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一个既充满谜团而又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大众的声音从何而来？

犀利、博学、深刻  德国当代哲学家斯洛特戴克锐评大众现象

【图书简介】

大众进入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彼德·斯洛特戴克在本书中从埃利亚斯·卡内蒂的思想出发，阐述了大众主体一经形成，人群之间的距离便缩小，在人群聚集产生的黑色中，本质差异被废除，新的人为差异出现，即一种有区别的无差异性。他分析了文化斗争中针对差异的合法性和起源产生的争论，以及大众在后现代社会中基于大众传媒的结晶一般的聚集形式。

“大众，一个既充满谜团而又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它突然就出现在了那里，以前却是什么也没有。可能有几个人走到了一起，五个人、十个人或十二个人，不再多了。没有宣布什么，也没有期待什么。突然间，一切都变成了黑压压的人。”（埃利亚斯·卡内蒂）

【作者简介】

关于作者

彼德·斯洛特戴克，当代德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哲学和媒体理论教授。曾于2002年至2012年担任德国电视节目《哲学四重奏》的主持人。斯洛特戴克常自称是时代的诊断者，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评判，力求把握未知的未来，找到有利于现实的良方。他的代表作包括《玩世理性批判》《资本的内部》《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球面学》三部曲”等。他曾获欧洲政治文化奖和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奖。

关于译者

常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师，博士。译有《资本的内部》《购买时间》《海德格尔与妻书》《魏玛共和国的兴亡》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1项。

【编辑推荐】

1. 本书聚焦了大众文化的成型，其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分析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张力，为读者了解当代文化现状及文化产业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2. 斯洛特戴克博闻强记，引用了诸如卡内蒂等学者的理论，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3. 斯洛特戴克使用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且笔力犀利，引人入胜，可见他对希特勒的分析。

【媒体及名人推荐】

当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相遇时，两道敞开的伤口就会彼此对峙。双方都处于信任和绝望之中。他们怀疑对方代表了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这是斯洛特戴克的著作《蔑视大众》中的主题之一。

精英与大众、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对峙以爱恨交织为特征，书名一语双关： 它既指向大众对精英的蔑视，也指向精英对大众的蔑视。斯洛特迪克将大众与精英之间关系中的蔑视——也是文化关系中的蔑视——与现代性的崛起和当今西方社会的概况联系在一起，并将这种蔑视的结构性变化趋势与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也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现代时报》

斯洛特戴克挑衅性地指出，大众已成为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商品，沦为单纯的消费者，而非文化的积极参与者。——《欧洲遗产》

【目 录】

目录

Ⅰ 人群之黑
Ⅱ 关于蔑视这个概念
Ⅲ 双重伤痕
Ⅳ 人类学差异
Ⅴ 大众同一性：无差异性
后记

【精彩书摘】

（出自“I 人群之黑”）

20世纪的很多作者，其中不乏一流作者，都将大众（Masse）进入历史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标签之一。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基于良好的洞见之上的。近几个世纪以来有启发性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支撑。黑格尔提出了作为主体的实体（Substanz als Subjekt）的发展，将其作为其逻辑学研究，事实证明那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准则，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如此，如今则是“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发展”。该准则为可能算是现代性计划的东西赋予了堂皇的政治内容。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过去的民族主义时代，以及我们作为公民别无选择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民主时代，其指导思想都来源于此。两个时代中，主导的动机就是，一切权力以及一切能够产生效力的表达方式都必须源于大多数人。

大众一旦成为主体，并拥有了意志和历史，理想主义的傲慢时代就完全终结了，形式（Form）自以为可以任意地塑造内容（Inhalt）。并且，一旦大众被认为有能力具有主体性和主权性，那么形而上的主人的优先权、意志、知识和灵魂就会进入原本看起来完全不过是单纯物质的东西中去，并使被征服和被误判的部分获得另一方的尊严。近代以来的宏大主题——解放——围绕着一切在旧逻辑和旧的统治秩序中被称作下等（das Untere）和他者（das Andere）的东西，这其中既有自然的物质，也有人群。那些曾经是可支配的物质的东西，将成为自由的形式（freie Form）；而曾经完全献身于工作和服务的东西，将作为自我的目的来把握。现代化的、积极主动的且是主体化的人群却还被人们——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蔑视它的人——固执地称为大众，并且只要这种状况一天得不到改变，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崛起成为某种主权的进程就是一个未完成的，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过程。作为主体的实体的发展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说起来容易，但在街头或是在近代大都市的近郊则显得困难重重。

在论及现代性的伟大作者当中，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有且只有一人完全没有采取进步哲学的人为拔高，也没有用青年黑格尔式的进步迷信来看待大众的兴起，以及在历史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在这里，我说的是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鉴于格奥尔格·施泰因纳（George Steiner）自称为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或许可以把卡内蒂称为人类学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因为有了他，才有了20世纪最艰深的、思想最为丰富的关于社会和人的概况的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此书译名采用了已有译法，“Masse”即大众。——编者注。然而该著作自从1960年出版以来就一直广受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的质疑、诟病，以及回避。因为作者在这本著作中拒绝像其他社会学家就其本职工作而言所做的那样，用批判的形式来向他们的研究对象或当事人，也即当下的社会行献媚之事。卡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献媚，这来源于他在数十年间总是能够一次次重新唤起关于社会不过是被暴力行径激发的大众的核心体验。1927年，年仅22岁的卡内蒂身陷维也纳一场工人起义之中，并亲身经历了当时火烧最高法院时，人群被点燃的情绪以及肆意释放的能量。从那个时候起，大众这个问题对于卡内蒂来说就至关重要，并且也在他著作的标题中得以体现。他亲身体验了人们向群体涌动的动力中注入的直觉，这对他来说难以忘记。在他的自白《我也成了大众中的一员》中，他表达了自己清醒的意志，这段经历虽令人羞耻，但同样发人深省，他有义务清算这段过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书之所以叫《群众与权力》，是因为作者不想直接依照个人的经验去命名它。否则的话，这本书可能会命名为“群众和聚集”“群众和爆炸”，又或是“群众和裹挟”。这本书比他的其他任何写作都更清楚地点明了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被恶和假所裹挟。没有这样的论断就无法说明在大众身上始终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马克思虽然曾经教导我们，一切的批判始于对宗教的批判——但从卡内蒂那里，我们学会了，批判宗教时，若不去区分裹挟，或将好的和坏的奉献分门别类，则批判无半点进步意义。

卡内蒂关于大众精神的现象学一开始看起来沿袭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路子，研究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发展；它认为大众的产生意味着在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同时又令人不安的行动主体。最大的未来份额属于被赋予权利的大众在舞台上的表演，鉴于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便无可避免地要把它作为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卡内蒂的观察中就混入了关于大众成为主体的不可克服的迟钝的以及不透明的特性的洞见。

可能有几个人走到了一起，五个人、十个人或十二个人，不再多了。没有宣布什么，也没有期待什么。突然间，一切都变成了黑压压的人。

卡内蒂看起来很清楚地知道，他说出这样的话就等于越过了社会学研究惯常的且受人欢迎的边界，因为每个由公众着手建起的社会理论，就算它自诩为批判的理论，并自诩谈及一切可以谈及的东西，也会避免以群体形式自动聚集的社会丑闻以及黑压压的人群的丑闻。牢牢抓住了这些令人不快的证据之后，卡内蒂将他的描写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些黑压压的都是人的地方，大众的本质，即一个纯粹的旋涡就显露出来了。旋涡的轨迹就是向下，向着中间。

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完全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表现得行色匆匆，来到了那个大多数人在的地方［……］一个人的运动，人们认为会传递给其他人，但又不单是如此：他们有一个目标。就在那里，在他们找到合适的言辞之前：目标就是最黑的地方，那个最大多数人聚在一起的地方。

突然之间黑压压的都是人：对于所有那些尤为重视女性解放运动，把大众提升到主体地位的人来说，这个表达无异于令人尴尬且绕梁不绝的辱骂。在这一表达中，有着清楚的自我欲望认知的民主主体的理性浪漫想象也完全坍缩了。关于自身透明的群体的梦想荡然无存，关于世界精神与群体相拥的社会哲学幻影也粉碎在了无法消解的黑箱中：黑压压的人群。卡内蒂的直觉邪恶而又无比清楚地强调了大众主体（Massensubjekt）一经形成，不透明的动机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事实。因为在大众当中，表现为被激发状态的个体集中起来以后，并没有形成神话话语中的所谓“观众”（Publikum）——实际上，他们更多地集结成块，形成一块块由人构成的污渍（Menschkleckse）。他们涌向那些他们聚集得最黑压压的地方。自动聚集（Auflauf）的理论表明了，在群体的自我构建中，作为材料的人从一开始就是过剩的，并且发展作为主体的大众的崇高理想，理所当然地被这种过剩破坏殆尽。因此，大众这个表达在卡内蒂的阐释中就成了一个术语，它在实施成为主体（Subjektwerdung）这一行为的一瞬间就已经自我屏蔽了这一实施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众——这里指自动聚集起来的人群——总是无一例外地是一种伪解放以及半主体化的状态。大众是模糊的、不稳定的、不加区分的，由争相模仿和疫情般传播的激动情绪所控制，是阴性感官的（weiblich faunisches）这个形容来源于塔尔德（Tarde）的说法。、前爆炸性的，它的实际诊断与过往的大众心理学大师，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刻画出的肖像高度相似。

同时，卡内蒂也没有忘记强调大众形成中的退化特性：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中存在着一个不留情面的自我距离体系，它硬生生地将人与他人孤立开来，从而让每个个体进入一种孤独的“必须独自一人”的紧张状态中去。“没有人能够到达他人的近旁或高度。”然而在人群自动聚集起来时，距离就消失了。黑压压的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旋涡，它能够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破除障碍的效果。卡内蒂还证明了，自动聚集的人群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人释放（Entladung）的意志：

只有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能从距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正是在大众当中发生的现象。在“释放”中，隔阂消失了，所有人觉得是“一样的”。在密集状态中，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空间，人与他人之间彼此邻近，从而不分彼此。可怕的正是这种“释然”。为了这幸福的瞬间，彼时没有人比他人拥有更多、更优越，此时，人群就成了大众。

回顾平等主义的这一令人尴尬的异端衍生物看起来有益、必要，且十分具有当下时效性。它的有益性在于，它摆脱了主流交际社会理论和献媚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个性的共识，而必要性则是因为这一理论当中包含的平等动机（Gleichheitsmotiv）并非源于所有人的平权，而是来源于绝大多数人同时的自我放纵——这种情况就与法律意义上的正义环境（juste milieu）思想指导的套路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后者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地渗透到了伦理哲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并且越来越多地塑造了个体与其在媒体中的投射之间的关系。

突然之间，一切都黑压压的全是人。我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否认，在这句话当中夹杂着一种语气，如果这语气不算过时，也不属于当下这个时代。卡内蒂使用的这个表述的外面包裹着一层铜绿，因为它关联了社会现代化的阶段，在那个时期，新兴的作为主体的大众能够聚集在一起，并作为在场的群体显现出来——有着一种独特的声音、一种独特的激发方式和一种独特的行为。至于当时他们被称为人民、暴民、无产阶级还是社会公众，则是无关紧要之事。一切都黑压压的全是人——这个语言上的修辞手法属于那个自动群集的大众时代，或者换言之，是集会的大众以及在场的大众，他们的特征在于，数量巨大的人——有可能是几千、几万、数十万，极端情况下可能是上百万人——体验一种作为拥有集会能力的存在，他们涌向一个能够承载他们所有人的地方，在那巨大的集会场所，大众能够获得一次巨大的自我体验，他们是有意志的、索取的、开始发言的、散发出暴力的集体。现代化的进程中，拥有集会能力的人群是为了自己，并且走到前台的现象是现代心理政治空间中的核心场景之一，而卡内蒂的功劳在于，将这个发展阶段以理论的形式固定下来。

如果我们在卡内蒂的分析中感到某个方面无法与当下的情况完全契合的话，其原因只有可能在于，从《群众与权力》中的方案构想到社会的当下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而这半个世纪当中，现代社会也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从而从根本上调整了它作为有组织的多元体的集合状态。当下的大众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集会或自动聚集的大众；他们已经走入了政权（Regime）当中，这样一来，大众的特性就不再表现为肉体的在场集会，而是以参与大众传媒节目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大多数人就不再“聚集”，亦不再“向洪水一样涌向某处”。他们以一种“结晶”（Kristallisation）的方式远离了过去那种聚成一团、形成威胁但又充满希望和可能的状态。自动聚集的大众发展成了大众传媒节目的大众——就其本身的定义来看，新型大众把自己从囿于某个具体场所的肉身在场的集会中解放了出来。其中，人们作为个体成为大众。在不用看到其他人的情况下，每个人就成了大众。其结果就是，当今社会，如同我们所声称的那样：后现代社会不再原始地以其自身的身体经验为导向，而是通过大众媒体的象征，通过话语、流行趋势、纲领和名流来进行自我的观察。在这些元素当中，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个体主义有着其系统性的根据。它反映了当代的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有大众的特质，尽管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聚集在一起。在这里还得提一下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李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单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那些总是脱离集体的肉身，但又包裹在媒体的力量场之中的个体，他们处在无法看穿的众人之中。他们在自身的“有组织的孤寂”（organisierte Verlassenheit）中——汉娜·阿伦特这样来概括集权主义状态下社会心理的初始状况——构造了一切过去的和将来的集权主义与媒体统治的原材料。

因此，没有聚集起来，或是无法再聚集起来的后现代意义的大众就缺失了自我肉身感受和自我空间感受。他们不再看到自己投入人群的洪流中去并和他人一起互动，他们也感受不到脉搏跳动的肉身，他们也再不会共同发出大声的呼号。他们越来越难以有可能从日常而慵懒的重复性生活中一下子过渡到革命性的激化状态。后现代大众的状态就如同某种气态的物质一样，其基本颗粒在自己的空间中振荡。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愿望力量的电荷和前政治的否定观点，每个人在节目观众面前坚持等待，总是重新投身寂寞的自我上升或自我消遣的尝试中去。新的大众在这种“被肢解的”或者说消除累积的状态中不断消磨新的时光，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身上那种聚集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以后形成的冲动的、传染性的、聚集的以及令人生畏地席卷一切的那一面逐渐消失殆尽。然而，如果观察正确的话，在这数百万人身上最终出现的更多是共同的而非个性化的特征，尽管他们从未有过急性大众的那种突然聚集的体验，甚至每个人都还有着非常强的自我独立的感觉，并始终自觉保持着与他人的距离。如果大众不再涌向某个地方，不再聚集起来形成人山人海，那么他们的政治潜力就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他们也不像自动聚集和游行的高光时代的大众那样清楚地感受到自身的力量和涌向某处的冲动，也不再能意识到自身宣告和诉求的力量。后现代大众是没有潜力的大众，是微观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寂寞的个体的集合。他们早已经忘记了过去那个时代，那个他们能够一呼百应，并作为具有强大表达力量的集体，有着创造历史的意愿和担当的群体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