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哲学导论》
定价：78.00元
丛书名：谢林著作集
书号：978-7-301-30219-4
作者：[德] 谢林 著
译者：王丁 译
装帧：精装            
出版日期：2019/04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本：16开            
页码：300

内容简介
《启示哲学导论》（1842—1843）为谢林晚期哲学的代表性作品。谢林晚期哲学十分重要的贡献在于区分 “肯定哲学”和“否定哲学”。通过对整个近代理性进行批判式的范围划定，考察其历史性处境和效用，谢林尝试为理性重新赋予合法性，极力克服形而上学自开端以来就包含在自身中、并在近代哲学中达至顶点的虚无主义倾向，从而通过回溯哲学的开端来拯救哲学自身。
本书的另外三个文本《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1839）、《柏林首讲》（1841）、《论永恒真理的源泉》（1850）与《启示哲学导论》共同构成进入谢林晚期“启示哲学”的通道，并刻画其晚期的基本论题和思想剖面。从思想史层面来看，谢林的晚期哲学更起到从德国古典哲学向19世纪中晚期哲学、甚至20世纪哲学的过渡作用。

作者简介
谢林（F. W. J.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并称德国古典哲学四大家。代表作品有《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先验唯心论体系》《哲学与宗教》《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世界时代》《神话哲学》《启示哲学》等。

目录
中文版“谢林著作集”说明
译者序
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1839）
柏林首讲（1841）
启示哲学导论或对肯定哲学的奠基（1842—1843）
论永恒真理的源泉（1850）
人名索引
主要译名对照

译者序
本卷中译本，除了收入1842—1843 年的《启示哲学导论或对肯定哲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启示哲学导论》以外，还加入了另外三个文本，即1839年的《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1841年的《柏林首讲》和 1850年的《论永恒真理的源泉》，这四个文本共同构成了一个进入“启示哲学”，或者说谢林晚期哲学的“大导论”。1841年，谢林从慕尼黑赴柏林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下来的教职，这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思想上的原因。在柏林的登台首讲中，已经65岁高龄的谢林表示，自己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也完全明白自己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但也绝不会去逃避自己的使命和天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演讲里，谢林明确地把自己在40年前，也就是1801年首次阐述的“同一哲学”看作是“为哲学史成功书写的新的一页”，而自己现在“要翻过这一页，写下新的一页”（XIV，359），因此，对于“同一哲学”，无论怎样重视都是不为过的，如果没有它，谢林晚期的哲学根本是不可能的。尽管谢林以其阐述方式的变化多端被称为哲学的“普罗透斯”（Proteus），甚至黑格尔也说，“（谢林的）每一部著作总是重新开始（从来没有一个贯彻到底的完整全体），以前写的著作总是不能令他满意，所以他不得不以不同的形式和术语另起炉灶”。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并不是谢林的缺点，反而是在表明“鲜有思想家像谢林这样从一出道开始就如此富有激情地为自己那个唯一的立场而斗争”，谢林的作品尽管“常常 缺少定稿所具有的稳靠性，但所有这些跟那种不断转换立场的致命的机灵并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海德格尔的这一判断，跟谢林在这场登台首讲中，说明自己为何在“世界时代”时期（1810—1827）陷入了“长期沉默”是一致的，谢林表示，自己只是在“静静地让一种把人类意识拓展到其当下界限之上的哲学对自己进行道说，满足对它最热切的希望，并为之提供被迫切要求的真正开解”（XIV，360）。如今，在“世界时代”时期的各个手稿和残篇不断得到重新编订和出版之后，谢林的这番话已经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正如谢林自道地那样：“如果有人曾多次误入歧途，那么他也敢于多次冒险；如果他曾迷失目标，那他所追求的乃是唯一的道路，是先行者没有为他锁闭的道路。”（XIV，365）因此，既然我们已经对海德格尔的那句“道路，而非著作”耳熟能详，那么对于谢林，也该抱以同样的理解，我们 或许已经习惯了德国唯心论总是以“自成一体”的系统性作品的外貌呈现，是一条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直线进路”，但随着汉译谢林著作的不断推进，汉语世界也该慢慢学会去接受，德国唯心论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在这里，围绕着许多共同的根本论题，各个思想家以其独有的道路交织在一起，又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更远的地方。诚然，自1809年的《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探究》之后，谢林就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成体系的著作，所以谢林晚期的著作经常都是以“编纂性”，而非“系统性”的方式出现的，这固 然为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其好处也是明显的：在各个时期的基本论题已经得到清晰界定的情况下，谢林所呈现出来的通向一个既定目标的“道路”是复数的，他对同一个论题进行的不同方式的阐述为我们更为稳靠地把握他思想的实情提供了多重支点，因而也聚集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后世的海德格尔或可与之比肩。在1841年的这篇登台首讲里，谢林的语言沉郁激昂、质朴感人，已然暮年的思想家仍然保持着“对真理与自由孜孜以求的精神”（XIV, 367），表达着对祖国、时代和生命的关切，并显示出对自 己的使命和对哲学事业本身的坚毅无惧。因此，这篇演讲足以奠定谢林晚期哲学的“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故而应该首先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