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1912年，日本从落后封闭的封建国家，一跃成为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大国。欧美数百年间的变化，在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余年中急速上演；后世日本的命运，在此亦有端倪。然而，明治却隐身于各个事件和人物背后，难见踪迹。他是无能的傀儡，还是伟大的君主？在时代的巨大浪潮中，他如何应对周遭的一切？

明治天皇在位将近半个世纪，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些能力非凡且个性迥异的大臣，历史学家往往从这些人的角度来讨论明治天皇的统治，认为是他们的辉煌成就促成了日本的崛起，而明治天皇只不过发挥着仪式上的作用，仿佛他跟自己的国家毫不相干。不少普通日本人把明治天皇奉为有史以来无出其右的伟大君主，但也很难举出他的某项个人成就来匹配这份殊荣。

著名学者唐纳德·基恩依照《明治天皇纪》和当时政治家回忆录等日本史料，以及欧美使者的见闻、俄国的史料等，从更客观的角度为明治天皇描绘了一幅丰满的肖像，以及日本在这段关键时期飞速发展的弘大画卷。

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生于1922年，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世界知名的日本学家、翻译家、作家、历史学者，2008年日本文化勋章获得者。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著有《日本文学史》、《明治天皇》、《百代之过客》、《日本人的美意识》等，先后获读卖文学奖、朝日奖、每日出版文化奖等诸多奖项，译作包括《徒然草》、《奥州小路》以及太宰治、安部公房、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作品。

江户的舞会

1883年11月28日，外务卿井上馨与妻子武子主持了鹿鸣馆的落成典礼。这是一栋两层的西式建筑。之前用于招待外国政要的老旧的延辽馆造价便宜，原本是幕府建造的海军学员培训学校，尽管在改造成外国宾客的住所时对内部进行了装修，但时至今日已极其陈旧。因此，需要建造一栋新的建筑。

鹿鸣馆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按照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进行设计，但正面的拱形门廊隐约呈现出摩尔式建筑风格，柱子亦极具印度风格。只有花园（里面种有松树，砌有池塘，饰有石灯笼）才显示出这个兼收并蓄的独特建筑坐落在日本。鹿鸣馆的建筑风格反映出井上具有世界性的品味，而武子出席落成典礼，要是放在十五年前的国事活动中是没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它标志着将来女性会更多地参与这栋新建筑里举办的活动。

鹿鸣馆建在萨摩藩的军械库旧址上，总耗资十八万日元。无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浮夸的新建筑更加背离萨摩藩武士阶层的简朴风纪了。它那童话般的外观取代了幕末时期武家风格建筑中令人生畏的围墙，成了仅仅十五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象征。鹿鸣馆的名称出自中国古代诗集《诗经》的《鹿鸣》，该诗描绘了主人迎宾会客的情景。取这个名字十分恰当，因为招待外国宾客是这栋新建筑的主要功能。外国人不再因亵渎神国而被斥为赘疣，而是在鹿鸣馆受到隆重的接待。

鹿鸣馆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即它是一个舞台。在这里，日本人向外国人展示他们已经摒弃了过去陈腐的生活方式、学会了欧洲的餐桌礼仪并能够举办舞会。鹿鸣馆的飨宴精美别致，很多菜都配有法语菜单。在舞厅，日本绅士身穿从英国订购的燕尾服，女性则身着在巴黎设计的礼服，随着陆海军军乐队演奏的欧洲最新音乐，跳着方阵舞、华尔兹、波尔卡、玛祖卡或加洛普。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跳舞的人士，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便充当起了老师的角色。

保守派评论家对参加交际舞的日本人皱起了眉头，他们警告称，在公共场合拥抱的男男女女很有可能滋生出荒淫行为。比如下面这篇当时媒体对交际舞的报道：

一位美丽的女士将头靠在一位男士的肩膀上，漂亮的脸蛋朝着男士的耳朵。她袒露的胳膊环绕着男士的脖子，抖动的胸部贴着男士的胸膛，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她的双腿与男士的双腿交织在一起，如同松树上的葡萄藤一般。男士强壮有力的右臂紧紧地环绕着女士娇小的后背；每移动一步，他便使女士更加紧密地贴在他身上。美丽女士光芒闪动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男士，但她目眩神迷，什么也看不清。音乐激起她的感情，但她听不见音乐声。她听到的是远处瀑布的回声，像在梦境中一般移动着舞步，她的身体紧依着男士的身体。当一个女人处于这种状态，哪里还有良家女子固有的矜持可言？

很多日本人从道德的角度反对交际舞，但是，上流社会的成员却认为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社交本领。为提高跳舞技能，他们参加自1884年10月起于周日晚上在鹿鸣馆举办的练习课程。当时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报道的：

上流社会的已婚妇女和年轻女性，从参议井上、参议大山和文部卿森有礼的妻子到下级官员的妻子，于该月27号晚上6点聚集在鹿鸣馆练习跳舞。这是为下月3号，也就是天皇生日当天举办的舞会做准备。女士们的舞技稳步提高、日渐娴熟，如果绅士们的舞蹈技能还不熟练，将非常不幸地无缘成为女士们的舞伴。因此，外务省、宫内省和其他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上舞蹈课，对于他们是否可能在下月3号使舞技纯熟，坊间有很多流言蜚语。

除了展示他们昂贵的服饰和舞蹈技巧外，也许在鹿鸣馆跳舞的人大多都没有考虑其他方面，但是，井上希望通过这种同样的趣味与外国政要建立关系，来劝说他们相信日本学习欧洲文化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应对日本平等相待。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取消治外法权，治外法权表明欧洲不相信日本的司法制度，也是外国人优于日本人的最明显的实例。

鹿鸣馆这一交际场所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平等条约的结束很值得怀疑。与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驰的是，对于日本人为证明其能够轻松自如地掌握像欧洲人那样行为举止所做出的努力，参加舞会的欧洲人不为所动。事实上，他们发现身穿昂贵外国服饰的日本男女看起来很有趣，甚至很滑稽。法国艺术家乔治·比哥（Georges Bigot）画了一幅漫画，描绘了一男一女站在镜子前。女子的头发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面戴着一顶有羽毛的帽子；她的裙撑和阳伞是最能体现巴黎式优雅的地方。她的同伴留着小胡子，拿着高顶礼帽，但在优雅剪裁的外套下露出的那双腿却像火柴棍一般。镜中照出的男女竟是猴子脸。

比哥开的这一残酷玩笑题为“行走在上流社会的先生和夫人”。这就是日本贵宾在鹿鸣馆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皮埃尔·洛蒂于1886年7月抵达日本，应邀参加11月的天皇生日舞会，在其日记和小说《江户的舞会》（un bal à yeddo）中，他对鹿鸣馆舞会给他这个外国人留下的印象做了如下描述：

11月中旬在东京举办的第一个欧式舞会简直就是一场猴戏。年轻女子身穿白色的平纹细布衣服，戴着长及肘部的手套，坐在椅子上，白如象牙的手指间夹着书籍，脸上强颜欢笑。现在，她们已经能够跟着歌剧音乐的旋律，或多或少地正确地跳波尔卡和华尔兹，尽管我们的旋律一定让她们的耳朵感到非常不舒服……

这种粗鄙的模仿在到访的外国人看来一定有趣极了，但是，它揭示出日本这个民族毫无品位，完全缺乏民族自豪感。

洛蒂对几位女士的描绘显得宽宏大量些。外务卿的妻子井上武子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她陪着丈夫站在楼梯口，面露微笑，说着欢迎词，迎接宾客的到来。她从容自如、颇有教养，表明她曾陪同担任外交职务的丈夫出国访问，是有过此类经历的第一批日本女性。洛蒂反复提到他听到的一个传闻：井上武子以前曾是艺伎（只是猜测）。无论怎样，他说，按照巴黎的标准来看，武子的服饰基本及格，她的举止也没有瑕疵。在描述的结尾，洛蒂对武子所展现出来的从容自如大加赞赏，甚至她伸出手要和洛蒂握手时的样子简直就像美国女人一样。

1885年，井上的养女末子芳龄二十，她也曾陪同井上前往欧洲。末子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才华横溢，能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来招待鹿鸣馆的外国宾客。井上有充分理由为妻子和女儿熟练运用外国礼仪感到骄傲。然而，与他所期望的截然不同，鹿鸣馆的宴会只是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日本是一个“只会模仿的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只会借鉴和模仿中国或西洋的文化。

这绝不是外国人第一次见日本人身穿洋服。早在很久以前，日本男性就意识到，如果他们坚持穿古雅的本土服饰，外国人就不会把他们当回事儿。日本女性（尤其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也喜欢穿着欧洲流行的服饰。但是，日本人不满足于将身穿洋服作为时髦的象征，他们还把自己装扮成了鹿鸣馆化装舞会的样子，并练习与这些服饰相称的礼仪，而这惹来了外国宾客的嘲笑。

将鹿鸣馆文化推向顶点的事件，是两年后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其官邸举办的化装舞会。四百多名贵族成员、政府高官、外国外交官偕夫人穿着奇装异服参加舞会。伊藤和妻子梅子装扮成威尼斯贵族，他们的女儿则化装成意大利农村姑娘。

然而，将西洋文化——甚至是西洋文化的特例（如化装舞会）——纳入日本文化的主流之中，却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事件。当时天真的日本人对西方抱有极大的热情，今日看来似乎会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近代作家对鹿鸣馆的昙花一现有着某种怀旧之情。在那个时期，有些日本人大胆摆脱过去上流社会的幽暗，走入一个灯火通明的、让人联想起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的舞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