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中美两国进行了多年研究，秉持理性客观的立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揭穿了美国自由民主与价值观的神话，深入剖析美国在其扩张与成为世界霸主地位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根源，为读者呈现美国意识形态真实的面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根据。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尤其是美国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的国际形势下，本书通过挖掘意识形态根源，揭露美国 “普世价值”与自由民主的内幕，揭穿美国通过其经济、军事等权力资源推行美国意志、操纵国际条约，并试图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等帝国外交政策的本质。同时，作者通过深入分析，揭示了中国在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下，如何成功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有力地回击了西方舆论鼓噪的“中国威胁论”，让读者了解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质以及美国不断“甩锅”、抹黑中国背后的原因。

本书系统解读了美国是如何向世界强行推行自由民主等观念及其表现出的各种优越感的。美国在建立后，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扩张，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本书深刻理性系统地评判了美国是如何对世界进行霸权渗透的。美国非常迷信自己的“优越”与“进步”，霸道地对待敌人和盟友，不断向全世界推销“普世价值”，翻新各种版本的“美国故事”，并传播布道各种迷思。
苏联解体后，美国相信自己站到了历史的峰，将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统治全世界，基于其意识形态和利益格局构建新的国际规则，并用新的战略、新的故事遏制中国，预言“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本书深入分析了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迷思和谬见，并对中美意识形态数百年来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追溯。本书研究表明，美国难以适应国际体系变化，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能够将西方思想和儒家价值观相融合，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更具韧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的霸权并没有将推行不同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国家推向“历史的终结”，相反，反抗霸权的力量风起云涌。西方统治世界的帝国历史正在走向终结。美西方对中国存在诸多谬见，尤其习惯用其自身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解释中国，并为干涉中国经济找到“正当”理由。

致谢
引言
一章 破除关于美国和中国的迷思
美国和欧洲共有的迷思
美国独有的迷思
西方对中国的诸多谬见
第二章 意识形态分歧
美国意识形态的过去和现在
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和现实
结论：中美意识形态不同特点
第三章 政策与权力的鸿沟
美国的中国幻想，与美国“前往”中国的漫长征途
美国的扩张（1776—1900年)
美国19世纪的扩张指导其应对20世纪的扩张
美国世纪与美国权力资源的发展
美帝国的衰落：内部与国际方面的缺陷
政权更选和颠覆活动的愚蠢之处
中国对美国的回应：我们也有—个梦想
经济发展中的负面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再平衡
中国其他实力的发展
“—带—路”倡议
结论
如果“美国回来了”，回来的将是什么样的美国
价值观在实施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西方国家外交政策对价值观的背叛
美国是时候为自己的外交政策付出代价了
中国—定行!
受威胁的历史：从印第安人到中国人
意识形态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指南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美国能够使其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更加适应多极化世界吗
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
统计数据附录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保罗·乌里奥，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洲知名公共管理专家，欧中管理促进基金会主席，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多家中国院校担任兼职教授。他着重研究中国改革进程和中国外交政策，对中国有客观深入的了解，组织并主持了“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多项中瑞政府间合作项目，积极推动中瑞交流与合作。
乌里奥对中国的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分析，并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包括《中国重塑世界大国地位——终结美国制造的世界》《1949—2019年的中国：从贫困到世界强国》《走向繁荣的新长征——协调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无声的变化：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的战略选择》。
美帝国的衰落：内部与国际方面的缺陷

任何国家的实力都是基于内部实力和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实施的权力资源的综合。内部实力通常包括一些被其他国家所羡慕的优势，如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表现出良好且可靠行为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社会内部凝聚力，经济优势，教育系统质量，军事资源等。我们将评估美国和中国在这些资源上的表现。首先要分析美国的衰落，并找出原因。
美国内部资源的缺陷
导致美国内部实力下降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美国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中获益多的精英的支持，这损害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福祉和人民的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始终抱有重商主义的观念，这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并导致雇主和工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也导致工业活动转移到中国等国家，那里的人力成本比美国低得多，并且有关雇主和工人关系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的法规也不那么严苛。理所当然，美国的一些学者指责中国凭借这些转移来发展其工业部门，并指责中国在实施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迫使西方公司通过在中国建立的合资企业向其中国伙伴转让技术。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迫西方公司在中国投资，但可以看到，西方希望推销资本主义制度，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促使有人都寻求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虽然表面上他们的目标可能被视为显著提高投资回报—在中国以几美元的成本制造一双运动鞋，然后在西方以100美元出售，但这总是很不错的。
再加上，美国采取亲军事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军工复合体和情报界需要开支，这些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其他部门的资源，如基础设施、教育、环境、社会安全和健康领域。而这再次表明，支持意识形态所需的东西对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恰恰产生了相反的影响。正如拜登团队的成员组成所展示的那样，美国建制派已经将这些利益分配进一步嵌入其执政机制中。
尤其受到五角大楼、智库、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之间“旋转门”做法的影响，五角大楼和硅谷的大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明显增多。这导致国内和国际担忧建制派会动用手里的资源来监视、谴责并边缘化与美国国内外政策相左的组织。
加之，奥巴马总统从担任总司令的一天起就使用“暗杀名单”，让军方和中央情报局使用无人机来追捕和杀害奥巴马政府认为值得处决的人—通过秘密程序，未经起诉或审判；特朗普总统也使用过这种做法，拜登政府似乎至今仍在使用。
许多附加政策和指标与国家和公众的福祉背道而驰，反而不利于维护国内和平与获取公众支持，而这两点恰恰是保障政府健康发展的基础。美国受困于以下几点：其财政政策偏向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而不是雇员；不平等、歧视、种族主义和失业现象日益严重(被不充分的统计数据所掩盖，并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封锁而加剧)；公共健康状况的恶化(尤其是预期寿命的下降和毒品／药物使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惊人增长)；巨额的联邦开支导致公共债务不断增加，家庭和企业的债务也是如此；基础设施不断恶化，正如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时常目睹的那样，即使按要求进行基础设施支出，也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个人在收入以及所获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几十年来的禁毒斗争面临失败；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恶劣影响；学生的债务水平令人震惊；监禁率达到世界高(大约是欧洲国家的6倍)；不断对国内乃至世界上的每个人 (包括盟国的知名政治家)进行暗中监视；政府和谷歌、优兔和推特等大型科技平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美国政府对外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封锁；等等。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内部实力和凝聚力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下降。
由于私人资金过度进入政治领域(尤其是进入选举和立法程序)，利益集团对议会和政府的影响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致使美国系统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操作性受到了大的限制。这一问题不仅超出了对腐败的简单关注，还延伸到了税收、银行、保险、农业企业、杀虫剂以及遗传修饰生物体(俗称“转基因生物”)、石油、医疗药品等各种领域里。问题在于，在这些领域中，谋求特殊利益的这一大批说客事实上是否产生了压制作用，阻碍着重要的系统性的修复。
此外，近的总统选举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咋舌。无论哪一方选举失
利，其受到的带有攻击性的严重质疑让人匪夷所思。在宣布2016年选举结果后的几个月，民主党采取了其在选举日之前就开始的策略：秘密编造文件，证明候选人特朗普和美国建制派的“关乎存亡的敌人”—俄罗斯之间的勾结。如果特朗普打破了有人的预期，获得了胜利，那么无论如何，有破坏他当选的准备都已就位。这标志着“俄罗斯门”这一可悲景象的开始，且几乎在特朗普总统整个4年的任期里持续存在。对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而在2020年选举中，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表现出端政治化的行为。有这些行为都恶化了美国在国内外的民主形象，而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让人们通过以下负面的社会福利指标看到了其反映的美国社会的端两极分化：在西方国家中美国贫困率高，美国还是不平等率高的国家之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基尼系数衡量)，数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障严重不足，低工资低。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非裔美国人在有指标上都受到歧视：收入、教育、医疗和监禁率。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因此很难采取要的激进措施来克服上面提到的问题。美国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救济法案)虽然是要的，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临时性的，而真正需要的似乎是更多的结构性改革。
此外，结构性措施，例如拜登的基建计划和气候变化计划，似乎面临着建制派中重要的小部分人的敌意。考虑到这些问题，人们无法看到如何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的口号，与拜登的口号“美国回来了”没有根本的区别)。也许吧，但是那是什么样的美国？外交政策没有两极分化，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有强有力的两党协议：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危及生存”的敌人，即中国和俄罗斯。但事实上，美国能做到何种程度？
美国国际方面的缺陷
正如前面所说的，权力意味着军事、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综合运用。此外，对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和冲突的分析表明，军事、经济和文化资源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界限。76事实上，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权力资源亦是综合运用起来的，尽管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为了保障美国作为一的世界超级大国的领导作用。
这些涵盖广泛的权力资源使得美国对继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尽管至少自苏联解体以来，权力资源的分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自从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以来，无论哪个党派执政，美国实施的权力资源组合都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和弱点。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首先，在军事武器、战争、军事基地和特种作战部队方面的开支不断增加，显著提高了美国的预算，从而减少了可能(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应该)用于其他领域的资源，如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带来军事优势(可以看到武器市场对俄罗斯武器的偏爱)，也没有使美国在军事交战中取得持久的成功。
其次，前文提到的国内的诸多问题也给美国向国外辐射其力量的能力带来了负面影响。事实上，那些领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对人民福祉的贡献，还在于它们在大程度上能够增进一个国家的实力。
后，美国过度使用军事力量(既用于公开战争，也用于秘密战争，且由于公开战争的效率低而变得更加糟糕)，并且频繁使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特种作战部队来挑动政权的更迭。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削弱了军事力量，也降低了软实力的影响。这些软实力是使美国尤其是其外交政策能够获得他国“向往和默许”的重要手段。因此，这就削弱了美国将其自身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整体能力。此外，国内的严重问题往往使美国的外交政策转而对世界其他地区采取更激进的立场。这是对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合理定性。拜登政府似乎也受困于类似的做法，尽管其下令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撤军期间的表现显得其非常失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缺陷是其没有能力意识到并承认至少自20世纪末以来发生的权力资源分配的变化，并且没有针对这些变化采取行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单极世界并没有持续多久。强大的持久的力量(第二章中提到的“默化”)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促进了多极世界的出现：新的大国诞生，如作为美国重要竞争对手的中国，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以及不再准备接受帝国指令的区域性大国。
显然，这些变化应该促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要的修正，尤其是需要确认其真正的国家利益：并非建制派的利益，而是美国人民的利益。然而，当权派表现得好像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一有能力将其意愿、价值观和利益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国。美国表现得像是这些变化还没有发生。但它们已经发生了，而且它们应该引导美国建制派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彻底的修正。但是，美国有这样做的理智或能力吗？
在千禧之交，美国出版了一批对中国崛起持有异议的书。那时，“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主流媒体和大学书籍中经常提到的内容。与此同时，为了安慰美国公众和建制派，有几本书强调了中国发展存在脆弱性，中国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崩溃当时已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主题。
后来，西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些书，他们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但基本上是以相同的视角。例如，一本名为《中国是否会主宰21世纪》的书，其后一章的标题是“中国不会主宰21世纪”。其他的一些书使用了更具描述性的书名：《新中华帝国及其对美国的意义》，以及《中国世纪：崛起的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经济、权力平衡和你的工作的影响》，或是更令人不安的《龙口之下：在即将到来的中国统治时代美国的命运》。
然而，直到近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还体现在高科技产品上。在军事领域，“中国威胁论”取代了“苏联威胁论”。事实上，中国的崩溃并没有发生。
由于预想的俄罗斯威胁并没有消失，美国的激进政策及其盟友对克里姆林宫的攻击没有消失。俄罗斯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建立了事实上的伙伴关系。这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美国提议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无法达成效果。实际上，鉴于美国政府机构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和无能，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美国人民。今天，一些知名学者更加直白地谈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实力下降。例如，TomDispatch网站在介绍《美国漫长的战争结束了》一书时采用的标题是“美国世纪的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