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中国式解构韩炳哲著探寻东方文化独特价值理念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别开生面之作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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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书名: 山寨中国式解构

定价: 56

ISBN: 9787521748673

作者: 韩炳哲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用纸: 高阶细格170克+七彩棉120克+玉白100克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1）韩炳哲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社会情状和人类心灵，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2）兼具韩国人的浪漫气质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理性精神。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具有“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3）哲学小品式的文字风格，长于思辨，而又胜在言传。韩炳哲的作品简洁、明快，“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中译者的认真细致和精敏才思也为中文版增色颇多。
（4）在世界范围内已然成为现象。韩炳哲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包括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韩炳哲做出了回应和称赞，巴迪欧自为其代表作《爱欲之死》作序。
（5）在国内学界和读者群体迅速觅得知音。韩炳哲作品1辑共9种（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后，来自哲学界、艺术界、政治学界、传播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对韩炳哲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其中《爱欲之死》《倦怠社会》《他者的消失》《在群中》等书备受欢迎。
（6）中文世界较系统和完整的韩炳哲作品集。韩炳哲作品第2辑共11种，预计2023年5月出齐，与1辑图书共同囊括了作者主要的和代表性的作品（计20种）。
（7）《山寨：中国式解构》：在全球化时代探析东方文化独特价值理念，激扬中国艺术传统、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别开生面之作！
本书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仿制现象，从仿制真迹的赝品到假冒却实用性更强的手机，由此讨论了我们总会提到却未及深思的一个现象：“山寨”。
在中国文化中，原生产品被不断转换、重新塑形，或者说被解构，这并不意味着损毁和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在不同的、不断的解读中揭示、丰富其意义。东亚传统中并没有“前解构”这样的概念，而是直接从“解构”开始的。解构即建构。
作者站在东方文化立场，批判了西方“绝对”“真理”概念的独断性，弘扬了东方式的连续性、过程性思维（孔子所谓“述而不作”意即在此），为当代艺术领域的创作和阐释建立了新的准则和维度。
（8）书中包括中国古人和西方美术名家名作十余幅，明代王绂《凤城饯咏图》原大海报一张，赏心悦目，具有一定收藏价值。

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解构的，因为它与存在和本质从根本上决裂开来。“道”（字面意思：道路）本身即是存在和本质的对立面。道是顺应变化的，而本质却是抗拒变化的。在无始也无终的过程中，或者说在道路上，“去—创造”和“非—实体”中的消极性使得存在变“空”。

对于中国思想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有着绝对开始的创造，而是既无始也无终、既无生也无死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东亚思想中既没有出现海德格尔那种对死亡的强调，也没有出现阿伦特那种对出生的强调。

过程和变化也主宰着中国的艺术史。那些不断改变着师作品集，并使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再造或续作，本身就是师的作品。在中国，不断的转化即是一种创造和创新的方法。山寨运动将创新解构为“从虚无中创造”（“无中生有”），那么山寨就是“去—创造”。它把同一性与变化的差异，即把同一性与主动的、积极的差异化对立起来，把存在与过程对立起来，把本质与道路对立起来。以这种方式，山寨体现着真正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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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炳哲作品（第2辑）
《山寨：中国式解构》（2023年1月出版）
Shanzhai. Dekonstruktion auf Chinesisch.
《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2023年1月出版）
Hyperkulturalität. Kultur und Globalisierung.
《妥协社会：今日之痛》（2023年1月出版）
Palliativgesellschaft. Schmerz heute.
《不在场：东亚文化与哲学》（2023年3月即将出版）
Abwesen. Zur Kultur und Philosophie des Fernen Ostens.
《禅宗哲学》（2023年3月即将出版）
Philosophie des Zen-Buddhismus.
《什么是权力》（2023年3月即将出版）
Was ist Macht？
《仪式的消失：当下的世界》（2023年3月即将出版）
Vom Verschwinden der Rituale.Eine Topologie der Gegenwart.
《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2023年5月即将出版）
Kapitalismus und Todestrieb.
《大地颂歌：园艺之旅》（2023年5月即将出版）
Lob der Erde. Eine Reise in den Garten.
《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2023年5月即将出版）
Vita contemplativa.oder von der Untätigkeit.
《时间的香气：逗留的艺术》（2023年5月即将出版）
Duft der Zeit. Ein philosophischer Essay zur Kunst des Verweilens.

权 1
真迹 7
闲章 33
复制 47
山寨 59
注释 65
附录韩炳哲著作年谱 71

韩炳哲（Byung-Chul Han）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让韩炳哲对于数字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且富于启发。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韩炳哲创造了一种他个人独有的思想传统。
——《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
韩炳哲用他的作品开辟了一条横穿当代文学之林的甬道。他不求你我点赞，只求警醒世人。
——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
阅读韩炳哲的书，意味着不断地被鞭策、唤醒。……他的社会批判虽然不谙体恤之情，但是他仍然热情地拥抱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杂志》（Das Magazin）

精彩句段

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解构的，因为它与存在和本质从根本上决裂开来。“道”（字面意思：道路）本身即是存在和本质的对立面。道是顺应变化的，而本质却是抗拒变化的。在无始也无终的过程中，或者说在道路上，“去-创造”和“非-实体”中的消极性使得存在变“空”。（P2）
如此不断变化的过程，也决定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在他们看来，变化不以事件的形式发生，它不是爆发性的，而是暗含其中、不被察觉、连续不断的。（P2-3）
对于中国思想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有着绝对开始的创造，而是既无始也无终、既无生也无死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东亚思想中既没有出现海德格尔那种对死亡的强调，也没有出现汉娜·阿伦特那种对出生的强调。（P3）
过程和变化也主宰着中国的艺术史。那些不断改变着师作品集，并使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再造或续作，本身就是师的山寨作品。在中国，不断的转化即是一种创造和创新的方法。[28]山寨运动将创新解构为“从虚无中创造”（拉丁语：creatio ex nihilo，或译“无中生有”），那么山寨就是“去-创造”。它把同一性与变化的差异，即把同一性与主动的、积极的差异化对立起来，把存在与过程对立起来，把本质与道路对立起来。以这种方式，山寨体现着真正的中国精神。（P63-64）
自然虽不具备创造性的天赋，但实际上它比聪明的人类更具创造力。高科技产品往往是自然造物的山寨。自然的创造力源于不断变化、组合和变异的过程。进化遵循的也是不断转化和不断适应的模式。如果西方世界认为山寨不过是欺诈、剽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那么它将永远无法企及山寨中所固有的创造力。（P64）

权
Recht

黑格尔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中讲道，中国人有撒谎倾向。他指责他们是“大的不道德”（große Immoralität），认为他们没有荣誉心。“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1 [1]令黑格尔感到惊奇的是，即使欺诈行为曝了光，也没人对其加以指责。黑格尔接着写道：中国人做事“诡谲、巧妙”，“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显然，黑格尔并没有为中国人的“道德放任”找到合理的解释，因而将其归咎于佛教。佛教“把高的和绝对的—上帝—认为是虚无”，并“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作是美的成就”。因此黑格尔认为，在佛教“空”的消极性中有着虚无主义的那种虚无。他认为，这应该对中国人“大的不道德”负责。黑格尔显然认为，虚无主义的那种虚无不能兼容约束力、极和永恒，它与代表真理和真实性的上帝是对立的。
1 译文引自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22页。黑格尔在他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有诸多误读，这在中国学界已有明确的辨析和批驳。作者引用黑格尔的言论，既是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也承认他指出的佛教“空”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甚深。——译者注（后同）
中国佛教中的“空”实际上指的是“去—创造”（Ent-Schöpfung；意为“去除—创造”）和“非—实体”（Ab-Wesen；或译“不—在场”）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是“存在”的去实体化（unt-substantialisiert），使其变得虚无。所谓“实体”（Wesen/ousia）是持存的[2]，它是经历了有的变化和转折之后仍然保持不变的根基[3]。西方世界相信不变和持存是实体性的，这一信念也就决定了西方对道德的主体性，以及对规范的客观性的认知。与之不同，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解构的，因为它与存在和本质从根本上决裂开来。“道”（字面意思：道路）本身即是存在和本质的对立面。道是顺应变化的，而本质却是抗拒变化的。在无始也无终的过程中，或者说在道路上，“去—创造”和“非—实体”中的消极性使得存在变“空”。
如此不断变化的过程，也决定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在他们看来，变化不以事件的形式发生，它不是爆发性的，而是暗含其中、不被察觉、连续不断的。那种发生于某个绝对时间点上的创造，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以事件形式标记的时间，其特征是非连续性。因为事件标志着断裂，它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从而得以进入变化的连续性之中。然而，断裂或者革命与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却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思想无法理解废墟（Ruinen）。中国思想不认同以一次性事件为基础的同一性（Identität，或译“身份”）。[4]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创理念就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思想中，因为原创性在大程度上是以“开始”为前提的。但是对于中国思想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有着绝对开始的创造，而是既无始也无终、既无生也无死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东亚思想中既没有出现海德格尔那种对死亡的强调，也没有出现汉娜·阿伦特那种对出生的强调。[5]
存在经过去实体化变成了道路。虽然海德格尔也经常使用道路这一意象，但是他的道路与道家的道路有着根本区别，因为他的道路不是蜿蜒开去的，而是深入向下的。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他那著名的“林中路”（Holzwege）“往往杂草丛生，在无人涉足处戛然而止”。中国的道路与之不同，它是平缓的，始终斗折蛇行，没有“戛然而止”，不会深入“无人涉足”之处，也不会接近“神秘未知”之地。突兀和深入，两者都不是中国思想的特点。
在古希腊语中，无法到达或不可触及的地方被称为“阿底顿”（adyton）。阿底顿指的是古希腊神庙的内部，它与外界完全隔绝，是圣物的所在。隔绝、陡然中止是神圣性的标志。没有门窗的完全封闭，无法进入的深度或内在性，这些都与东亚思维格格不入。佛教寺庙的一个特点正是它的通透性，或四通八达的开放性。有些寺庙殿堂几乎完全由门和窗组成，不会将任何东西关闭在外。中国人的思维中不存在阿底顿。没有隔绝，没有封闭。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即没有什么是兀然独立、截然分离的。然而，原创本身就是这种分离和封闭的一个变体。换句话说，阿底顿参与了创性和源始性的构建。
中国人的思想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来说是实用的。它不追溯实体或起源，而是顺应物（Dinge/pragmata）之自然。它注重识别事物变化的过程，讲究顺势而为，做出反应并从中受益。中国思想不相信固定不变的实体或原则。这种顺势而为、源于无实体（Wesenlosigkeit）和“空”的因势利导，在黑格尔看来，是狡猾的、不真实的、不道德的。
Menschenrechte的中文翻译是“人权”。“权”的一系列含义为中国思想中的权利概念赋予了特殊的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思想中的权利概念不包括任何极性、绝对性或恒定性。初，“权”指的是可以在秤杆上来回移动的秤砣。因此“权”的初始意义是称重和权衡。它没有固定的、终的位置。相反，它是灵活的、可移动的和暂时的，就好像秤杆上的秤砣，会根据称量对象的重量而改变自己的位置，以达到平衡。作为权利，它是权衡利弊的，而不是排他的，或划定界限的。排他性对于中国的“权”来说是陌生的。虽然中国思想中也讲究传统规范的规律性（即“经”） [6]，但这一概念同样深受不断变化的理念影响。朱熹有个主张：“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的就是：在常规的情况下，人们遵守习俗的规则，但在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则要运用“权”。[7]
“权”指的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从中获益的能力。因此，“权宜之计”是指一种战术性的、灵活的处事方法。“权”描述的是在某种情况下固有的潜力，而不是一套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情况下都保持不变的规则。在“权”的范围内，没有什么是极的。“权”的这层含义，不可避免地将相对性和情境性嵌入了中国的权利概念和人权概念中。同样，权力（Macht）和力量（Kraft）的区别也就在于，前者不是静态的，而是顺势而为的变量，后者则不然。那些利用并穷尽了形势和情境中潜力的人方能拥有权力。权力不具有主体性，而是情境性的。也就是说，权力取决于所处的位置。
在中文里，“权”字也出现在“知识产权”和“著作权”这两个专业概念中。因此，至少在语义学的维度上，相对性和暂时性也已经被深深地嵌入了这些术语中。“智”是代表智慧（Weisheit）的汉字，它与“知识产权”中的“知”字相关。除了智慧之外，它还意味着计谋、手段或策略。[8]因此，中国思想中的智慧概念与西方所理解的真理（Wahrheit）或真实性（Wahrhaftigkeit）截然不同，后者的基础是不变和持存，而“权”的相对性和情境性解构了“智”。在中国思想中，“权”所代表的可移动的重量取代了“存在”的重力，因此，情境（Situation）也就取代了地心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