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探究乱世先生的文化底蕴

展现中国人骨子里的贵气

直击青年人追忆大师的热情

《西南联大》《觉醒年代》《90后》等展现年代的影视作品的出现，掀起了青年人对大师的追忆。并且余热绵长。相关话题热度持续不减。本书充分迎合青年人的心理，满足青年人对大师深层次了解的欲望。

同主题新剧加持：

媒体称，自开拍以来就被无数网友催更的《我们的西南联大》电视剧，将在2022年六、七月上映。

深度剖析一代人的成长：

大师何以为大师？西南联大与其中的大师如何互相成就？今天的青年究竟该学习大师的哪一点。看过本书，会豁然开朗。

严谨考据：专业学者耗时五年精心编著，每一篇小传的创作都需要阅读五十万字的资料。取材严谨、内容详实。

手绘素描：青年艺术家闭关200天，匠心手绘大师肖像。

【内容简介】

艰苦的年代，一个人如何与命运抗争，成为出色的人？教育资源最匮乏的时期，国家如何造就一位又一位世界级大师？

本书以精简、清朗的小传，刻画西南联大二十余位大师的学养与风骨。他们身处最艰苦的时代，不畏艰险，在逆境中勇往直前，成为各领域独当一面的世界级大师，可助当代青年以史为镜、躬身自照，持独立思考之精神，砥砺前行。

【作者简介】

丁士轩 编著

青年作家，独立纪录片人，铭轩工作室发起人。现居北京，致力于口述历史、非虚构写作及媒介批评等。

汪士伦 绘

曾就读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进修于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多年来致力于空间艺术教研与设计实践，擅长钢笔水彩画，曾写生考察欧洲等地，尤其关注世界各地民居建筑与环境。致力于“空间道”艺术设计哲学探索，主要编绘出版《庐山艺术特训营师生作品集》《空间道之走向设计》等。

【目录】

第一章：明德至善：大学之大，有大师之谓也

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

蒋梦麟：有魄力，有担当

梅贻琦：大学在大师，不在大厦

潘光旦：位育概念的标本

第二章：文人典范：是真名士自风流

吴宓：疯人、情人、诗人

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朱自清：最完整的人格

沈从文：非常非常的“平常”

穆旦：一颗星亮在天边

杨振声：启蒙老师

钱锺书：人中之龙

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第三章：百年大师：只留清气满乾坤

陈寅恪：三百年来一人

冯友兰：阐旧邦以辅新命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

金岳霖：顽童哲学家

傅斯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吴晗：天真犹自笑盈盈

第四章：强国奠基：格物致知日日新

吴大猷：中国物理学之父

华罗庚：圆与切线的位移

杨振宁：当尘埃落定之后

李政道：自尊向上，不进则退

马约翰：强国必先强种

【精彩书摘】

克服时代，爱你所爱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100 多年前，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对同代人的无谓匆忙深恶痛绝，也感慨学者一再地堕落，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抗争口号。时过境迁，尼采的这句话依然闪烁着光辉。

人在时代中，无疑会深受它的浸染与裹挟，常会身不由己、深陷其中，直至被湮没、消失。回溯西南联大这段沧桑岁月，我们总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那风云变幻、悲痛觉醒的大时代，历史的浪潮将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推到了舞台前沿，时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裹挟着他们的尊严、血泪、生命，写就了一段精彩纷呈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

这是一个风雨如晦、大师迭出的精彩时刻。近现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与屈辱，一边是腐朽的清政府苟延残喘，一边是欧风美雨吹洒进古老的土地。无数仁人志士在迅猛的时代潮流中，甘愿放弃随波逐流的舒适与安逸，主动去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为时代洪流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探寻着新的出路。

1898年 7月，中日甲午战争硝烟渐逝，22岁的张伯苓目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上演“国帜三易”的闹剧，愤然从北洋水师退役，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由此开启了南开大学的传奇历史；1919 年 7 月，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33 岁的蒋梦麟接过蔡元培校长的殷殷托付，前往北大主持校务，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继续向前推进；1931 年 12 月，“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同年，42岁的梅贻琦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此后的漫长岁月，这位“寡言君子”大刀阔斧地改造清华，成为清华校格的精神象征……

这是一次慷慨悲壮、刚毅坚卓的身体力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南开大学在日军的轰炸下遭遇灭顶之灾，清华和北大在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北平城中也岌岌可危。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三校开启了史诗般的南迁之旅，先落脚长沙，后移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1937 年 9 月，47 岁的清华教授陈寅恪一面操办着悲愤去世的父亲陈散原的丧事，一面忍受着因操劳过度右眼视网膜脱离的痛苦；同年 11月，他毅然放弃手术治疗，携妻女仓皇离开北平，踏上了辗转南渡的艰辛旅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1938年 2月，39岁的清华教授闻一多婉拒了好友邀请其到教育部任职的好意，辞别妻儿，跟 300多名师生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开始了长达 3300余里的伟大迁徙。他一路上唱着《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情绪慷慨激昂，历时 68天，最终到达昆明。

“国难日亟，国亡无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1942年 2月，24岁的穆旦放弃西南联大的教席毅然从军，担任中校翻译官；1942 年 5 月，他跟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冲进了缅甸境内的野人山和胡康河谷，历经炼狱般的考验，九死一生，脱离险境……

这是一种前赴后继、弦歌不辍的赓续传承。这群拒绝被时代挟持的教授和学子，一路播种，也一路收获，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诚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以良知为明灯，穿越历史的迷雾，照见光明的未来。

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狂狷名士刘文典吩咐学生将课堂搬出教室，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自己则坐在中间，当着一轮圆月，大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在昆明“跑警报”时，顽童哲学家金岳霖不慎遗失耗费近 10年心血完成的长达 60万字的手稿《知识论》，痛心不已之后选择重写，又历经五六年时间，再次写成六七十万字的《知识论》，并于 1983年终获出版；抗战胜利后，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力排众议，坚定地推荐尚在西南联大二年级读书的李政道赴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11年后，吴大猷的两位学生杨振宁、李政道一起站在了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

西南联大所处的时代，如潮水般无情地吞噬着脆弱的生命，沿途却开满了鲜花，芳香弥漫。这群自觉担负起民族前途、国家命运和文脉传承的知识人，挣脱了时代的泥淖，冲破种种艰难险阻，纷沓而至，成为今天的我们追寻良知与勇气的方向指引和精神坐标。

莎士比亚曾感慨：“这是很老的故事，却也是天天发生的故事。”历史是过去，是未来，更是现在的每一个瞬间。今天，站在共同走过的时间渡口，重新凝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我们会发现，西南联大那些故事里的吉光片羽，不是他者的叙事，而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过去并未走远，现实仍在那里，未来总会到来。如何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属于当下知识人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如今的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台词道：“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循着这段西南联大历史中透出的微弱光亮，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某些启迪，汲取点滴力量，相互鼓励，彼此温暖，共同克服这个时代，期许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丁士轩

2021年 10月 26日于北京

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

1898年7月，威海卫，一场交接仪式即将举行。当年，承甲午败绩，千疮百孔的清政府被英国强迫，准备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收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年轻的张伯苓随所在的通济舰前往。

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清政府再拱手让给英国人，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收更令人凄怆。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地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的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

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张伯苓的心头滚过。这位曾是北洋水师学堂航海驾驶班成绩最好的学生，目睹着这场“国帜三易”的闹剧，“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站在甲板上，他凝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

从威海卫归来之后，张伯苓愤然退役。经过新的思索，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于是，张伯苓回到了天津，开始了他传奇而曲折的人生。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曾说：“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张伯苓留给柳无忌的第一印象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齐邦媛曾回忆，张伯苓常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学生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战乱纷争的年代，张伯苓已然成为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被称作“南开先生”。

1903年，张伯苓趁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1904年5月，经过4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在严修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在严修、王奎章合办的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在天津城西南一块俗称“南开洼”的地方，创建“私立中学堂”，后正式定名为“南开学校”，确立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他常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到1917年，南开中学的学生从起初只有75人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

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张伯苓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他渐渐地意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已41岁的他竟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吗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丢不起。”他还是去了，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情况，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

1918年12月，归国后的张伯苓开始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任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大学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你们讨厌！

张伯苓曾有这样的观点：“不懂体育，做不得校长”“没有体育就不叫教育”。因不满中国人被称作“东亚病夫”，他明确提出了体育课的各项标准，并且学校规定每年寒暑假开学时，学校逐项考核，考试不及格，通知家长，考试及格者还要选择一个项目，每日定时练习。

1934年，华北第18届运动会在天津举办，同时参加开幕式的还有200多个官绅要员以及各国领事和日本驻天津司令梅津。国难当头，东北沦丧，华北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唯恐运动会有闪失，特派国民要员参加运动会。运动会开始了，几百名南开学生组成的南开啦啦队开始了生动的表演。一声哨响，几百人用黑白两旗打出了“勿忘国耻”4个字，3万多观众投去目光的瞬间，它们又变成了“收复失地”4个大字。顷刻间万人欢呼，掌声雷动。随着各个代表队的入场，啦啦队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呼喊：“华北会，十八届，锻炼好身体，休把别人赖，收复失地在关外”“察哈尔，有长城，城里城外学英雄，要守长城一万里，全凭你们众英雄”……

正在行进中的东北运动员听到这些口号，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场上观众情绪悲愤，梅津尴尬无比，提前退场，并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压力转到张伯苓那里，他将啦啦队的队长叫到校长办公室训斥，只说了4句话：“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要那么讨厌！不过要更巧妙地讨厌！”

中国不亡，有我！

张伯苓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意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张伯苓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谈”。他在会谈上发言时，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他说得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果然不出张伯苓所料，抗日战争之初，南开成为第一所被炸毁的学校。持续一天的轰炸，37栋教学楼、图书馆及学生宿舍成了一片瓦砾，有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大批珍贵成套用具毁于炮火。当时蒋介石公开宣称：“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他批准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建议，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为临时大学，于11月1日在湖南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学校。

张伯苓开始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在一次应东北基督教青年会演讲时，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国不亡，有我！”这句话在东北各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就连少帅张学良听后也深深折服，从此一改纨绔子弟的习气而意欲有所作为，后来拜张伯苓为师，给南开办学提供了大量资助。

您抬爱我了

1949年11月21日，下午3点左右，张伯苓在重庆的家中午休，蒋介石突然到访。蒋虽身着军装，但没有了往日的气派与神采，门口没有前呼后拥的军队，只有两辆小汽车。蒋介石满面笑容地进入客厅，来意很明显：因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立即起程去台湾。张伯苓说：“您抬爱我了。”继而低头无语，主宾对坐无言，室内沉寂良久，一时陷入僵局。

张伯苓的夫人出来解围，以坚决而严肃的口吻说：“蒋先生！他老了，身体也不好，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叫他辞职吧！”蒋介石当时被噎住了，沉吟了一会儿，只好慢慢起身告别。张伯苓把蒋介石送到门口时，两人并立在台阶上，沉默无言，眺望远方。蒋介石在沉默中缓缓走下台阶，走向汽车，没有低头上车，只听“咚”的一声，一头碰在车门上。张伯苓忙上前扶住，惊问：“怎么了？”蒋介石忙说：“没事，没事。”这才低头上车，悻悻而去。

张伯苓留在了大陆，然而生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

“南开之父”的晚年

1951年2月17日，那天天气特别寒冷。晚饭后，卢开瑗来拜访张伯苓，说是听到小道消息，中央决定任命张伯苓为政协副主席。张伯苓听后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为国效劳了。所以卢开瑗临走时，他坚持要送下楼到大门口。家人觉得天气太冷，就送一杯热茶给张伯苓，只见老人口歪眼斜，已经不能言语。专家会诊后，一致认为是脑溢血。学生黄钰生执笔写了一份遗嘱，坐在张伯苓的床边，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张伯苓边听边点头，全篇念完的时候，他竖起右手大拇指，想说“好”，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2月23日下午，张伯苓去世，享年75岁。

当历史不断地凋零与远去之后，张伯苓鲜活的身影开始在岁月沉沙中渐渐显现。如同当年威海卫那耻辱的一幕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张伯苓那一句“中国不亡，有我”的吼声，在历史的天空中愈加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