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蔡美儿的新战歌，从个人的小家庭扩展到精英教育，谈成就优秀孩子的三大要素

◎2011年，耶鲁法学院教授蔡美儿的一本《虎妈战歌》在中国掀起了热烈讨论，成为当年的现象级畅销书，“虎妈”一词也风靡中国，成为严格管教子女的父母的代称。虎妈和她的女儿们的故事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时隔十年，虎妈的新书《向上流动》把《虎妈战歌》里的小家庭故事，放大到整体的“优秀精英族群”的层面，以详实的统计数据，深刻的调研分析，总结了那些生下来并没拿到一手好牌，却在长大成人后突破出身，成功向上流动的族群之所以成功的家庭教养“三要素”。

◎阶层突破分两种，一种是贫困阶层通过教育进入中产阶层，一种是中产阶层通过更优质的教育模式进入精英阶层。为什么成功群体的家长总是爱谈论教育？因为教育是实现向上攀登的阶梯，良好的教育会让孩子终身受用。

◎本书中所总结的家庭教养三要素分别是：优越感、不安全感、克制力。

优越感：“让其他人都试着和我平等”与“我和其他人一样好”可谓天差地别。前一句话是在表达一种优越感。在一个负面成见比比皆是的社会里，这句话带给少数族裔的信心弥足珍贵。

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带来动力。许多移民家庭的信条是：他们可以夺走你的房子、你的生意，甚至是你的祖国，但永/远夺不走你的教育——所以更要加倍努力学习：高分、奖励、名牌学校以及其他看得见的成功标志，是孩子在这个不确定、充满竞争，也许充满敌意的世界里z/u/i好甚至是唯/一的保护。

克制力：中国移民在教育孩子上比非亚裔美国人严格得多，他们把纪律、高期望、坚持不懈和自我控制作为孩子日常行为要求的一部分。在这种严格要求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会越发出众。

培养孩子控制冲动的能力，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有力杠杆——这其实对任何人、任何年龄段都有效。

2011年，耶鲁大学华裔法学教授蔡美儿的《虎妈战歌》一书，在中国掀起了滔天巨浪，在美国也是饱受争议和质疑，书中讲述了作者严格得甚至有些“变态”的育儿方法，即便在信奉“棍棒底下出天才”的中国，家长们也觉得难以接受。虎妈一词也因此流行开来，成为严格管教的父母的代称。

时隔十年，虎妈的新战歌——《向上流动》把小家庭故事放大到整体的“优秀精英族群”的层面，以详实的统计数据，深刻的调研分析，总结了那些生下来并没拿到一手好牌，却在长大成人后突破出身，成功向上流动的族群之所以成功的家庭教养“三要素”。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证实，470万亚洲移民家庭的收入呈稳步上升趋势，而年轻一代的增长更是呈逐年递增之势？？。这与他们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上的攀升是一致的。想当年，这些亚裔背井离乡，从千里之外跑到美国，身无分文且不通晓当地语言，却能在一两代之内就在中上产阶层站稳脚跟。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带来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呢？

就像我们现在常说的精约教育模式，它强调严格的制度和纪律，主张砥砺品格，磨练意志，而虎妈把她总结出来的家庭教育模式称为“三要素”文化，以这三要素去教育培养孩子，则无论出身，无论环境，无论原生家庭的条件，都具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三要素包括：优越感（superiority)、不安全感（insecurity)和克制力（impulsecontrol)。

在这三要素的的配合下，父母和孩子通常都能得到动力，驱动他们获得成功：不是靠运气或关系，而是靠努力工作。当你在生活中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三要素时，你就不再受任何特定的成功定义的约束，向上的流动性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 

导言

本书将提供一个看待成功的新视角，包括成功背后的刺激、内在的动力，以及成功的代价。这些代价可能很高，甚至无法承受。但是，当你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书中描述的这三种文化特质时，你就会获得力量，而不再受任何特定的成功定义的约束。

第1章

三要素

现代经济并不奖励善良、虔诚以及自我觉醒。从通俗意义上来说，成功就是“获得金钱和地位”。那么，为什么有些群体获得了这种“通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另一些却没有？

我们发现，当一个群体同时具有三种特质，会推动这个群体获得不成比例的成功。

由于实在想不出更平易近人的名字，我们把这三种特质统称为“三要素”。

第2章

什么样的人取得了成功？

在这里，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包括收入、学术成就、企业领导力、专业学识以及其他的传统标准。

第3章

优越感

“让其他人都试着和我平等”与“我和其他人一样好”可谓天差地别。

前一句话是在表达一种优越感。在一个负面成见比比皆是的社会里，这句话带给少数族裔的信心弥足珍贵。

第4章

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会带来动力。许多移民家庭的信条是：他们可以夺走你的房子、你的生意，甚至是你的祖国，但永远夺不走你的教育——所以更要加倍努力学习：高分、奖励、名牌学校以及其他看得见的成功标志，是孩子在这个不确定、充满竞争，也许充满敌意的世界里z/u/i好甚至是weiyi的保护。

第5章

克制力

中国移民在教育孩子上比非亚裔美国人严格得多，他们把纪律、高期望、坚持不懈和自我控制作为孩子日常行为要求的一部分。在这种严格要求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会越发出众。

培养孩子控制冲动的能力，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有力杠杆——这其实对任何人、任何年龄段都有效。

第6章

爬上去之后，扔掉梯子

我们研究“三要素”的目的，恰恰是要抛弃它。在它的严格督促下，一个人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任何成功——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还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只要他们在达到这个目标后能够摆脱“三要素”的束缚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三要素”就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悖论梯子：爬上去之后就得扔掉。

第7章

智商、体制以及向上的流动性

在优越感、不安全感和克制力的配合下，父母和孩子通常都能得到动力，驱动他们获得成功：不是靠运气或者关系，而是靠努力工作。

向上的流动性依然存在，而且生机勃勃，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群体都能平等地利用到它。

第8章

我们是如何丢弃不安全感和克制力的

克制力的消失和不安全感的减弱，加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其结果就是形成一个越来越及时行乐的社会。

致谢

尾注

蔡美儿（AmyChua），即美国知名华人“虎妈”，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华裔学者。19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博士学位，曾供职于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并曾在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及斯坦福大学任教。2011年曾入围《时代》（Time）周刊评选的全球z/u/i有影响力100人。

她已经出版过3部作品。第一本书是《起火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与种族仇恨、全球动荡》（WorldonFire：HowExportingFreeMarketDemocracyBreedsEthnicHatredandGlobalInstability），该书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并被《经济学家》（TheEconomist）评为2003年z/u/i佳图书之一。第二本是《帝国的终结：从大历史的角度解读美国霸权兴衰的历程》（DayofEmpire：HowHyperpowersRisetoGlobalDominance--andWhyTheyFall）。蔡美儿在书中称，历史上的超级强国，包括罗马、中国唐朝和大英帝国，是透过他们不同寻常的多元化和宽容来获取优势的；但是这种多元化也蕴含了它们衰败的种子。

第三本是z/u/i有影响力、z/u/i具争议的《虎妈战歌》（BattleHymnoftheTigerMother）。“虎妈”的教育方法轰动了美国教育界，并引起美国关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讨论，“虎妈”的故事z/u/i终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杰德·鲁本菲尔德，现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是宪法、隐私权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方面的专家。鲁本菲尔德1990年开始在耶鲁任教，1994年获得正教授资格。鲁本菲尔德还被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杜克大学法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著有小说《谋杀的解析》（TheInterpretationofMurder）和《死亡本能》（TheDeathInstinct）。

移民的孩子经常觉得有必要补偿父母的牺牲。但在犹太文化中，似乎还有一种额外的压力：永无休止的负罪感。如今“犹太母亲”给人的刻板印象是个老态龙钟的人，但她z/u/i受人喜爱的是她诱发负罪感的能力。在1960年百老汇一出著名的短剧中，伊莲·梅（ElaineMay）和迈克·尼科尔斯（MikeNichols）扮演一对犹太母子。作为科学家的儿子刚刚帮国家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火箭飞船，但这位母亲却给儿子打电话，抱怨他从来不往家里打。（“拿起电话有那么难吗？”）这份令人窒息的母爱直接展现在观众眼前，但z/u/i大的笑点出现在母亲告诉儿子一个与众不同、相当奇特的事情时。她告诉儿子，她太担心他了，所以必须去看医生，这样她的“神经”才能“做个X光检查”。

“妈妈，”他回答道，“我感觉糟透了。”

“要真是这样，我将是世界上z/u/i幸福的母亲。”她说，“做母亲的天天这么祈祷。”

母亲为什么希望她的儿子“感觉糟透了”？一部分原因是她想让他担心她，另一部分原因是她希望有人需要她。但同时，这里要传达的意思是，一个孩子应该总觉得他做了让母亲不高兴的事——或者换句话说，无论他做什么都不够。历史学家劳伦斯·J·爱泼斯坦（LawrenceJ.Epstein）讲过另一个犹太母亲的笑话，也显示了这一点：

一个犹太女孩当上了总统，她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要来参加就职典礼。”妈妈说：“好吧，我去，我去。我要穿什么去呢？天这么冷。你为什么非要当总统呢？那是什么工作？除了一身麻烦什么也得不到。”但她还是去参加了就职典礼。当她的女儿在首席大法官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时，她母亲转向她旁边的参议员说：“看到那边站着的那个女孩了吗？她哥哥是个医生。”

这位母亲更喜欢当医生的儿子而不是当总统的女儿，可能有一点重男轻女或是女人成不了大器的意思，但基本的教训对儿子和女儿是一样的：即使当了总统，你也不应该觉得父母就对你满意了。如果你当了总统，你本来可以当一名医生；如果你是一名医生，那你本来可能会成为总统。

这些笑话以及在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Complaint）中名声大噪的那种“盛气凌人”的犹太母亲，似乎是在20世纪下半叶突然冒出来的。在此之前，犹太母亲一直是做着汤丸子养育子女的形象。根据文化评论家玛莎·拉维斯（Martha

Ravits）的说法，这种新的形象是“美国男性作家在20世纪60年代构想出来的”。

父母表达不满也是犹太父亲的拿手好戏。在20世纪早期极度贫困的纽约移民社区中，犹太男人往往疏远自己的孩子，“他们唯一能沟通清楚的”就是“失望”。无数的犹太作家后来指出，这些父亲对孩子尤其是儿子的失望，可能是一种迁怒，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失败的认知”，反映了他们从事卑微的职业或是沿街叫卖带来的尴尬，反映了他们自己没本事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亚瑟·米勒（ArthurMiller）的《推销员之死》（DeathofaSalesman）就生动地描绘了这样一位父亲。伊萨克·罗森菲尔德（IsaacRosenfeld）1946年那本广为流传的小说《离家》（PassagefromHome），描写了一个儿子“永远对父亲失望，就像，我心知他对我失望一样”。

但这些都不是说在犹太父母眼里，孩子就不是他们的宇宙中心，不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对此，罗斯或许把握得z/u/i好：

和这些犹太父母相处会是什么样呢？……一方面，他们让我们这些犹太小男孩相信，我们是王子，和独角兽一样与众不同，似乎从没有人在小时候像我们这样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我们是救世主，我们是完美的化身，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笨手笨脚、无能、轻率、没用、自私、忘恩负义的……小王八蛋！

不用说，并非所有犹太人都缺乏安全感，而且尽管有伍迪·艾伦的那些演绎，也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深受疑神疑鬼、神经质和焦虑这类成见的折磨。例如，“犹太裔的美国公主”就和缺乏安全感正相反。

今天，许多犹太裔的美国父母坚决反对让孩子觉得他们必须有所成就才能让父母满意。事实上，犹太人的不安全感在几个方面都有所减弱，罗斯这一代人可能是z/u/i后一代感到他们的犹太身份让他们成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美国外来者。正像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这可能也预示着犹太人的成功会成为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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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例子可能是z/u/i引人注目的，至少是被挖苦得z/u/i多的，当然也是被精神分析得z/u/i多的。但是子女为了不让父母失望，觉得他们必须成功的这种现象，涉及的范围肯定广得多，而且在移民家庭中尤为突出。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两班倒地做着女佣或是餐馆服务员的工作，把挣来的钱都投到孩子的教育上，常常会感到一种内在的压力；这会督促他们不辜负父母的梦想和期望——让父母做出的牺牲不白费。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令人心酸地（也许有自己的小算盘）回忆起他的古巴移民父亲“曾做过多年的宴会调酒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房间后面的吧台后面，这才让我有一天能站在房间前面的颁奖台后面”。卢比奥在他的自传中强调了这个主题。年轻时，一想到父母为他所做的牺牲，他总会在晚上祈祷，希望他能“让他们为他感到骄傲。祈求主让他们活得久一点，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一切辛苦，一切牺牲，都没有白费”。

在一项对5000多名移民儿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为了补偿父母的牺牲而产生的焦虑，激励着第二代移民取得卓越的成就：

看到父母做出的牺牲，表面上全是为了他们，通过不断的内疚让子女感到有义务回馈父母，并激励他们取得成就——这种激励反过来也会让移民父母对孩子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影响力。这种焦虑会持续一生，即使在父母去世后依然存在。

在亚洲家庭中，要求你出类拔萃的压力往往更大。特别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移民家庭中，大人经常告诉孩子，“失败”——比如成绩是B——将是整个家庭的耻辱。在z/u/i近的一项研究中，当被问到孩子在学校表现好的原因时，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的母亲都谈到了家庭荣誉，而美国白人母亲却无一人提到这个原因。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维维安·路易（VivianLouie）注意到，传统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祖先是永垂不朽的，而‘活着的个体是他的香火得以延续的表现’。从这一传统的角度来看待成就，不难看出，个人成就完全是根植于家庭责任和声望之上的”。

家庭荣誉只是压力的一部分。对于亚裔移民父母（以及许多其他的移民父母）来说，重要的是记住：高分、奖励、名牌学校以及其他看得见的成功标志是孩子在这个不确定、充满竞争，也许充满敌意的世界里z/u/i好——也许是唯一——的保护。因此，人们对亚洲家长的刻板印象是念念不忘排名。在这种刻板印象中，亚洲父母不停地念叨“哈佛大学是第一！”对许多人而言，这堪称痛彻心扉。“为什么只得了A？不是A+？”这是一些亚裔美国家庭中经常出现的质问。在一项针对韩裔美国大学生的研究中，一位十几岁的第二代移民说：“韩国父母总说，你必须这样、这样、这样才能成功……你必须上医学院或者法学院然后学习、学习，再学习。他们认为z/u/i好的大学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我不是说白人不重视教育，只不过韩国人……他们把教育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有些亚裔美国孩子干脆真的叫“普林斯顿·王”或“耶鲁·张”，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那里的校友。

这些露骨的表达会让那些沉浸在自我接纳文化里的西方父母大惊失色。亚裔父母经常故意给孩子施加压力，与别人家成功的孩子和朋友进行针对性的比较。所有这一切都转化为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不安全感：对一个人物质地位的多层次的焦虑，一种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感觉。怎样才能“足够好”？这是用非常传统的方式衡量的，比如分数、排名、财富或名气。一位来自南亚的年轻人说：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母认为我是个坏女孩。我的成绩很好，但总是不够好。我常常羡慕我的（美国白人）朋友，因为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真是太好了。比如有个女孩在布朗尼蛋糕里加了毒品，她妈妈只不过让她写了一首赎罪诗。

一个父母是贫穷的服装工人、从小在洛杉矶廉租房里长大的亚裔美国女孩，后来从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即使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她仍然觉得自己“很一般”，并不“优秀”，尽管她前途无量，但她的参照系仍然是她父母的朋友那些“上了耶鲁大学”的孩子。同样，一个越南裔美国女孩平均分数4.21，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有人问她，父母是否为她骄傲时，她说：“如果我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就更好了。”

从中学到顶尖的大学，对自己过于苛求的情况在亚裔美国学生中比比皆是。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他们的自信心普遍较低。事实上，在美国各地，即使z/u/i优秀的学生都是他们，他们的自信心在所有的种族群体中也是z/u/i低的。在一项对美国28所重点大学近4000名新生的调查中，所有族群里，亚裔学生是对自己z/u/i不满意的群体；黑人学生对自己z/u/i满意，然后是拉美裔、白人、亚洲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教育者普遍接受一个观点：少数族裔的学生——实际上是所有学生——表现不好时，罪魁祸首就是缺乏自信。他们用这个观点改造了我们的学校，但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