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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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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书名: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探索

书号:978-7-300-28107-0

成品尺寸:170*230

页数:316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59.00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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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之后,关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经济运行方面的内容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疫情影响、国际局势变化、周期性因素叠加,使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本书通过对过去十年中国宏观经的政策和实践进行回顾、反思,总结经验和得失,给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带来很多启发。

    毛振华由政到商,再由商到学两度转身,在企业经营实践中不断思考,在学术上孜孜以求。本书是毛老师经济学思想的总结,书中对宏观债务管理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战略意义的强调、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双底线思维的提炼,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每一位经济学学者、证券分析师和投资人、企业家、政府人员、关心中国经济的大众读者仔细阅读。


     本书是毛振华博士对过去十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回顾与再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国内外的复杂环境,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现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这是2008年以来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

     如何做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如何在释放风险的同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思考过去,照亮未来。作者深入分析了过去十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经验和得失,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观点,对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很有启发。


毛振华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阶段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曾先后在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92年创办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09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题为《次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与后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的“次高速增长阶段”及之后的“新常态”判断高度吻合。在2016年底的报告中,毛振华又首先提出要进一步明确“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并将“防风险”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这一政策建议也与2017年中央经济政策高度吻合,引起很大反响。

毛振华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考充满真知灼见,对当下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启发作用。特别是他对中国债务风险防范的认识、对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认识以及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都切中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点,有很强的现实可操作性。

  ——厉以宁  

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透过本书,我们可以清晰看到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大转折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宏观经济思想的大转变。本书对宏观债务管理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的强调,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前瞻性探索。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本书以底线思维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回顾了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形成过程,深入探讨了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在两个目标间进行权衡与转换。本书对希望了解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的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陈东升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本书在客观、科学地分析过去十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前提下,对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提出建议。当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后,这些政策建议产生了重要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其中一部分研究成果通过有关渠道报送国家有关经济决策部门后,得到党和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要批示。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推进中国化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学者更好地为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服务,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级教授


导言 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探索

第一部分 次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新周期与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步入次高速周期

二、以“大腾挪”打造新常态下的经济新格局

三、扩大内需——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

四、从制造大国到消费大国

五、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农村

六、再析新常态

七、GDP要接地气

第二部分 债务积累与风险缓释:来次小型危机又何妨

八、多重风险叠加的中国经济

九、中国宏观债务风险的累积与缓释

十、企业去杠杆是大改革、大转型的切入点

十一、加强债务管理应成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

十二、房地产行业要做好政策再调整下的风险防范

十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融资平台转型分析

十四、警惕债券集中违约触发金融市场波动

十五、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四个方面

十六、来次小型金融危机又何妨

第三部分 稳增长与防风险:宏观调控的两条底线

十七、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

十八、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回顾和总结

十九、稳经济增长与防债务风险的双底线思维

二十、构建“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宏观调控体系

二十一、转换宏观调控思维——防风险是稳增长的前提

二十二、新常态下我国宏观风险缓释机制

二十三、金融监管:刀尖上的平衡

第四部分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新思路、新方案

二十四、共克时艰:企业减税、政府改革

二十五、厘清政府边界,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

二十六、理性看待民营企业“走出去”

二十七、“一带一路”背景下资本流动的风险与对策

二十八、以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应对中美冲突的挑战

二十九、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分析


在实践中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本书作者毛振华与我的交集源于他的老师、我的挚友董辅礽先生。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董辅礽先生的要求,博士在读的毛振华旁听了我开设的经济史课程。他的博士论文《资本化企业制度论》提交答辩时,我受邀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给了论文较高的评价。后来,此论文由商务印书馆成书出版,听说好评不少。董先生2004年逝世后,以他的学生们为主,发起设立了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奖,毛振华是主要的操办者,我也是支持者。

毛振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那一代大学生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开创者,毛振华的事业平台越来越大,但他不忘初心,在把中诚信做成国内最大的信用评级机构后,2007年选择了转身——将大部分精力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目前,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在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指导了一批学生。他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参与创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已成为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研讨会,已持续了13个年头,每季一次,已开了50次,如此坚持实属不易。他在这个宏观经济研讨会上发表的很多观点,也引起了学界、决策层和市场的关注。这次,毛振华以他在这个论坛上的讲演发言稿为主,整理成书,体现了他对中国经济运行和政策的观察思考。可以看出,很多见解是很有价值的。2009年,他发布了题为《次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动力发生变异,中国经济已告别超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这与后来中央关于“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新常态”的提法高度吻合。他执笔的2016年年度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中防风险与稳增长的双底线思维,并将防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这一政策建议也与2017年中央开始更加关注防风险甚至将此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的经济政策高度吻合。2018年,中国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上扬,企业债务违约常态化,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毛振华当初的判断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他提出的以中央政府、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和家庭部门之间的债务“大腾挪”来缓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企业部门信用风险的主张,以及把提高企业股本率作为降低负债率的主要措施的主张,很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对于他这些学术成绩的取得,我并不意外。多年来,毛振华在学术上孜孜追求,在企业经营实践中不断思考,这本《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探索》是他回归研究后交出的一份答卷。

2008年次贷危机后,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全球性经济危机诱发中国的周期性调整。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刺激下,中国经济一度企稳回升,但不久后再次调头向下。这期间,中国经济走势的定性一直颇受争议。有人说经济已经呈现L形企稳;也有人说会呈W形,还有继续下行的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制止了危机初期恐慌情绪的蔓延,进入常规经济危机的状态,这种状态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增速降台阶后进入次高速阶段。

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此次经济危机的分析不是很透彻,这导致我们最初表现得过于恐慌。危机之初,大家认为它是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它所带来的影响、造成的破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中国所受到的冲击也没有当时估计的那么严重。但对中国来说,这的确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来,我们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周期性调整。相应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危机期间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一个硬币总是有两面:一方面,这些政策有正确、有效的一面。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揽子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恐慌的蔓延,保持了经济体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惊慌失措的一面,对形势的估计过于紧张,过多地采取了行政干预措施。同时,我们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原有惯性,忽略了调整的必要性,没有真正进行结构调整,反而继续以债务驱动的投资作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风险的根源所在。诚然,在历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曾经采取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这次也不例外。但这并不能证明过去人类关于经济体系的认识是错误的,不能证明政府比市场更有效率、更公平,更不能成为政府强化经济干预的依据。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危机终会过去,常态——市场和竞争——必将回归,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客观规律。

回到开篇的结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常规经济危机的状态。对于经济危机,在理论上我们很早就有接触,但真正感受到与世界同步的经济危机,这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就变得非常重要。一方面,经济危机有其破坏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它的破坏性,经济危机成为各国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促使经济螺旋上升的契机。对我国来说,在短期应对政策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转型就变得尤为重要:其一,由重总量调整向总量和结构调整相结合、以结构调整为主的政策导向转型;其二,由重存量刺激向存量和增量相结合、注重增量的方向转型;其三,从重投资向投资和消费相结合且更注重消费转型;其四,从重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主兼顾制造业转型;其五,由重外需向重内需为主兼顾国际市场转型;其六,由重政府调节向重市场调节为主转型,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政府调控只能引致政策性复苏,成功的市场调节才能真正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复苏,只有真正的市场调控才能真正地赢得市场。

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转型原本就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应该完成的任务,次贷危机及其后的应对措施不过是加剧和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只有认识到这些转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在逆周期的平衡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增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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