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界首次

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

◎莫尔德未能正视这些问题，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如果她这样做，她就不得不承认，不仅外界的力量而且内部的力量也会对明治时期日本的政治与经济历史产生真正的影响（对清代的中国说来更是如此，有人认为中国在1895年前也存在着一段“喘息时间”）。而且她还不得不放弃渗透于她的整个论点的欧洲中心（Europocentric）偏见，这种偏见使她认定，在非西方社会中发生的工业化必然基本上按照西欧所采取的模式向前发展。在莫尔德的欧洲中心主义与轻易地无视中日两国内部的历史动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重要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也许不是一目了然的。因为正是由于莫尔德深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像欧洲人那样行动起来，那么苦心探索他们行动的真正缘由就成了多余之举。

◎不过，莫尔德片面提供历史证据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她的欧洲中心偏见，可能还由于她一直未能在自己的政治倾向与力图在学术上阐明她所谓的“经济变化之社会学理论”之间建立一种圆满的关系。莫尔德从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强调所有政府都根据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行事，并认为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这些利益的现象：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非西方社会遇到的种种问题的主要根源。当然，这两个论点本身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在学术研究中，对一位作者的政治信念必须提出的关键性问题是，这种信念是促进还是妨碍了认真的学术探讨。我以为，正是在这点上，莫尔德辜负了她的读者。尽管她声称自己在追求真理，但在研究过程中，她却把自己的主要主张更多地看成“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有待考验的假设。凡不符合她的结论的证据就被抛弃不顾，而不是予以仔细推敲。史家们已经就帝国主义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影响在“实据的真空”（empirical vacuumn）中进行过够多的争论，莫尔德的做法只不过是给这块“真空”增添了新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