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时代之问：全球经济走向何方？地缘经济时代遵循哪些逻辑？全球供应链如何重构？国家、企业和个人又该如何应对？
◆提供趋势洞察：看清未来世界经济竞争的新规则，预判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的风险、机遇与方向。
◆政经结合视角：以政治与经济双重视角透视全球变局，突破单一学科解释力所受限制，理解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
◆崭新解释框架：跳出“全球化终结论”的简单判断，以安全、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重新解释世界经济秩序的演变逻辑。
◆看点一：全球化终结了吗？
全球化并未终结，只是企业低成本的选项变少了。过去比拼的是谁能把成本降得更低，如今比拼的是谁能把风险看得更远。全球化的下一阶段，不是走向封闭，而是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看点二：世界正在“脱钩”？
尽管中美双边贸易中的部分“脱钩”是真实存在的，但美国的供应链仍然与中国紧密相连。中美之间直接贸易的“脱钩”促进了两国与各自贸易伙伴之间供应链的扩展，进而加深了两国的间接关系。
◆看点三：经济“武器化”，真的能让国家更安全？
经济胁迫的悖论在于，这种权力来源于全球供应链造就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但使用这种权力却意味着切断供应链、减少相互依赖，其结果是削弱这种权力本身。遭到胁迫的国家不但会寻找替代方案，降低自身的脆弱性，而且会打造和使用同样的经济工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看点四：保护主义抬头，真的能让社会更公平？
如果仅仅是保护受到贸易影响的特定地方和特定产业，就反而违背了促进平等的初衷。经济民族主义者虽然打着促进平等的旗号，但终很可能是让小部分人受益，让大部分人受损。
◆看点五：供应链“去风险”，真的能让经济更高效？
尽管有人高谈阔论供应链革命，但当冲击到来的时候，市场仍然快速有效地做出了反应，世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而回岸生产等所谓“去风险”的做法终只是推高了成本，并没有真正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在任何情况下，脱离市场本身的反应去谈论韧性都是不切实际的。
◆看点六：在地缘经济时代，安全、公平与效率究竟如何取舍与平衡？
世界经济的运行如同一个进化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理性的模型。国际秩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一幅按既定计划绘制的蓝图。地缘经济时代既充斥着胁迫、威慑、遏制、排斥等分裂的趋向，也包含了接触、沟通、互利、合作等融合的趋向，还可能伴随很多不可预测的偶发事件。决策者只有保持平衡感和灵活性，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执着于分裂的歧途只会削弱自身，投身于融合的潮流才能拥有更强健的韧性和更广泛的影响力，才能在新规则、新秩序的塑造过程中争取优势。
“脱钩”“去风险”“小院高墙”“友岸外包”“经济安全”“关键矿产”“经济武器化”“供应链韧性”……近年来，当这些词带着压迫感扑面而来，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的游戏规则变了。全球经济已经走上新转型之路，而奠定规则基底的是地缘经济和全球供应链。
过去，全球化讲的是效率：哪里成本低，企业就去哪里生产；哪里市场大，资本就流向哪里。如今，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安全、产业控制力和供应链自主权，经济和政治正在重新深度绑定。从芯片、能源到粮食，从关键矿产到高端制造，供应链正成为国家竞争与合作的新焦点。当然，全球化并未结束，而是在安全、公平与效率的重新博弈中，进入了一个由地缘经济主导的新阶段。这意味着：政治越来越深地渗透入经济，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布局，国际贸易和产业竞争规则正在加速重构，企业盈利的方式正在迭代升级，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投资机会也面临新的选择。
透过地缘经济与全球供应链这两条主线，本书不仅解读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更解释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将走向何方。从国家战略到产业布局，从企业决策到个人选择，本书力图为读者提供一幅理解全球经济新转型的全景图，帮助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更清晰地认识世界，也更从容地面对未来。
绪论
“地缘经济”概念的起源及其当代含义
经济、安全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各章主要内容
一章 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及其影响
全球供应链的兴起及其面临的挑战
供应链上的分配问题
供应链韧性问题
供应链碎片化：叙事与现实
第二章 经济安全政策的兴起
经济安全政策的类型
经济与安全的关联
经济胁迫的有效性
经济胁迫的悖论：金融制裁
应对经济胁迫：半导体供应链
反经济胁迫：稀土供应链
第三章 出口管制的“武器化”
出口管制的类型：遏制、防扩散、竞争
多边管制：协调还是胁迫？
“长臂管辖”：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与“卡脖子技术”
出口管制的意外后果和局限性
第四章 经济民族主义：贸易问题还是治理问题？
从重商主义到经济民族主义
零和思维与共同体想象
贸易、技术变革与不平等的加剧
是“中国冲击”导致了工人失业吗？
应对不平等：保护主义还是保护社会？
第五章 回岸生产：经济安全还是保护主义？
拜登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回归
走向后新自由主义？
新型产业政策：经济安全与保护主义的混合
日铁收购美钢案：经济逻辑还是政治逻辑？
补贴竞赛的后果
第六章 友岸外包：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集体韧性”战略
经济安全同盟：一致与分歧
国内就业、国家安全还是经济效率？
友岸外包的难题：谁是朋友？
友岸外包“去风险”了吗？
近岸外包及其局限性
第七章 贸易政策的未来：离岸、近岸还是友岸？
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离岸外包的退与进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近岸外包的前景
“印太经济框架”：友岸外包的局限性
结论
注释
索引
归泳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安全政策、美国与东亚关系，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安全驱动下的美日同盟转型与对华战略竞争。
这是一部饱含战略思维的学术著作。作者把今天这个正在经历激烈动荡变革的时代称为“地缘经济时代”，探讨市场、国家、社会三种相互碰撞的逻辑，展现经济全球化、国家的经济安全政策、社会的经济民族主义三股相互交错的潮流，剖析各国企业和政府须应对的效率、安全、公平三个不同的价值取向。政府部门、企业和相关学者都应该在这些不同逻辑、潮流、价值取向之间把握平衡。这是我所领悟的本书精髓，愿意极力向广大读者荐。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围绕效率、安全、公平的大国博弈中，全球供应链进入由地缘经济主导的新阶段。未来的全球供应链是走向“去美化”和“去中化”并存的两大平行体系，还是陷入全球失序、混沌冲突的体系？是出现AI赋能、市场驱动、企业主导、地方聚力的相互依存体系，还是形成本地化、区域化、分布式的体系？对此，本书立足全面系统的梳理，秉持客观独立的思考，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分析和判断。
——张燕生，世界经济专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世纪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竞争”等词汇从欧洲衍生，一个世纪后类似说法重新在各大洲主要大国间传播。百年轮回看似具有相同驱动，实则存在大的异数。传统西方列强或衰败或乏力，新的全球角色或俨然登场或蓄力待发。以人工智能为突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了国际关系变乱交织、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进程。此书以“地缘经济”为切入角度，细致梳理了时下人们关心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安全政策、贸易摩擦、金融制裁、经济胁迫等复杂命题。作者不动声色、平和从容的叙述，或有助于用心的读者捕捉全球经济生变的关键密码。
——王逸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自二战结束至今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出口、涌向欧美的移民及地缘冲突等都在重塑全球经济新格局。作者以全球供应链为线索，分析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安全政策与经济全球化这三股潮流的相互碰撞与交织，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要经济体政府行为的趋向及对国家之间关系、企业发展方略等的一系列影响。本书引用大量的实例，反映出作者对地缘经济下全球供应链重建的深度思考，远比“逆全球化”这一普遍断言要客观、全面和深刻得多。
——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我们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1990年以降所形成的超级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大推动力和大受益者之一，这一时代的结束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此书是理解这一变化的一本优秀学术作品。作者提纲挈领地提出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经济安全政策、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的经济民族主义是塑造当前全球经济转型的基本力量，这一观点清晰、准确、深刻，富于洞见，对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作者用相当篇幅详细论述了出口管制、回岸生产、友岸外包、全球贸易政策等重要专题，对我们深入理解相关问题很有助益。
——达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绪论
在当今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激荡着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一是以“去风险”和经济集团化为代表的经济安全政策潮流，二是以保护主义政策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潮流，三是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潮流。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在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大国竞争、传染病大流行以及地区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屡屡遭遇逆境，而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安全政策则迅速兴起，显露出分裂全球经济的势头。但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并未退出世界舞台，新的贸易协定依然在达成，全球供应链依然在运转，经济相互依赖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
从本质上看，经济安全政策遵循国家的逻辑，以安全为目标；经济民族主义遵循社会的逻辑，以公平为目标；经济全球化遵循市场的逻辑，以效率为目标。由于国家、社会和市场都是自主的体系，所以这三股潮流不是彼此替代，而是相互碰撞和交织，共同塑造一个分裂与融合并存的新时代，本书称之为“地缘经济时代”。
“地缘”是一个有关空间的观念，意味着距离上的远近。从对外经济政策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存在不同意义上的距离。有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比如“近岸外包”；也有政治意义上的距离，比如“回岸生产”和“友岸外包”；还有制度意义上的距离，比如通过多边协议为“离岸外包”制定共同的规则。基于不同距离观念的政策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安全、分配公平和经济效率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在地缘经济时代，对外经济政策既包含了竞争因素，也包含了合作因素；经济手段可以服务于政治目的，政治手段也可以服务于经济目的。世界经济既不像冷战时代那样受制于被“铁幕”分割的集团，也不像后冷战时代那样追求无远弗届的供应链，而是在不同地缘观念、不同利益考量的作用下跌宕起伏、分化重组。在这个时代，国家追求安全、社会呼吁公平、市场崇尚效率，三股力量激烈博弈，推动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在这一大变局中，政府和企业只有在安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才能妥善应对地缘经济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要理解地缘经济时代的多重逻辑，关键在于把握全球供应链的多面性：它既可以增强经济韧性与安全，又可能成为风险的来源；既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富裕的生活，又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公和混乱；既可以推动各国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进步，又可能在国家间引发激烈的竞争。如何在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不同偏好之间把握平衡，是地缘经济时代的核心问题。
“地缘经济”概念的起源及其当代含义
根据国际事务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克里斯蒂安·法伊弗的研究，“地缘经济”（geoeconomics）一词早是由德国学者威廉·勒普克和亚瑟·迪克斯在20世纪20年代各自提出的。在勒普克看来，地理因素是政治领土和经济领土之间的一种整合力量，尽管国家领土的静态边界和国民经济的动态边界往往并不重合，但地理上的联系会促成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又会驱动政治联盟。他认为这个跨越国界的进程将引发国家之间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保护主义都难以阻挡。显然，勒普克的思想蕴含了自由主义的内核。相比之下，迪克斯的观点则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他认为，地缘政治研究的是政治体的自然边界，而地缘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体的自然边界，后者应该揭示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指导原则。在20世纪上半叶，迪克斯的现实主义比勒普克的自由主义更受决策者的青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才在吸取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逐步转向自由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
法伊弗在研究中指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观念贯穿了地缘经济思想的流变。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地缘”意指一个静态的空间，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源自、基于并应用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与地缘政治一样，地缘经济也意味着零和博弈，区别只在于：前者争夺的是领土，后者争夺的是市场份额，或者说是经济上的势力范围。与此相反，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地缘”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来自经济相互依赖和国家在跨国网络中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对领土的物理控制。地缘经济追求的不是占据排他性的市场，而是掌握更先进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不是控制静态的地理空间，而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流动的空间中发挥影响力。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开放和交流带来的是财富和权力的增长，而不是损失。
当今围绕地缘经济的讨论往往追溯到冷战结束之际爱德华·勒特韦克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逻辑，商业规则》的文章。勒特韦克在文中指出，冷战的结束正在逐步降低军事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他写道：“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同意商业手段正在取代军事手段—用可支配资本代替火力，用民用创新代替军事技术进步，用市场渗透代替驻军和基地。”但他同时认为，被取代的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只采用武力以外的手段，国家也依然倾向于在国际舞台上争夺相对优势；国家不会遵循无视边界的商业逻辑，而会继续按照冲突逻辑行事。换言之，世界政治不会让位于世界商业，不会只受非领土性的、按自身逻辑运行的商业活动支配，世界政治依然是对抗性的零和博弈。
在勒特韦克看来，“地缘经济”一词适合描述冲突逻辑与商业规则的混合。他认为，在地缘经济时代，冲突的原因和手段都须是经济的，如果要用一种统一的威胁来维持内部凝聚力，那么这种威胁须是经济威胁。应对威胁的经济武器包括变相的进口限制、隐蔽的出口补贴、为竞争性技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特定的教育形式，以及提供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等。勒特韦克还指出，除了在国际上争夺相对优势外，地缘经济在国内的目标是实现大多数人口高质量的就业。
值得注意的是，勒特韦克既强调了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其在实践中的局限性。首先，各国的行为方式存在很大差别，有的国家会坚持自由放任的立场，未遵从地缘经济的规则。其次，国家并非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主角，这个舞台上还有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它们未按照地缘经济逻辑行事。后，国家还可能被国内的利益集团利用，后者会借地缘经济之名牟取私利。
勒特韦克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商业手段及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开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演进。相比而言，勒特韦克的地缘经济观依然以国家为中心，遵循现实主义的逻辑，他只是认为竞争的手段从军事变成了经济，但本质上还是权力政治。这样的观点显然与冷战后占主流地位的、以市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观念相悖，不能够解释当时盛行的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合作的潮流。
“地缘经济”一词再次受到关注，恰恰是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危机之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美国越来越感受到其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越发激烈，而合作却变得更加困难。即使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也从确保稳定的压舱石变成了激化矛盾的冲突点。在此背景下，有关地缘经济的话题越来越受到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在政策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詹妮弗·哈里斯的观点。他们在2016年出版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地缘经济与治国方略》一书中提出，地缘经济的含义是：一、利用经济手段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并产生有利的地缘政治结果；二、其他国家的经济行为对一国地缘政治目标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地缘经济将地缘政治逻辑与经济工具相结合，将经济行为视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其底层逻辑仍是地缘政治。这里所说的经济工具包括投资政策、经济制裁、经济援助、金融和货币政策以及能源和商品政策等。举例来说，他们建议美国为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提供能源安全保障，以帮助盟友们增强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能力。
布莱克威尔和哈里斯的观点显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在他们经常使用的术语中，“地缘经济”与另一个概念“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含义基本相同。而地缘经济或经济方略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经济竞争在大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获得了与军事竞争同等乃至更高的地位。
在学术讨论中，芬兰学者米凯尔·维格尔提出了研究地缘经济的理论框架。他将区域大国的地缘经济战略归纳为四种理想类型，分别是：新重商主义、新帝国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者对地缘经济的解释过于狭隘，从不同国家的实践看，经济实力既可以是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也可以是目标本身；地缘经济战略也未总是表现为竞争性的零和博弈，还可能表现为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的的国家间合作。由此，维格尔对四种理想类型的地缘经济战略做出如下界定：一、新重商主义把经济实力作为战略目标的一部分，采用竞争性政策；二、新帝国主义把经济实力作为手段去追求其他战略目标，同样选择竞争性政策；三、自由制度主义以增强经济实力为目的，主张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四、霸权以经济实力为手段，依靠合作追求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维格尔的分类中，霸权指的是相对“仁慈”的主导权，而新帝国主义则是指大国恶意地利用依赖关系压制邻国。在以上四种类型的战略中，前两种战略遵行零和博弈的规则，往往诉诸经济胁迫等行为；后两种战略则强调共同利益，往往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持秩序。当然，在现实中，任何区域大国的地缘经济战略都不可能完全符合某一种特定的理想类型，常常在不同的领域诉诸不同的策略或者多种策略的混合。
耐人寻味的是，像多年前的勒特韦克一样，维格尔和其他参与当下讨论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地缘经济战略的局限性。他们指出，行使地缘经济权力有时可能比行使地缘政治权力更复杂，因为地缘经济战略的行为者难以被控制，也难以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例如，与军事行为者相比，商业行为者受国家控制的程度更低。
观察近年来围绕地缘经济的讨论可以发现，地缘经济既被看作一种战略实践，也被看作一种分析框架。前者指的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后者指的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与大国竞争并存的世界上，一些具有地理维度的经济权力，比如对先进技术、关键资源和跨国网络的掌控，正在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日益激化，正在成为大国政治的主战场之一。政府发现，当国家面临经济相互依赖被“武器化”的风险时，经济实力就变得与军事实力同等重要。企业也发现，随着政府依靠经济管制和产业政策来实现战略目的，自身可能成为这些政策的对象或工具，既可能从中获益，也可能因之受损，还可能面临更多的不可预测性。但无论如何，先进制造业或关键供应链的地理位置，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任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和企业都须严肃考虑上述地理位置可能带来的战略后果。在地缘经济时代，经济一体化既可能是竞争力的来源，也可能是脆弱性的来源；各种跨国经济活动的结果既可能是正和的，也可能是零和的，还可能是负和的；国家和企业既希望借助全球供应链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又担心先进技术外流或者过度依赖单一供应链带来的风险。
这样的转变是否意味着地缘经济会取代地缘政治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形式呢？现实并非如此。首先，当代的地缘经济竞争并不然导致冷战时期那样的壁垒分明的“经济战争”。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将经济联系“武器化”会带来高昂的代价，竞争双方对“相互摧毁”的担忧有可能限制使用经济工具向对手发起攻击或反击的规模和烈度。换言之，经济对抗的风险评估和手段选择可能比军事对抗更为复杂微妙。其次，过去30多年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表明，经济手段并没有像勒特韦克预测的那样取代军事手段。时至今日，在世界舞台上，经济手段依然与军事手段并行不悖，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是交错并存的。
本书作者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多种逻辑、多种行为体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如上文所述，如果把地缘经济理解为一种战略、方略或政策，那么其行为体就是国家，然遵循国家的逻辑。对国家来说，安全是要的目标，而经济实力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来源和保障，也不可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经济与经济方略、经济安全政策等概念含义相近，主要指使用经济手段实现安全或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如果把地缘经济理解为一种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趋势的框架，那么就不能仅仅专注于国家的逻辑，因为在政府之外，还存在企业、个人等不同的行为体，他们的经济行为往往遵循自身的逻辑，不能完全被国家的逻辑涵盖。
纵观历史，国家、市场和社会都是自主的体系，分别以安全、效率和公平为要目标。在冷战时代，安全上的挑战为突出，国家的逻辑占主导地位，地缘政治目标常常压倒其他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安全威胁显著下降，追求效率大化的跨国公司崭露头角，构筑起遍布全球的生产网络，使市场原理成为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在当今的地缘经济时代，没有哪一种逻辑能占据主导地位，此前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为国家使用经济权力追求地缘政治目标提供了新的条件；与此同时，市场化不能自动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以公平为诉求的社会逻辑日益凸显，成为经济民族主义潮流的驱动力。
这一分析框架可以解释上文提到的把地缘经济作为一种战略的局限性。国家对外投射经济权力，需要国内企业、公民以及国外盟友的支持，但后三者是否配合或屈从却不得而知。这说明，地缘经济的背后不是只有一种力量、一种逻辑在起作用，而是有多种自主的行为体在遵循各自的规则，追求各自的目标。不论是基于国家逻辑的现实主义，还是基于市场逻辑的自由主义，抑或是基于社会逻辑的民族主义，都不能在地缘经济时代成为单一的实践指南或理论范式。地缘经济问题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一成不变的，而是包含了混合、平衡和变化。比如，企业为了确保更有韧性的供应链，能在多大程度上牺牲效率？国家为了加强技术竞争力和供应链安全，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并改变贸易和投资的流向？社会为了弥合裂痕，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挡或重塑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向？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因时因地而异，包含了对收益、成本和风险的综合评估。
关于为何要使用“地缘”这一前缀，政策界和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从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个角度看，国家以领土为根本，具有天然的地理属性。市场原本也有边界，但在高速发展的运输和通信技术以及经济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似乎已经超越了地理和政治边界的限制。但实际上，市场只是用无形的边界取代了有形的边界，全球供应链并不是均匀地分布于世界各地，而是选择成本更低、营商环境更佳的地区，制度和政策会影响供应链的远近和长短。而社会的边界则更多地存在于国家之内，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在失业工人和财富精英之间，也可能是在新兴的“阳光地带”和没落的“铁锈地带”之间，这些国内的边界划分了不同的利益取向，成为政策辩论的核心。
与地缘政治不同，地缘经济既有固定的边界，也有流动的边界。经济领域的“地缘”可以是物理上的距离，比如“近岸外包”；也可以是制度上的距离，比如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及当地法律体系所规范的“离岸外包”；还可以是政治上的距离，比如基于国内政治利益的“回岸生产”，以及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友岸外包”。不同的“地缘”观念决定了供应链布局的不同取向，反映了对效率、安全和公平这三个目标的取舍或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