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
南斯拉夫NIN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得主的时代证言——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1949年生于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流亡欧洲，一生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她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而是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并于 2017年参与签署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黑山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联合发起的《共同语言宣言》。

以自身经验为源泉，杜布拉夫卡多年来一直在书写“故国”“战争”“移民”“流亡”“同胞”，但她不甘于只做时代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不断深入“语言”与“叙事”内部，探索人类心灵的幽微角落与群体命运的无常瞬间，以复杂的结构、有力的意象、准确的修辞，将“历史”与“记忆”妥帖地安放在“文学”的世界，呈现了一种具反思能力的移民文学样本，同时也是一部绵延无尽的命运组曲。

杜布拉夫卡长年盘踞诺奖赔率榜前列，同时也是欧洲极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卫报》赞称杜布拉夫卡是“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苏珊·桑塔格对她也极为珍视：“一个值得被仿效的作家。一个应当被珍惜的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更是不吝赞美：“看清这个世界的黑暗需要一双局外人的眼睛：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就是那个局外人。”

★“流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普遍难民化的世界，前南斯拉夫的私人历史已成为全人类的生命经验——

一开始都是这样。或者那样。他们做了那件事，去了那里，然后来到荷兰。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短短的“战后”发生了太多的事，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地点和时间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 “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祖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一群没有身份的人——

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分裂，他们的愤怒，被压抑住的抗议。我们全都遭受过某种侵犯。我们被剥夺的事物的列表既长又可怕：我们被剥夺了出生的国家和正常生活的权利；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语言；我们经历了羞辱、恐惧和无助；我们领会到了被贬低为一个数字、一个血缘群体、一堆东西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人脸上都印着无形的耳光。兔子似的闪烁神情，体内那种特别的紧张，嗅嗅空气以判断危险来自何方的动物本能。“我们性”表现在紧绷忧郁的面容中，眉头一抹阴云里，总也挺不直的背上，近乎内化，几不可察。

★“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它又是我们的战争。——

有时，我们会认同我们模糊的共同身份，有时又会嫌恶地拒斥它。我一次又一次听人说：“那不是我的战争！”它不是我们的战争。但是，它又是我们的战争。因为如果它不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不会来到这里。因为如果它曾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如今也不会来到这里。

★“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母语，夺回一门语言的叙事能力——

我们在讲着一门只有我们自己懂得的灭绝语言。我们怎么能够向任何人解释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以及——更重要的——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感觉呢？这是炼金术：我曾向他们保证终点会有黄金，尽管我完全知道一个在某个时刻灿烂夺目的细节，到了下一刻就可能会暗淡消散。我们共同复苏的心脏也一样。……我有时感觉自己在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母语……这是一场逐渐输掉的战斗：我会想到一个词，但不知道它的实际意思；或者，我感知到了一个意思，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我一直在想，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它到底能做什么事呢？比如说，它能讲故事吗？

★“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忆也是一种遗忘，恢复也是一种删除——

我意识到自己是在走丝：激发记忆既是对过去的操纵，也是对它的禁止。我们的前国家的当局已经按下了删除键，我按下了恢复键；他们在抹除南斯拉夫的过去，将每一件不幸都归罪于南斯拉夫，包括战争在内，而我通过构成了我们当年生活的寻常小事的形式唤起了过去，进行了一次失物招领活动，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尽管他们在操纵数百万人，而我只能操纵这里的几个人，但我们都在搅浑现实。我在想，通过唤起令人喜悦的共同过往经历的图景，我会不会在模糊近这场战争的血腥图景；通过提醒他们Kiki牌糖果的滋味，我会不会在淡化那个只因为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就被同龄人捅死的贝尔格莱德男孩的案件；通过鼓励他们回想流行漫画书里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米尔科和斯拉夫科，我会不会在推后他们直面那些沉醉迷狂于短暂权力的南斯拉夫战士对同胞所犯无数暴行的时间；或者说，通过唤起那首流行歌曲的副歌歌词“美人啊，只要你知道了波斯尼亚人的吻，事情就会这样发生”，我会不会麻木了无数波斯尼亚死难者带来的冲击，比如说塞利姆的父亲。暴行是列也列不完的，而我却在这里，用甚至已经不复存在的、渺小的寻常乐事将暴行推到背景中去。

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
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能够讲故事吗?
一开始都是这样。或者那样。他们做了那件事，去了那里，然后来到荷兰。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短短的“战后”发生了太多的事，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地点和时间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 “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在媒体化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记忆经过许多个中介，以朱丽叶·比诺什或红白蓝编织袋的形式出现，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
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一真实的证人。

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后 记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šić，1949—2023），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大学就读期间，主修俄语文学及比较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留校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杜布拉夫卡因公开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于1993年被迫离开克罗地亚。此后，杜布拉夫卡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96年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从事小说创作、文化评论、翻译、文学研究及编辑出版等工作，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
著有《渡过意识之流》（Ford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谎言文化》（The Culture of Lies）、《无条件投降博物馆》（The Museum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多谢不阅》（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疼痛部》、《Baba Yaga下了一个蛋》（Baba Yaga Laid an Egg）、《狐狸》等作品，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获南斯拉夫NIN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获国际布克奖提名，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短名单。
杜布拉夫卡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她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并于 2017年参与签署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黑山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联合发起的《共同语言宣言》。

如果你关心语言，及其在试图界定人类境况时的屡屡失败与偶尔成功，那么乌格雷西奇的这本小说可谓臻于美。这种“翻译”，这种对本质上是同一门语言的五六种演化之间种种微妙曲折的把握，可谓师手笔。《疼痛部》会让你对神——或者更可能是对人——产生敬畏。——《华盛顿邮报》
她那简短而犀利的隐喻，她对韵文、寓言、故事、噩梦与美梦的独到运用，为我们描绘并定格了流亡的意象……乌格雷西奇酸楚而又不安的隐喻，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文学评论》
阅读这部小说，令人心神不宁又欲罢不能。——《泰晤士报》
看清这个世界的黑暗需要一双局外人的眼睛：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就是那个局外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叙事迷人而流畅，兼有灵光一现的反思……一个值得被仿效的作家。一个应当被珍惜的作家。——苏珊·桑塔格
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卫报》
乌格雷西奇知道，她书写的是更宏大、更广阔的主题编年史。——《纽约时报》
罕见的、不可模仿的作家。——《华尔街日报》
乌格雷西奇是一位很耐读的作家——高雅，复杂，自觉的后现代风格——但不失轻快风趣，是在巴尔干战火纷起之后的游历生活中所遭逢的多种文化的敏锐观察者。——《环球邮报》
她听起来就像是一位你闻所未闻的幻想文化研究教授，在看似毫无关联的观念之间建立起天马行空的联系。——《新共和》
乌格雷西奇其敏锐地洞悉了我们文化中随处可见的愚蠢行径与无处不在的错误观念。——伊娃·霍夫曼

我们是蛮族。我们部落成员额上都盖着哥伦布的隐形印记。我们向西航行，却来到了东方；实际上，我们走到的西边正是我们走到的东边。我们部落被诅咒了。
我们定居在市郊。我们选择这里，是方便时机成熟的时候收起帐篷，再次启程，为到达东方而向西边进发。我们住在灰色的、拥挤的、造价低廉的装配式建筑里，它们环绕在市中心周围，就像城主的钥匙链上的一圈钥匙。有人称之为贫民窟。
有的定居点都是一样的。通过阳台上架起的圆形金属卫星锅就能认出我们，这种设备让我们能够感知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人的脉动。我们这些失败者，仍然与那片被我们在仇恨中抛弃的土地上的生灵是一体的。他们没有卫星锅；他们有狗。我们怕狗。天刚亮，他们的狗就跑到阳台上，用吠叫声传递它们的信息。吠叫声在混凝土大楼之间来回弹跳，就像乒乓球一样。回声让它们发了疯。它们叫得更大声了。
我们有孩子。我们在可怕地繁殖。据说袋鼠有一个幼崽跟在身后，一个在育儿袋里，一个在子宫里即将出生，还有一个是即将受精的准受精卵。我们的女人和袋鼠一样大：她们有数不清的后代跟在身后，就像城主夫人钥匙链上的钥匙。我们的孩子脖颈挺直，深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我们的孩子是克隆人，男孩子是小号的汉子，是他们父亲的翻版，女孩是小号的妇人，是她们母亲的翻版。
在这边我们从BASIS、Aldi、Lidl、Dirk van de Broek把袋装盒装食物买回家；在那边，我们买批发货，一次买好多。我们的鱼市散发着鱼腥味，我们的肉店散发着血腥味。我们的商店脏兮兮的：我们从卤水塑料大桶里买肉吃。我们什么都摸两下，拿起来看，戳一戳，翻个面，听听声，一个摊、一个摊地逛。市集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的定居点就像绿洲：它满足了我们的全部需求。它有幼儿园、小学和驾校；它有邮局、加油站和电信中心，往老家打电话价格实惠；它有干洗店、洗衣房和美发沙龙，我们的人给我们的人剪头发；它有咖啡厅，年轻人可以在里面吸大麻树脂，还有青年人的另一个据点，土耳其比萨店；它有我们的礼拜场所，还有两三家开给成年男子的酒馆。我们有我们的酒馆，他们有他们的酒馆。界线分明。游客永远找不见我们，除非是误打误撞。至于高等人，也就是运河人，他们说他们要有底层签证才过得来。话又说回来，他们来这边有什么事做呢？于是，他们待在他们的地盘，我们待在我们的地盘。如此一来，人人都感觉安全些，自在些。
我们是蛮族。我们是美社会的反面，我们是照着它的鼻子弹出个小丑的玩偶匣，是它的半世界，是它丑陋的下边—它的平行世界。我们在它的屎、狗、人中间淌过；我们在清晨和深夜游荡时撞上它的老鼠。朝我们吹来的风里卷着垃圾：我们自己扔掉的塑料袋，我们的孩子丢掉的玛氏巧克力棒、Kit-Kat威化饼、士力架包装。每天早晨，海鸥都会来享用正在变质的垃圾食品，喜鹊则会啄食土耳其比萨。
我们的男青年凶狠阴郁，怒气冲冲。入夜后，他们就像流浪狗一样聚在水泥地面的荒地上泻火，直到一两点钟。他们在废弃的儿童游乐场彼此追逐，荡秋千，跳跃，喊叫；他们把公用电话亭的话筒拽下来；他们朝车窗扔石头；他们随手偷东西；他们用空啤酒罐踢足球，声音像是打机关枪；他们像疯子一样骑着摩托车在定居点里穿梭。夜里是他们的天下。我们像老鼠一样躲起来颤抖：他们的尖叫声让我们血液发凉。警察对我们的地盘撒手不管，任由尖叫声像酸液一样腐蚀我们。我们的男青年是玩刀好手：他们的刀就是手的延伸。我们的男青年是吐痰大王：他们用痰来标明领地，就像狗用尿标明领地一样。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就像村里的野狗。
我们的女青年是安静的。她们的存在本身让她们难堪，这从她们的脸上就明显看得出。她们把头发裹在手帕里，眼睛盯着地面，在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就像是影子。如果你在电车上碰到过其中一位，她肯定是趴在祈祷书上，一字一顿地念经，就像往外蹦葵花籽似的。她很快就会起身，不往左边看，也不往右边看，快步下车，嘴里还念叨着经文，双唇动个不停，就像是骆驼。
我们长着浓眉毛的中年男人聚在混凝土制成的、绿松石色圆顶的清真寺周围。这里的清真寺看起来更像是日托中心，而不是礼拜场所。夏天，他们蹲在清真寺旁，蹭墙避暑（尽管天上看不见太阳）。他们没事就来晃悠，朝彼此身上闻，绕着清真寺转圈，手背在后面，不时停下来换换脚，拍拍别人的背，见面时拥抱，分别时也拥抱，节日清真寺人满为患的时候，他们就到马路上向东跪拜。狗从早到晚啃骨头，我们的男人从早到晚抱着清真寺不放。
当天空低得能碰上脑袋时，当气压计降到了底，空气潮湿到我们要用鳃呼吸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沉重，落到底层，那里不分区，我们用四肢爬行，像孵出来的小鱼一样生活。只有在那里，在石头河床上，我们的鳞才会蹭到别人的鳞，我们的鳍才会碰到别人的鳍，我们的腮才会压到别人的腮。
我们是蛮族。我们不写字，我们将签名留给风：我们用声音签名，我们用呼唤、大喊、尖叫、吐痰来发出信号。这就是我们标明领地的方式。凡是摸过的东西，我们都要用手指敲两下：垃圾桶、窗格、管道。我敲故我在。我们会打拍子，打得和牙疼一样疼。我们在婚礼上哭，在葬礼上哭，我们的女人痉挛似的声音打在混凝土立面上，就像是暴风雨。我们会打碎玻璃杯，欢闹起来：鞭炮是我们喜欢的玩具。声响是我们的字母表，我们闹出的动静是我们存在的一证明，是我们留下的一痕迹。我们像狗一样：吠叫。我们对着朝头顶压下来的灰色天空吠叫。
我们是睡着的人。我们部落成员额上都盖着哥伦布的隐形印记。我们向西航行，却来到了东方；实际上，我们走到的西边正是我们走到的东边。我们部落被诅咒了。回到我们出走的土地意味着死亡，留在我们来到的土地意味着失败。于是，离开的情景在我们的梦里无尽地重复，离开的那一刻是我们一的胜利时刻。有时，在从清真寺走回家的一小段路上，我们会被困意压倒，便找个长椅躺下，长椅顶上的树正在竭尽全力地生长。空气潮湿而温暖，满月形似霓虹，夜空是海军蓝的颜色。我们就这样在水泥树下的水泥绿洲中入睡，回味着已经回味了无数次的离乡情景。我们收起帐篷，背上包，一阵强风搅动沙漠的沙粒，我们的轮廓开始模糊，一齐消失在浓密的沙幕中。

30
我站起来，随手拿了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里。然后我走回沙发旁边，把落在床单上的墙纸碎屑抖到地上，躺了下来……
这盘带子是菲利普·考夫曼执导的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电影版。这本小说我读过两遍。另外，我对文学作品的电影版是质疑的：好的作品似乎也配不上原著。影片一开场就引起了我的警觉：丹尼尔·戴－刘易斯和朱丽叶·比诺什的长相可能比许多捷克人还捷克，但比诺什在努力讲一种捷克口音的英语，而她只念对了一个词：安娜·卡列尼娜。影片对共产党政权下现实日常生活的诗化呈现也让我生气：表现包裹在蒸汽中的丑陋裸体、泳池旁下象棋的老头的精彩镜头，还有破败的捷克温泉度假村（这幅场景同样出现在克罗地亚）和布拉格街景（不禁令人想起萨格勒布）。或许，我的恼怒是一种老生常谈的条件反射（他们怎么会了解我们？），而那只是被殖民者的傲慢罢了，因此并不比殖民者的傲慢更令人宽慰。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无辜的考夫曼变成了侵占那片只有我才有权利居住的土地的殖民者。
但是，当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黑白纪录片片段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当我看到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看见街头的抗议和冲突在一名用转轮手枪瞄准围观者（包括比诺什）的苏联士兵的特写镜头中达到高潮时，我感到了不安。转轮手枪在瞄着我。比诺什—她被巧妙地插入影片中，疯狂地拍摄着坦克的照片—不再能挑动我的神经。突然间，这部电影变得真实了，变得私人了，变成了我的私人故事。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我还感到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想。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我才六岁，因此这不可能是单纯的、纯粹的感同身受。我发疯似的算了起来：昆德拉的小说是1984年出版的；考夫曼的电影是1987年，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前的两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前的四年上映的，这意味着我有可能在萨格勒布看过这部片子（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看过）。我的头脑从无意义的计算游开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时间观已经完全混乱了。我就像“二战”后留在菲律宾丛林里的日本兵，被人发现时，他们竟以为战争还在继续。一切都混在了一块—时间线、画幅—我搞不清。很久以前的事好像刚刚才发生，近发生的事则被推到了很久以前。我一的参照点似乎就是那盘标着日期的录像带。我环顾四周，就像一名遭遇海难后刚被冲上海岸的水手。我住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国家里的不属于我的城市里的不属于我的公寓里，周围是剥落的墙皮和发霉的味道。我手中的遥控器还能用，但我的内部控制装置已经没电了：不管按多少下，我都动不起来。我在想，过去发生的事是什么时候找到时间发生的，为什么考夫曼的电影让我感觉它好像是CNN的时事新闻，在报道两年前才签署的脆弱的《波黑和平协议》，又感觉它是远古的历史，我对它完全无动于衷。
事实证明，我刚刚受到的打击要比起初看起来复杂得多。幻肢综合征或思乡病这样的词只是随意起的词语标签，用来指代人失去了不可能复原的事物时产生的复杂情感打击。它们隐含的意思是，不管我们有没有与失去和解，或者释怀过去，放下回归的欲望，由此感到解脱，那其实都没区别。因为打击并不会因此减轻烈度。思乡病—如果这个词恰当的话—是一个野蛮恶毒的凶手，喜欢突然袭击，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发起攻击，直捣心口。思乡病总是戴着面具，唉，真是讽刺中的讽刺，我们是随意袭击的受害者。思乡病以翻译的形式呈现—往往翻译得很糟—发生在复杂的过程之后，有点像孩子们玩的传话游戏。一名玩家对着旁边人的耳朵说一个词，接着逐个往下传，传到后一名玩家时说出来，就像从帽子里钻出来的兔子。
我近心口位置受到的打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了许多个中介和媒介，直到在无数次调和之后，以朱丽叶·比诺什的形式出现。比诺什是传话链条上的后一环，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时机刚刚好。因为换一个时间的话，她的翻译可能就是胡话了。在那个时刻，唯有在那个时刻，考夫曼的影像—很像理想化的可口可乐广告—能够对我的潜意识发起突然袭击，我完全被打垮了。
尽管我感觉自己只有南斯拉夫故事的正经版权，但在那一刻，有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我发自内心地哭了，为了一张虚构的、纠缠的网而哭，它的标签可以随意贴：东欧、中欧、中东欧、东南欧、他者的欧洲。我想不明白：消失在劳改营里的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还有那些控制了捷克人的人、被俄国人和匈牙利人控制的捷克人—匈牙利人自己也被俄国人控制—还有为俄国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提供食物的保加利亚人，还有前南斯拉夫人，他们基本上是自己控制自己。我在用头撞逝者之墙。我像一名巴尔干地区的哭丧人，我为每一个人的痛苦而痛哭，唯独我自己的痛苦没有声音。我为萨格勒布、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斯科普里倒塌的建筑哀悼。我被儿时喜爱的品味糟糕的巧克力包装纸（更别提巧克力本身的糟糕口味了）触动，我为碰巧回想起的旋律、一张黑暗中偶然出现的脸、一个声音、一个调子、一句歌词、一句口号、一个气味、一个场景而哀叹。我坐在那里，盯着逝者的地貌，把心都要哭出来。我甚至为考夫曼的特技镜头而落泪，它毕竟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感受；我还为胶片上的比诺什流了一滴泪。
然后，我又想起了学生们。他们也会被同样的地貌所感动。问题是，他们的变身成功率低：他们迟了一秒钟，几分之一秒钟。不，他们的变身终将失败。我能感觉到，在他们已经内化的点头哈腰中，在他们眼睛里的阴云中，在他们脸上看不见的耳光中，在他们喉咙里堆积的模糊的怨恨中。
如今，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乱草中，任何一分钟、任何一秒钟都可能钻出来一个全新的、全然不同的圈子。他们拿着题目动听的博士论文，比如《认识过去向前看》。他们是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却死在那里的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孩子，因为回家意味着死亡，而留下意味着失败。他们会成为托马斯和特蕾莎的遗孤。他们会像三文鱼一样逆流而上，但时代变了，河流变了，同伴也变了，变成真正向前看，不再认识过去的人，至少是对过去有不同认识的人。这些来自灰色死水—蒙古、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立陶宛—的新选手，这些转型期的突变体将会涌向欧美大学，终学到需要学的东西。他们会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年轻队伍，有技术专家，有组织专家，有运营专家，还有重要的管理专家，企业管理、政治管理、环境管理、文化管理、灾害管理的专家—管理生命的专家。他们会以非人的速度快速自我繁殖，仿佛繁殖就是他们一的人生目的。他们这类人永远都会有立足之地，毫不关心他们的衣食父母的不幸，因为就连不幸也是需要管理的：缺乏管理的不幸只是失败而已。他们管理着保加利亚、波斯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残疾人；管理着波斯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车臣、科索沃、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孤儿；管理着欧洲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无处不在的吉卜赛人；管理着黑人、白人、黄种人奴隶贸易贩卖来的性工作者和受害者；管理着难民、流入人员、流出人员、流动人员；管理着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散播效率堪比实验室病菌的突变体，散播着网点和网络、保护伞和保护伞机构、他们的中心、他们的关系。他们将成为视听和电信部门的首脑，成为局域网和互联网达人。他们将成为自身生涯和他人生活的自信的设计师。他们将成为深刻的思想者、贪婪的读者、美的时尚人士。他们将拥有多重身份：普世的、全球的、跨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少数族裔的、流散的，集于一身。他们会戴上无数顶帽子，灵活到点，随时准备着自我定义和自我完善，自我打造和自我再打造，自我建构和自我解构。他们将成为转型时期的民主精英。一切都是，而且一直都是流变的，所以他们口中全是流动性和灵活性，就像口香糖一样。他们将成为雄心勃勃的进步青年，成为报酬丰厚的欧洲一体化和扩大化专员，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先锋，成为有特色的后民族主义政治单元、新民族主义与后民族主义联合体的创造者，是与本土化相对的全球化的倡导者，也是与全球化相对的本土化的倡导者，是一切恰好需要倡导的东西的倡导者，狂热倡导者。他们出生于乌克兰腹地，在基辅学习中世纪历史，在伯明翰学习商务英语，博士论文题目是《中世纪历史与商务语言的共同点》。他们会成群结队地从维尔纽斯去沃里克学习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向是战乱地区的良好治理与可持续和平。他们从沃罗涅日、考纳斯、蒂米什瓦拉和佩奇去非政府组织、欧盟、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他们会拿着乌兰巴托的MBA学位去研究政策工具设计。他们会从埃里温，从阿拉木图，从大特尔诺沃，从塔什干、瓦尔纳和明斯克去成为一体化欧洲的领导者和未来精英。他们会拿着罗马尼亚的雅西、保加利亚的鲁塞、马其顿的泰托沃的东正教神学（牧师方向）博士学位，花费数年到弗莱堡学国际关系，然后加入位于萨洛尼卡、波士顿、布拉格的智库，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立陶宛的学术机构做几次出场费很不错的报告会，主题是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和国防政策，炫耀自己的杂糅。他们将成为语言天才，会说多门语言，创造出一门属于自己的欧洲语，其中点缀着自造的词汇。他们总是把Enlargement（扩大化）的首字母大写，因为对他们来说，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合一的时代。他们的口头禅是管理、协商技术、收入、利润、投资、开支、加密通信等等。他们能迅速找准自身定位，永远盯着关键机遇，像九命猫一样顽强，他们工作努力，善于沟通，忠诚，嘴严，宽容，友好，而且善于应对高压环境。他们还对外交豁免权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们会在萨马拉可口可乐分公司和萨马拉电灯电力公司工作一小段时间后，前往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和地中海外交研究学院就读。他们会在申请书中加上挑战是我的动力、我的终目标是尽善尽美一类的话，以及当代自我、当代融合化、后殖民主义、市场化、招聘策略、敏感性训练和联结一类的术语。
但是，走在路上的他们忘记了：将他们抛射到地表的灵活性、活动性和流动性恰恰留下了一群无名的、底层的奴隶。在灰色的死水里，人们到处都在生产着西欧富豪们渴望的商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会在垃圾桶里找吃的，纵酒无度，产下无家可住的孩子，孩子又产下更多无家可住的孩子。他们会卖精子，卖肾，只要是在全球黑市上能卖个价钱的器官都卖。他们将东欧的新鲜性器官租借给大欧洲的衰弱性器官。他们可能还会帮一帮自己的兄弟，比如说，介绍克罗地亚主顾去保加利亚（那里的皮肉更便宜）。有些人会一路跑到西欧沿岸，运气好的在德国摘芦笋，在荷兰摘郁金香，运气差的刷马桶。
我的学生们似乎错失了上船的机会，我也一样。但只差了一秒钟。我们在那里，在那过于漫长的一秒钟里大张着嘴，错失了走进新时代的机会。我们现在只能忙个不停，只为维持现状。失败者心理已经扎根在我们的心脏，弱化了那里的肌肉。
我坐在房间里，周围是剥落的墙皮和旧尘的气味。它刚好适合我：它属于别人，很配我刚领到的底层签证。我还有几件行李，本来也可以扔进公共锁柜，任其腐坏。假如我那样做了，假如当局查到行李是我的，那我真是讲不清里面有什么。行李里的东西是不可翻译的。于是，我坐在剥落的墙皮之间，我的专业名称同样不可翻译，我的国家顺着接缝处裂开，我的母语变成了三门语言，就像舌头分叉的龙一样。我坐在那里，有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触碰它的来源的负罪感，一种我无法用手指去触碰它的来源的疼痛感。
我按下了遥控器的关机和弹出键，从录像机里取出录像带，整齐地放回书架。我决定了，我好的选择就是继续收拾自己的地盘，设定日常作息，把事情做完。明天，我心里想，我首先要买一份报纸看日期（我不清楚我把自己关在这间囚室里有多久了），找到近的洗衣店。然后，我要把清理工作做完，给剥落裸露的墙面买新墙纸。但是，一步是清除墙面污渍。这一次，我要用砂纸擦墙，用填料补上裂缝，然后再贴墙纸。我甚至可能会刷一遍漆—当然是白漆。
我走到窗边，打开了它。昏暗的路灯和另一边明亮的BASIS招牌照亮了广场的水泥地。空气中有一种亚热带般的潮气，又热又闷。右边能看见绿松石色的圆顶，下面是一座混凝土建造的小清真寺。栗子树的树冠自带一种哑光效果，附近阳台上的金属卫星锅在黑夜中闪着白光。安静得出奇。这幅景象让我安心。或许，我终究还是到家了，我在想。
接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进入了半黑的水泥地。他走得缓慢而艰难，好像走在海水里。突然间，他把一个东西弹到了地上，看着像是烟蒂。它发出了刺耳的爆炸声，原来是鞭炮。在不知道有人在看自己的情况下，这位匆匆走过的陌生人在夜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发出了一条消失在黑暗中的空信息。他走开时的路线有一点斜，跟狗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