那些怀有纯粹的文化趣味的读者，如果你需要的是任何形式的心灵慰藉、人生感悟或关怀，那么还是放下这本书为好。

        人们总是对禅宗的机锋公案给予过多的热情，而正确的阅读顺序其实应该从《坛经》开始。《坛经》创设的理论体系是后来一切机锋公案的思想源头，所以，若从《坛经》入手，则可以高屋建瓴，一通百通。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将《坛经》及禅宗纳入思想史的范畴加以考察的，尽力把相关的那些深刻的或看似诡异的佛学义理有理有据地阐释清楚，梳理它们的来龙去脉，展示的是一个和普通人心目中迥然不同的佛学世界。之所以使用轻松诙谐的笔调，仅仅为了阅读的便利。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显然并不适合虔信的佛教徒，而仅仅适合于那些对佛教世界怀有单纯的好奇心以及对佛学义理怀有纯粹智识趣味的读者。

题记2

     1859年，穆勒的《论自由》一书这样谈到，所有基督徒都相信，受到祝福的是贫穷、卑贱、遭受侮辱与损害的人，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基督徒不该评判别人，免得也被别人评判，应当爱人如己，安心过好今天而不去预计明天，应当把内衣一并交给夺去自己外衣的人，应当把自己的所有财物分送穷人……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的确满怀诚意。

        穆勒认为，基督徒们都相信《新约》的训诫是神圣的，也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训诫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但是，当真这么去做的人可谓千中无一。他们实际遵循的行为规范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们那里的风俗习惯。

        这个意见适合于所有大众化的宗教信仰。禅宗，乃至整个佛教，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有人执意要从历史脉络与经典文本当中考订“原始意义”，阐明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经义在历史情境下是如何顺理成章，并且以极尽通俗的语言讲给听众的话，一定是非常不受欢迎的。遗憾的是，本书做的就是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

——思辨的禅趣

为什么读王阳明

      我一直以为，今人对王阳明的热衷颇有几分荒诞，倘若他们当真了解王阳明的一生成败以及阳明心学的真实含义，当初的热情会不会在转眼之间烟消云散呢？

   王阳明似乎是被当作今天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崇拜的。人们叹服他的烜赫事功，至于他的学说与品德，看上去只是辅助他成就事功的工具。太多人之所以在这个充满诱惑与竞争的时代甘心拿出一部分本可以用来获利或休闲的时间沉潜于故纸堆里，涉猎一点阳明心学，只是因为幻想着可以由此获得王阳明借以成功的思想利器，使自己变身为成功人士罢了，至少也要比当下更成功一点。

   这样的想法究竟有几分可靠呢？我很想率先交代一个发生在金融行业里的真实故事：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据2014年官方统计的收入排名，金融行业稳居榜首。高收益自然伴随着高风险，某位金融精英用以应对风险、缓解心理压力的措施是颇有几分代表性的：拜一位“大师”为师，每有斩获，便不吝名车、豪宅向“大师”进贡。事情的第一个蹊跷之处在于，所谓“大师”，自当是修为高深、云淡风轻、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怎么可能像凡夫俗子一般贪恋物质呢？而且，如果他真的有能力指点学生发财，这样的指点岂不是使学生在物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与超凡脱俗的高人境界南辕北辙吗？

   我有幸聆听过这位“大师”的解释：“你们修为太浅，很容易被钱财腐蚀心灵，所以多余的钱财自然应该奉献给我。我已经有了足够的修为，钱财无论多寡，都不会对我的心灵造成任何损害。”

   好的，在我们失声发笑之后，不得不承认在这短短的一番说辞里竟然隐藏着高深的理论素养和无懈可击的逻辑，俨然有古之儒者的风范。儒家经典《礼记》有这样一段话：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

   这段话描绘出儒者的经典形象：他是自信满满的原则主义者，只依据内心原则做事而不计成败。任你用金钱和声色犬马来包围他，他也不会做出有亏于道义的事情；任你凭借人多势众来胁迫他，甚至以死亡来恐吓他，他也不会有半点动摇；如果遇到猛兽，他会以全部勇气出手相搏，全不在乎力量的悬殊；如果需要拔山举鼎，他也会当仁不让，全不管自己到底有多少气力；他既不会对过去的事情后悔，也不会预估将来的风险，始终保持威严的容止，遇事不会改变既定的谋划……儒者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些地方啊。

   不难想见的是，如果我们把《礼记》的这篇文字当成一段心理侧写的话，我们会相信这是虔诚的宗教人士才有的样子。在任何云谲波诡的环境里，无论是古代的宫廷斗争还是现代的金融赌博，这样的心理素质无疑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成功要素。而假若它是可以被购买的，我相信愿意一掷千金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那位金融精英从“大师”身上以名车、豪宅所换取的，归根结底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换言之，“大师”的存在无论是否真的具有逢凶化吉、指引金光大道的意义，至少使人相信了这些意义的存在，从而摆脱了各种患得患失的纠结和焦虑。

   你对一位“大师”的信心越足，你的心灵安定感就越强，应对不确定事件时的心理素质也就越好，这就是“心诚则灵”的道理。虽然从客观角度上看，“精诚所至”的付出未必就会导致“金石为开”的结果，但只要你真的“精诚所至”，至少你会相信“金石为开”的结果已经出现或者终将出现，即便你一败涂地，也比旁人更容易找到宽慰自己的理由。

   正如理性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优势，非理性也有同样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当我们以十足的理性态度对各种“大师”之流满怀讥讽的时候，不要忘记人类倘若没有这些愚蠢之流，人类的心理机制倘若缺乏这种欺骗与自我欺骗的能力，那么心理崩溃将会成为最致命也最普遍的痼疾。

   幸或不幸的是，对于太多人而言，王阳明正是这样的一位“大师”，何况他的成功经历早已为他的学说做出了可信度十足的背书。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无论是同在大儒级别的朱熹也好，为王阳明开学术先河的陆九渊也好，他们的生平与学说在今天的大众市场上已经很少有人关注了。原因就是这样简单：他们都不是“成功人士”，所以他们的学说不值得认真对待。

   是的，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成功”和他的“成功经验”之间的联系远不似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紧密。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家世

  一 

    嘉靖元年（1522年），已是知命之年的王阳明居越服丧，从此过了六年“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的散淡日子。任凭朝廷里新君即位，“大礼议”事件沸沸扬扬，他只是聚众讲学，不问其他。仰慕者不断从全国各地汇集到王阳明身边，其中不乏某些怀有特殊目的的人。

    嘉靖四年（1525年），一位名叫张思钦的陕西儒生南下数千里，专程拜访王阳明，恳请后者为自己刚刚去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对王阳明而言，这也算是名人注定要承受的诸多苦恼之一吧。我们今天会在王阳明的文集里看到大量或情愿或不情愿的应酬，毕竟总是有人不介意去麻烦别人的。在王阳明的时代，墓志铭几乎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陋俗，比八股文还要程式化。平常人家哪有那么多丰功伟绩可以歌颂，受孝子贤孙所托的文人墨客在隔靴搔痒的姿态下又怎能写出多少感人的真挚呢？

    撰写墓志铭真是何等费心费力、临深履薄的事情，王阳明当然有十足的理由推辞。但张思钦既然为了这件事情不惜跋山涉水数千里，显然怀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心，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我们可以轻易预见的是，王阳明终于被感动，或者终于不胜其烦，满足了张思钦的愿望。但是，事情的结局相当出人意料，王阳明只用一番话便打消了张思钦的执念，还使这位孝子心悦诚服地成为自己的门生。

王阳明的大意是，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希望借我的文章来使自己的父母永垂不朽。这份孝心固然可嘉，却还可以再推进一步，若想揄扬父母的声名，与其托之于他人之手笔，不如托之于己。子为贤人，父母便是贤人之父母；子为圣人，父母便是圣人之父母。今天我们知道叔梁纥的名字，岂不因为他是孔子的父亲吗？（《书张思钦卷》）[见《全集》，第309-310页。]

    儒家推崇孝道，《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这样的标准下，自身成贤成圣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王阳明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说服了张思钦。

当然，如果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我们会责怪张思钦缺乏概率意识：成贤成圣固然最好，但概率太低；请名人撰写墓志铭虽然只是次优方案，却实在是最明智的选择。张思钦后来果然未能成贤成圣，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姓甚名谁，倘若他当真从王阳明那里求得了一篇墓志铭，后人却很容易从王阳明文集里读到他父母的姓名与事迹。只是王阳明不会认同这样的道理，在他看来，成贤成圣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每个人天生都是圣人的坯子，为什么不可以立下这样的志向呢？

    从客观上看，王阳明自己倒是做到了“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正是因为他为自己挣得的声名，才会不断有人悉心考索与记述他的历代祖先的生平事迹。这些记载更得到后人认真的编辑整理，以《世德记》的名义编入《王阳明全集》，使我们可以知晓王阳明究竟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为一代圣贤的。

  二 

    王阳明的先祖，一般被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名人王览。“二十四孝”有个“卧冰求鲤”的故事，主人公王祥就是王览同父异母的兄长。王祥、王览兄弟自幼皆以孝悌著称，成年以后皆在高官显爵中幸福终老。

    王览一支，终晋一代都是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亦即“旧时王谢堂前燕”里的那个王氏家族，其中就出了王导、王羲之这些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在王阳明家谱里确切可考的祖先其实追溯不到如此久远，审慎的谱系应当从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六世祖王纲开始。

    王纲，字性常，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尤其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元朝末年，王纲侍奉母亲在山中躲避兵乱，偶遇一位道士前来投宿。王纲的识鉴长才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看出这位道士绝非常人，于是执礼甚恭，当夜便从道士那里学成了占筮之法。

    道士自称来自终南山，名叫赵缘督，最后还以神秘的筮法为王纲预测了未来：“您的后代子孙将会出现一位名人，但您本人不能善终，何不随我一起修道呢？”王纲当真动了心，只是考虑到母亲将会无人照料，不由得面露难色。道士笑道：“我早知道您尘缘未断啊！”

    这段记载见于张壹民《王性常先生传》，被收录为《世德记》第一篇。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竟然想到了基督教神学里《旧约》对耶稣基督的接二连三的预表。是的，王纲的生平仿佛正是对王阳明一生经历的预表，这所有的细节与关键词都仿佛是作者刻意为之的。

    王纲的传奇事迹还不止于此，他还曾在刘基寒微之时准确预言了后者发迹。后来元明易代，刘基以开国元勋的身份举荐王纲出仕，那时候的王纲已是古稀之年。

    王纲既然精通占筮，兼具识鉴天才，辅以丰富的人生经验，在官场上理当一帆风顺才是。但命运总有几分奇诡的色彩。当时潮州发生民变，王纲以广东参议的身份前往督运军粮，临行时对亲人说道：“我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于是致书与家人诀别，带着儿子王彦达踏上了阴霾密布的征程。

    王纲在潮州成功完成了使命，意外发生在归途之中。行至增城的时候，有一伙海盗截舟罗拜，强邀王纲来做首领。海盗们每天拜请不已，但精诚所至换来的不是金石为开，而是王纲不绝于口的斥骂。失去耐心的海盗终于杀掉了王纲，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要把在一旁哭骂求死的王彦达一并杀掉。幸而贼酋有些见识，认为“父忠而子孝，杀之不祥”，听任王彦达将父亲的尸身以羊革包裹，背回禾山安葬。这时候的王彦达，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王纲的一生仿佛昭示了这样的道理：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即便你有预测命运的本领，也没办法趋吉避凶。更加令人心寒的是，王纲之死并没有在新兴的大明王朝得到几分应有的重视，足足过了二十年时间，朝廷才想起王纲的节义壮举，于是在增城为他立庙祭祀，还要录用王彦达为官。

    但是，父亲的前车之鉴使王彦达终身不肯踏入仕途，只在贫衣恶食的躬耕岁月里奉养年迈的母亲，并以先世遗书付与儿子王与准，叮嘱他只要勿废先人的文化传统即可，不可存了读书仕进的念头。

  三 

    王彦达这种避官场如避水火的态度其实有违儒家孝道。

在孝道传统里，读书人如果家贫亲老，那么为了奉养父母，哪怕身处乱世，也有义务出来做官。[对于这个问题，最经典也最常被人称引的文字是孟子的一段话：“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世德记》仅仅将王彦达的反常举动解释为“痛父之死”，实情当然不止于此。

    在明代初年，做官非但是第一等的高危职业，并且侮辱时刻与杀机相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反元战争中以帮派手段统御军队，于是使明代的政治风气充满了帮派色彩，士大夫形同黑帮马仔，其地位与尊严至此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把握“帮派风格”实为我们理解明史的第一块基石，幸而帮派风格大有平民社会的意味，比起周代的封建格局、汉代的贵族习气、唐代的门阀传统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甚至亲近感也更多些。

    若换作以往的时代，读书人至少可以不求仕进，以隐逸生涯优游卒岁，朝廷一般并不刁难这些“非暴力不合作”分子，要么给以礼聘，要么给以优容，因为隐逸——借用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一文中的名言——“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但强横的明太祖只奉行简单粗暴的斗争哲学：凡不肯归附我的，都是我的敌人。

    于是，读书人的仕进与否忽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生观意义上的取舍偏好问题，而变成一个严峻的、事关政治站队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隐士们非但不再是“王教之助”，甚至连“非暴力不合作分子”都算不得，而变身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派”。进步的洪流有十足的道德理由或将他们裹挟而去，甚至将他们碾为齑粉。譬如苏州有姚润、王谟被征不至，贵溪有夏伯启叔侄断指以明不仕的决心，下场皆是人头落地，家产籍没。罪名堂而皇之地见诸太祖钦定的法律条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三编》）这难免不让天下读书人惴惴不安，思忖着这样一场改朝换代看来真有一点史无前例啊！

    在仕途险恶的时代，退归林泉可以避祸全身，儒生们却必须面对这个崭新局面：纵使庄子复生，怕也做不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在远离尘嚣的泥潭里自由打滚了。

仕途是刀山，林泉是火海，除此更无第三条路可走，人生至此，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