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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以北京为例
定价：58.0
ISBN：9787030476470
作者：赵继敏
版次：31
出版时间：2017-03
内容提要：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大约兴起于21世界初期，特别是以“798”为代表的艺术区，其声名通过展示活动的举办、新闻媒体的传播等迅速扩散，很快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本书结合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从空间视角研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力图对以北京为代表的我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做出梳理，指出文化创意发展中的核心特征及关键因素。所谓空间视角，在本书中，也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学视角。本书主要强调了两个维度：其一是尺度，特别是应用尺度政治学说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实践做出分析；其二是社会网络，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嵌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之中。本书有助于弥补以往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对于这两个维度关注的不足。
目录：
目录
丛书序
前言
**章文化创意空间理论1
**节文化空间与创意空间：文化创意空间的由来1
第二节尺度政治与文化创意空间2
第三节礼会网络与文化创意空间7
第四节文化创意空间的多重属性与文化创意空间理论8
第二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12
**节文化事业基础上北京文化产业的初步发展（1979—1991年12
第二节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的进一步迈进（1992～2003年）13
第三节创意思潮下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建设（2004年至今）17
第四节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21
第三章北京美术产业的发展及其空间的演变23
**节北京美术产业的发展23
第二节北京美术产业核心园区的迁移24
第三节北京美术产业空间的演变38
第四章北京动画产业发展研究64
**节动画产业的概念及特征64
第二节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历程66
第三节当前中国动画的发展瓶颈71
第四节北京动画产业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动画中的地位73
第五节北京动画产业的产业链与社会网络83
第五章北京相声产业发展研究85
**节关于影响表演艺术卒间分布的因素研究86
第二节相声的发展历程及空问特性88
第三节北京相声产业的社会网络研究89
第四节北京相声产业的地方性95
第五节结论96
第六章北京广告业发展研究97
**节广告业的概念及特征97
第二节北京、上海、广州——中国广告业的三大集聚地100
第三节北京广告业的空间布局105
第四节北京广告业的产业链和社会网络106
第五节北京广告业的发展障碍与发展前景110
第七章北京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研究114
**节T业设计的概念及作用114
第二节我国和北京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115
第三节北京工业设计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模式116
第四节北京r业设计的产业链与社会网络123
第五节打造北京工业设计的创意空间—北京工业设计发展的前景128
第八章北京出版业发展研究130
**节出版业的概念与特征l30
第二节北京jLH版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出版业的地位132
第三节北京出版业的价值链与社会网络137
第四节北京出版业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l40
第九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聚区政策审视144
**节北京集聚区政策发展历程144
第二节北京集聚区政策效果观察147
第三节关于北京文化创意空间发展政策的三点主张153
参考文献156
在线试读：
**章
文化创意空间理论
**节文化空间与创意空间：文化创意空间的由来
文化空间、文化同区、创意同区、创意集群等概念在地理学的研究中以及在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中已经广为人知。以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文化地理学家江莉莉( Lily Kong)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则更多采用“文化创意空问”的提法。它既可以用来指代一个特定的表演剧场，也可以指代一个文化艺术的集聚区。总之，它是指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场所。莫建伟( 2012)指出，“文化创意空间”一词存在语义不清的缺憾，迄今也未有固定的语义框架阐述各类异质同名的空间的发展和构成。
不过，本书还是决定采用这一提法，原因有二：首先，正如文化创意产业涵盖文化属性和创意属性两方面的内容，文化创意空间也同时具有文化和创意两方面的意味。赵继敏( 2011)曾经通过回顾“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两个名词产生的历史，分析这两个名词被创造的原因，主张二者是从相对的视角出发定义的相互交汇的产业部类，即文化产业是从消费者（需求）角度出发，创意产业是从生产者（供给）角度m发，二者的交集可以称为文化创意产业，即那些生产过程中人的创造力发挥主要作用，产品以精神价值为主的行业。而，所谓”文化创意空间”既是创造性人才集聚产生发明创造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传播和交流的场所。其次，文化规划和城市规划在当今主要的国际大都市中正在变得日益不可分割( Landry，2000)，文化创意空间的提法*能表现这样一个二者交融的内涵。文化创意大体属于文化范畴，空间则是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的焦点。文化创意空间正是文化规划和城市规
划二者的结合点。事实上，北京众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引起文化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的共同重视，探讨文化创意空间的理论与实践成为当前二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主张，文化创意空问可以看作产业集群内部的分支，与其他产业集群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Pratt，2004)，但是一部分政策导向型的学者和研究则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空间与传统产业集群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其高度的信息交流和独特的文化氛围，需要与传统产业不同的环境和政策( Florida，2002)。这里，我们主张文化创意空间不完全等同于文化创意集群。所谓集群的概念更多的来自经济地理学，指代的是实体的产业集聚。而文化创意空问则兼有文化内涵，它既可以是实体的物质空间，指代实体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同时也可以是人类主观认识的产物，甚至更加强调与文化、情感、观念等的关联。它是由文化创意人才直接创造的，并且被社会大众所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与空间的统一体，因而，本质上也是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
早期地理学将空间看作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自1974年，列斐伏尔( Lefebvre)在其著怍《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人类在进行各种物质生产的同时，还进行着“空间的生产”，地理学中对“空间”本体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空间具有了社会意义。除物质空间外，还存在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简单说，空间不仅是客观的物质本身，也是人们主观想象的结果，由社会大众和文化习俗共同塑造。文化创意空间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也许这就是这一词汇存在语义不清的缺憾的原因。
第二节 尺度政治与文化创意空间
在经济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的影响下，产业集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源，甚至在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中仍有不少人沿用了这样的思想，主张文化创意产业不分类别地无条件地集聚发展。然而，国内*早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王缉慈等( 2010)早就提出，“产业集聚”是一个巾性词组，需要**只依靠低成本和规模扩张“打造产业集聚区”的做法和“集群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集群内“共同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必然促进企业合作”的命题。也就是说，集群并不必然和文化创意空间联系在一起。文化创意空间的存在形式可能是一个同区，也可能是相对分散地在某个城市之中。
江莉莉( 2012)提出除集群之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思路。在她看来，跨国性的连接、空间政治经济和乡村的文化生产，是当前有关文化创意空间的研究巾所忽视的重要部分。其巾，所谓的“跨国性连接”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尺度的问题。传统的产业集群观点，往往有过于关注地方性因素的倾向，对于地方之外的尺度关注不足。Coe( 2000，2004)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从多个不同的尺度ffI发审视空问政治经济在实践中不断交融和变化的过程，对于解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从国际、国家和地方i个尺度对温哥华本土电影和电视产业进行了分析。他主张这一行业的主要推动者是一小群独立的制作人，他们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在国际尺度上，美国的跨国公司控制了北美影视产业的资金、生产、流通和播；在国家尺度上，政府资助和播机构的购买都倾向于那些更大的制作公司；在地方足度上，他们不得不与美国的公司争夺员工、区位和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制作人和制作公司只有通过建立与关键决策者（除制作人外，还包括少数领先的工作室经理、设备公司经理、后期制作公司经理、政府官员、招聘中介等）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人际关系，才能获得必要的资金、流通渠道、人才等资源。Coe认为，这些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尺度上的人际关系网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范围、不同的情境和结构中，然而，它们是紧密联系、相互建构的。比如，不能脱离美国娱乐产业的结构，讨论温哥华或加拿大的电影产业的发展。Coe的这一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把地理学核心理念之尺度，与加拿大本土电影这一创意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
因此，文化创意空间的研究不应简单地被视作地方的现象，它同时也受到国际资本和机构的影响，以及本国政府的各种政策的管制。因而，引入尺度政治对于理解文化创意空间有一定的必要性。
一、尺度政治
随着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逐渐被学界认识和接受，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尺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地理学家以往习惯将地方、区域和国家等尺度理解为不变的分析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近的研究开始突出尺度的社会建构( Newstead et al．，2003)，认为地理尺度远非中立和同定的，而是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及其关系的产物( Smith，1992，1996)。
从严格意义上讲，尺度是一种表现的等级（约翰斯顿等，2005）。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文地理学巾的尺度主要是来自地图学、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的研究中，是指几何学的空间范围之间的等级关系。到了80年代之后，以Taylor( 1982)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将对间的政治经济分析拓展到“尺度”这一研究主题上。尺度不再局限于现实世界同有的或抽象的实体结构，而是人类认识世界时在头脑中形成的结构，是为了将世界条理化而人为创造出来的概念化机制和思想工具（Smith，1993；刘云刚，王丰龙，2011a）。自90年代以来，尺度的政治经济分析成为人文地理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主题(如Smith，1993; Swyngedouw，1997;Brenner，1998，2001；Marston et a1．，2005)，扭转了以往特尺度视为固定的和与社会无关的观点，主张尺度是通过不同的行动者、运动和组织南社会建构的[这种对尺度的认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说的，因而Smith( 1990)等学者也称其为“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即将尺度描述为社会政治竞争的过程]。目前，在“尺度政治”研究巾，西方学者主要探讨了全球、国家、地方等尺度之间的关系( Cox，1998；Smith，1996等)，少数学者将其应用到对全球化过程中特定地域的地方力量和全球化的政治、文化的斗争的分析中，研究区域主要包括欧盟和北美地区（Mewstead et a1．，2003；Coe，2000等），以及菲律宾等个别亚洲国家( Kelly，1997)。我国学者刘云刚和王丰龙(2011b)曾将其应用到对国内地方重大事件的分析巾。
二、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文化创意空间
尺度是空间的一种属性，因而包括文化创意空间在内的各种空间均可以从尺度，以及尺度政治的视角加以分析。西方地理学巾的“尺度政治”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它多应用在政治事件的分析和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中。在国外已有的研究案例中，仅有Coe( 2000)曾应用这一学说分析温哥华的电影业，国肉赵继敏( 2010a，2010b)曾用其分析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变迁。
尺度政治改变了以往人们的空间观念，从尺度政治的视角对文化创意空间进行重新审视必将会有新的发现。在笔者看来，以艺术区为代表的文化创意空间，不仅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部的各种机构和人员密切相关，同时，它也与城市内、国家内，乃至全球范同内的关键要素有着重要的联系。因而，所谓文化创意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的集聚区，更是各类社会、文化和制度要素在集聚区所重新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的统一体。和传统的制造业一样，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发生、发展的。不同的是，文化创意产业有其自身的特征，对文化创意空间的需求与传统产业也有显著的不同。一般认为，传统产业空问中的要素更重要的往往是土地和房屋的租金、技术人才的集聚及与融资枢纽的距离等。而文化创意空间的特征是生活和工作结合、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结合、有多样化的宽松的环境、有独特的本地特征，而且与世界各地有密切的联系（王缉慈，2005）。这些空间除了满足从业人员对于低租金的需要，以及和同业其他人员相互交流的需要之外，往往也为文化创意人才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自由、宽松、富于文化气息的生活环境。
例如，王缉慈( 2005)所指出的，找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主要在i种环境中发展：一是大城市郊区农村（如北京通州宋庄画家村等），二是老厂房改造（如上海泰康路视觉创意设计基地等），三是新园区（如杭州数字娱乐产业同等）。这三种文化创意空间，可以从尺度政治的视角重新解读。综合相关研究，我们将一般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四个主要尺度概括为全球、国家、城市和集聚区，如表1—1所示。
表1-1 -般情况下三类文化创意空间在不同尺度上的联系强度
与三种环境相对应：其一，大城市郊区农村主要联系是乡村社区，其他尺度的影响相对较弱；其二，老厂房改造后的社区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区，是全球、国家、城市、集聚区等各种尺度影响因素相互冲突的焦点；其三，新园区距离城市中心较远，但是，一般都是城市规划重点发展的区域，往往受到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以北京的“798”艺术区为例，其属于典型的老厂房改造同区，各尺度的因素影响均很强烈：①全球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国际上从事拍卖和收藏的公司以及深受国际艺术潮流影响的大艺术家；②国家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中央政府对待艺术的态度，以及建立的相关法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一些文化符号（如天安门、长城及孔子等）；③城市尺度的影响因素，是指单纯因为在北京这个城市（而不是因为在首都）所具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北京的艺术院校、文化传统，以及大量的艺术人才；④集聚区的影响因素，包括特定的景观（如“798”艺术区包豪斯风格的建筑），以及著名艺术家。
在当今流行的有关文化创意空问的研究中，首先，城市这一尺度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无论是Scott在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城市文化经济》）的研究体系，还是Florida在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创意阶层的兴起》）中的论述，以及其他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的研究中，那些在城市这一空间尺度之下的影响因素，如地方劳动力市场、生产者网络、创意场、社会包容度等城市内都环境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得到了广泛的认知。其次，国际、国家等**城市尺度之上的影响因素往往被忽视。这与实践中，特别是我国大城市，如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巾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比如，Florida( 2002)以及Florida和Tinagli( 2004)曾使用完全没有尺度概念的创意资本理论，以及基本相同的评价指标分别评价美国各大城市和欧洲各个国家之间创意产业环境的差别；Scott等学者对于城市文化经济的研究中很少注意到国际因素和国家制度等的影响。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和环境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 2002)曾指出，注意空间尺度的差异，可以帮助学者避免两类错误：**，用错误的空间尺度观察问题；第二，凶不重视尺度而曲解因果关系。我们不禁要问：文化创意空间的研究是否可以例外？**城市的尺度仍然重要吗？
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学、地理学等学科对文化创意空问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形成了文化资本理论、创意城市理论、创意集群理论等众多理论。赵继敏( 2010，2011)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梳理，将其概括为宏观层次的“软要素”理论、中观层
定价：58.0
ISBN：9787030476470
作者：赵继敏
版次：31
出版时间：2017-03
内容提要：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大约兴起于21世界初期，特别是以“798”为代表的艺术区，其声名通过展示活动的举办、新闻媒体的传播等迅速扩散，很快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本书结合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从空间视角研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力图对以北京为代表的我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做出梳理，指出文化创意发展中的核心特征及关键因素。所谓空间视角，在本书中，也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学视角。本书主要强调了两个维度：其一是尺度，特别是应用尺度政治学说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实践做出分析；其二是社会网络，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嵌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之中。本书有助于弥补以往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对于这两个维度关注的不足。
目录：
目录
丛书序
前言
**章文化创意空间理论1
**节文化空间与创意空间：文化创意空间的由来1
第二节尺度政治与文化创意空间2
第三节礼会网络与文化创意空间7
第四节文化创意空间的多重属性与文化创意空间理论8
第二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12
**节文化事业基础上北京文化产业的初步发展（1979—1991年12
第二节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的进一步迈进（1992～2003年）13
第三节创意思潮下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建设（2004年至今）17
第四节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21
第三章北京美术产业的发展及其空间的演变23
**节北京美术产业的发展23
第二节北京美术产业核心园区的迁移24
第三节北京美术产业空间的演变38
第四章北京动画产业发展研究64
**节动画产业的概念及特征64
第二节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历程66
第三节当前中国动画的发展瓶颈71
第四节北京动画产业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动画中的地位73
第五节北京动画产业的产业链与社会网络83
第五章北京相声产业发展研究85
**节关于影响表演艺术卒间分布的因素研究86
第二节相声的发展历程及空问特性88
第三节北京相声产业的社会网络研究89
第四节北京相声产业的地方性95
第五节结论96
第六章北京广告业发展研究97
**节广告业的概念及特征97
第二节北京、上海、广州——中国广告业的三大集聚地100
第三节北京广告业的空间布局105
第四节北京广告业的产业链和社会网络106
第五节北京广告业的发展障碍与发展前景110
第七章北京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研究114
**节T业设计的概念及作用114
第二节我国和北京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115
第三节北京工业设计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模式116
第四节北京r业设计的产业链与社会网络123
第五节打造北京工业设计的创意空间—北京工业设计发展的前景128
第八章北京出版业发展研究130
**节出版业的概念与特征l30
第二节北京jLH版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出版业的地位132
第三节北京出版业的价值链与社会网络137
第四节北京出版业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l40
第九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聚区政策审视144
**节北京集聚区政策发展历程144
第二节北京集聚区政策效果观察147
第三节关于北京文化创意空间发展政策的三点主张153
参考文献156
在线试读：
**章
文化创意空间理论
**节文化空间与创意空间：文化创意空间的由来
文化空间、文化同区、创意同区、创意集群等概念在地理学的研究中以及在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中已经广为人知。以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文化地理学家江莉莉( Lily Kong)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则更多采用“文化创意空问”的提法。它既可以用来指代一个特定的表演剧场，也可以指代一个文化艺术的集聚区。总之，它是指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场所。莫建伟( 2012)指出，“文化创意空间”一词存在语义不清的缺憾，迄今也未有固定的语义框架阐述各类异质同名的空间的发展和构成。
不过，本书还是决定采用这一提法，原因有二：首先，正如文化创意产业涵盖文化属性和创意属性两方面的内容，文化创意空间也同时具有文化和创意两方面的意味。赵继敏( 2011)曾经通过回顾“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两个名词产生的历史，分析这两个名词被创造的原因，主张二者是从相对的视角出发定义的相互交汇的产业部类，即文化产业是从消费者（需求）角度出发，创意产业是从生产者（供给）角度m发，二者的交集可以称为文化创意产业，即那些生产过程中人的创造力发挥主要作用，产品以精神价值为主的行业。而，所谓”文化创意空间”既是创造性人才集聚产生发明创造的地方，同时，也是他们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传播和交流的场所。其次，文化规划和城市规划在当今主要的国际大都市中正在变得日益不可分割( Landry，2000)，文化创意空间的提法*能表现这样一个二者交融的内涵。文化创意大体属于文化范畴，空间则是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的焦点。文化创意空间正是文化规划和城市规
划二者的结合点。事实上，北京众多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引起文化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的共同重视，探讨文化创意空间的理论与实践成为当前二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主张，文化创意空问可以看作产业集群内部的分支，与其他产业集群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Pratt，2004)，但是一部分政策导向型的学者和研究则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空间与传统产业集群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其高度的信息交流和独特的文化氛围，需要与传统产业不同的环境和政策( Florida，2002)。这里，我们主张文化创意空间不完全等同于文化创意集群。所谓集群的概念更多的来自经济地理学，指代的是实体的产业集聚。而文化创意空问则兼有文化内涵，它既可以是实体的物质空间，指代实体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同时也可以是人类主观认识的产物，甚至更加强调与文化、情感、观念等的关联。它是由文化创意人才直接创造的，并且被社会大众所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与空间的统一体，因而，本质上也是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
早期地理学将空间看作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自1974年，列斐伏尔( Lefebvre)在其著怍《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人类在进行各种物质生产的同时，还进行着“空间的生产”，地理学中对“空间”本体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空间具有了社会意义。除物质空间外，还存在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简单说，空间不仅是客观的物质本身，也是人们主观想象的结果，由社会大众和文化习俗共同塑造。文化创意空间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也许这就是这一词汇存在语义不清的缺憾的原因。
第二节 尺度政治与文化创意空间
在经济地理学新区域主义的影响下，产业集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源，甚至在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中仍有不少人沿用了这样的思想，主张文化创意产业不分类别地无条件地集聚发展。然而，国内*早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王缉慈等( 2010)早就提出，“产业集聚”是一个巾性词组，需要**只依靠低成本和规模扩张“打造产业集聚区”的做法和“集群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集群内“共同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必然促进企业合作”的命题。也就是说，集群并不必然和文化创意空间联系在一起。文化创意空间的存在形式可能是一个同区，也可能是相对分散地在某个城市之中。
江莉莉( 2012)提出除集群之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思路。在她看来，跨国性的连接、空间政治经济和乡村的文化生产，是当前有关文化创意空间的研究巾所忽视的重要部分。其巾，所谓的“跨国性连接”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尺度的问题。传统的产业集群观点，往往有过于关注地方性因素的倾向，对于地方之外的尺度关注不足。Coe( 2000，2004)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从多个不同的尺度ffI发审视空问政治经济在实践中不断交融和变化的过程，对于解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从国际、国家和地方i个尺度对温哥华本土电影和电视产业进行了分析。他主张这一行业的主要推动者是一小群独立的制作人，他们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在国际尺度上，美国的跨国公司控制了北美影视产业的资金、生产、流通和播；在国家尺度上，政府资助和播机构的购买都倾向于那些更大的制作公司；在地方足度上，他们不得不与美国的公司争夺员工、区位和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制作人和制作公司只有通过建立与关键决策者（除制作人外，还包括少数领先的工作室经理、设备公司经理、后期制作公司经理、政府官员、招聘中介等）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人际关系，才能获得必要的资金、流通渠道、人才等资源。Coe认为，这些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尺度上的人际关系网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范围、不同的情境和结构中，然而，它们是紧密联系、相互建构的。比如，不能脱离美国娱乐产业的结构，讨论温哥华或加拿大的电影产业的发展。Coe的这一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把地理学核心理念之尺度，与加拿大本土电影这一创意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
因此，文化创意空间的研究不应简单地被视作地方的现象，它同时也受到国际资本和机构的影响，以及本国政府的各种政策的管制。因而，引入尺度政治对于理解文化创意空间有一定的必要性。
一、尺度政治
随着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逐渐被学界认识和接受，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尺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地理学家以往习惯将地方、区域和国家等尺度理解为不变的分析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近的研究开始突出尺度的社会建构( Newstead et al．，2003)，认为地理尺度远非中立和同定的，而是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及其关系的产物( Smith，1992，1996)。
从严格意义上讲，尺度是一种表现的等级（约翰斯顿等，2005）。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文地理学巾的尺度主要是来自地图学、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的研究中，是指几何学的空间范围之间的等级关系。到了80年代之后，以Taylor( 1982)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将对间的政治经济分析拓展到“尺度”这一研究主题上。尺度不再局限于现实世界同有的或抽象的实体结构，而是人类认识世界时在头脑中形成的结构，是为了将世界条理化而人为创造出来的概念化机制和思想工具（Smith，1993；刘云刚，王丰龙，2011a）。自90年代以来，尺度的政治经济分析成为人文地理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主题(如Smith，1993; Swyngedouw，1997;Brenner，1998，2001；Marston et a1．，2005)，扭转了以往特尺度视为固定的和与社会无关的观点，主张尺度是通过不同的行动者、运动和组织南社会建构的[这种对尺度的认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说的，因而Smith( 1990)等学者也称其为“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即将尺度描述为社会政治竞争的过程]。目前，在“尺度政治”研究巾，西方学者主要探讨了全球、国家、地方等尺度之间的关系( Cox，1998；Smith，1996等)，少数学者将其应用到对全球化过程中特定地域的地方力量和全球化的政治、文化的斗争的分析中，研究区域主要包括欧盟和北美地区（Mewstead et a1．，2003；Coe，2000等），以及菲律宾等个别亚洲国家( Kelly，1997)。我国学者刘云刚和王丰龙(2011b)曾将其应用到对国内地方重大事件的分析巾。
二、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文化创意空间
尺度是空间的一种属性，因而包括文化创意空间在内的各种空间均可以从尺度，以及尺度政治的视角加以分析。西方地理学巾的“尺度政治”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它多应用在政治事件的分析和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中。在国外已有的研究案例中，仅有Coe( 2000)曾应用这一学说分析温哥华的电影业，国肉赵继敏( 2010a，2010b)曾用其分析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区位变迁。
尺度政治改变了以往人们的空间观念，从尺度政治的视角对文化创意空间进行重新审视必将会有新的发现。在笔者看来，以艺术区为代表的文化创意空间，不仅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部的各种机构和人员密切相关，同时，它也与城市内、国家内，乃至全球范同内的关键要素有着重要的联系。因而，所谓文化创意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的集聚区，更是各类社会、文化和制度要素在集聚区所重新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的统一体。和传统的制造业一样，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发生、发展的。不同的是，文化创意产业有其自身的特征，对文化创意空间的需求与传统产业也有显著的不同。一般认为，传统产业空问中的要素更重要的往往是土地和房屋的租金、技术人才的集聚及与融资枢纽的距离等。而文化创意空间的特征是生活和工作结合、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结合、有多样化的宽松的环境、有独特的本地特征，而且与世界各地有密切的联系（王缉慈，2005）。这些空间除了满足从业人员对于低租金的需要，以及和同业其他人员相互交流的需要之外，往往也为文化创意人才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自由、宽松、富于文化气息的生活环境。
例如，王缉慈( 2005)所指出的，找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主要在i种环境中发展：一是大城市郊区农村（如北京通州宋庄画家村等），二是老厂房改造（如上海泰康路视觉创意设计基地等），三是新园区（如杭州数字娱乐产业同等）。这三种文化创意空间，可以从尺度政治的视角重新解读。综合相关研究，我们将一般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四个主要尺度概括为全球、国家、城市和集聚区，如表1—1所示。
表1-1 -般情况下三类文化创意空间在不同尺度上的联系强度
与三种环境相对应：其一，大城市郊区农村主要联系是乡村社区，其他尺度的影响相对较弱；其二，老厂房改造后的社区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区，是全球、国家、城市、集聚区等各种尺度影响因素相互冲突的焦点；其三，新园区距离城市中心较远，但是，一般都是城市规划重点发展的区域，往往受到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以北京的“798”艺术区为例，其属于典型的老厂房改造同区，各尺度的因素影响均很强烈：①全球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国际上从事拍卖和收藏的公司以及深受国际艺术潮流影响的大艺术家；②国家尺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中央政府对待艺术的态度，以及建立的相关法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一些文化符号（如天安门、长城及孔子等）；③城市尺度的影响因素，是指单纯因为在北京这个城市（而不是因为在首都）所具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北京的艺术院校、文化传统，以及大量的艺术人才；④集聚区的影响因素，包括特定的景观（如“798”艺术区包豪斯风格的建筑），以及著名艺术家。
在当今流行的有关文化创意空问的研究中，首先，城市这一尺度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无论是Scott在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城市文化经济》）的研究体系，还是Florida在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创意阶层的兴起》）中的论述，以及其他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的研究中，那些在城市这一空间尺度之下的影响因素，如地方劳动力市场、生产者网络、创意场、社会包容度等城市内都环境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得到了广泛的认知。其次，国际、国家等**城市尺度之上的影响因素往往被忽视。这与实践中，特别是我国大城市，如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巾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比如，Florida( 2002)以及Florida和Tinagli( 2004)曾使用完全没有尺度概念的创意资本理论，以及基本相同的评价指标分别评价美国各大城市和欧洲各个国家之间创意产业环境的差别；Scott等学者对于城市文化经济的研究中很少注意到国际因素和国家制度等的影响。
美国国家研究院地学和环境与资源局重新发现地理学委员会( 2002)曾指出，注意空间尺度的差异，可以帮助学者避免两类错误：**，用错误的空间尺度观察问题；第二，凶不重视尺度而曲解因果关系。我们不禁要问：文化创意空间的研究是否可以例外？**城市的尺度仍然重要吗？
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学、地理学等学科对文化创意空问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形成了文化资本理论、创意城市理论、创意集群理论等众多理论。赵继敏( 2010，2011)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梳理，将其概括为宏观层次的“软要素”理论、中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