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出版集团力邀欧美史学大家，历时十余年，面向普通读者打造的多卷本欧洲通史。为历史研究与写作设立新基准的史诗巨制，结合学术品质与大众阅读的惊喜之作。从古希腊罗马到全球时代，欧洲四千年历史的恢弘全景

书名：罗马帝国的遗产

定价：138.00元

作者：克里斯威克姆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5

页码：88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21704051

1.企鹅出版集团力邀欧美史学大家，十余年打造的多卷本欧洲通史

作为大众图书出版的一大标杆，八十多年来，企鹅出版集团以高品质的图书为数代人的智识生活奠定了根基。自2004年起陆续出版的皇皇九卷“企鹅欧洲史”，是企鹅出版集团打磨了十余年的雄心之作，被誉为“结合广度与”的“当代出版界巨制”。

“企鹅欧洲史”系列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戴维·坎纳丁主编，集九大学者之力，以其完整、可靠、亲切成为多卷本欧洲通史的典范之作。其完整，在于呈现从古典欧洲的诞生到当今欧盟的动荡，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2017年这近4000年的欧洲历史；其可靠，是基于九位史学界支柱性学者的真确认知，他们对各段历史的认知经过反复的打磨和历练，呈现的不仅是可靠的史实，更有对历史趋势的精辟把握；其亲切，在于用平易的语言、抓人的叙事，将历史的大势与细节呈于纸面。

《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荣休克里斯·威克姆的集大成之作，填补了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巨大空白。他视野宏大，驾驭复杂的文献档案和考古成果，不断挑战常识和流俗的见解。在他笔下，西罗马帝国陨落后的中世纪早期绝非“黑暗时代”，而是欧洲各处继承、改变帝国制度与记忆遗产的异彩时代。

2.为历史研究与写作设立新基准的史诗巨制，结合学术品质与大众阅读的惊喜之作

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执笔的九位享誉世界的欧洲史学者，分别任教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府，其中多位具有英国历史学会会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的身份。他们以在各自领域深耕数十年的积累与见地，在历史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独特的谋篇布局、明晰的主线，传达出对各段历史的体认，描画出欧洲近四千年演进历程背后的动力。

史家的责任与学养使他们书写的历史可靠、可信，而他们合力撰写的“企鹅欧洲史”系列，又是面向大众的写作。摒弃学术体例和学界行话，用闪烁着洞见的叙述，将历史的洪流与涓流、大小人物的境遇和事件的发端及余波编织到一起，连缀成各个历史时期的全景图。通过主线把握发展大势，用细节与时人共情，带出有兴味、有乐趣、有冲击、有所得的阅读体验。如此写作，让读者不需要学术背景，也能从学术共同体多年来研究、思辨的成果中获益；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储备，就能直接进入历史，看欧洲如何改变世界，又被世界改变。

3．访昨日欧洲，知今日世界。反思欧洲历史，将成为我们应对动荡世界的根基、想象未来的起点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曾被欧洲创造、为欧洲所主宰。对于以现代缔结者之姿强力闯入世界各个角落的欧洲，它行动的理由、强大的基础，衰落的缘由，都能在历史中找到线索。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2017年，欧洲历史步步展开，改变、撼动整个世界，也被世界改变和塑造。它曾是文明的标尺，以古代希腊罗马立下文化之根，用信仰和理性塑造人类的精神世界；它也被视为罪恶的渊薮，酝酿搅动世界的战争与冲突。依靠工业文明、帝国扩张，欧洲曾雄踞世界之巅，也在权力的竞逐中，将世界一度拖入黑暗的深渊。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如今这般格局的动摇、世界的动荡，在欧洲与世界交互演变的历史中，都有线索可循。完整、可靠、亲切的“企鹅欧洲史”系列，是建立整全认知坐标系的开始，对历史的审视与再思，可以成为应对动荡世界的根基、想象未来的起点。

4.欧美主流媒体力荐：透过这套书，才能读懂欧洲！

2004年，“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开篇作、普林斯顿大学威廉·乔丹的《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问世，被誉为这一出版界巨制的恢宏开篇。自那以来的十几年中，“企鹅欧洲史”系列备受期待，每有新作推出，无不大受赞赏，不仅在学界广受推崇，还深得大众认可，获得《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年度好书、《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历史书等多项赞誉，被视为“代表学术精神的典范”，“仿佛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近代欧洲的历史”，“一百年后还会有人读”，“几十年未见的历史佳作”。透过这套书，才能读懂欧洲。

5.翻译、编校、审读层层打磨，遵循高品质标准将这套恢宏巨制译介中文世界。

“企鹅欧洲史”系列皇皇九卷的汉译工程，借力包括两名联合国翻译在内的译者，经两年翻译，两年编校，学者审读，以高品质的译文和高标准的译校，去除语言的隔阂，以求呈现翻译品质经得起考验的欧洲通史，将历史的丰盈、名家的洞见、学界的真知带入中文世界。北京大学彭小瑜、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南京大学陈晓律、复旦大学李宏图、浙江大学吕一民、北京师范大学郭小凌更是欣然为“企鹅欧洲史”各卷撰写推荐序言，引导中国读者进入欧洲史的宏大世界。

6.沿袭企鹅革新性的设计美学，精进印制工艺，完成由书到艺术品的蜕变。

“企鹅欧洲史”全套九卷，封面设计采用革新理念，以及浮雕、烫金等匠心工艺。从1到9的阿拉伯数字把这一整套书连缀起来，数字既代表这一时期在四千年漫长进程中所处的位置，更是窥见历史的窗口。这个时期中的一个人物、一个片段，从数字背后的深广世界里迫不及待地跃出，肌理分明的立体浮雕，呼应的是内里一打开书页，就能跳出纸面的鲜活历史。

丛书名“企鹅欧洲史”和主书名烫金，体现集半世纪学界大成、经十余年打磨后，整套书精金般的品质。选用的金色打眼而不张扬，正像阅读这套书的感受：读时冲击力扑面而来，读罢悠长余韵久久不息。

有人说，公元400—1000年仿佛野蛮的黑暗之海，古代世界的种种成就是海那边的一束微光，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的陨落是一次根本性的失败。然而，是时候重新审视被误解和迷思掩蔽的中世纪早期了。

公元400年时，罗马帝国统治着欧洲西部、南部，以及地中海地区，在北方完全没有对手。当时谁也不曾想到，不到一百年，这样的景况就在西方终结了。5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但罗马的模式与精神仍继起的王国中运转。7世纪，东罗马面对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勉力维持，走上了比西方更军事化的轨道。8—9世纪，查理曼及其继承者让道德进入了政治。10世纪，西方的加洛林世界走向终结，东方的哈里发国崩溃，拜占庭帝国开启为期一个世纪的军事辉煌。与此同时在北方，兴起了丹麦人、波兰人、波希米亚人、罗斯人的政权。

从爱尔兰到君士坦丁堡，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在全然不同的社群里，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拉伯人、萨克森人、维京人回应着罗马帝国的遗产。这变迁、动荡的六个世纪，塑造出了与古典时期完全不同的欧洲。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第１章引言

第一部分罗马帝国及其分裂，400—550

第2章帝国的分量

第3章基督教罗马世界的文化和信仰

第4章危机与延续，400—550

第二部分后罗马时代的西方，550—750

第５章墨洛温时期的高卢和日耳曼，500—751

第６章地中海西部诸王国：西班牙和意大利，550—750

第7章无国之王：不列颠和爱尔兰，400—800

第8章后罗马时代的价值观：文化、信仰和政治规范，550—750

第9章财富、贸易和农民社会

第10章有形的力量：物质文化与展示，从罗马帝国到加洛林王朝

第三部分东方诸帝国，550—1100

第11章残存的拜占庭，550—850

第12章阿拉伯政治势力的形成，630—750

第13章拜占庭的复兴，850—1000

第14章从阿拔斯的巴格达到倭马亚的科尔多瓦，750—1000

第15章国家与经济：地中海东部的贸易网络，600—1000

第四部分加洛林和后加洛林时代的西方，750—1000

第16章加洛林世纪，751—887

第17章知识分子和政治

第18章10世纪的继起国家

第19章“加洛林的”英格兰，800—1000

第20章欧洲边缘地区

第21章加洛林世界与“封建”世界之间的

第22章农民阶层的囚笼化，800—1000

第23章总结：欧洲历史的规律，400—1000

附录

致谢

注释及参考书目

克里斯·威克姆（ChrisWickham），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中世纪史荣休。他的研究领域包括13世纪早期以前的意大利史、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史、社会法律史、社会经济史、比较历史学、欧洲的历史记忆、社会史与考古学等。

威克姆于2005年出版的《建构中世纪早期》（FramingtheEarlyMiddleAges）是综合研究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巨著。他采用比较视野，结合文献档案和考古成果，改变了中世纪早期研究的范式。该书获沃尔夫森历史奖、多伊彻纪念奖，以及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布雷斯特德奖。《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在《建构中世纪早期》的社会经济史之外更进一步，将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文化、宗教、知识进展也包括在内，完整呈现了罗马帝国制度、记忆的遗产是如何在欧洲延续和变迁的。

★威克姆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驾驭史料的能力和叙事手法都令人惊叹。他在比较视野下呈现了广阔地域中千差万别的社会，眼界宏大，几乎每一页都有迷人的细节和洞见。

——英国《电讯报》

★难以逾越的历史巨著。

——英国《文学评论》

★威克姆重新审视被误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早期，摒弃了流俗的道德论断、宏大理论和民族主义的迷思，以高超的比较研究展现了至少七股主要势力在六个世纪里的起落。

——美国《纽约客》

第23章

总结：欧洲历史的规律，400—1000

本书提出了一个观点：中世纪早期不仅在整体上需要在当时的语境下分析，存在于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社会也都需如此，不能做事后诸葛亮。有鉴于此，再做总结似乎已无必要，因为我在书中始终强调各地的差异。我在全书中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比，而不是归纳，其目的是尊重这些差异并指出这些差异的意义。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往往用道德批判的方式对待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我反对这种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认为那个时代的人“和我们一样”，更不应该对那个时代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怀旧情结。这是因为中世纪早期显然和我写书的时代—21世纪的西欧—截然不同。当代的一些价值观，如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宽容、讽刺性、对他人观点的兴趣等等，无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多么根深蒂固，在中世纪早期的时候都是压根不存在的，多也就是刚有了一些苗头。实际上，这些价值观在过去的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不存在的。中世纪早期的人无疑是有幽默感的，但是他们的笑点（大部分是嘲弄式的模仿或者令人不快的双关语）跟我们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也会讽刺，但风格往往相当粗野刻薄。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作者—包括那些信奉《新约》或《古兰经》中平等主义思想的严守教义者在内—都认为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阶层天生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这些作者自己大多来自阶层。下等人对上等人的奴性，以及上等人对下等人的自觉压迫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被认为是美德。男人也（就我们掌握的情况而言）被普遍认为天生就比女人优越。当今社会的各种恶行之中只有一样是在中世纪早期找不到的，那就是本质主义的种族主义，不过中世纪早期那种认为异族人低等且愚蠢的泛沙文主义思想填补了这个空白。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典时代晚期或中世纪早期的所有作者中，是否有人能让我在与之在见面时不感到厌恶。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居鲁斯的狄奥多勒、大格列高利、艾因哈德，或许还有萨拉戈萨的布劳略，奥古斯丁也勉强算一个，这是因为他惊人的智慧和自我认识，而不是因为他的宽容。但是，正因为中世纪早期和我们的时代截然不同，这个时代以及其中各种不同的现实状况才显得有趣。我在本书中尽大努力描述并展现的，正是这些有趣的地方，而不是这个时代笼统的结构性规律。如果要展示笼统的结构性规律，那么这本书就会变成一本元史学（metahistorical）著作，而当今的元史学叙述大多捏造成分很大，这么说的理由已经在本书章里提过了。

不过，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历史中确实存在趋势，后一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趋势提炼出来并解释清楚，尽管本书中已多少提及所有这些趋势。在本书所涵盖的六个世纪的历史中，我认为有六种重要的变化（或称转折），三种在西方，两种在东方，一种在北方。我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分析它们。此外，我还想在本章的后重点分析一系列基础结构，正是这些基础结构支撑起了这个时代所有的政治和社会体系。

个转折，也是重要的转折，还得说是西罗马帝国的解体。我们已经讲过，以前的历史学家喜欢用道德主义的眼光解读“古典文明的终结”，而近几十年来，人们更倾向于强调5世纪从始至终的连续性，尤其是在文化和宗教行为方面，政治观念上也存在一定连续性。这些连续性的确存在，因此，认为罗马文化被可怕的日耳曼蛮族清除殆尽（在天主教教会人士的庇护下，罗马和日耳曼随后发生了“融合”）的传统观点已经过时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5世纪的西方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见前文，以第4章为主）。罗马帝国的财政基础是土地税，而在后罗马时代的各个王国里，土地税逐渐退出了舞台。这个过程即使没有在5世纪完成，也一定是在6世纪就完成了。除了东哥特人的意大利的情况可能有些特殊以外，所有这些王国都没有尝试在较小的规模上复制罗马帝国的模式，阿拔斯王朝覆灭后的各个伊斯兰政权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见第14章）。西方的现实情况就适合简单的政治体系，在具体的做法上，各个地区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只有政治文化的军事化是一个在拉丁欧洲普遍出现的趋向（见第5—6章）。地中海西部的经济统一瓦解了。变得越来越地方化，通常也越来越穷，绝大多数地方的物质文化出现了简单化的现象（见第9章）。中世纪早期政治和文化行为中常见的“因地制宜”，正是罗马的模式和资源分崩离析（见第8章中的例子）的自然结果，尽管分崩离析后的各部分在很长时间内仍能维持运转。因此，我才在第2章和第3章解释了罗马帝国晚期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从而为分析其后的世界打下必要的基础。在罗马分崩离析的情况下，这些“因地制宜”都是很有创造力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在中世纪早期很多世纪内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西方在5世纪发生的转折相对应的是东方关键的转折点，也就是636—651年间阿拉伯人的征服行动（见第11—12章）。这导致东罗马/拜占庭世界陷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危机，实际上也将拜占庭永久推上了不同的政治轨道，比西方更集权，也更军事化。当然，阿拉伯哈里发国是纯粹的新鲜事物，尽管有观点认为它的结构根基和拜占庭一样接近于罗马。哈里发国的财富和7世纪时拜占庭的虚弱（西方诸王国就更弱了）使政治活动的从近千年来一直保持重要地位的地中海地区逐渐东移，先是转移到叙利亚，公元750年之后又转移到伊拉克。公元800年左右之后，地中海的中距离贸易活动开始复苏，其埃及与东方的贸易几乎和与北方、西方的贸易一样多（这一点和罗马帝国时期不同，见第15章）。东方在7世纪及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政权结构方面保持了连续性，因此，其在公元640年之后的变化不像西方5世纪的变化那样彻底。但是，东方的变化更为激烈，可以说比本书提到的其他变化都更可怕（对胜利者和失败者而言都是如此）。哈里发欧麦尔一世和奥斯曼主导了不可逆转的政治和（终到来的）文化巨变。在这一方面，本书所述时代中的任何人物都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即便是查理曼都不行，盖萨里克和克洛维这样的5世纪的征服者就更不行了。西方的个重大转折发生在文化领域：西方发展出了明确的道德化政治行为。这一变迁主要发生在780—880年。当然，基督教政体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就有道德化的传统（见第3章），但那时的道德化与世俗政治计划之间还没有直接的联系。西哥特人的西班牙（见第6章）可能是个发展出道德化政治的政体，但查理曼和他的继承者们（见第16—17章）首先创造出了一个以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宗教救赎为目标的完整政治计划，并将这个计划覆盖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加洛林王朝让国家政权和半自治的教会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成了之后两个多世纪里西方拉丁世界的常态。直到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VII，1073—1085年在位）之后，教皇们才开始尝试与国家政权再度分离，但他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在16世纪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之后，这部分成果也再次丧失了。加洛林王朝所做的另外一件事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它创造了这样一种理念：国王们和他们的行为应该在道德层面上接受教会人士的监督。这种监督在9世纪时就已让虔诚者路易和洛泰尔二世等人吃到了苦头，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给欧洲的许多当权者造成了麻烦（包括从10世纪开始的英格兰，见第19章）。这一系列变化是加洛林王朝的原创，在那之前只有一些临时性的先例。西方的政治行为也正是从此开始走上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拜占庭帝国和哈里发国在宗教方面的信心并不亚于加洛林王朝，但是我们在第17章末尾已经讲过，加洛林政治计划的急迫性是那两个东方大帝国无法相比的。穆斯林政治世界中的救世主义行为贯穿了整个7世纪，并且在747—750年（于北非）和10世纪再次出现，但这些行为更关注谁应该成为哈里发，而不是制订一个精确的计划。因此，这个转折是西方世界所独有的。西方的第三个转折是加洛林世界的终结，但这并不是指法兰克政治体系在7—9世纪之间所维持的统一走向瓦解，因为即使是当时的人也不认为这个体系能持续下去。的变迁在于这个体系内某些部分的公共权力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法兰克和（某种程度上的）意大利（见第18、21、22章）。这一瓦解标志着本书的终结，并使欧洲大部分地区从11世纪开始呈现出了与此前极为不同的基本范式。我稍后再讨论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些影响。与5世纪的那次转折一样，这次转折也遭到了道德主义者和其他浩劫论者的过分夸大，同时被持连续性观点的人过分质疑。我们认识到变化的真实情况，避免让自己陷入情绪化的状态。

东方的个转折与西方类似，那就是哈里发国在10世纪早期的崩溃（见第14章）。我们提过，哈里发国的国家结构比西罗马帝国的结构更容易在地区层面上复制，而后阿拔斯时代的各个政权也确实保留了这些结构。这样，王朝瓦解对阿拉伯世界的改变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即便如此，阿拉伯政权还是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为其分裂程度肯定还是太高了。这使得刚刚获得稳定的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中叶开启了为期一个世纪的军事辉煌期，并在它周边的政权中建立起了霸权（见第13章）。自从安达卢斯在公元1009年之后因内战而陷入分裂状态，巴西尔二世就成了当时欧洲强大的统治者，而且可能也强过了地中海南部的穆斯林法蒂玛王朝。直到11世纪后期，拜占庭的势力才被东方的新征服者—塞尔柱突厥人—破坏，而地中海地区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更是要等到16世纪奥斯曼人的征服行动后才得以重建。从某种程度上说，奥斯曼人重建了查士丁尼的帝国，让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重新成为地中海的，而且其保持这一状态的时间比查士丁尼时期还要长。但是，由于这两个时代之间相差了1000年，这种重建多也就是一个历史学层面的有趣现象而已。两者在宗法上的联系远远不如它们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异重要。这种差异从7世纪就开始出现，并于10世纪进一步扩大。

北方的重要变化主要发生在10世纪：在南部的法兰克和拜占庭两大帝国之间的广阔区域内，以及极北部森林中的狩猎—采集者人群中，稳定的政治和社会阶层分化稳步扩展。个利用这方面机会的是8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见第7章和第19章），丹麦人、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和罗斯人在10世纪时也加了进来，但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区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仍相对滞后（见第20章）。我认为，造成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以及延伸出来的英格兰人和稍后的丹麦人）的稳定和扩张野心，这使得北方各政权既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也为了对抗他们的威胁而完成自身的重新组织。在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王权的集聚和阶层的分化都是永久性的。这个事实本身证明，由西方的查理？马特、丕平三世和查理曼，以及东方的反圣像运动和马其顿王朝诸帝王在中世纪早期后半段创造的政治体系是坚固的。在西方，这种坚固性甚至在加洛林王朝解体后仍然延续了下来，因为在东法兰克，奥托家族及其继承者们在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土地上建立的霸权比查理曼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从750年左右到中世纪早期结束，法兰克和拜占庭加在一起主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其控制范围不亚于300年前的罗马帝国。它们没有罗马帝国那么强大，而且它们在东南方的敌人—阿拔斯哈里发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可称世界强）—要比罗马帝国的敌人们强大得多。但是，它们对北方邻居们的冲击超过了罗马帝国。

这样，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从公元400年到1000年的政治发展就可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大体可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割开来。在阶段，罗马帝国统治着欧洲西部、南部，以及地中海地区，而在北方则完全没有对手。当然，这一阶段于5世纪在西方终结了，尽管查士丁尼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转。在东方，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7世纪早期。个阶段是多极化的时代。在公元700年时，西方有3个主要政权：墨洛温的法兰克、西哥特的西班牙，以及伦巴第的意大利。三者实力相当，而且都比各自的其他邻居强大得多，与扩张中的倭马亚哈里发国和命悬一线的拜占庭帝国形成了制衡。第三个阶段则是法兰克、拜占庭和阿拔斯三足鼎立的阶段，到公元950年时又发展成法兰克和拜占庭两强对立，其中法兰克正在衰落，而拜占庭的实力则在增强。这两强在8世纪末时就是欧洲的霸主，在公元1000年或晚些时候以前促进了其北方各个政权的发展。我在前面比较过这第三个阶段中三大强国所表现出的惊人自信。它们都知道自己比前一代政权更加强大，也比中国以西的任何政权都要强大。而且它们认为，这种强大恰恰证明了自己的道德优越性，也证明继续扩张是正当的。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不仅加洛林人有优越感，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也有，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此外，这三者都给后世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个阶段中诞生的小规模创新，例如墨洛温王朝把巴黎—莱茵河地区建设为政治活动的（这个创新的成果一直延续到今天），西班牙7世纪时的宗教政治，以及拜占庭的反圣像运动，等等，重要的则是倭马亚王朝的政治和解。

任何人在研究了上述史实之一（就更不用说全部史实了）之后，都不可能得出“中世纪早期在‘’的历史叙事之外”的结论。而且，现在也不会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了。

***

支撑上述政治体系和政治变迁的，是本书涉及的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结构体系。这些体系不是中世纪早期所特有的，实际上，有观点认为它们存在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绝大多数时期。但是，要想理解这个时期，就认识到它们的存在。我将分三点阐述：财富的聚集、政治的制度化，以及公共文化。下面，我就来分别简述这三点。在本书所述的时代，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之上。一个人能够从土地中获取的东西越多，从农民那里收取的地租或税收越多，他就越富有，能操纵的资源也就越多，还能支持更多的武装人员，拥有更多的权力。剥削农民和土地价值的可靠手段就是征税，因为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需要缴税，而不仅仅是佃农向地主缴税—因此，拜占庭和哈里发国这样的征税国家就相对强大一些，而后罗马时代西方的那些国家就相对弱小。但是，即使是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兰克，国王们也可以通过在广阔的王室土地上收租而致富，即便是在7世纪后期他们无法从邻居那里取得财富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逻辑也适用于每个政治体系中的阶层。富裕的一般会帮助统治者，因为在中世纪早期的政治环境中，绝大多数和国王/皇帝走得很近。国王能赏赐的财富越多，就越能吸引精英阶层的支持者，因而也就越强大。这样，政治上的联合加倍强化了财富的聚集。唯一突出的例外是哈里发国，在那里，地方相对来说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不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哈里发们的财富都十分可观，因此的问题还无关紧要。但是，的问题终还是成了导致阿拔斯王朝解体的因素之一。

财富和权力的联系意味着国家依靠剥削农民才能强大。对于农民来说，我们很难确定他们喜欢下面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是大多数强力统治者都能给予他们的安定（这种安定只是相对而言的：查士丁尼、查理曼和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都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当时存在着地方暴力和反抗活动），还是像10世纪以前不列颠、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那些弱小政权里的绝大多数农民一样，保持自治，并缴纳更低的地租和贡金？当强大的入侵者前来袭扰或者劫掠奴隶的时候，这种自治会让农民陷入危险。我们没有相关的信息，也就不知道农民会如何选择，实际上，中世纪早期的绝大多数农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哪种情况更好的问题，恐怕就要依赖个人的判断了（我想他们会更喜欢自治）。但是，富人的财富和权力确实是与对穷人的剥削，以及对农民生活的种种限制相伴而行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北方的农民所受的限制在很长时间内都相对较小。在西罗马各行省的部分故地上，或许还有拜占庭帝国的部分地区，农民们在6—8世纪（在拜占庭是7—9世纪）享有的自治程度比之前和之后都要高。中世纪早期刚开始时，国家和总体来说都弱于加洛林王朝或马其顿王朝时期。更强大的势力出现后，其对本地农民的控制也越来越强。在西方，这种控制甚至在加洛林的权力崩溃后继续保持加强态势，并向北贯穿了欧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