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人口大逆转+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套装2册

定价: 147

作者: 比尔·盖茨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ISBN: 9787521731644T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为什么比尔盖茨写这样一本书？ 比尔·盖茨花了十年时间调研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的帮助下，他专注于探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避免人类在未来遭受气候灾难。 在本书中，他以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目标，从电力、制造业、农业、交通等碳排放主要领域，分析了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可使用的技术以及所需的突破。同时，他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套具体的行动方案。 宣传关键词：碳中和、碳中和经济、净零碳排放、绿色溢价 一本涉及全球产业链新布局的商业策略书 一本书读懂碳中和经济 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环境议题 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大众科普书 一本写给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动指南 与习总书记提出的“碳中和”发展目标以及十四五中提到的大力发展和运用碳市场理念高度一致，详细解读零碳技术和创新思维，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具体的实践方法

《人口大逆转》

1.  随着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出生率、老龄化等成了热门的话题，各国都认识到了人口的重要性。本书从全球层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这超越了现有的研究，更有助于全面认识问题，从而提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2.  目前，关于全球通胀会不会卷土重来，各界也是分歧迭起。该书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对通胀、债务融资、全球化、民粹主义等的分析，非常具有前瞻性。3.  该书作者古德哈特是“古德哈特”定律的提出者，他被称为“中央银行家的中央银行家”，虽然他从未担任过中央银行家，但是他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央银行家。另一位作者普拉丹曾长期供职于摩根士丹利。该书是学界和业界结合的典范。4.  央行界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跨国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玄松，金融界如沈联涛、黄海洲等力荐此书。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比尔·盖茨分享了他在十多年来研究气候变化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投资创新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并为世界如何构建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所需的工具制定了愿景。 比尔·盖茨解释了他为什么如此关注气候变化，以及是什么让他对世界能够避免气候危机最可怕的影响感到乐观。盖茨说:“我们可以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开展工作，建立技术、企业和产业，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他对气候变化的兴趣是他的基金会努力减少贫困和疾病的自然结果。根据盖茨的说法，气候变化对那些做的最少的人影响最大。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他亲眼目睹了创新如何改变世界。盖茨相信，通过投资研究、发明新技术并迅速大规模应用，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盖茨说:“为了防止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我们必须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个问题很紧迫，争论也很复杂，但作者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发明新的零碳技术，利用现有的技术，最终避免气候灾难。”

《人口大逆转》

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科技发展、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本书重点关注人口结构和全球化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期趋势的影响。现有研究对此的分析一般是聚焦于国家层面，尤其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沉重的养老负担。但该书两位作者认为，聚焦国家层面可能无法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全貌，从而找不到有效应对之法。 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过去三十年的低通胀乃至通缩，主要源于世界人口红利（比如中国和东欧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释放了大量劳动力）和全球化红利。但是，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的叠加，将会逆转之前的趋势，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包括通胀和利率的高企，高负债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不平等的缩小，民粹主义，债务融资等。 这是一本趋势类的书，与现在大部分书不同的是，它从全球的角度看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不仅仅限于一国。其实，现在的很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国的合作。对关心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比尔·盖茨给世界的解决方案》 目 录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 第一章 为什么是“0”？ 实现“0”的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而是“净零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 第二章 艰难之路 如果没有创新驱动，人类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第三章 气候对话中的5个关键问题 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 第四章 电力生产与存储 零碳电力的10大创新举措。 第五章 生产和制造 创新生产材料与生产工艺，实现“零碳”制造的4个路径。 第六章 种植和养殖 给植物施肥、饲养牲畜、减少食物浪费和改变饮食习惯的新方式。 第七章 交通运输 利用电力驱动我们能驱动的所有交通工具，并以廉价替代燃料为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第八章制冷和取暖 实现电气化，发展清洁燃料，和更高效利用能源的解决方案。 第九章 适应暖化的世界 让适应气候变化而设的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同时评估金融市场中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第十章 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明智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气候问题。政府应全力做好的7件大事。 第十一章 零排放计划 203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策略和实践路径。 第十二章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消费者、雇员或雇主，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后记 气候变化和COVID-19

《人口大逆转》

中文版序言 导读 作者和译者的对话 第1章 导 论 第2章 中国：一场历史性动员的终结 第3章 人口大逆转及其对未来增长的影响 第4章 依赖性、痴呆和护理危机 第5章 通胀卷土重来 第6通 大逆转之下的（实际）利率 第6章 不平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第7章 菲利普斯曲线 第8章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日本？ 第9章 什么可以抵消全球老龄化的影响？ 第10章 我们可以逃离债务陷阱吗？ 第11章 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 第12章 未来的政策问题 第13章 逆（主）流而行 后记：新冠疫情后不完美的未来

[美] 比尔·盖茨（Bill Gates）

技术专家、商业领袖和慈善家。1975 年，他和儿时的朋友保罗·艾伦共同创建了微软公司。目前他和妻子梅琳达共同主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他还发起成立了突破能源联盟，致力于推进清洁能源以及其他气候相关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他和梅琳达育有三个孩子，居住在华盛顿州梅迪纳。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节选）

关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第一个是510亿，第二个是0。 510亿是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大致吨数。观察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或略高或略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境况。 “0”是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些影响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这听起来很难，实施起来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从未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全球行动，每个国家都需要改变自己的方式。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种植、制造和出行）都涉及温室气体排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转向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当然，这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如果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世界将会继续产生温室气体，气候必将持续恶化，它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一个大的假设，我相信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我们需要的工具，至于那些现在还没有的，以我个人对气候和技术的了解，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发明它们，并对它们加以部署。如果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那么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讲的就是如何避免这一灾难，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20年前，我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公开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更别提写这么一本书了。我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而不是气候科学。我现在的专职工作是和妻子梅琳达一起经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在这个高度聚焦的机构，我们重点关注全球健康及发展和美国教育问题。 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能源贫困问题，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的。 21世纪初，在盖茨基金会刚刚起步时，我开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旅行，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儿童死亡率、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及其他一些我们正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我的心思也并不总是放在疾病上，我常飞去大城市，伫立窗前，眺望窗外，我就会想：“为什么那里一片漆黑？我在纽约、巴黎或北京看到的灯光都去了哪里？” 我了解到，全球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其中有一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在的情况较彼时已略有改善。今天，全球约有8.6亿人还没有用上电。）我想到了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然而如果你所在地区的诊所因冰箱不能运转而无法做到疫苗的冷储存，那么要过上健康的生活又谈何容易。如果你所在的办公室、工厂和呼叫中心没有规模庞大的、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电力供应，那么那里就绝无可能构建一个人人都拥有就业机会的社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已故科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戴维·麦凯（David MacKay）给我看了一张图，它展示了居民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国人均收入与该国国民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的横轴标示着各国的人均收入状况，纵轴标示着各国的能源消耗情况，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一目了然。 随着所有这些信息的积聚和沉淀，我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怎样才能让贫穷国家的民众用上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能源。让盖茨基金会去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并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它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使命，但这时我开始同一些发明家朋友讨论我的想法，并进一步阅读了与该问题相关的资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撰写的多部令人大开眼界的作品，我从中了解到能源对现代文明的极端重要性。 我知道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但我以为周期性变动或其他因素会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阻止真正的气候灾难发生。另外还有一点是我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只要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全球温度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有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我们在部署这些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 另外还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仅靠可再生能源，我们并不能实现零排放的目标。风不会一直吹拂，太阳不会一直照耀，而我们也没有可负担得起的、可长时间存储大量能源（比如足够供一个城市使用的能源）的电池。再者，发电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即便我们在电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仍需要减掉另外的73%。 几年下来，我确认了这样三件事情。

1. 要避免气候灾难，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2. 我们需要以更便捷、更聪明的方式部署已有的工具，比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 3. 我们需要开发和推广突破性技术，并借此走完剩余的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零排放都具备坚实的逻辑基础。除非我们不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否则全球温度会一直上升。这里有一个特别有用的类比：气候就好比一个正在被缓缓注水的浴缸，即便我们把水调到涓涓细流的程度，浴缸早晚也会被注满，而浴缸水满之后，水自然会流到地面上。这就是我们必须阻止的灾难。设定一个仅仅减少而不是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不够的，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0”。 尽管我欣赏抗议者的热情，但我不认为撤资行动能阻止气候变化，也不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到贫困国家的人。通过公司撤资行为来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是可行的，因为政治制度的确会对经济压力做出反应，但仅仅靠抛售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就想改变世界能源体系是不现实的，要知道能源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行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 时至今日，我依然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找到其他理由，这使我不再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换句话说，我不想看到这些公司的股价因我们没有开发“零碳”替代能源而上涨，我也不想因此获利。如果利益的获取是以延迟实现零排放为代价的，那我会觉得这很糟糕。所以，2019年，就像管理盖茨基金会捐助款项的信托基金一样，我也撤出了我在油气公司的所有直接投资。（我已经多年没有投资煤炭公司了。）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恰好是我能自己做主的选择。但我很清楚，这并不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实现零排放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策略：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推动彻底的变革，包括政府政策、现有技术、新发明、私人市场向广大民众交付产品的能力等。 …… 这个故事的下一个转折点，对本书的每位读者来说都非常熟悉。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灾难随之发生。对任何了解流行病史的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基于我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兴趣，我对疫情暴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些研究让我深深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的准备，比如1918年那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2015年，我在TED大会发表演讲时，以及在此后多次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用于监测和应对大规模疾病暴发的体系，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内的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期间，虽然我没有放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量工作，但梅琳达和我已经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列为盖茨基金会的优先事项，同时把它列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每天，我都会跟高等院校和初创公司的科学家、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交谈，看看盖茨基金会在病毒检测、疾病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能提供哪些帮助。到2020年11月，我们对这场疫情的相关承诺捐助已经超过4.45亿美元，我们还开展了数亿美元的财务投资，确保疫苗、检测试剂和其他关键产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低收入国家。 因为经济活动大幅放缓， 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少于2019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降幅可能在5%左右。按实际值计算，这意味着全球将排放480亿或4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不是510亿吨。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降幅。如果我们每年都能以这样的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美好。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 不妨想一想，这5%的降幅是怎样取得的？10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继续或重复的境况。再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降幅可能只能达到5%，甚至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此次降幅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小。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小幅降低表明，只靠少坐飞机和少开车，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甚至都无法实现大规模减排。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我们需要新的测试手段、新的治疗方法和新的疫苗。同样，在同气候变化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新的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以“零碳”的方式发电、制造产品、种植粮食，以“零碳”的方式为建筑物保温降热，以及以“零碳”的方式转移人员、运送物品，等等。我们需要培育新的种子，需要开展多种创新活动，帮助这个世界上的极端贫困人口（其中很多都是小户农民）适应不断变暖的气候。 我知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使。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既有钱又有想法的人。对于其他人该怎么做，他们有很好的想法，或者他们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而我自己住着大房子，乘坐私人飞机出行——其实我就是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我有什么资格在环境问题上对他人说教呢？ 我承认这三宗罪。 首先，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有钱、有自己想法的人，同时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有见地的，而且我一直在学习。 其次，我是一个技术爱好者。别人给我一个问题，我会寻找技术手段来解决它。就气候变化而言，我知道创新并不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但若没有创新，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地球的宜居环境。技术解决方案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技术解决方案却是万万不能的。 最后，我个人的碳足迹出奇的高。这是事实。长久以来，我对此深感内疚和不安。我已经意识到我个人的碳排放量有多高，撰写本书也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有责任减少碳排放量。对像我这样担心气候变化并公开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的人来说，减少碳足迹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我从2020年开始购买可持续航空燃油，到2021年，这将完全抵消我和我的家人的航空碳排放量。在非航空碳排放方面，我正通过一家公司购买这方面的抵消量。该公司目前在运营一种消除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设施（关于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更多信息，参见第四章）。我还资助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它在为芝加哥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安装清洁能源升级设备。另外，我也在寻找各种方法，力求减少个人的碳足迹。 我还投资了“零碳”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这种投资当作另外一种补偿措施，用以抵消我个人的碳排放量。在该领域，我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我希望帮助这个世界实现零排放，我的投资覆盖可负担的、可靠的清洁能源以及低排放的水泥、钢、肉类食品，等等。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方面，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投资最多的人。 当然，这些企业投资并没有减少我的碳足迹，但我的任何一项减排投资的成功，其所带来的减排效果都将远超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减排努力。再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让一个人补偿他的碳排放量，而是为了避免气候灾难。所以，我支持清洁能源早期阶段的研究，投资富有前景的清洁能源公司，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有助于实现相关技术突破的政策，并鼓励其他拥有资源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下面是要点：虽然像我这样的重度排放者应该减少能源消耗，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更多地使用基于能源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更多的能源并没有错，前提是不产生碳排放。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清洁能源变得跟化石燃料一样廉价和可靠。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借此实现这一目标，也希望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将每年510亿吨的碳排放量逐步减少至0。 本书给出了一条前行的道路，以及一系列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便于人类最大限度地避开气候灾难。具体来说，它分为五个部分。 为什么是0？在第一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目标，包括我们已知的（以及未知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 坏消息：实现零排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有望取得成就的计划，首要一点就是要对面临的障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所以，在第二章中，我会就当前所需应对的挑战展开讨论。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开展有见地的对话？在第三章中，我会剖析一些你可能听过但又让人感到困惑的统计数据，并与大家分享我每次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中都会想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避开歧途，而我希望它们对你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好消息：我们可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第四章到第九章，我会逐一讲述当前技术可以发挥效力的领域，以及需要实现技术突破的领域。这是本书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因为所要讲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对于一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大规模部署，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创新活动，并将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 我会在书中介绍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技术，但对于很多公司，我不会提及具体的名称。一方面，因为我投资了其中一些公司，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支持那些于我有经济利益的公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人们把关注点放到这些创意和创新本身，而不是特定的业务。有些公司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走向破产。如果你从事的是尖端技术工作，就会理解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它未必就是失败的标志。关键的一点是，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应用于新的创业项目，就像我们在微软所做的那样，也好比我认识的每一位创新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措施。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仅因为我看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因为我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这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无论面对何种重大挑战，我们都已经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两个：第一，我们有战胜挑战的雄心，这源于一项不断壮大的全球运动的热情，而这项运动是由深切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年轻人领导的；第二，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宏大目标，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致力于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第三个条件——实现目标的具体计划。 就如我们的雄心是由气候科学驱动的一样，任何切实可行的减排计划也必然是由其他学科驱动的——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政治、经济、金融等。因此，在本书最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会依据所有这些学科专家的指导给出一个计划。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会重点讨论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在第十二章，我会给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有助于全球实现零排放的措施。无论你是政府领导人、企业家，还是忙于生计、几无自由时间的选民（或上述全部），你都可以贡献力量，帮助这个世界避开气候灾难。

《人口大逆转》

低迷的增长会导致实际利率保持低位吗？ 在我们其他的一些研究中，我们关注增长率（g）和实际利率（r）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并且我们认为如果r超过了g，宏观调控就会变得困难。我们另一个重要结论是，随着劳动力增长的放缓乃至在许多国家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必定下降。 此外，人们通常认为潜在产出增长和均衡实际利率之间存在一种固有关系。劳巴赫和威廉姆斯（Laubach and Williams, 2003）的流行模型使用拉姆齐框架，施加一个长期因素，同时影响潜在产出均衡和均衡利率。这个假设十分重要，推动了他们对估计期内实际利率的估计。然而，这个假设没有得到数据上的支持。 在一项旨在调查美国实际利率的决定因素的实证性研究中，汉密尔顿等（Hamilton et al. 2015）发现，美国实际利率最显著的关系是：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实际利率共协整。从1858-2014年的数据来看，增长与其他因素一样的确很重要，但是没有表现为影响均衡实际利率的主导因素。 周期上来看，我们推测，增长和利率之间的大部分联系来自于我们对经济增长放缓和利率下降的观察并且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实际利率的周期性下降更多的和事前预计的投资和储蓄行为有关，尤其是投资相对于储蓄呈现更大的波动幅度。随着投资急剧下降至周期的谷底（而期望储蓄趋于稳定），利率也会如此运动。同理，在扩张期间投资相对于储蓄的增长也会导致更高的利率。这些关系就被（错误地）认为是跨越周期而在结构水平上成立。 事前预计的储蓄和投资分部门变化 相较于把增长视作均衡利率的决定因素，我们使用标准经典理论，在中长期（央行政策对短期利率的暂时性影响逐渐消散后），实际利率通过变动来调整事前预计的储蓄和投资之差，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利率下降，反之亦然。从1980-2015年这几十年来，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初步看主要是由事前估计储蓄大于投资造成的，但是这一情况很可能逆转。 私人部门：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鸿沟以及中国 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口变化对事前储蓄和事前投资有相同方向的影响。更慢的人口增长率会减少储蓄（假设抚养比恒定），但是也同样会降低对资本，房屋，设备等的需求。然而，这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劳动力比率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从而是提高还是降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随着事前预计的储蓄和投资同向移动，界定两者之间可能的平衡变得棘手。在存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推导出的家庭储蓄行为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冲击解释了为什么储蓄会降低。 如果所有的退休消费都来自于之前的储蓄，由于年轻一代受益于更高的终身收入，那么年龄-消费曲线应该是向下倾斜的，即年龄越大，消费越少。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会平滑消费，不随年龄而改变消费。目光短浅、对寿命的低估甚至会导致年龄-消费曲线出现更负的斜率。但是，事实上，数据说明了消费是平滑的，甚至随年龄而上升。这必定意味着从工人到老年人的大量转移支付。 我们认为这是由两点原因导致的。第一，用于医疗服务上的消费逐渐主导了老年人的消费模式，尤其是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发达经济体的个人在生命尽头消费陡然上升）。这些资金大部分由公共部门免费提供（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系统NHS，和美国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第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有社会保障措施，以防止没有积蓄来享受医疗服务的老人陷入贫困。 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保障措施会持续下去，阻碍了储蓄和寿命同比例增长。尽管必然会对承诺做一定削减，但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或多或少会保持不变。这将会融入个人的储蓄习惯，遏制他们为退休作更多的储蓄。 医疗支出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上升，而退休年龄却不能与寿命的增长保持同步。医疗支出和公共养老金转移支付会随着发达经济体的社会老龄化而增长。迄今为止，除一些地区小幅度提高退休年龄之外，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强制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方法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寿命会随着医疗进步和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显著上升。结果就是，寿命和退休年龄的差距随寿命的增加而增加。 还有中国。中国的一切都体量巨大；如之前在第二章所说，它的人口动态一直并将持续值得注意，其后果是储蓄和投资比率的显著变化。由于中国劳动力动态的转向，中国国内甚至国外的储蓄-投资平衡都会随之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中国超常的储蓄下降。进入现代之前，中国的老年人（人数相对较少）是在大家庭内得到照顾。但是一孩政策实施过久，使得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越来越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个人需要储蓄为退休做打算。再加上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是留存利润，而不是上缴利润，因此，对超额储蓄率的解释就更明白了。 未来会发生什么？虽然亚洲比欧美国家的老年工作人口比例更高，但是，寿命的增长会提高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后果就是私人部门的储蓄率的下降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减少；事实上，如第二章所提到的，这已经开始了。 中国的老龄化也会减少石油出口国的超额储蓄。中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维度就是给原材料尤其是原油价格带来了上涨压力。大部分石油都是由人口稀少的地区生产的（沙特阿拉伯、海湾和挪威）。随着中国增长的放缓和从石油燃料到新能源需求的转变，石油生产国的总储蓄会下降，经常账户顺差很可能会消失。 事实上，所有经常账户顺差（有巨额净储蓄）的国家，要么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中国和德国），要么就是其相对优势正在减少（石油生产国）。 中国的总资本和私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都与房地产或房地产相关的基础建设相联系。许多人预测：随着人口增长的减缓，对房屋的需求会急剧下降。但是这并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偏好。由于国家变得富有，老年人会居住在现有的房子里而不是他们已经成年的后代的房子里。搬家很麻烦，而且如第五章所说，那些作为房主的老年人更没有激励去重新安顿。随着年轻一代长大并且取得经济独立，他们不会搬进现有的老人们腾出来的房间，而是搬进未来不得不建造的新房子里。我们认为，人口向更多老年人和更少工人发展的趋势，会扩大而不是减少对房屋储备的需求。这将支持对住宅和住房相关产业的投资。 社会行为会改变吗？老人们会卖掉自己的房屋去和亲戚住在一起吗？这当然会发生。但是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比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发生。对于后者，打破固有的社会习俗需要人口压力不断加剧，在这之前很难有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非金融企业部门将如何应对？一个棘手的故事 人口结构的冲击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对企业部门的表现，存在两个极端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私人部门在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时会减少资本积累速度，从而导致资本/劳动力比率下降。我们的观点是企业部门更可能会通过投资来补偿劳动力的减少，也即增加资本/劳动力比率。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会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 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资本的成本会下降。我们想不出来在其他历史时期，生产的这两个主要因素的价格会如此清晰地反向运动。在人口结构推动工资上涨之前，资本的价格早就开始下跌了。当工资上涨时，由于资本品的低成本，对昂贵的劳动力进行资本替代会变得相对容易。由此造成的生产率的提高会以某种方式减缓工资上涨和通胀上升。储蓄和投资给我们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种反应。由于资本品极其便宜，积累一定量的资本只需用上经济体中少量的储蓄。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抵消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带来的储蓄赤字并且减缓利率和工资的上升。 石油冲击之后的历史教训为这种替代提供了证据。许多经济体的制造业在经历了生产投入品价格的正向/负向冲击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劳动力比率。1972-1988年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表明：70年代的油价上涨冲击造成了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消亡。随着美国经济对当前和未来油价波动做出强烈的自我保护反应，工厂、就业和工资都萎缩了。相反的效应也可以从能源净生产国看出来。俄罗斯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石油依赖型经济中的空心化，充分展示了这一转变。 我们完全相信科技进步会对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因此会限制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但是我们更倾向于选取不可知论的视角，因为我们在预测创新速率的方面没有特别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关于技术的讨论是否关乎创新速度，也不能辨别它是否被恰当地记录在统计数据中。例如，戈登（Gordon，2012）认为美国的生产力从1973年就开始下降，并且不太可能回升。但是莫克尔等（Mokyr et al. 2015）认为统计数据没有充分记录科技进步，因此具有误导性。由于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解决，所以我们更倾向对此保持不可知的态度。 结构上看，把制造业迁移到国外依旧处于早期阶段，并且直到最近，还是一个可行且吸引人的选项。人口大逆转和由其导致的工资增长还没有影响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国家。甚至在日本、中国和韩国，人口结构的压力已经显露出来，但是他们仍处于相对较早的阶段，日本的劳动市场有明显的工资压力，这三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已经开始萎缩。 就是在这样的早期阶段，新的资本支出周期已经在日本显现。中国和韩国仍然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不会出现这种反应。大部分发达国家在两个方面和日本相似：1）劳动力会变得昂贵，甚至在绝对和相对的层面来看会变得更贵，2）制造业既没有经历资本支出的大幅增长，也没有经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私人部门债务的增加。因此，发达经济体更有可能对人口大逆转表现出更接近日本近期的反应，而不是中国和韩国（同样也会表现出日本之前的反应）。 从周期性角度看，企业为什么要储蓄而不是投资，这有点让人费解（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全球过剩产能正在缓慢出清，而同样缓慢的需求增长阻止了企业向实体资本投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早期变化迹象，这些国家的资本品进口（一个领先的投资指标）五年来首次回升。但是重点还是美国投资周期的重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企业部门更倾向于通过杠杆回购股票来提高资产净收益率（ROE），并且通过雇佣更多工人来提高产出。如果工资增长像最近那样开始蚕食企业利润，那么企业应该会有更大的意愿去投资来提高生产率并且保护盈利能力。这一逻辑是否足以启动投资还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利率上升或者利润率下降都会使大量高杠杆公司的偿付能力面对巨大压力。如果这些情况发生，他们不得不在短期内大幅削减投资以自我保护从而使宏观经济进一步恶化。 总之，有太多泉涌使得描述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投资/储蓄平衡让人头疼。 公共部门会作何反应？ 在前两节和第五章中，我们说明了了私人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会比投资率下降更多。私人部门会因此从盈余转向赤字，根据定义，为了让整个经济达到平衡状态，公共部门会由赤字转向更多盈余。 但是如前面章节所讲的，由于增加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压力，这会变得十分困难。减少开支和提高税收在政治上永远很难做到。 到目前为止，利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前景让财政部长们不愿意让赤字在世界储蓄率，尤其是中国的储蓄率，（本·伯南克“储蓄过剩”）超出事前预期投资时，上升到出清经济的地步。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未来财政状况很可能不会强劲地转向盈余从而抵消我们预计的私人部门的赤字。 因为在过去30年里财政赤字不足以平衡经济，央行不得不降低利率来配合财政部，他们别无选择。同样，在未来，由于公共部门不会储蓄太多，我们预计真实利率为了起同样的平衡作用而会上升。 风险厌恶和安全资产的短缺? 在近几十年来许多揭示实际利率下降原因的研究中，很大的比重被用在风险厌恶和追寻安全资产上；事实上，大量文献与卡巴雷罗（Caballero）的工作有关，如卡巴雷罗（2017），认为安全资产短缺的趋势已经出现。例如，欧洲央行关于‘自然利率：货币政策的估计，驱动因素和挑战’（布兰德等人）的研究认为，在2018年指出“风险厌恶和对安全资产的追求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利率进一步下降。” 在这期间，中央银行在他们的量化宽松（QE）政策中加入了大量无风险债券。违约和重组的潜在可能使得许多欧洲和拉美国家的债券更具风险。一直以来，风险厌恶和流动性偏好加大了资本回报和无风险利率的差距。因为对资本的回报率要求很高，这阻碍了投资，为了使宏观经济出清，必须降低无风险利率。 我们不相信这些观点。如果存在对流动性的担忧，那么相对低风险的债券和高风险的债券的收益率差距应该扩大，AAA级和BBB级的公司债券收益率之差理应上升。表6.5显示了2006到2018年收益率的利差，它在金融危机期间急剧上升，自此以后就持续下降到现在的低水平。事实上，近几年货币政策的重要目的和特征就是通过对收益率的追寻来鼓励经理人们承担更多的风险，证据就是这些政策达到了这个目标。雷切尔和萨默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这依然没有解开“资本回报率相较于无风险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我们认为，资产估值的上升是无风险利率下降的自然结果；当利率下降时，资产价格必须上升到未来持有这项资产所对应的，经风险调整后的，与无风险利率保持一致的水平。所以不能用资产价格的变化来说明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导致了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现在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利润率、资产价格这么高，利率如此之低，也没有带来更多对企业投资的需求呢？我们认为，这与风险厌恶无关，而是与企业经理最大化短期净资产收益率（ROE）的行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