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编：王铭铭

字  数： 573 千

书   号：978-7-5139-2173-2                     

页  数：528

出   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33

尺   寸：172毫米×240毫米                      

开  本：1/16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2.00元

编辑推荐

本书以“文明中的民族”“旧传统与新科学”“游走、描述与思考”这一逻辑脉络，展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之思想与实践从19世纪末的思想趋势中分蘖而出的具体历程。

“文明中的民族”  多为民族史志著作。这些作品虽是在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刺激下出现的，但它们直接的学术渊源却在传统史学。

“旧传统与新科学”  具备更加明确的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它体现了前辈学者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行深度对话。

“游走、描述与思考”  为专门的人类学民族志调查报告。这一部分集中展示的是学术思想脉络呈现于人类学时将产生何种学术实践与成果。

著者简介

主编简介：

王铭铭，人类学家，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作品宏富，其代表作包括田野志《溪村家族》，探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及其现代命运的《逝去的繁荣》《走在乡土上》《西方作为他者》，学术随笔《漂泊的洞察》《无处非中》《心与物游》，以及人类学导引作品《人类学是什么》（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同时主编有人类学专业期刊《中国人类学评论》。

内容简介

从晚清西学传入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有独到见地的学术论著，其所涉及的领域及所抵达的境界，足以使我们震撼。    

本书以人类学的关怀择选论著，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的关键概念及多元的学术取径。总体上，这些论著都牵涉“民族”与“文明”这两个20世纪中国学术中至关重要的概念。    

书中记述了26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故事。其中，既有学者的多舛命运，同时也反映了学术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基于此，读者可以一窥中国学术的发展路径。

简目

凡例 1

述评者简介 1

导言 1

第一编  文明中的民族

01 进化与天演

——重读《天演论》（1897）刘阳 3

02 天下果已转变为世界？

——读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郑少雄 20

03 民族与国家

——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1926）王铭铭 34

04 文化、夷夏之辨与史学的道统

——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28）张亚辉 59

05 基于民族关系史看文明形成

——读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何贝莉 82

06 民族史视野下的中国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34）马 戎 102

07  历史地看民族，民族地看历史

——读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汤 芸 124

08 交往的历史、“文化”和“民族 - 国家”

——读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1940）兼及其20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研究伍婷婷 139

第二编  旧传统与新科学

09 经学与西学

——读刘师培《经学教科书》（1905）张亚辉 157

10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舒瑜 171

11 发须爪中的“迷信”与“道德”

——读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1928）舒瑜178

12 儒学人类学

——读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31） 陈 波 197

13 作为水利社会的传统中国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读后（1934）张亚辉 229

14 曾经沧海难为水

——重读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1943）赵丙祥 242

15 社会意识中的“隐”

——《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1948）梁永佳 254

16 考古学中的“文明观”与“历史感”

——读李济《中国民族的开始》（1957）张原 268

第三编  游走、描述与思考

17 顾颉刚与土地神

——1926—1927年东南沿海的“游士”与“风俗”（1927）张 帆 289

18 田野工作与历史之维

——凌纯声与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张友庭310

19 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的初步尝试

——重读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杨清媚 324

20 一个民国学者的田野行走

——任乃强和他的《泸定导游》（1939）徐振燕 345

21 另一种民族志

——读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942）李金花 369

22 山水·交游·罗罗国

——读林耀华《凉山夷家》（1944）罗 杨 385

23 人心与群性的省思

——读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1946）夏希原 406

24 人类学的边疆关怀

——读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1947）侯豫新 420

25 西双版纳的“宗教时间”

——读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引发的思考（1948）杨清媚 443

26 乡邦无史乎？

——读《大理古代文化史》（1949）罗 杨 461

参考文献 479

关键词索引 495

出版后记 503

正文赏读

导  言

20 世纪前期，中国出现了大量有独到见地的学术论著，所涉及的领域及所 抵达的境界，足以使我们震撼。从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重建开始，如何处理这 笔思想遗产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历史负担。然而经济富国之梦的躁动，以 及久被压抑需要伸展的自由，都使我们还来不及思考这笔遗产的意义便急于寻 找未来。1998 年，费孝通先生郑重提出，重建社会科学应“补课”，不仅要补 西学，也要重新捡拾前辈学人的奇珍。而今十年之功，距树人之境尚远。这本 述评集之编写，亦属补课过程中的一点积累，意在为青年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 专业学生开阔视野。这个集子列出的书目与这笔遗产相比实如沧海一粟，但是 这种有限其实也是有意为之—编者希望能更为清晰地聚焦于中国社会科学萌 芽阶段的关键概念，及多元的学术取径在人类学及相关的民族学、社会学中留 下的深刻印记。

本书题名中所谓“20 世纪前期”，指的是从晚清西学传入，到20 世纪50 年代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时期，这恐怕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世界性的战国时代” 当中最具有百家争鸣风采的一段时间。这个时期并非是严格限定的，即使在20 世纪50 年代之后出版的作品，只要它还保留着此前的学术追求与表达的自由， 我们自然也不应排斥。

我们以人类学的关怀择选论著，但并不囿于今日的学科分类。总体上，这些 论著都牵涉“民族”与“文明”这两个20 世纪中国学术中至关重要的概念，虽 然不是全部出自人类学前辈之手，但在具体内容与理论观点上均有益于民族学、 人类学、社会学，尤其像历史学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对于“民族”与“文明”这 两个概念有很深远的影响。

之所以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放在一起，固然是因为无论国 内国外，人类学从来都与民族学、社会学息息相关，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20 世纪的人类学总是摇摆于民族学派的文化论与社会学派的结构论之间。不过， 我们也同样坚持人类学的关怀，因为民族学曾是人类学的代名词，而20 世纪2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一个局部的社会学化，民族学这个学科名号在西方人类 学界失去了部分影响力。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引入也使某些学术 阵营采取与民族学不同的称谓及研究方式，但民族学这个概念却持续存在。今日既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分，也有人类学与社会学之分。但我们所本的人类学并 非今日学科疆界划定的范围，而是在研究内涵和思路上，对20 世纪前期曾经贯 通的三家之整体回应。围绕“民族”与“文明”，以勾勒出一幅有助于重新梳理 历史、重新领悟观念的学术画卷。

编选本书之时，我们便有意尝试打破现有人类学学科史框架。我们不再强调 学科生长发育过程的素描，而重在表明，人类学与西学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其他任 何学科一样，都是在一个总体的思想史进程中形成的。从学科角度出发的学科 史往往囿于诸如“体裁”之类的问题，而无法具体呈现本学科与整体思想史的 关系。这样的缺憾不只让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史割裂于整体思想进程之外，更 使得当下学科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举步维艰。我们认为，20 世纪的人文社会科 学不仅有共同的历史基础，而且其各自的研究和论述的方法，都是为辨析共有 的问题而设。这些共有的基础与问题意识本就是无学科疆界的，诸如将社区、民 族、文明等方面的问题，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学科—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历史 学—的做法，实际是后人的创造。那么，我们今天从相反角度的人类学出发重 新解读相关的原典，则可谓学术“返本开新”方面的努力。

本书无论是编辑意图还是呈现体例上都与此前编选的《20 世纪西方人类学 主要著作指南》［王铭铭主编：《20 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相类。与《指南》一样，本书仍旧是 对经典著作进行评述与解读，尽量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中去体会和梳理学者设 定论题与展开论述的思路。作为一部导读性的编著之作，我们期望通过述评所选 原典来展现人类学、民族学之思想与实践从19 世纪末的思想趋势中分蘖而出的 具体历程。

此外，除了《指南》一书已呈现出的西学汉译问题，新史学带来的观念变革 及对传统中国之再理解，大概是所有社会科学避无可避的另一个共同问题。我们 唯有将这两个问题转换成具体的学科问题，方能使学科的方法论实践获得切实的 学术意义。为此，本书将选录的前人著述分成三编：第一编主要展现新史学带动 下的民族史书写；第二编则撷取了部分用社会科学方法重新思考传统中国问题的 经典作品；第三编回到人类学学科内部的民族志实践。在我们看来，民族史志书 写、传统中国的理解及民族志，也是20 世纪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必须经过的三 个逻辑阶段。任何意义上的学科之创新发展，亦须以不断回顾这三段历史为基本 出发点。在此，我们将在以下文字中对本书收录的论著及其述评文章进行合乎主题的简要阐释。

关于“文明中的民族”

纳入第一编的，多为民族史志著作，这些著作完全不同于后来的中国民族 学、人类学的“分族写志”模式，而更多地以民族通史体例出现。这些作品自然 是在19 世纪末期西方学术的汉译本，尤其是在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刺激 下出现的，但他们直接的学术渊源却在传统史学。梁启超于1902 年发表了《新 史学》，正式开始以西方学术，尤其是社会学与进化论，挑战传统史学的王朝史 统，而他提出的替代品就是《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所主张的以民族为 历史主体的新史统。“民族”这一转译自日文的概念一跃成为救亡运动的核心， 同时也成为重新思考中国文明史的起点。为此，以民族的视角重新书写中国历史 便成了当务之急。这不只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端，同时也是中国新学术的 肇始。社会科学学者如吴文藻、林惠祥、马长寿，史学家如柳诒徵、傅斯年、王 桐龄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书写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关系史。而总体上他们的 旨归却是一致的：如果民族确实是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历史主体，那么，在此 基础上，中国的文明究竟该呈现出何种面貌？也正是这些从传统史学生发出来的 写作赋予了后来的中国人类学别样的问题意识—我们对历史的压力格外敏感， 更加注重对历史的解释，并且总是在思考民族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

严复先生的《天演论》是本书选择的唯一一部翻译作品，而选择它恰恰因为 它是一部不见得忠实于原著的翻译。赫胥黎的原著原本是立足于互助论的，正是 严复先生根据当时的世事与思想状况进行的再创作，使这本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 一颗炸弹—在他看来，我们唯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规则，才可能找到强国 保种之途径。严复先生其实更加推崇的是斯宾塞的进化论，而对赫胥黎多有批 评，但观者未必如此想，赫胥黎的人文主义与斯宾塞的机械论之异同即便在当 时已经激起了不少学者的思考。比如孙宝瑄就曾经说：“以为治化日进，格致日 明，于是人力可以阻天之虞，而群学乃益昌大矣。”本书中，刘阳的述评侧重分 析了严复的天演和赫胥黎的进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是严复的性善的人性论使得他 必须寻找富国强兵这一追求背后的道德意义。

在 1905 年梁启超发表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之前，中国早期社会科 学的雏形一直是围绕“群学”展开的，诸子学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借以发明西来之学问的主要来源。在这中间，严复力主以英国学脉为基础的社会学思想，而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则因为对斯宾塞的不满将目光转向了日本。日本的 西学输入更多地受到了德、美两国学术的影响，更加注重民族与心态问题。因 此，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之后便开始转向对“民族史”的考察。社会科学的讨论也 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由以诸子学为基础的哲学思辨转变成以史学为基础的扎实研 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可说是这一转变最初的重要成果。本书中，郑少 雄的述评指出，梁启超写作此文“是为了应当时国内地方自治倾向抬头的现实”。

1921 年，五四运动之后两年，欧战带来的巨大创伤已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 重新思考东西方关系问题。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写就的。梁漱溟是后世公认的20 世纪新儒学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长期投身乡村 建设运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对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比 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规整而略显僵硬的“文化路向图”：西方文化是向前索 求的，印度文化是向后退隐的，中国文化是两者调和的中庸之路。但正是这一路 向图将不同文化从进化的阶序中拉出来，放到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中来考察，文化 的这三种路向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放异彩，却难以彼此调和。中国文化虽然面 临一时的困境，却恰是当时混乱世界的希望所在。梁漱溟在哲学问题上与新文化 派的论战正呼应了信古派与疑古派围绕中国史学的论争。哲学与史学领域的论战 对当时的社会科学之思考和实地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6 年，燕京学派的领袖吴文藻写作《民族与国家》一文，当时，中国学 界对西方学术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而民族这一概念已经被学界接受。同时，这 一概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吴文藻的学术思想中有着深厚的德美文化学基础，他亦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认 识民族，进而将民族与国家区分成文化与政治两个领域，从而构成与西方的民族 国家理论的张力。在本书的述评文章中，王铭铭注意到，吴文藻的国家理论其 实奠基于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以来的德国学术对“双重文化” 的区别，作为国家之基础的文化是一种共名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而国家内各个少 数民族的文化则对应着“民族精神”概念，因此，吴文藻的国家理论仍旧有着民 族国家理论的根源。这个问题一直到1988 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格局》之后才得到了更好的处理。

就在大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利用西学展开论述的同时，传统史学者也开始 了对民族史的探索。这中间最被当时学者推崇的恐怕就是柳诒徵了，柳诒徵一生恪守传统学术的规范，他和吴宓领导的学衡派运动是当时唯一能够和新文化运动 抗衡的声音。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写作曾经受到日本史学书写方式的深刻影 响，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士人传统以及儒家道统对于理解传统中国历史的意义。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不断混融的 历史，而这混融是以外来文化与汉之前形成的华夏文化的不断对话来完成的。柳 诒徵此书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后来大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书写，直接影响者 如钱穆、冀朝鼎，间接影响者如费孝通，等等。

傅斯年早年的学术生涯颇多摇摆，关于他留学欧洲 7 年获得的学术给养究竟 该如何评价，后来的学者也颇多争议。总体看来，他从德国学到的地理学与兰克 史学精髓，从法国获得的对多元性和关系的强调，是他的经典之作《夷夏东西 说》最直接的基础。这篇文章放弃了从族源角度书写上古史的做法，转而从族间 关系的角度看中国文明体系的生成，在当时乃别开生面之举。而且傅斯年所强调 的上古时期的东西格局与后来的南北格局的差异，也再次证明民族学的眼光对理 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20 世纪30 年代出版了三个版本的《中国民族史》，作者分别是王桐龄、吕 思勉和林惠祥。本书选择了王著与林著。严格说来，这两位作者的背景有很大差 别，王桐龄是史学家，林惠祥则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方人类学训练。两位先生从 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书写的体例亦不相同，得到的结论却是相近的，即中国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长时间的民族融合的产物，而作为文明的民族史更应该关注的 是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与结构。

从 20 世纪前期开始，国民政府和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学术的边疆营建， 作为其中的一员，马长寿先生一生便专注于边疆民族的民族史和实地调查研究。 马长寿在学术上深受美国文化学取向之影响，他对民族的看法中结合了文化相对 主义和历史具体主义。述评者伍婷婷指出《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就集中体现了马 先生将民族志与民族史相结合的研究进路，但与美国人类学不同的是，由于当时 面临抗日战争带来的威胁，马长寿的边疆研究还带有强烈的国族建构色彩，他的 民族志调查和民族史书写都竭力要证明：“今日的中国民族血统，我们不能说是 汉族血统或其他任何一边疆民族的血统。今日的中国文化，我们也不能说是汉族 文化或其他任何一种边疆民族的文化，而是汉族与一切边疆文化同化的文化。” 这种浓厚的国族色彩曾经是同一时期很多边疆民族研究的共同特色。

关于“旧传统与新科学”

在第二编中，我们选录了20 世纪前期社会科学前辈重新理解传统中国的著 作。其实，这种重新理解从西学的译介之初就开始了，其共同背景都是应对西方 学术对中国的认知与描述。这些描述自然未必都是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笔，更多的 还是具备了西学眼光的本土学者自己对中国的新发现，但这些发现又是他们难以 彻底接受的。因此，这些作品看起来都是兜了很大的圈子在用新方法论证经史学 中的老问题，结论也鲜有出人意料者，但这样条理过后的学术陈述终究是开始具 备直面西学的勇气了。

与上一部分的条贯通史不同，这些著作具备更加明确的现代学术的问题意 识，而且注重在概念体系上与传统学术的接驳。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对经史学 资料和考古实物的社会科学再分析，其可贵之处在于，这些前辈并没有将上述资 料与实物看作僵死的文化遗存，而是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 行深度的对话。这些对话得以展开的思想史背景与方法论准则其实也就是今天我 们思考自身、思考世界的基本框架，它们不但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 的力量与价值，同时也明确昭示了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必将奠定在对经史学持续 的再思考的基础之上。

刘师培是民国初年最重要的经古文学者之一，他和章太炎过从甚密，后者翻 译的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社会学译著。刘师培 虽然以保守著称，但对当时西方的学术并不陌生。《经学教科书》是一部未完成 的作品，本书选择这一著作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刘师培在此书中竭力证明，中 国的经学，尤其是《易经》中已经包含了当时西方主流学术的核心思想。这种在 今日已经有些荒谬的类比其实透漏出当时所有学者共同的焦虑：我们奉行数千年 的经史传统是否在言说人类的普遍性？在西方学术进入之后，这些经学成果到底 该如何安排？述评者张亚辉认为，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将经史学肢解成西方学 科体系的干瘪材料，或者在对话的基础上看到，社会科学仍旧是经史学的某种延 续。而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几乎没有人还有勇气去走后一条路了。

江绍原的思考几乎与刘师培一样，只是入手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的。江先生曾 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比较宗教学，他对发须爪的研究即是从巫术研究的视角出发 的。面对当时新生活风尚对过去之迷信不遗余力的破坏，他希望证明，这些习俗 除了是迷信，还是民间道德系统的承载者。怎样才能够在破除迷信的时候，保住礼的精神和道德体系？在新的时代，一种道德的宇宙观仍旧是可能的吗？这背后 牵扯的实际上是文化变革的理论探讨，我们能够选择性地进行文化变迁吗？还是 当变革势在必行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整个文化体系尽数换掉？这恐怕是一种时代 性的思考模式。《发须爪》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用非常细致的研究将这个问题 呈现了出来。

冀朝鼎是民国学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与魏特夫、拉铁摩尔在学术上对话 频繁，对后两者关于灌溉农业的研究贡献甚大，而他自己因为职业生涯非常复 杂，反倒很早就离开了学术界。《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的核心创见在于利用水利事业发展与帝国政治中心转移的同步关系，重新从经济 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历史，这与费孝通先生后来从乡土来书写中国的方式非常不 同。冀朝鼎的研究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方面使得他能够更加清楚地 看到朝廷的水利工程建设背后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其实也妨碍了他对诸如治水 神话、水神信仰，以及超越朝代利益的水利工程的理解。

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是用社会科学的眼光看 待经学的结果。李安宅认为，《仪礼》与《礼记》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不变，道 亦不变”的神圣经典，而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写照，因此，可以说是文本意义 上的人类学田野材料。他不再执着于宋明以来对礼的形而上学的论述，而是用美 国文化学的眼光将礼看作文化本身。述评者陈波认为，李安宅对礼的研究还继 承了晚清公羊学的传统，主张在对时代的认知与评估的基础上，对礼进行损益修 正。李先生这种从对儒学的新认识出发的人类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祖尼 人的研究中，该研究至今还是美国人类学的经典篇目之一。

杨堃先生的《葛兰言研究导论》是本书述评的唯一一篇专门讨论西方学术的 文章。杨堃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受业于莫斯（Marcel Mauss）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学体会真切而深入。葛兰言是该学派中唯一专门 研究中国的学者，故此，杨先生的这篇文章颇有“我看人看我”的意味。年鉴学 派三代学术领袖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在治学追求与方法上各不相同，杨堃先生 对此做了细腻的甄别，尤其对葛兰言的研究方法介绍详细。曾有民国学者因为对 这一人类学的治史方式不了解，而对葛兰言的研究多有误会。我们今日要借鉴葛 兰言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文明的方式，杨堃此文无疑是不可绕过的路标。

费孝通先生的《皇权与绅权》是他的士绅研究中最重要的作品，这一时期， 社会科学思想与传统经典的对话方式已经日益成熟，本书就是费孝通与吴晗等历史学家合作讨论的产物。《皇权与绅权》是对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知识分子关系的 再思考，所依据者多为史料和经学典籍。在本书的述评中，梁永佳指出，应把此 书与费老的另外两本著作《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放在一起来阅读，“《皇权 与绅权》一方面的意图是要将《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些结构原则具体化，另一 方面则是与《乡土重建》的实地材料配合。它介于原则和经验之间，是两本书之 间在逻辑上的过渡”。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皇权与绅权》中提出的观点已 经比《乡土重建》更加有弹性了。它在处理绅士问题的同时，已经开始对中国传 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思考。费老晚年的阅读与写作，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 望，都与《皇权与绅权》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是本书述评的唯一一部写于20 世纪50 年代 之后的作品，这部作品收录了李济先生在不同年代对殷商考古发掘的解释与评 论。作为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奠基者，李济对中国的科学考古学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他一直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与民国时期的各种史学观点进行对话，其总体的 出发点是要用实物捍卫文字记载的尊严。自然，他的考古学研究也无法摆脱一种 国族心态，尤其是在中国人种起源问题上，在与人种西来说的论战中集中体现了 这一特点。只是这种视角往往因为他所研究的上古史的跨文化、跨地域的特征而 不太容易被注意到。李济对于挖掘与解释的关系认识得非常清晰，所以，看似科 学本位的他却号召要在考古学中“加点想象的活”，即便在《中国文明的开始》 这样一本小书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他解释思路的逐渐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