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 

定价：39.80元

作者：李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8月

页码：272页

装帧：平装

开本：32

ISBN：9787508651606

他们成了历史，我们承负历史前行。

一场长达22年的漫长写作，敞开百余年历史中的人性纠葛与时代回响。

大量的史料整理、实地寻访以及原始档案的采集，

内容文本数次修订与核实，近百张历史发生地的珍贵影像。

这是10个忠于时代的人物故事，也是10场远道而来的隔空求问。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第五届和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获得者——李辉，最新作品！

《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

走读：长达22年的漫长写作

起于1992，止于2014。

22年间，作者去布拉格寻访卡夫卡，于牛津悼念奥威尔，在瑞典探求赫定的冒险人生，到阿姆斯特丹与巴黎体悟梵高、西奥两兄弟的永恒情谊……也探知了淹没于波茨坦的历史烟云和消失在香港远郊的民国往事。不求绚丽的辞藻或尖锐的发现，而是尽可能多的观察与靠近，让当代的我们听得到历史真实的回声。

22年的走访与写作，内容文本数次的修订与核实，百余张历史发生地的珍贵影像，这是10个忠于时代的人物故事，也是10场远道而来的隔空求问。

《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

史料：历史的局外人和承载者

作者经过大量的史料整理、实地寻访以及原始档案的采集，在与当事人或其后代深入交谈后，忠实地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一种个人化的史实研究，虽非全部，却是独有。

这个书写历史的人，用史料辅佐记忆，感性穿透理性，在历史的缝隙里解析人心和政治风云，使其尽可能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他说：“历史就在每个人身上。”我们承负着历史，继续前行。

《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

衷直：在责任与诚意之上记录

李辉的写作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他在史料上辨明真实，在叙述中敬畏历史。为了引起人们对相关历史或人物的更多兴趣，为了提供认识历史的更多角度，他在旧闻旧事、陈迹残影中，抓住细节，深挖到底。他是历史兴趣浓厚的写作者，是态度宽容悲悯的记录者，也是守住历史本真的亲历者。

李辉的写作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他的文字，不求绚丽的文采或尖锐的发现，而是以一种责任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他在史料上辨明真实，在人物中寻求对话。他的一系列著作，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生动个案，为理解20世纪的中国增加了丰富的注释。他发表于2006年度的“封面中国”系列散文，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这些旧闻旧事、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融入了讲述者的感情．也敞开了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李辉的写作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就在每一个人身上，热爱现实者理应背着历史生活。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六年度散文家：李辉 授奖辞

李辉的散文一直分享着有重量的话题：文学与政治、个体与时代，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形变。沧桑岁月之中，历史话语或隐或显，虚实明暗，人性纠葛，尽在那些细节和碎片之中。李辉赋予了散文这种自由随性的文体以沉实和痛感，既探求历史本真，亦饱含理解之同情。他出版于20 13年度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以亲历者的身份，回望20世纪8 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风雨万象，在多重合声中，共同体味“归来者”和文艺先锋的况味人生。史料辅佐记忆，感性穿透理性，以省思之心节制情感的流散，以人类之爱倾听心灵的回声。那些来自生命的绝响，因为记录，所以流传。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一三年度散文家：李辉 授奖辞

于孤独中如痴如醉

●遥想一百年前，卡夫卡在我面前的这幢大楼里，与费丽丝初次见面。他已29岁，却如同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年，显得格外狂热与痴迷。他给费丽丝写信后，焦虑而忐忑不安等待回复。费丽丝终于回信了，他欣喜若狂，当即写下四页长信。在随后另一封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回信时的感觉：“15天前，在上午10点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很快就坐下来给你写了满满四大页的信。我并不后悔这样做，因为我从未像那样带着极度高兴来消磨时间。唯一遗憾的是，我写完了四页，才是我所想说的所有话的开头……”卡夫卡写给费丽丝的信，几百封，厚达五百多页。他与费丽丝两度订婚，两度取消，最终费丽丝嫁给他人。

安静的一九八四

●奥威尔不到四十七岁而英年早逝，一九五〇年走至生命终点，在泰勒的叙述中，奥威尔的去世、葬礼、墓地选择，弥漫着凄凉，生命的不可知性，甚至隐含荒诞意味——《一九八四》刚在美国出版不久，奥威尔还来不及分享小说后来引发的世界轰动，此时面对的则是评论家或赞赏、或持保留意见的众说纷纭；去世前三个月，他躺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向索尼亚求婚终于成功，朋友马格里奇却推测为“将是一个非常阴森的婚礼”；奥威尔没有后代，他的葬礼由朋友和出版商操办，人们没有根据他本人的遗嘱，而是把葬礼仪式安排在基督教堂；他的墓地，也没有根据他的遗愿选择位于伦敦的公墓，而是选在牛津郡的Sutton Courtenay ( 萨顿·考特尼)的乡村教堂墓地，这个地方与他生前并无关联……

岁月不会淹没探险家

●赫定是向往中国古老文明的，是热爱中国的，“中国情结”在他一生中从未消退。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回答的：“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话虽有些夸张，却颇为形象。可以说，自1890年第一次踏上中国之后，中国广袤的疆土就成了他终生的事业舞台。他一次次前来，一来就是一年，两年甚至多年。战争把他与所钟情的地方永远隔离，可以想象出他的沮丧与失望。他这样写过：“在1927年春以前，我们与中国学者的个人联系并不多，也看不出任何与他们建立友谊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致的目标，共同的甘苦，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那支考察队，我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在我离开北京后的最后四年中，一直与我那些出色的中国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世界大战的爆发摧毁了这条友谊的纽带，是我与东方的联系中断了。”

我们走进了铁门

●我向她（女看守长）提出管理人员与犯人的比例问题。她承认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有必要减少管理人员。她坚持，一旦经济好转，仍需要加强管理力量，创造更好的监狱生活条件，应该让这里的所有人深切地感到：他们生活在瑞典。说这番话时，她的话语明显洋溢着她自己特有的责任感与充满理想色彩的诗意。她为自己从事这样一种人道的事业而自豪。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我看来，像她这样从事此类工作的女性，居然仍有一种浪漫的情调环绕着她。这时，我忽然想到在国内看到的介绍瑞典监狱生活的那幅照片和那句俏皮的说明文：在瑞典，犯人和看守究竟谁更自由？

凡高兄弟

●凡高第一次给西奥写信是在1872年8月，当时哥哥19岁，弟弟15岁。凡高给西奥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890年7月，在他自杀受伤之后，信纸上还留有点点血迹。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凡高至少写给弟弟900封信，甚至更多。更重要的是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信的长度。随着通信的延续，每封信的字数越来越多，常常写到八页纸或者更多。正是感谢这些书信文献，使人们得以了解凡高的个性发展的每个侧面，它们足以满足撰写一部传记的需要。

人醉何处

●面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隔开。海堤左侧，是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古城墙，历经千年沧桑，虽有缺损，但依然高耸，当年壮观气势仍可想象；海堤右侧，海水波光粼粼，远望对岸，那里便是亚洲大陆——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城区，依稀可见。在这样一条海堤上跑步，历史穿越与地理衔接的巨大反差，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寻根

●皮尔告诉我，他此次到中国的目的之一是“寻根”时，我颇为惊讶。他的曾祖父原是一个传教士，于十九世纪末从瑞典到中国传教。曾祖父和曾祖母先是坐船到上海，在上海，就买了这个化妆匣。然后，他们又乘船到天津，从那里转道抵达山西大同一带，主要居住在现在的天镇县。在那里，他们生下了皮尔的祖父。这个匣子就这样从祖父那里传到父亲手中，到皮尔大学毕业来到林雪平工作并安家时，父亲又将它送给了他。一个在中国购买的木匣子，一百年来成为一个瑞典家庭的“传家宝”，一代代维系着他们的感情与血缘。现在，它又无声地出现在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面前。

弥漫于波茨坦的历史烟云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相当无情：作为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在日本被打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时，尽管是无可争议的战胜国，但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身影下又显得瘦弱乏力，没有什么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于是，在原子弹升腾而起的蘑菇云笼罩下，在苏联百万红军突进东北，世界“冷战”寒气席卷而来的历史场景中，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的质疑，听起来只能是一声叹息：苍白，细弱，无奈。1945年8月的中国，迎接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历史的苦涩与严峻。

诗人走了，画家也走了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期间，因躲避内战逃亡香港的诸多内地文人，汇聚在此。也在此居住过的漫画家方成曾回忆说，他是应黄永玉所邀住进九华径。除黄永玉、端木蕻良、方成之外，先后在九华径居住过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化人士有：楼适夷、黄薇夫妇，臧克家、郑曼夫妇，蒋天佐、陈敬容夫妇，巴波、李琪树夫妇，考诚、殷平夫妇，李岳南、叶筠夫妇，阳太阳全家，王任叔（巴人），卞之琳，杨晦，耿庸，余心清，单复，朱鸣冈，顾铁符。画家陆志庠住进黄永玉家，作家张天翼住在楼适夷家。此外，还有《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因他们居住在此，时常有其他人造访。黄永玉记得，胡风来到楼适夷家，彻夜恳谈。萧乾、聂绀弩、乔冠华等人也曾前来。方成记得，周而复、秦牧、李凌、谢功成、刘式昕、叶素以及“人间画会”的画家们，都来做客……

入土为安

●记得当年从庐山归京的黄永玉，颇为兴奋和乐观。他细细讲述前往考察（陈寅恪墓地）的过程，还凭记忆为我画一幅松门别墅的布局图速写。他觉得，如能在松门别墅门前著名的“月照松林”石壁上，凿一洞穴，将陈寅恪夫妇骨灰安葬于此，应是很好的归宿。他当即遵照张求会等人的提议，书写多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请陈家来人挑选备用。

安静的一九八四

萨顿·考特尼何处寻

2014年，终于走进英国。

早在30年前，1984年我结识萧乾先生，开始撰写他的传记时，心里就想，如果能去一趟英国，现场考察，资料查阅，访问他的英国朋友，那该多好！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叙述“二战”期间萧乾的7年英国生活经历与文化交往。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奢望。我只能借助于萧乾本人的回忆，佐以部分书简和史料的翻译，在传记中大致描绘一番他的英伦生活。至于“二战”期间的英国情景，则参考《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著作。最有帮助的是一本《兵不厌诈》，在传记中我对伦敦轰炸场景的描述，大多依据此书精彩而生动的描写。

萧乾旅居英国７年，与英国著名作家、汉学家有密切往来，如E·M·福斯特、阿瑟·魏理、奥威尔等。他们三人都没到过中国。福斯特到过印度，写下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印度之行》，他的其他许多文字也都流露出对东方文化的热爱。1943年，在给萧乾的信中，他为此而感到有点儿“悲哀”：“我太老了，不能去访问中国了。”他甚至说，同意大利、法国、印度相比，“中国会更令我喜欢”，他还说：“你尽可以想象我已经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长篇小说，而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著名汉学家魏理，与福斯特有所不同，他翻译过大量的中国古典作品，但并不以未到过中国为遗憾，相反，他特意沉浸在古代作品中所描绘的中国。他曾这样说过：“我想在脑子里保留一个唐代中国的形象。”不管这些作家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感，则是相似的。

三人之中，奥威尔与中国的关系有着特殊性，这与萧乾有直接关联。

奥威尔1903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地区（今为孟加拉），第二年，母亲带他回到英国，后来在英国念书。1922年到1927年，奥威尔再到驻缅甸的印度民警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奥威尔的这一经历得到BBC（英国广播公司）的重视，特意聘请他主持向印度听众介绍东方的战况，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奥威尔找到了正在伦敦大学学习的中国作家萧乾。

说来惭愧，在开始撰写萧乾传记时，我还没有读过奥威尔的任何作品。最熟悉的是福斯特，早在大学二年级，他的那本《小说面面观》曾经是我们的必读书，他所提出的长篇小说中的“扁形人物”、“圆形人物”概念，一时颇有启发。还有一个直接因素，采访萧乾期间，正好从英国找到福斯特当年写给萧乾的几十封信，我斗胆翻译，成为叙述萧乾英国经历的重要内容。其间，萧乾向我提到过奥威尔的名字，我一无所知，没有进一步了解，传记中没有一点儿叙述，现在想来，至为遗憾。

30年后，期待已久的英国之行启程了。

行前筹划一系列旅行计划，最想寻访的地方之一，是小说《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作者乔治·奥威尔的墓地。

读过英国传记作家D·J·泰勒的《奥威尔传》，开篇便是一章“牛津墓地”。尚未开始叙述奥威尔的一生，却将生命的归宿地提前描写，作者可谓用心良苦。奥威尔不到47岁便英年早逝，1950年走至生命终点，在泰勒的叙述中，奥威尔的去世、葬礼、墓地选择，弥漫着凄凉，生命的不可知性，甚至隐含着荒诞的意味—

《一九八四》刚在美国出版不久，奥威尔还来不及分享小说后来引发的世界轰动，此时面对的则是评论家或赞赏、或持保留意见的众说纷纭；去世前三个月，他躺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向索尼亚求婚终于成功，朋友马格里奇却推测为“将是一个非常阴森的婚礼”；奥威尔没有后代，他的葬礼由朋友和出版商操办，人们没有依照他本人的遗嘱，安排英国教堂的葬礼仪式，而是选择在基督教堂；他的墓地，也没有根据他的遗愿选择位于伦敦的公墓，而是选在牛津郡的Sutton Courtenay ( 萨顿·考特尼)的乡村教堂墓地，这个地方与他生前并无关联……

泰勒这样描述奥威尔的葬礼：

奥威尔的安葬仪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举行的。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几个人中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或许耍足了诡计，正是他给包括地下死者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普通大众多多少少有点儿吃惊，因为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进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可是，奥威尔从未宣称过他信仰基督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与任何显示崇拜的地方有联系，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很难实现。最后，安葬在伦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抛弃了。这时，阿斯顿的影响力在萨顿·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与此同时，马格里奇和奥威尔的密友安东尼·鲍威尔(据阿斯顿所说，鲍威尔是一个“忠于教会的人”，且通晓礼节)商量，请求鲍威尔做礼拜的奥尔巴尼大街基督教堂的主持为奥威尔在伦敦做安魂仪式。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冻，伦敦正处在隆冬之中。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教堂。

……

人人都认为，虽然少数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没有享受到身后的荣耀，但是，年仅46岁就辞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这实在是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悲事。索尼亚“茫然发呆”；长长的灵柩被抬走的时候，马格里奇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特别注意了棺材的长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乔治的身高，给人印象强烈”。25年后，安东尼·鲍威尔回忆说，这次葬礼仪式是他参加过的最令人痛苦的仪式之一。

许多年后，撰写奥威尔传记的泰勒，第一次前往奥威尔的墓地实地考察。专门为寻访奥威尔而去墓地的人，恐怕不多，泰勒算是其中一人。站在墓地前，他脑海里闪回的是50年前的安葬场景：

50年前，人们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在萨顿·考特尼的墓地留恋徘徊：一位是有着一头醒目金发的30岁刚出头的女人，脸色苍白，几许紧张，几许焦虑，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岁稍长的男人。他们俩是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和《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大卫·阿斯顿。他们俩不是单独前来的，陪同他们而来的有一位律师、一辆殡仪馆的车子、丧葬人员和一口加长的棺材。

读这本传记，印象最深者莫过于这些令人伤感的描述。

到了伦敦，亲身感受到奥威尔在英国的影响至今不衰。“老大哥”并未绝迹，当今世界依旧充斥着窃听、出卖、谎言、编造，《一九八四》并未过时，仍然震撼人心。伦敦地铁通道上，悬挂着根据《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话剧的招贴画。书店里，摆放着新版的奥威尔多部作品。难忘的一幕是在十字火车站候车大厅。那天，我们从伦敦前往爱丁堡，候车时，忽然发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漂亮姑娘，正在静静地捧读《一九八四》。我按捺不住，悄悄将手机调到静音，不露声色地偷偷拍摄下这一难得相遇的阅读场景，但也觉得此举实在颇不礼貌，有“狗仔队”之嫌。可是，旅行中，我又怎能错过这一机会？

此次英国之行，计划在牛津大学住两天，于是，去Sutton Courtenay寻访奥威尔墓地，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行前，请一位朋友帮忙打听如何前往，她问了几位正在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无一人知道奥威尔墓地在牛津附近，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去这个村庄。

我不甘心，将从网上搜寻的与奥威尔相关的资料打印出来随身携带，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念头。抵达伦敦后，与几位年轻朋友聚会，我将资料拿出，请在英国生活多年的徐小茜姑娘代为搜寻。很快，当天晚上她发来这样一条信息：

George Orwell 的墓地，All Saints’ Churchyard ， Sutton Courtenay ，Oxfordshire。 从牛津过去比较方便，两个方案如下：一是火车Oxford (OXF )-Appleford (APF)，单程10~15分钟即到，但火车很少经停这个站，需要提前查好往返时间；二是火车Oxford(OXF)-Didcot Parkway (DID)，单程15~20分钟，火车大概每25分钟一班，下车后走路需1小时15分钟，或乘公车X1路，每小时一班，或出租车，10分种即可。

心里终于有底了。行程看上去颇为复杂，却值得一试。

有计划的寻访，与随意而漫不经心的浏览一样，对于我，常常是外出旅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各有各的图案，各有各的奇妙。

这一次，去牛津寻访奥威尔，依旧如此。

BBC的中国声音

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作品，是在1985年《萧乾传》完成之后。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先是内部出版，1988年公开出版。当我有机会阅读到他的《一九八四》等作品时，顿时吃惊于他的浅易却又深刻的叙述方式、高度概括力和历史震撼。就在产生这种震撼的时候，萧乾送给我两本奥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BBC工作时的作品集。1987年列入英国“企鹅丛书”的这两本书分别为《战时广播》（The War Broadcasts）和《战时评论》（The War Commentries）。奥威尔1941年8月到1943年11月在BBC印度组工作，由学者W·J·韦斯特搜集编选的这些作品，记录着奥威尔在那场世界大战中留下的声音，它们因文字而永不消失。

在《战时广播》编者序中，韦斯特这样说道：“对印度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所以奥威尔希望找到能够向印度广播的中国人，向他们介绍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在日本占领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正好中国作家萧乾战争时期在伦敦居住，于是，奥威尔便给萧乾写信询问他能广播什么。”

萧乾是在1939年秋天“二战”全面爆发时从香港到达英国的，是这一期间来自对日战场的唯一的中国作家。请萧乾到BBC向东方听众介绍中国，是奥威尔在1942年年初的一个新内容，他在2月1日播出的“工作计划”中说：

“东方角度”专题要开始新的节目表。……顺便我愿意告诉你们，在BBC印度组我是唯一的欧洲人，其余都是印度人。……我们仍然保留“东方角度”的基本意图，但多少改变一下范围。第一系列，“风云人物”介绍我们时代的著名政治家：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等，另外也包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第二系列，“今天与昨天”，讨论战争所引起的英国社会变化，如食品控制、农业作用、教育制度、报纸、流行文学的变化。第三系列，“对我意味着什么”，探讨抽象观念：民主、自由、经济稳定、进步、国际法、民族独立等。

至于这些播讲者，都是东方人，除了印度人之外，我们还请来了中国人和缅甸人。我们特别希望尽可能为你们请来更多的中国播讲者，因为印度与中国休戚相关，在现在这一时刻，有着更大的重要性。亚洲与欧洲一样，也正在为它的生存而与法西斯作战，两个伟大的亚洲国家，我是指印度和中国，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好。为此，我们也许会偶尔打断原定计划，向你们播出一些由中国播讲者所做的特别内容的节目，因为原来的计划绝大多数是根据西方人的兴趣安排的。我要请你们特别留心听由萧乾先生所做的两次谈话，他是正在伦敦的一位中国学生，曾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不同地区待过。他会告诉你们一些中国人民生活在日军统治下的状况，以及日本人企图摧残和征服牺牲者的种种手段。

最后，我得说能制成这些广播，对于我是多么愉快，我相信这些广播在当今时刻，对我所出生并有许多个人家庭友谊的国度，会有真正的帮助和建设性。 (译自《战时广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萧乾开始了与奥威尔的合作。

1989年前后，我翻阅关于奥威尔的这两本书，尝试翻译其中部分内容，不时去信请教萧乾，他在回信中多次谈及奥威尔，还寄来一些相关资料：

1990年3月2日，萧乾致李辉

George Orwell那时也住在Hambfead，他是BBC远东部主任。他曾约过我几次去广播，一次谈Ibsen in China 。还有一次与当时在伦敦的印度诗人Tambimutti（坦毕木提）交谈中印文化。我的印象中，他很正直。三十年代中期，他曾是左翼作家(年轻时，在缅甸当过警察)，西班牙内战时，他参加了反佛朗哥的民主阵线，似乎也在西班牙内战中开过救护车。Virginia Woolf的侄子(曾在武汉大学教过课)就阵亡了。但苏德协定(1939年)后，他转向了。从《Animal Farm》 及《1984》二书可见。

George Orwell的文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平民化”。例如他的论文《Dickens》，评得很深，而文字很浅显。他有意避免“文人腔”。E. M. Forster的Essay也有这一特点。

1990年3月4日，萧乾致李辉

这书评包含一些对G. O. 的精辟见解。（尾巴只二三行，未剪。）

1990年3月17日，萧乾致李辉

昨晚英国友人寄来George Orwell致我的几封信及印度对我的广播反响。因此，动笔前仍望你来一取。

1990年4月5日，萧乾致李辉

当时BBC分Home Service(国内广播)及Foreign Service（海外广播）。后者又有远东部，而Indian Section 属远东部，只能作“印度组”，不宜作“部”。

Through Eastern Eyes 译“通过东方人眼睛”可以，也可译作“东方观点”、“东方角度”。不可译作“来自”。

These Names Will Live不是“难忘”，而是“不朽”，即“不朽人物”。我没讲过。我只讲过“五四文学”[当时记得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及“易卜生在中国”(又收Semolina Others一书)]。

当时与我同时广播的有两位印度作家，一为小说家Mulk Raj Anard （安那德），一为诗人Tambimuttu Anard曾把他的小说集献给我。可惜我出书时未还礼，一直很抱歉。他也因而疏远。五十年代他来华访问时，就没找我。

与奥威尔的交往，萧乾十分愉快。萧乾告诉我，奥威尔热情、朴实，时常为了一篇讲稿，同萧乾做非常细致的探讨。从内容的选择、播出时间的长短、录音时间的安排等，奥威尔都亲自与萧乾商量。在半年时间里，萧乾分别向印度、美国、英国国内做了多次广播，分专题介绍中国的政治、文学、战争背景，以及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这些广播题目主要为：“日本的新秩序”“中国沦陷区现状”“中国作家的两难之处”“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中国人的看法”等。

萧乾关于中国战争现状的广播讲话，在印度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这是奥威尔感到异常兴奋的事。得知这一反映后，他立即致信萧乾 ：“我们刚刚收到来自印度的报告，谈及我们二月下半月的广播。我想你对下面来自达卡的话是感兴趣的—‘2月26日由中国播讲者所做的关于被占中国以及日本新秩序的谈话非常吸引人。’我们收到的来自印度的评论很少，所以我认为仅此就足以鼓舞人心。”一个编辑，和作者分享着成功的快乐，那份喜悦充溢在字里行间。

与萧乾的合作，奥威尔也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萧乾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从工作出发，他需要来自中国的介绍，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更能引起他的兴趣的，自然是文学。在结识奥威尔之后，萧乾曾将自己在英国新近出版的《苦难时代的蚀画》英文著作送给他。这本书主要叙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概貌，奥威尔过去对之非常陌生。他兴奋地读完它并决定请萧乾就此内容做几次广播。他在给萧乾的信中极为兴奋地写道：

你在著作中的描述，在我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过去对此我是一无所知，我想听众也会有同感。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的文学是生机勃勃的，使他们乐于通过英文翻译而接受它。当然，你可以对中国早期文学做一简略的背景介绍，以说明现代创作方法是一种新的发展。我曾在《新创作》上读过几篇中国短篇小说，是它们第一次使我产生安排这些广播谈话的想法。（1942年3月29日）

不仅如此，奥威尔后来还为萧乾的两本英文著作《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 prints》(《龙须与蓝图》)《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千弦琴》）撰写书评，先后发表于《Obeserve》(《观察家》)报。1944年，奥威尔为《龙须与蓝图》所写书评题为“Chinese Miracles”（中国的奇迹），其中写道：

萧乾先生论述的问题自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能使中国发生变革，成为一个现代机械化的国家吗？对世界其他地方，这也许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走一条与日本相同的路，那结果将难以想象，中国已能生产机枪，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她就能生产轰炸机……但她的艺术传统植根太深，以致不能为机器所毁灭，同时，中国人又不得不跻身现代世界，而且不喜欢人们说她猪尾巴（辫子）比钢盔更好看。然而，如果她能适当地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她又乐于回到龙须（即回到中国书法，回到她所包含的悠然闲适的文化）。（《观察家》报，1944年8月6日，转引自傅光明《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萧乾卷》）

忽然发现一个时间的巧合。奥威尔发表这篇书评的时间是1944年8月6日，我抵达伦敦的时间是2014年8月8日，两者相距恰好整整70年。我开始采访、撰写萧乾传记，是在1984年，两者相距也是整整40年。这一时间巧合，对于别人大概毫无意义，可是，对于我，却多了特殊意味。显然，我之所以一定要去寻访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恐怕与萧乾有关。拜谒奥威尔时，我愿意替一直关心、帮助、爱护我的萧乾先生，向奥威尔献上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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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是作者长达22年的漫长写作，讲述了他自1992年始到2014年止的10次文化寻访，包括去布拉格寻访卡夫卡，于牛津悼念奥威尔，在瑞典探求赫定的冒险人生，到阿姆斯特丹与巴黎体悟梵高、西奥两兄弟的永恒情谊……也探知了淹没于波茨坦的历史烟云和消失在香港远郊的民国往事。在经过大量的史料整理、实地寻访以及原始档案的采集后，征得当事人或其后代的认可，将往事复原，忠实地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敞开了历史新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为理解人物的遭遇与作品做了丰富的注释。

《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10个忠于时代的人物故事，10场远道而来的隔空求问。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第五届和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获得者——李辉，最新作品！

附：丛书简介

一个持续了8年的酒局

集合了六位酒客和数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个开通仅1年的公众号（六根）

成为文化圈子内交口称赞的内容大号

六个人，六本书

李辉《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

叶匡政《可以论》

韩浩月《错认他乡》

绿茶《在书中小站片刻》

潘采夫《十字街骑士》

武云溥《生如逆旅》

六根通知

六个人在一块能做些什么？去大漠单挑黑风双煞，缺一个韩小莹，摆阵法叫板黄药师，少了个孙不二；去乡下保护村民麦子，凑不够七武士；从天山下来没有飞红巾；去打蛇精丢了个葫芦娃；竹林里喝点酒不见了醉刘伶。就是想认真开个会，仍旧是少一人。于是六个人只好喝酒。

这酒局的年份，从猴年开始，到马年结束。谁约的局？早已湮灭不可考，隐约记得李辉拎两瓶老酒，往桌上一掼，时间就开始了。起初每月一喝，但男人生理周期无章可循，兴之所至，呼朋唤友，陋巷偶遇，小局亦成，全无定数。

这六人，有人办报，有人写文，有人编书，有人吟诗，多儒冠误身之辈，皆啸聚哄散之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根不净，酒局就叫了六根。遂约定，开一账号，也叫六根，写游山玩水文字，贴吃喝玩乐文章，听百年历史回声，每周六篇，周日休息。

人非一品，行为二流，文无定法，只求好玩，乃老男人的初心。

壶里乾坤，杯中日月，其拽文曰：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者，六根也。六根者谁？曰李辉，曰匡政，曰绿茶，曰浩月，曰采夫，曰老武。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见长。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巴金传》《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传奇黄永玉》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因在《收获》开设的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而获得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2006年散文家”奖项。2014年，因《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再获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2013年散文家”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