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外交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涉及碳中和、能源转型、产业竞争与国际博弈等核心议题。其主体包括主权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围绕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展开互动，并形成复杂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全球治理中，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基经济体，其双边碳外交关系成为全球碳治理的核心支柱，直接影响全球低碳转型的路径与节奏。当前国际社会面临气候、生态、能源、污染、经济等各种危机交织的挑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碳外交的竞争日益加剧。全球化进程出现波动，民粹主义、技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趋势交错上升。中美碳外交关系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受到多重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美国气候政策受政党更替的影响较大，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而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则表现出消极态度。拜登政府上台后迅速重返《巴黎协定》，试图恢复美国的全球气候领导力，并通过建立气候俱乐部等方式扩大其碳外交影响力。然而，中美碳外交关系并非单纯的合作关系，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全球能源变革与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为中美碳外交和《巴黎协定》蒙上阴影，但中美碳外交仍将保持复杂的非线性演变。一、脱胎于全球治理的碳外交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紧迫且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应对行动也是人类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之一，具有复杂性、长期性、整体性的特点，并涵盖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碳容量的稀缺性和减排竞争性是国际焦点，也是碳外交的来源，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出：;地球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各国应尽可能地采取最广泛的合作，并参与有效和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六次报告显示，未来20年全球温度预计将升高1.5摄氏度，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加大。历史性的《巴黎协定》达成8年多以来，控制温升和实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共识，;阿联酋共识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进入新的阶段。与全球治理概念一样，碳外交也包括主体、客体等具体要素。其中，核心要素为全球碳外交的主体，既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各行为体围绕碳中和长期目标的行为或关系集合，可以被称为;碳外交关系。因此，全球碳外交是碳外交的上位概念，而碳外交则是全球碳外交的核心。;碳外交是国家通过外交方式去调整国际气候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的总称，是贯穿全球低碳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竞合、经济互动、规则重构、平台建设等的一系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过程集合。习近平主席强调，;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长远的。;要坚定不移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方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全球气候治理正经历以碳达峰、碳中和与;零碳竞赛（Race to Zero）等为标志的转型和重组，全球环境容量稀缺现实下主权国家争取发展空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并将长期存在，主要大国围绕全球绿色低碳领域生产、制度、结构和安全所展开的权力博弈与合作态势同步加强，较之传统的关于环境外交或气候外交概念的研究，碳外交研究对当前全球气候谈判、绿色供应链竞合以及地缘经济转型更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碳外交与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事关未来全球权力结构、产业转移、技术竞争和制度博弈等方面，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基能源经济体，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中既是共同引领者也是竞争对手，两国碳外交博弈与合作的因果机制复杂易变，且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存在相互传导和关联性，并存在有限封闭特点。二、全球气候变局与大国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化进程开始偏离其原有轨道，民粹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和市场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逐渐成为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障碍，全球治理功能缺口需要新的制度建构和大国合作来填补。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发布《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之后，受到气候经济与社会实践对非缔约方当中多利益攸关方的重视的影响，加之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国际社会重大事件影响，各类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气候治理议题的融合加深，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强化，企业、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等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人们愈发意识到气候治理是系统性问题，气候变化与市场、贸易、科技、消费、可持续发展、就业、公正、青年等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气候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嵌入人类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且气候政策干预的场域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地缘政治形势深刻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能源转型与绿色融资动力不足、民粹主义带来的逆全球化现象频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巴黎协定》的走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经济方面，受气候变化、地缘政治以及全球经济等因素影响，全球贸易与供应链数十年形成的生产格局、走向和渠道、市场供应以及价格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给全球市场体系带来重大改变。在科技方面，随着《巴黎协定》与联合国零碳竞赛的广泛推进，碳中和时代催生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转型，低碳转型成为世界经济与各国公共政策的优先选项，能源转型下的科技革命进入快车道。以能源数字化促进绿色发展，需要以能源转型、工业脱碳、交通脱碳、建筑脱碳、农业脱碳和土地利用负碳为抓手，推动能源需求行业、能源系统以及信息和通信产业的高效、可持续和安全化发展。能源数字化为能源需求行业（交通运输、建筑、工业）、能源系统（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电力供应系统）以及信息和通信产业都带来了革新。将全球低碳社会经济转型与国家气候治理紧密联系，也能促进国家和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相互协调。2023年;阿联酋共识围绕《巴黎协定》目标进行全球盘点并致力于提升全球减排雄心与实现气候公正，但也呈现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经济堵点问题。首先，随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传统高政治问题的持续，世界各主要行为体的国际行为收缩或转向也对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存在动力不足等问题。特别是随着俄乌冲突叠加地缘经济竞争，大国竞争新态势改变了全球层面上大国合作氛围，破坏了全球既有合作共识，也使大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意愿和实际资源投入受到负面影响，并引发全球气候公共产品赤字问题。其次，在气候危机与经济衰退、能源危机等多重危机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地缘冲突严重破坏了国际供应链安全和稳定，主要大国围绕绿色产业供应链开展激烈竞争。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和经济民族主义发展，美欧经济体气候政策或将回摆，主要经济体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速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放缓，这与全球经济复苏的未达预期、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对国内产业保护的考虑有关，大国竞争加剧导致国际关系安全泛化，不利于全球低碳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阻碍了全球低碳转型步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绿色经济领域转向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和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其中包含了美西方通过单边绿色贸易壁垒的形式促进本国产业竞争优势的企图。这使得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至关重要的低碳技术以及相应产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制约和阻碍，对全球低碳转型造成了不利影响。最后，基于美欧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与义务，拜登第一任期结束以及欧洲议会选举造成全球气候治理节奏放缓。自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和欧盟发布《净零工业法》（NZIA）和《关键原材料法》（CRMA）以来，主要经济体的绿色产业政策已相继到位，带来了一波气候治理的小高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高潮似乎已经开始回落，全球气候治理的外部驱动力量逐渐变弱。从中美关系来看，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以来，中美碳外交关系呈现复杂动态的周期波动过程。中美关系发展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利益集团和民意基础，自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一方面继续呈现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美国国会《无尽前沿法案》和《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出;中国前所未有地成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通胀削减法案》等则力图取得对华的绿色产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试图重拾并延续奥巴马时期的外交遗产，将气候变化全面制度性地嵌入其内外政策体系，并通过推进俱乐部式碳外交和清洁能源联盟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中美气候合作为2021年以来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沙姆沙伊赫适应气候变化议程》和;阿联酋共识提供了良好氛围、底层背书和大国基础。总体上看，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发表的《中美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 光之乡声明》为全球气候制度供给提供了良好的大国集体行动环境。然而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经济领域的电动车、光伏和风电等也成为欧美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领域:主要大国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领域的对抗色彩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在此背景下，中美碳外交博弈将继续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总体表现出;在气候领域有限合作，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发展领域战略竞争的非线性走向，这一走向贯穿于全球治理下的政治竞合、经济互动、规则重构、平台建设等全过程。在全球碳外交领域，美方既强调中国的重要性，积极谋取与中国开展各种层次的接触和对话，又批评中国的减排力度不够；既强调中美竞争不排斥碳外交合作，又在碳外交领域大搞阵营对立，在美欧气候俱乐部建设中排斥中国。如何理解中美碳外交博弈与合作的周期性、易变性和复杂性等特质？如何辨识中美气候政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及其对中美碳外交关系的影响？如何在碳外交基础上，探寻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路径的核心要素和发展动力？如何动态应对中美碳外交关系的非线性变化，以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贡献全球碳外交？以上问题都有待学界深入研究。（三）本书概览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气候治理概念聚焦谈判不同，本书运用全球碳外交的概念，来多层次性地阐释基于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大国外交合作。全球碳外交视阈下，本书重点研究主要大国围绕全球碳中和长期愿景的博弈与合作，其具体表现既涵盖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也涵盖绿色低碳领域的制度变迁、能源转型、产业创新和权力转移。在全球碳外交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共同作为全球碳外交进程中的重要力量，都具有突出的碳外交能力及运筹实践。本书重点解释和分析美国碳外交政策及其逻辑动因，并尝试对美国碳外交的非线性变化进行综合考量。美国碳外交的决策模式和基本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制度环境和决策互动的力量对比时刻变化着，与之相连的利益相关方和国内外影响要素也在不断变化，从而导致美国碳外交的时常反复现象，美国碳外交体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奥巴马政府实施;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和《总统清洁电力计划》等一系列低碳和环保的绿色新政，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奥巴马政府与中国、欧盟等合作推动全球碳外交进入新阶段。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期以;美国优先原则为基础推翻了一系列奥巴马时期的气候进步政策，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举措将全球碳外交带入低潮。拜登政府将碳外交置于本届政府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颁布《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等行政命令，签署《通胀削减法案》等系列法案，并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碳外交活动，包括推进1.5摄氏度目标国际共识、组织召开领导人气候峰会、推动建立各种双多边绿色供应链伙伴关系，重视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重视甲烷减排、淘汰煤炭和禁止非法毁林等全球合作，以使美国重回全球碳外交领导者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与气候政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鼓励化石燃料发展，同时取消环境监管并废除奥巴马的总统清洁电力计划。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政府在能源政策上更明确地体现出对化石燃料的支持倾向和去监管的特征，并将会进一步削弱环保法规，推动化石能源发展，遏制清洁能源产业崛起。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将重塑美国国内能源产业格局，也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市场与气候治理格局。习近平主席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碳外交可以成为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公平发展、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重要工具。本书将以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开展的博弈与合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中美碳外交博弈与合作的核心要素，通过中美碳外交制度理论，构建研究模型，从制度、结构、生产和安全导向出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对中美低碳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辨析中美碳外交博弈与合作的重点领域，立足时间（政策演进）和空间（关键领域）两大维度，完善中美碳外交博弈与合作的阶段性设计方案，致力于在碳外交建设中推进全球碳外交、在碳外交博弈中积极形塑中美关系、在碳外交合作中扩大朋友圈和伙伴关系网络，最终依循系统动态思维，构建基于碳外交的中美新型国际关系。本书涵盖三个部分，共七个章节。第一部分为;基本概述。该部分包括两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对本书的研究开展的国际背景、内容结构进行了系统叙述。同时，绪论对碳治理、碳外交、非线性等相关概念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并对全球碳外交的形成与演进、碳外交认知分歧与利益集团分化等关键研究对象的既往文献进行了综述性研究。第二章全球碳外交进程发展。全球碳外交呈现出双轨格局：一轨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碳外交体系；另一轨是独立于联合国体系外，由国家或国家集团领导建立的碳外交体系。目前，联合国框架下的碳多边外交与低碳外交实践出现复合型驱动趋势，应通过主体结构平衡、多边机制联结、调整气候机制、激发市场活力等路径促进二者的相互调适。第二部分为美国碳外交的最新动态与影响。该部分包括三个章节。第三章对美国碳外交的非线性演变及其特点进行了探究。自美国建国以来，其碳外交政策演进呈现出多种特点，包括周期性、工具性、预防性、市场性和多边性。第四章重点探究了拜登政府的碳外交政策。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与特朗普执政时期截然不同，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制定专项计划、颁布相关法令以发挥自身在全球碳外交方面的领导作用。第五章聚焦于拜登政府碳外交政策对美国领导力、全球碳外交的影响。在美国碳外交建设方面，拜登政府采取国内国际;双轨并行的碳外交塑造路径。第三部分为中国因应。该部分包括两个章节。第六章重点研究中美碳外交的竞合关系。碳外交或将成为当前全球碳外交进程中的大国战略竞争高地，中美欧三方在这一领域中呈现出了复杂的竞合关系。中美双方在绿色经济关系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双方在碳外交领域复杂的竞合关系决定了双方在碳外交表现中分裂与合拢交替演进的非线性发展趋势，如何抓;机避;危、以;机化;危成为中美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此分析上，本章的最后一节也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气候政策进行了前瞻性分析。第七章落脚于中国参与全球碳外交的路径选择。在碳外交俱乐部式的发展趋势下，除了关注中美直接碳外交关系外，也应该立足全球视野，增强在全球碳外交中的治理弹性，以更好地面对中美碳外交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一直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危害，积极履行碳外交责任，全球气候治理赤字为中国塑造全球碳外交领域的引领能力提供了机遇窗口。本书通过对于全球碳治理、碳外交领域兼具内容总括性和重点针对性的系统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研究缺乏碳外交概念定义的缺憾，对中美碳外交，尤其是奥巴马、特朗普、拜登时期的碳外交缺乏关注的问题。从现实意义而言，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治国理政宏伟蓝图，并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碳外交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本书尝试把握全球碳外交中广泛存在的非线性现象，同时聚焦重点国家与场域，为中国碳外交变化应对、持续发展提供可靠建议，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此外，全球碳外交需要大国担当和大国主导，大国在治理中的合作与交流将决定全球碳外交未来的走向和脉搏。本书试图辨析美国碳外交非线性特质，对于理解全球碳外交的面貌和建设中国碳外交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作者在回顾;碳外交;碳治理等概念演进的基础上，分析了联合国框架下全球主要国家的碳外交实践，然后聚焦于美国碳外交相关政策和时间的非线性变化特点，对拜登政府的碳外交政策进行了尤为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又更新了部分特朗普第二任期相关政策的内容，随后将视角转回中国，重点研究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的博弈与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全球碳外交的路径选择，并由此指出全球碳外交需要大国担当和大国主导，大国的合作与交流将决定全球碳外交的未来走向。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紧迫且严峻的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碳外交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指的是国家通过外交方式去调整国际气候关系的各种对外活动。本书在回顾;碳外交;碳治理等概念演进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美国碳外交政策的;非线性特点，对拜登政府的碳外交政策进行了尤为详细的分析，随后将视角转回中国，重点研究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的博弈与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全球碳外交的路径选择。本书指出，全球碳外交需要大国担当和大国主导，大国的合作与交流将决定全球碳外交的未来走向。

于宏源，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所所长，2010年上海社科新人，2010年上海世博会论坛部议题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与国际关系、国际能源问题、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毕业，2011年担任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访问学者。

丛书总序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基本概念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第四节 本书结构第二章 全球碳外交进程发展 第一节 全球气候谈判与碳外交的推进 第二节 全球碳外交变革的路径转向 第三节 思潮嬗变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博弈第三章 美国碳外交的非线性演变及特点 第一节 美国碳外交的非线性变化历程 第二节 美国碳外交的主要特点第四章 拜登政府碳外交政策演进 第一节 拜登政府碳外交的发展 第二节 拜登气候新政推进的影响因素第五章 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 第一节 全球碳外交复杂格局及成因 第二节 美国碳外交领导力的重塑 第三节 拜登政府碳外交和能源转型地缘战略及影响第六章 中美碳外交的竞合关系 第一节 中美绿色经济关系面临的竞争 第二节 美国碳外交非线性变化中的中美合作 第三节 特朗普第二任期气候能源政策前瞻第七章 中国参与全球碳外交的路径选择 第一节 全球碳外交博弈中蕴含的;危与;机 第二节 参与全球碳外交的现状：结构与深度上的非均衡性 第三节 路径选择：多边与多边外、政治与市场的协同发展参考文献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