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国家的重生+启蒙+歧路 套装3册

定价: 194

作者: 马国川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用纸: 纯质纸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ISBN: 9787521729672T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1.吴敬琏、易中天、吴晓波等重磅推荐 2.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 3.本书由59个明治维新前后期的历史人物的小故事组成，通俗易懂，趣味性强。通过这些风云人物波澜壮阔的故事来看那个时期的日本历史，对于我国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4.作者较为知名，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之前在中信出版的两本书《看中国》和《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销量均在2~3万册。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作者历时多年，访问日本各大高校和博物馆，参阅了详实的历史资料，通过细腻的笔触，为读者重新呈现了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新兴国家走向战争的历史进程，并从政治家、企业家、军人、文学家等角度、分层次阐述了日本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原因。同时书中也有作者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与点评，并与中国情况进行对比，试图从日本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供给中国读者一些启示和借鉴，是值得珍藏的经典图书。

《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

1. 文津图书奖获得者，《财经》杂志高级研究员新作 2.“日本三部曲”完结篇 “日本三部曲” 以百余位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呈现日本“开国—崛起—膨胀—毁灭—重生”的现代化历程。本书是继《国家的启蒙》和《国家的歧路》之后的完结篇，全面介绍了日本战后如何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重建国家，实现腾飞。 3.看故事，学历史，可读性较强 全书通过38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故事，从政治家、企业家、军人、文学家、记者等角度，分层次阐述了日本二战后重建国家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历程。在这些故事里，有让人惊讶的隐忍，让人侧目的刚烈，让人敬佩的执着，让人动容的亲情，让人憧憬的友谊，让人钦佩的英勇。。。。。。细腻的笔触、丰富的细节、充沛的情感再现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书中的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理念行动，就像大江中涌动的浪花，相互撞击，时起时落，最终汇成巨流，推动国家的走向。 4.读日本，看中国，以史为鉴，互惠地照亮对方 以历史关照现实，本书深刻剖析了今日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弃什么？ 以日本为镜子，中国可以知道自己的进退得失；以日本为鞭子，中国可以让自己保持警醒。 5.众多名人大咖推荐 吴敬琏、易中天、葛兆光、钱颖一、刘道玉、冯天瑜、许纪霖、刘瑜、王波明、吴晓波等重磅推荐。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从1853年“黑船事件”被迫打开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在60年时间里，日本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本书共有60篇文章，每篇描写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或某个重要历史事件。文章相对独立，但是又有内在联系，综合起来看，记录了60年间日本奋起追赶、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也分析了日本为什么会走上对外侵略的内在原因。日本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60篇文章，每篇2500—8000字不等，共18万字。 部分文章在“界面”网的“扶桑读史”专栏发表，点击量都在十万以上，许多篇目被各大网站转载。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1912年，随着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登基，日本开始出现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民主主义运动高涨，实现了普选制和政党内阁制。另一方面，军部和右翼势力的潜流涌动，最终在1932年酿成了“二二六事件”。从那时起，日本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先是侵略中国，而后向英美宣战，结果不但给世界造成灾难，日本自身也几乎被战争毁灭。 本书通过描写1912—1945年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勾画了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新兴国家如何走向战争的历程，也分析了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自我毁灭的内在原因。本书是《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谜》一书的续集，这两本书完整地呈现了近代日本开国—崛起—膨胀—毁灭的历史，也是一个完整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故事。日本走向战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了解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日本、认识后发国家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对今天中国也仍然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几乎全国都沦为废墟，民生凋敝，生产能力退回到了1931年的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创造了被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日本奇迹”。在经济起飞的同时，日本的政治、企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一个与旧日本帝国不同的新国家。本书描写了从1945—1973年期间日本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28年间日本国家重生的艰难历程。

本书是“日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它和《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一起，组成了日本近代史长卷，反映了1853—1973年日本120年的历史，以生动、客观和理性的笔触描写了日本现代化的完整进程：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重生，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历史。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序言：读日本，想中国 // I 第一编 开 国 “黑船”惊醒“太平梦” // 003 罗森：挤进大历史的小人物 // 023 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 // 028 哈里斯：瓦解日本锁国体制的美国人 // 032 新岛襄：日本第一个留学生的人生传奇 // 037 咸临丸：日本精神的象征 // 041 千岁丸：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 // 045 日本的“爱国贼” // 049 伊藤博文：一个“爱国愤青”的醒悟之路 // 053 如欲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 057 井伊直弼：主张开放的政治家为什么以悲剧告终 // 061 坂本龙马：日本改革的设计者 // 065 佐久间象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 070 德川庆喜：勇于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家 // 080 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 085 西乡隆盛：一个失败的英雄 // 090 胜海舟的追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 113 第二编 维 新 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 125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 144 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 148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 152 岩仓使团：求知识于世界 // 156 头发革命：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 // 168 米百俵精神：宁肯挨饿，也要搞教育 // 173 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 // 177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 186 大久保利通：真正的“东方俾斯麦” // 191 三岛通庸：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能吏 // 196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 202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 207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 219 岩崎弥太郎：他与胡雪岩不一样 // 224 古河市兵卫：一位企业家的功与罪 // 229 丰田佐吉：从小木匠到大发明家 // 234 横井小楠：影响明治维新的改革思想家 // 238 中村正直：引入西方清流，涤荡国民心智 // 243 千叶卓三郎：一个为国家草拟宪法的小学教师 // 248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 253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 257 1883 ：学习德国好榜样 // 261 日本立宪：绝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 265 第三编 暧昧“明治梦” 皇太子遇刺：一个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 273 民法之争：要法律，还是要传统？ // 278 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 283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 289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 295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 300 久米邦武：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 // 305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 310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 315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 326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 332 山县有朋：军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 340 德富苏峰：一生被野心驱使 // 345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 356 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 361 1905 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者 // 366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 371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 376 后记：这个世界会好吗？ // 383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前言 读日本，问国运 第一编　改 造 日本之春：第一次护宪运动 泽柳事件：教授对大学校长说“不” 阿部守太郎暗杀事件： 日本的自制力渐将消退 从松方正义到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忧思 白虹贯日事件：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平民首相原敬：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 吉野作造：大正民主的旗手 牧野伸显：预见世界形势的外交家 日美战争不可取：一位海军将领的警世之言 朝日平吾：想给国家治病的“病人” 从极左到极右：北一辉的激进人生 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戈培尔” 《治安维持法》：制造 20 年“白色恐怖” 第二编　转 向 “非国民”石桥湛山：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 浜口雄幸：死于宪法黑洞的首相 室伏高信：侵华高潮中的反对者 与谢野晶子：从反战诗人到战争歌颂者 井上日召：“暗杀是菩萨行为” 新渡户稻造：“否定日本的惯犯” 犬养毅：“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菊竹六鼓：要宪政，还是要法西斯？ 松冈洋右：让日本成为“国际孤儿”的“国民英雄” 泷川事件：大学和国家权力的较量 转向：在权力面前弯曲的脊梁 豪斯上校的忠告：日本不要重蹈德国覆辙 美浓部达吉：改变根本思想是不可能的 河合荣治郎：战斗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编　绝路 闭嘴事件：日本议会政治的溃败 斋藤隆夫：吾言即是万人声 不要错过这班车 桐生悠悠：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 山本五十六：把国家命运押在赌桌上 及川古志郎：日本海军为什么没有阻止战争？ 日本为什么会选择“民族切腹”？ 东条英机：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 立此存照：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们 佐佐木八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一块纪念碑的故事：日本人为什么仇恨美国？ 吉田茂：从“谋反分子”到“爱国者” 后记 站在思想和时间一边 近代日本大事记（1912—1945年）

《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

推荐序 一个国家为什么能成功？ 王波明 自 序 读日本，看未来 马国川

第一编　改造 8 月15 日：毁灭还是重生？ 假如日本是战胜方…… 在日本寻找麦克阿瑟 币原喜重郎：百年之后人们会称我们为先知 吉田茂：做一个“好的失败者”

三木清：触发战后民主改革的人 把报纸从政府手里解放出来 日本土地改革：一场没有流血的和平革命 教育民主改革：日本如何回答“麦克阿瑟之问” 蓝天教室：教育强国的秘密

南原繁：在精神上引领国家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人的悔恨与反思 泼泼罗事件：让宪法规定的学术自由成为现实 日本的文化革命：从臣民到公民 道奇：为日本经济“开处方”的美国人 经济政策大争论：独立自主，还是融入世界？ 第二编　起飞 媒体的胜利：对公权力三次说“不” 1956 年：已经不是战后了 朝日茂：保障国民有尊严地生活是国家的责任

松下幸之助：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国家的转型 正力松太郎：把日本引入“电视时代” 前田久吉：建造东京塔的梦想家 本田宗一郎：对政府说“不”的企业家 十河信二：用一双脏手建成了新干线

我妻荣：一个独立知识人的典型 赤城宗德：不能让自卫队成为国民的敌人 池田勇人：让全体日本人富裕起来 第三编　大国 菅义伟的故事，就是一个国家消除城乡差距的故事 我们应该守护的祖国到底是什么？

佐桥滋：通产省先生 家永三郎：政府无权干涉教育自由 美浓部亮吉：以地方变革引领国政走向 1968 年，“大国梦”有那么重要吗？

石牟礼道子：为了被损害与被忽视的人 丑陋的日本人：盛世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 浅间山庄事件：激进左翼运动的终结 一亿总中流：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日本奇迹”的兴与衰

后记 互惠地照亮着对方 现代日本大事记（1945—1973 年）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秘书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已出版《大碰撞》、《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重启改革议程》（吴敬琏、马国川合著）、《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看中国》、《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等作品。

《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重启改革议程》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2016年出版英文版；《看中国》2017年出版韩文版。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我对于学校是没有任何私心的，我投入的只有自己的激情。然而今天我能第一次来到这个讲坛上……这所学校绝非一人之物，乃为国家所有，为社会所有。

1897年，一位拄着拐杖的花甲老人走进东京专门学校，面对师生讲述自己的办学追求。在场的全校师生认真聆听，为老人的赤诚情怀所感动。没有谁会想到，这所学校将来会发展成为一所世界顶尖大学。演讲的老人也没有预见到，这所学校会成为他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这位老人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在维新政府中曾担任财政大臣，主导财政改革，不但挽救了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还为未来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为人随和，崇尚理性。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坚持民主立宪的理念，主张制订英国式宪法。由于和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政见相悖，1881年大隈重信被罢职，第二年就创办东京专门学校。

大隈重信办学与教育家福泽谕吉有关。本来两人关系不佳，福泽谕吉认为大隈重信是“任性的政治家”，大隈重信则认为福泽谕吉是“关在象牙塔的学者”，性情不合的两个人一直避

而不见。某次杂志的编辑在事先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让两人出席酒宴，结果几杯酒下肚之后，两人竟然意气相投。大隈重信对福泽谕吉说，“我真羡慕福泽先生，将来会有众多前程远大的学子围绕着您”。福泽说，“您也可以办学校啊”。据说，这成为大隈重信办学的契机。

但是，办学绝非易事，首先需要大量资金。作为私立学校，东京专门学校只能向社会募捐。大隈重信曾感慨地说：“专门学校如一大寺，但从没有见过好施主。本人为专门学校的第一施主，但众施主并不富有。”因为学校地处偏僻，设备异常简陋，而且社会上对这所新学校并不认可，东京专门学校第一代学生仅有80余人，规模很小。

事实上，更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数年前，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主要支持者就是其资助的私校里的学生。前事不远，大隈重信办学意欲何为？政府怀疑东京专门学校是培养潜在的叛乱分子的基地，因此派密探进入学校刺探，还对学校的理事进行监视。后来政府又规定，官办学校的教授严禁到私校授课，私校的教授、理事授课也遭到严格限制。东京专门学校一度陷入了没有老师的困境。

尽管压力重重，学校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它开放办学，允许校外生入校学习。还将讲义出版分发给校外学生，允许他们质疑，并将答案写在讲义的空白处。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办学措施，让这所学校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作为学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以“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在欧洲，学术独立传统悠久。可是1882年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明治维新才十几年，大隈重信就有“学术独立”的见识，殊为不易，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1988 年，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 ——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前来祝贺的各国大学校长联合发表大学宣言，第一条就是“大学应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政府”。

大隈重信认为，学校应该以培养具有自主独立精神的国民为理想，不为权力和时势所左右。他主张自由探讨学术，提倡独创的钻研精神。这种办学方针造就了严谨的学风，东京专门学校很快就成为莘莘学子的向往之所，毕业生遍及日本各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学校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大隈重信从未踏足校园。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政坛风云激荡，政治斗争激烈。1888年大隈重信进入日本内阁，担任外相，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确立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但是国权派强烈批判大隈重信提出的方案，1889 年 10 月，一名右翼狂热分子携炸弹袭击大隈重信。大隈重信虽然幸免于难，但失去了一只脚。为了避免牵连东京专门学校，大隈重信只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直到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式上，大隈重信才第一次进入这所承载着他希望和激情的学校。面对全校师生，大隈重信重新申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虽然我的设想多少有些大胆，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这地方的学术独立出来……重要的是慢慢地增设学科，以多方面的知识贡献社会，这样不光我会感到非常满意，也会让诸校友、诸位同学感到荣耀”。

大隈重信屡次进入政府工作，包括在1890 年组织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并担任内阁总理。为了避免违反“学术独立”的精神，他没有担任学校的任何职务。直到1907年，69岁的大隈重信辞去宪政党总理职务，才第一次出任校长。在此之前五年，东京专门学校正式更名为早稻田大学。

晚清以来，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成果，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05年早稻田大学即开设中国留学生部，成为日本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府。因此，早稻田大学在中国非常有名，近代名人宋教仁、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足迹。早稻田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独立自主、追求强国梦的精神家园。

和许多维新者抱有浓厚的旧思想相比，大隈重信是其中难得一见的人物，被称为内外皆新的“新日本人”，因而被普通日本民众称颂。1922年，84岁的大隈重信与世长辞，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国葬”，有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早稻田大学师生1.2万人负责开道和维持秩序，场面极为壮观。媒体惊呼这是未曾有的“国民之葬礼”。三个星期后，同样在日比谷公园为另一位政治家山县有朋举行国葬仪式，由于他在民间口碑不佳，只有政府与军警参加，被媒体称为“寂寞无民的国葬”。

作为政治家，大隈重信一生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两次组织政党，可是这些政治功业如水上浮萍，早被风吹雨打尽。唯有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走过一百多年风雨，至今依然屹立。“学术独立”的思想激励着早稻田大学的一代代学子，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而且追求创造性的品格与自由世界的理想。国际教育界公认，早稻田大学是一所具有创新的氛围、为学生提供自主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机会的大学。

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无数青春少年走进这所世界名校。他们常常伫立在大隈重信的铜像前，仰望着这位创立者。大隈重信身穿长袍，头戴具有早稻田大学特色的学士角帽，左手扶着拐杖，巍然屹立在银杏树下。他紧闭嘴唇，一言不发，似乎在期待着人们从他的功业得失中获得启示。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读日本，问国运 ——马老师，您现在在写哪些方面的书？ ——1912—1945年的日本 ——哇塞，这段历史太沉重了 ——是的，越写越沉重 这是 2019 年 5 月中旬我和日本朋友小针健一的微信交流。小针是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幼时随父母由中国东北移民日本。他是“明治维新探访之旅”的导游，中日双语俱佳，获得了旅游团友的好评。 这次文化旅游是湘财证券创始人陈学荣先生组织的。从 4 月底到 5 月上旬，我们一行 10 多人（著名历史作家唐浩明老师夫妇也参加了）在东瀛大地上行走。从鹿儿岛到长州，从京都到东京，我们追寻明治维新的史迹，探索一个后发国家崛起的秘密。 此行的中间点，是位于关门海峡边上的下关（又名马关），也就是1895 年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的所在地。当我参观“日清讲和纪念馆”时，历史风云都来眼底，太多感慨涌上心头，遂口占一首打油诗—— 两百年来世事艰，伤心最是近马关。 三千里外问国运，青史莫作等闲看。 是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代以来的国运却如此不同，难 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 一 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辈看过《国家的启蒙》书稿后说，这本书好像没有写完，应该写到日本战败。确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 1853 年黑船来航、打开日本国门，到 1945 年日本彻底失败、无条件投降，是其第一轮现代化的完整过程：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这是一个以成功始、以失败终的故事。《国家的启蒙》虽然多处指出，明治晚期的日本已经走上了歧途，但是毕竟没有将故事讲完。 在前辈的鼓励下，我开始追寻明治天皇去世后的日本发展轨迹。就像我和小针健一在微信交流里说的那样，这是一段“越写越沉重”的历史。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响曲，那么从 1912 年开始的日本历史则是从充满希望的欢快节奏开始的，后来越来越混乱低迷，至 1945 年曲终之际，已经绝望哀痛，不忍听闻。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充满了向上的希望：国内建设蒸蒸日上，1910—1920 年经济增长 60%，民主运动不断发展，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迅速建设；国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跻身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主张人权平等和协调外交，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就在国内发展、国际和平的背后，暗潮涌动，峥嵘时现。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打击，右翼势力开始膨胀，1931 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就像一艘巨轮突然掉头，逆流而行。从这时起的 10 年时间里，日本所有的举措看起来都好像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赞同，甚至欢呼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举措中走向了战争深渊。虽然有个别清醒者没有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潮流冲昏头脑，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识精英都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推波助澜。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军人）确实不愿意假装看不见社会的不公，不愿意假装听不见民众的哭声，可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将国家推进灾难的泥潭。这不是更大的悲剧吗?! 1941 年日本和美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 1∶26，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力比例为 1∶77.9。国力如此悬殊，为什么日本愚蠢到要与美国开战？其结果不但让世界遭受涂炭，也让自明治维新以来几代日本人奋斗得来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这种疯狂的“民族切腹”行为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这是 20 世纪世界史的最大谜团。 更大的悲剧在于，1931—1945 年，在长达 15 年时间里，日本的最大战场在中国，为日本的疯狂行为付出最大代价的也是中国。本来，中国局势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平静下来，此后10年各种建设颇有可观，但是日本挑起七七事变，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逆转了中国的国运。 当我写作《国家的启蒙》一书时，常常为中日两国面对世界冲击而做出的不同选择而感慨。当我写作这本《国家的歧路》时，更多的是悲愤。“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国运如此，夫复何言？有时绕室而走，心意难平。 二 191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访问日本。这位以《有闲阶级论》而闻名的大学者对这个新兴国家颇有好感，他说自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在他看来，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 一开始好像果真如此。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大正时期的日本积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是很快，凡勃伦的预言就落空，因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控制了这个国家。毋庸讳言，对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新兴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但是一旦失去节制，那么民族主义就会反噬新兴国家。恰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 在大正时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但是进入20世纪 30 年代，这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彼时的日本人被国家主义驯服，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爱国的表现。强调忠诚于国家和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酿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 盲目的民族主义可以蒙蔽国民的心灵，也可以蒙蔽国家的双眼。特别是在遭受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没有审视自己的问题，而是从外面的世界里寻找敌人。它也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西方。日本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日本应该从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压制下解放出来，这种舆论成为主流。在明治维新时代被推崇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和秩序，被轻蔑地贴上“西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等标签。 盲目的民族主义让日本拒绝承认普世的价值观。它自暴自弃地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成为文明世界的弃儿。日本不但没有反思，反而进一步鼓吹自己的特色，宣扬自己文化独特、制度优越，号称要“近代之超克”（克服现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应该学习日本。于是，政党政治、议会制度等现代文明被践踏，天皇制度被吹捧为世界最好的政治体制，胆敢怀疑者就会被斥责为“非国民”，遭受打压。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说，一旦将那些外国杂质清除干净后，一个复兴的日本就注定在民族国家交战的灾难中取胜，将会创建一个“伟大的革命帝国”。他的预言一部分是对的，因为，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合流，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可是，军国主义没有让日本“取胜”，反而将日本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跻身世界强国，给其他后发国家以巨大的鼓励。可是最终它却自取灭亡，这难道是后发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宿命吗？当然不是。深入历史现场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种选择。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战争的余地。综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国家似乎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两步才行，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国家现代化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启示吧。 三 2016 年 11 月 9 日中午，我在东京日本桥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边吃饭，边紧张地观看电视。当特朗普最终以 306∶232 击败希拉里、当选第 45 任美国总统的结果公布后，我怅然若失。虽然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就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但是我预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大，世界会更加无序。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是过去三年时间里，中国和世界变化之快之大，仍然出乎意料。 全球化遭遇挫折，民族主义涌动，民粹主义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甚至有“注定一战” 的舆论公然出现。世界越来越令人不安，也让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表示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何以自处，如何面对世界？是继续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还是召唤民族主义，探索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中日两国可以对照而读，那么明治之后，它们就像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奔跑的马车，渐行渐远，已经无法比较——日本面对的是初步实现现代化（尽管很不完善）后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而中国面对的是如何追赶现代化的问题。不过，对于我来说，1912—1945 年的日本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似乎更有意义。因为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山重水复，一百多年以来穿越无数惊涛骇浪，中国这艘巨轮第一次逼近了“历史三峡”的出口。但是，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热的民族主义，融入世界文明，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失去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囿于本国，难免重蹈失败国家的覆辙。综观世界近代史，失败国家不是少数，而且有些国家还会在相同的地方栽跟头。因此，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国家而言，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深入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历史延长线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为了避免走弯路，就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歧路。在我看来，比起欧美国家，中国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日本。可是，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笼罩在衰退的阴影里，骄傲情绪骤起，欧美遭到轻视，遑论“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对于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不管是其现实还是历史，我们都知之甚少。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补上这一课了！ 每当我阅读日本之史，有句话总时时回荡在耳边：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以日本为镜子，中国可以知道自己的进退得失；以日本为鞭子，中国可以让自己保持警醒。 是为序。

《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

阅读日本近代历史，常常想起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与中国一样，日本这个东亚岛国自从打开国门之后，也进入了惊涛骇浪的现代化大转型。这一路百折千回，走得好辛苦，既有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荣光，也有过沦为被占领国的至暗时刻。那么，它是什么时候才顺利穿过“历史的三峡”的呢？ 转折点就是本书开篇所写的1945年。那一年既是日本战败之年，也是其重生之年。当时的日本满目疮痍，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但是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推动下，日本沉痛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开始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企业家创业，知识人启蒙，科学家探索，政治家抉择，民主人士呐喊，环保主义者抗争，普通人为生活而拼搏……仅仅经过20多年，日本就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1973年，也就是开国120周年之际，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各国羡慕的“经济大国”，还成了一个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福利国家”，贫富差距小，社会安定和谐。 在名著《拥抱战败》的开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 道尔就写道：“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不足60字的一段话，概括了日本从1853年到1945年的历程。其实，这段话后面还可以加上一句：战后日本的复兴更有力、更快速、更令人称奇。 日本战后重建的这段历史丰富多彩，尽管其中有汗水、血泪、挫折与不幸，但是总体来看，这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故事。紧随日本之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也相继起飞，形成了一个“东亚雁队”，被誉为“东亚奇迹”。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图景上看，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昌盛，与其他诸多失败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一个问题萦绕在我心中：成就“日本奇迹”的秘密是什么？ 我出入历史，寻找答案。我把自己置身日本战后的情境中，怀着时人在面对未来何去何从时的全部疑虑和彷徨，一起探索，一起追求。我也时时走出来，努力以超脱的眼光去俯视逝去的历史，就像俯瞰一条奔流的大河。答案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对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改革开放初期，新加坡大学邀请周有光先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问一位英国教授：“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回答道：“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就是按照国际先例去做。” 这个故事启发了我。看来，没有什么“日本奇迹”，日本只是尊重战后的国际规则，然后循规蹈矩地去做而已。战后，为了防止战争悲剧重演，欧美国家摈弃以殖民地和霸权为特征的旧秩序，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与贸易体系。坊间流传一种说法：“战后跟着美国跑的都富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尊重新的世界秩序与贸易体系的国家都富了。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它彻底放弃了与世界主流文明为敌的老路，走上了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新发展路径。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一旦认同和遵循国际规则，致力于融入世界，就能通过和平的方式从世界上获得各种资源，通过国际贸易发展自己。从此，日本驶出“历史的三峡”，“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a，迅速实现了国家的重生。 二 曾出任日本首相（1991—1993年）的宫泽喜一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1年7月4日，在东京举行“回首日美安保五十周年研讨会”，在我提到“国土被占实为丧权辱国”时，一位与会者指出：“先生此言差矣，与其说是丧权辱国，不如说是解放新生。”该人士德高望重，人格修养都无可指摘，他的话令我无法忘却。 起初看到这则史料，我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在日本的精英阶层里，竟然有人认同战后盟军对本国的占领，而且将其称为“解放新生”，甚至连宫泽喜一似乎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对于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过的国家的民众来说，日本战败当然是值得欢欣的。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赞扬占领者难道不是有些“不爱国”的味道吗？仔细想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日本民众支持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实质上就意味着抛弃和废止“大日本帝国”，从此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国”。 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国民，这两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根据从1890年开始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国民都是天皇的“臣民”，有限的权利也是天皇恩赐的，随时可以被剥夺。而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以《日本国宪法》为奠基石，战后的日本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国民才是主人，一切都以国民的福祉为重。 战后初期，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资源贫乏、人口过剩、没有军备的日本，在今后的世界中将失去存在的价值。这个观点既反映了日本知识界对于未来的忧虑，也折射出某些人在思想深处对于“国家”的执念。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够“在今后的世界中具有价值”。这意味着只承认国家的利益，经济发展和军力强大就是最终目标。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日本就应该重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明治梦”。但是人们从沉重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这条老路只会走向自我毁灭。与国家利益相比，最根本的还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美国的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曾经自问：“这个从19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极速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b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后发国家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的不断追问。 如果把1853—1945年视为日本的第一波现代化，那么1945年战败则是日本第二波现代化的开始。在第一波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把国家/天皇作为最高价值，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歧路。在第二波现代化过程中，它校准历史航向，彻底改变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再强调国家利益，而是把民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原则。日本通过对现代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全面革新国家制度，顺利完成了第二波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处理国家和国民的关系？这是每个追赶型国家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当代世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建立对此问题的普遍价值认同，那么它的“建国”任务就没有完成。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那么一个国家即使经济再发达，军事力量再强大，也不能说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如果国家利益压倒一切，蔑视、践踏国民的个人权利，那么一个国家就可能成为失去制约的“利维坦”，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 在我看来，日本战后历史的最大意义，就是确立现代价值观，在历史废墟上成功转型，完成了建国任务。 三 2019年11月，在完成了《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之后，我开始写作本书。起初很顺利，但是两个月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便很难再安心读书写作。接连发生的不幸事件，无数人的悲剧命运，让我感到恐惧、悲哀、愤怒、失望、无奈。由小小的病毒引发的国际局势动荡，更让我对未来充满了疑虑与担忧。 在这个充满暴风雨的时代，在一道道锃明彻亮的闪电中，每个国家都清楚地暴露了它的优点和弱点。不同的国家涌动着不同的社会激情，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凸显。因此，有人预言人类将迎来“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也有人预言世界将陷入“新冷战”。不管怎样，世界发生了巨变，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在大时代的转弯处，面对充满风险的未来，瞻念前途，路在何方？ 美国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多次警告世人，“当今世界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要危险”。确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意志帝国强调国家至上，敌视外界，导致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20多年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主张又在日本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泛滥。作为追赶型国家，它们都否定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的价值观，蔑视以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秩序，期望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弯道超车”，而英法等国采取绥靖政策，结果酿成了更大规模的人类悲剧。 随着2021年春天的到来，各种新冠疫苗的推广让希望重新降临世界。生活总要继续下去，不过这次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民族国家的角色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强化。与此相反，一种主张新的世界主义、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的立场也会得到发展。在如何处理人类共同的挑战和各国内部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博弈可能会长期存在。我担心的是，在博弈中，那些来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会不会被忽视，那些至高的、永久的价值观会不会被忘记，人类会不会再次走进历史的泥沼？ 21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们沾沾自喜，以为走了很远，一个美好新世界就在眼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头反思，才发现我们仍然走在20世纪的延长线上。这不应让人气馁，反而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的思维也仍然纠缠着许多人，20世纪遗留的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世界。许多人虽然身在21世纪，但头脑仍然停留在20世纪。许多貌似刚刚出现的新问题，其实可能只是老问题在“借尸还魂”。 近年来，德高望重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不断呼吁重读历史。他认为，人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会遇到虽然形态上可能有所变化，但实质却类似的艰难险阻，因此，应该“对历史经验进行深入总结，从中吸取教训”c。国家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在向前走的同时，还应该不断回头看，以校正前进的方向，同时也要旁顾左右，研究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吸取已有的教训，学习成功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行稳致远。事实上，世界上固然有许多失败国家，但是也不乏像战后的日本这样转型成功的案例。 如果各国能够审时度势，取长补短，惨重的历史代价就没有白白付出。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当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灾难结束后，人类将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