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定价：42.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10397

版次：1

商品编码：12433891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32

★探索人性“阴暗面”，也可以不必理会哲学家和宗教学家怎么看

以调查问卷、病例分析、双胞胎跟踪对比等科学家称手的工具与方法，探究人类残酷行为的发生逻辑。不满足于善/恶的评判与控诉，在哲学和宗教止步的地方，科学家展开了全新的探索。

★详尽的病例记录与分析，发现残酷行为与共情能力之间的隐秘关联

当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处于低共情水平时，他们会表现出哪些令人心碎的状态和行为？这些症状背后，竟能找到一般性的神经科学解释。

★走进自闭症患者的内心世界，了解“来自星星的孩子”如何适应社会生活

虽然共情能力低于常人、说话直来直去，但自闭症患者与阿斯伯格有自己“体谅”他人的方式。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本书专辟一章内容，带你走进自闭症与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内心。

★共情也看天赋

说来也许难以置信，但基因确实能影响一个人的共情能力（但基因不是*一决定因素！），进而影响他与别人交往时的言语和行为，作者所在的团队将告诉你他们确定的几种共情基因。

★附赠共情商数自测量表

想知道自己够不够暖、共情够不够高？填写随书附赠的自测量表，即刻获知自己的共情水平处在哪一层次。

为什么有人会持刀闯进幼儿园砍杀儿童？

为什么有人会为盗取一枚戒指切下别人的手指？

为什么纳粹科学家会在俘虏身上做活体实验？

为什么有人会忽视其他同类的人性？

在哲学、宗教的思路里，人类的残酷行为通常被解释为犯下罪行者的“恶”，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恶”的概念只是虚晃一枪、将问题暂时搁置，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

本书是一位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对“恶”进行的系统思考，他借助科学家擅长的调查、实验和分析，以“共情腐蚀”取代了“恶”：某个人作恶时，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蚀，共情水平较常人要低很多。但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不会导致极端恶行发生，虽然人们常常会不顾他人的内心感受。

这一替换看似简单，却能帮助我们摆脱价值偏见，给出预防恶行发生的思路。它同时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共情腐蚀”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环境会对人的共情水平造成多大的影响？

为何同样遭遇“共情腐蚀”的自闭症患者一般不会作恶？

本书也许会改变你思考“恶”的方式，甚至会改变你对待“恶”的态度。

西蒙·巴伦－科恩 (Simon Baron-Cohen )

知名临床心理学家，剑桥大学精神病理学教授，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主任，三一学院研究员。毕业于牛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代表作有《恶的科学》《心盲》《关键的区别》《自闭症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等。

致谢

第一章 对“恶”和人类残酷行为的解释

第二章 共情水平在人群中的正态分布

第三章 囚禁于自我聚焦状态中：边缘障碍、精神病态与自恋人格

第四章 在模式中寻找道德：阿斯伯格与自闭症患者

第五章 共情基因

第六章 对人类残酷行为的反思

附录一 共情商数（EQ）量表

附录二 如何识别零度共情（负面）类型的人

参考文献

人名、地名、机构名对照表

专名对照表

在我7岁大时，父亲告诉了我纳粹把犹太人做成灯罩的故事。这种话，你听了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孩子的脑袋里（对成人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人和灯罩联想成同一样东西。他还告诉我，纳粹还把犹太人做成肥皂。这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却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就是犹太人，因此觉得这个“把人变成物品”的画面格外惨痛。

我父亲还跟我说到了他从前的一个女朋友，露丝·戈德布拉特，说她的母亲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露丝曾把我父亲介绍给她母亲认识，父亲震惊地发现，这位戈德布拉特太太的双手是左右颠倒的。纳粹的科学家把她的双手切了下来，对调了左右位置之后再缝回去，于是当她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时，她的拇指就靠外侧、而小指靠里。纳粹开展了许多“实验”，这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些事里，我认识到了人性中深藏着一个矛盾—人居然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对待。只是我当时还小，年幼的心灵还无法理解这一点。

许多年后，我成了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院的一名教师。有一次我去旁听一个生理学讲座，教授讲的是人类对温度的适应。他告诉学生，关于人类对极端低温的适应，最详尽数据是由纳粹科学家收集的，他们在达豪集中营开展了“浸泡实验”，把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放进盛着冰水的桶里。他们收集了系统性的数据，显示了人的心率和人在0摄氏度的冰水中浸泡时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听到这个违反道德的研究，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同一个问题：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这些事例之所以特别使人震惊，是因为它们的主事者都是医生和科学家（都是我们从小信任的职业），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却都参与了违反道德的实验或手术。我们权且（大度地）假设，这些医生并不是为表现得残酷而作出这些行为，他们开展浸泡实验只是为了增进医学知识，比方说，船只在冰冷的海面上失事以后，该如何进一步救助生还的乘客。即便是将可怜的戈德布拉特太太的手左右对调后缝合的纳粹医生，或许也不是（我猜想）为了残酷而残酷的，他们或许也是在追随科学发现的冲动，想找个法子探索显微外科的极限。

这些科学家一心求知，却忽略了那些“被试”的人性。说来讽刺，人体科学用“被试”（subject）来描述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个词传达了对于对象感受的关切。然而实际操作对这些被试的感受，却是完全不予考虑的。纳粹的法律规定了犹太人在基因上就是劣等人种，将犹太人消灭是纳粹当时优生学项目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那些医生甚至可能认为“使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医学研究的“被试”是符合道德的，只要这能为更崇高的利益奉献知识就行了。

至于普通纳粹看守的行为，倒确实体现了残酷本身。可悲的是，这些恐怖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我在这里只选一个，它来自托马斯·伯根塔尔的自传。托马斯在只有9岁时和几千名犹太人一同被捕，给押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他不得不目睹一名囚犯被迫绞死自己的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企图越狱。一个党卫军看守命令这个囚犯把绳索套到朋友脖子上。然而囚犯怎么也无法遵命，他的双手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剧烈颤抖。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接过绳索，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他吻了吻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党卫军看守大怒，踢掉了越狱者身下的椅子，绞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