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民族国家与暴力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

书号：336954

定价：￥108 元

字数：299 千字

印次：1-1

开本：异16

出版时间：2025-06-30

ISBN：978-7-300-33695-4

包装：平

内容简介

本书是吉登斯著作体系中最具历史社会学色彩的一部作品，是其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全书以军事暴力为核心线索，力图阐明国家的历史演进轨迹，尤其集中于分析民族国家相对于此前国家形态的独特性，突出体现在：民族国家是具有清晰领土边界的权力容器，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分离，民族国家行政监控能力的升级，军事暴力垄断和战争工业化，以及公民权、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等。在深度刻画民族国家主要特性的基础上，吉登斯进一步就民族国家的未来影响进行预测，提出其独具特色的现代性理论框架，预示了其后来的《现代性的后果》等著作的问世。

作者介绍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出生于英国，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现为英国上院议员、终身贵族。他被誉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曾在剑桥大学任教30多年，并且为该校社会学系的创办者，曾于1997—2003年间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同时，他也是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办者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的后果》《第三条道路》等著作30余部，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形成广泛的影响。他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曾深刻影响了20世纪转折时期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目录

说明/

导论/

第一章国家、社会与现代历史/

权力与支配/

国家的概念：初步的评论/

社会理论中的国家、民族国家和军事力量/

对现代史的断裂论阐释/

第二章传统国家：支配和军事力量/

传统国家中的城市与乡村/

监控与行政力量/

领土权、国家、社会/

传统国家的军事力量/

第三章传统国家：官僚制、阶级和意识形态/

官僚制和阶级统治/

意识形态和非现代国家/

国家体系/

第四章绝对主义国家与民族国家/

绝对主义国家体系/

作为组织的绝对主义国家/

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的军事力量/

民族国家、民族、民族主义/

第五章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社会转型/

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

第六章资本主义与国家：从绝对主义到民族国家/

商品化与国家发展/

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

第七章行政权力与内部和平进程/

行政权力（1）：传播与信息储存/

行政权力（2）：内部和平/

城市主义、区域化和隔离/

第八章阶级、主权与公民身份/

多元政治/

公民身份、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

第九章资本主义发展与战争工业化/

“长期和平”/

战争与社会变迁/

两次世界大战/

民族国家、工业主义和军事力量/

第十章全球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的发明/

民族国家的类型/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国际秩序和国家主权/

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国家体系/

第十一章现代性、极权主义和批判理论/

极权主义：监控与暴力/

极权主义统治的要素/

现代性的维度/

需要一种有关暴力的规范性政治理论/

20世纪晚期的批判理论/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样章

本节的开始部分将概述与权力概念相关的一些常见概念，从而确立本书之主旨。与“能动性”（agency）和“结构”（structure）一样，“权力”（power）也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成为人也就意味着成为能动者（agent）——尽管并非所有能动者都是人——而成为能动者也就意味着拥有权力。从高度抽象的意义而言，“权力”指“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即干预特定事件并以某种方式改变它们的能力。对于社会理论而言，能动性与权力之间的逻辑关联至关重要，但为了让“权力”概念在社会研究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定义还需作进一步细化。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权力必须与能动者旨在实现其行动目标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联系起来。资源存在于社会系统持续再生产的过程中，这种跨越时空的持续再生产形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从而使社会得以“存在”。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资源：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包括物质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自然力量。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活动本身的支配。两种权力来源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对时空关系的管理。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都强调配置性资源在社会构成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这种观点直接而充分地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上，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的阐释的话。在那里，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解释历史，不同社会类型的制度组织及其变迁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对配置性资源的强调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中，所有基于“文化进化主义”或“社会进化主义”的理论实际上都表现出这一特征，这些理论力图用社会形态对其“环境”的不同适应方式来解释社会变迁。我已在其他地方对这种观点进行过广泛的批判，这里无须重述这些批判，只需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本书所采用的立场看来，所有认为配置性资源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单纯地强调权威性资源的作用。如果人类历史不存在所谓的原动力（即使在最终的意义上），社会分析所要针对的问题就是：考察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在社会系统构成和社会动态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关系。

资源绝不会“自发地”进入社会系统的生产过程；只有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资源的时候，它们才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系统都可以视为支配（domination）的构成或表现方式，“支配”概念而不是其他概念才是权力研究的焦点。所有跨越时空而稳定存在的社会系统都是“权力系统”，都呈现为某种支配形态，因为社会系统建立在行动者之间或行动者群体之间的自主与依赖关系的基础上。有关权力性质的大量争论已经表明，各种支配形态不能化约为个体行动者所采取的行为、作出的决定或制定的政策。权力是即使面对他人反对也能够有效地决定事件进程的能力，它无疑极端重要。但是，“决定”和“争议性政策”只是支配的面向之一。用“不作决策”（nondecisionmaking）来描述权力的另一个面向虽然并不恰当，但政治科学的某些研究领域已经广泛接受了这一术语。重要的不仅仅是没有作决策，甚至决策之事从未被考虑过。也就是说，不决策，不是决策的对立面，反而总会影响行为“选择”的各种情境。当权力以制裁力量的面孔出现时，权力是最令人不安的和最令人恐怖的。不过，权力只有在重复性制度化实践中无声地运行时才是最集中和最持久的。因此，我所使用的“支配”并不一定是一个本质上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

任何具有一定时间延续性的社会系统都必然包含着“权力的制度化调配”（institutional mediation of power）。也就是说，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而得到体现；制度体现了嵌入在社会生活最深处的延续性。但在所有的社会集合体中——无论是在社团还是在组织中——支配都体现为各种控制模式，一些行动者通过这些控制模式而致力于获得和维持他人对于自己的服从。我将那些相对稳定的控制形态称作统治（rule）类型。统治形态是社会系统中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的（或多或少的）稳定关系，统治形态的维持依赖于支配者影响他人行为的例行化实践。因此，就分析性意义而言，它们区别于权力的制度化调配。比如，就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而言，特定类型的科层制组织可能会产生高水平的权力。就其掌握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言，现代大型工业公司的权力也同样如此。但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组织运转的控制能力并不是权力“大小”的直接延伸。就个人动用资源的能力而言，他可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但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特定的目标，则还依赖于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必要服从。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经常谈到这样一种体验：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面临诸多障碍。这种经历无疑非常真实。

我们应该将统治的“广度”（scope）与统治的“强度”（intensity）区分开来。前者指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所能控制的被统治者的行为范围。企业管理者对于较低层次劳动者的控制可能非常广泛，虽然这种控制通常只局限于与“工作”相关的行为。后者则指为获得他人的服从所能使用的制裁措施，其中最极端的方式是实施具有生杀大权的暴力手段。统治的广度与强度之间可能存在各种联系——这一点对于本书的研究主题而言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很多传统统治者对于其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因为这些臣民必须服从其所有的命令，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但这种权力并不意味着对臣民的行为具有非常广泛的实际控制。正如我稍后将详细分析的，在传统国家，统治集团缺乏对臣民的日常生活进行常规性控制的手段。与此相反，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管理人员的控制能力得到大规模扩张，甚至能够影响到最私密的日常活动。

因此，所有统治类型都依赖于权力的制度化调配，但这是通过特定的控制策略得到实现的。显然，控制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发生于其中的支配形态。比如，在现代工业的背景下，管理者赖以获得工人服从的策略必须在下面这个框架下做出选择：不能使用暴力，甚至不能威胁使用暴力。现代工业中的大部分“管理”内容都根源于这一事实。但是，管理者在控制劳动者时所使用的资源可以非常集中，而且可以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方式加以应用。处于支配地位的人或群体所使用的所有控制策略都必然引起从属者的反控制策略（counterstrategies）。这种现象就是我所说的社会系统中的控制辩证法，这又与我开头所讨论的能动性问题直接相关。成为能动者，就是能够改变世界(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world)；能够改变世界，就是拥有权力（这里的权力就是转换能力）。无论支配者控制的广度和强度如何，他们的权力都依赖于他人的服从，但后者也可以采取自己的策略、使用特定形式的制裁。对于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只能在另一个自我意识中才能得到满足”。黑格尔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但在这个宏大而华丽的哲学体系背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即使那些最具依赖性、最为柔弱、最受压制的奴隶，也能够开拓出自身的自主行动空间。

所有的统治形式都存在从属者可以加以利用的“机会”，从而可以影响那些掌权者的行为。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权力技术——各种正式统治程序——虽然看起来具有“固定性”，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却很少那么固定。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支配者的控制所依赖的权力越广泛，这一社会系统的组织便越不稳固并且越有可能发生动荡。比如，在有关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研究中充满着关于“讨价还价”的描述：那些组织的管理者必须与犯人或病人进行协商，从而使自己的统治更加有效。

所有社会再生产和权力系统都以日常活动的“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作为基础。日常行动的可预测性特征——也就是例行化特征——并不是“自然发生的”，相反，它实际上是社会生活情境中行动者“人为制造的”。当然，行动者这样做不是“有意为之”（就这一术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而言），虽然他们也经常通过话语来反思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行动者“人为制造的”社会生活的许多特征都是通过非话语性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而实现的。也就是说，行动者会常规性地利用社会风俗中的复杂知识，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性监控，并在这一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出那些风俗。所有社会行动者都是“社会理论家”，他们通过话语所做的系统阐释，是他们所再生产的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绝不只是盲目地履行和再履行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常规。即使在最传统的文化中，“传统”也会被反思性地利用，而且会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话语来加以理解”(discursively understood)。

然而，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在小规模口头文化中，人们并不是这样来理解“传统”的，因为没有哪种事物可摆脱传统之影响，也没有哪种事物与之对立。“历史”，不是被视为利用过去来促进未来的变迁，而是被视为“可逆时间”(reversible time)的不断重复。“历史”的发明使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自那以后，在改变制度形态的各种努力中，社会再生产的环境也被一再得到反思性监控。这就是“组织”（organizations）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集合体（collectivity）的主要特征。本研究将不断提到“组织”这一术语。它是这样一种集合体：在这种集合体中，关于系统再生产的条件的那些知识会被反思性地用来影响、塑造或调整这一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从这一意义而言，所有形式的国家行政机构都是组织，我在后文中将会详细说明理由。但与先前存在的国家形式相比，现代民族国家高度强调对系统再生产的反思性监控，此外，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具有“组织”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