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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在《扭曲的人性之材：观念史论集》一书中，他以明晰晓畅的文字揭示出过去的观念与我们时代的社会政治动乱之间的联系，如柏拉图关于绝对真理的信仰与威权主义，18世纪约瑟夫·德·迈斯特的思想与20世纪法西斯主义，浪漫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伯林引用“曲木”的比喻，站在捍卫个人自由和多元论的哲学立场，对过去多种历史观念下深藏的“真正的问题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一元论预设提出质疑。

【名人评价及推荐】

[以赛亚·伯林的]哲学思想犹如图案华美的织毯……这部观念史作品具备了小说的跌宕起伏，以及头条新闻的全部迫切性。

——《纽约时报》

像所有让读者振奋的著作一样，在《扭曲的人性之材》里也是有英雄、有恶棍的，不过，因为作者心思之细密、气度之宽宏，这里所写到的恶行与伟绩又有其不同之处，实际上，有时还会角色互换。

——约翰·班维尔

作为观念史家，他无与伦比，他以特别明晰和优雅的文风表达了他想要说的一切。

——安东尼·斯托尔，《星期日独立报》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内容简介】

本书主体是伯林关于观念史的八篇文章，讨论了著名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费希特和迈斯特等人对人类历史的看法，梳理了乌托邦、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的意义和影响。通过追溯各种意识形态从起源到极端形式的发展，引出对于人性的深层思考。作者援引康德的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提出了如下哲学上的疑问：人类的重要问题是否都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人类追求的真正价值是否不可能有冲突？

根据普林斯顿第2版修订升级，新增的附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包括伯林的多篇书信和文章，特别是他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精湛评论。

【目录】

前言（约翰·班维尔）

编者序言

理想的追求

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

维柯与文化史

18世纪欧洲思想中所谓相对主义

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

附录：暴力与恐怖

欧洲的统一及其变迁

浪漫意志的神化：反抗理想世界的神话

压弯的树枝：论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二版附录

罗素的哲学史

回应罗伯特·科西斯

回应罗纳德·H.麦金尼

通信

索引

【文摘】

浪漫意志的神化：

反抗理想世界的神话

一

观念史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知识领域，在众多的学术分支中，它看起来仍然还有不少可疑之处。不过，它已经揭示出来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实。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至少是在西方世界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出现的时间表。让我们感到有点儿惊奇的是，有些概念和范畴竟然是如此之晚出：有些在我们这里明显是根深蒂固的看法，也许对我们的祖辈来说，却是那么陌生。我这么说，并不是指基于下述内容的观念：他们所不知道的个别的科技发明或发现，或者有关物质本质的新的假说，或者与我们时空远隔的某些社会的历史，或者宇宙的演化，或者我们自己的行为的源起，以及未经充分检讨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所指的，是更为普遍而同时却更不容易追溯到具体原因的某种东西：（至少在西方文明中）被广泛接受，并且有意遵从的那些世俗的价值、理想、目标的转变。

因此，今天没有人会对如下的假定感到惊讶：一般而言，多样性优于一致性——单调、一致都是贬义词；或者，就性格品质而言，正直和诚实是值得赞美的，与所涉真理或信仰、原则的合法性无关；又如，比起冷静的现实主义，热情的理想主义（尽管也许少一些实用）要更为高尚；又或，宽容优于褊狭，即便这些美德可能被持之太过，进而导致危险的后果，如此等等。不过，从时间上说，这些假定并不长久；而如下的概念却是更为久远，甚至根源于柏拉图开创的传统之中：既然真理是唯一的，而谬误却多种多样，所以一是好的，而多就是坏。甚至亚里士多德也认可了这一事实，没有为此感到遗憾（不过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赞成的表示），尽管他认为不同的人种各有差异，进而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弹性设计是应该提倡的；而且，这一看法似乎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都普遍流行，罕有例外，据说直到16世纪，它一直没有被严肃地质疑过。

此外，如果我们假设，一个16世纪的天主教徒说“我憎恶宗教改革者的异端思想，不过，对于他们秉持、实践他们那让人厌恶的信仰，并且为之牺牲的诚挚和彻底的精神，我深为感动”，那会是什么样的天主教徒呢？与之相反，这些异端或异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无神论者）越是诚心诚意，其危险性越大，将灵魂引向毁灭的可能性越大，更应该被无情地消灭，因为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异端思想（对人类目标的错误信念）甚至是比伪善和虚伪危害更大的毒药，后者至少不会公开攻击正确的道理。唯有真理才值得关注：为了一种错误的缘由而死，是不道德的、可怜的。

那么，这就可以看出，在一直到16世纪或17世纪仍然流行的看法跟现时代的自由的看法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在古代世界或是中世纪，有谁会谈论生活或思想多元化的好处呢？不过，当一个现代的思想家，比如孔德，想知道为何我们在数学上不允许有自由观点而在伦理和政治上则相反，像这样一个问题，却让密尔等自由主义者大为震惊。

但是这些信念——属于现代的自由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今日遭到了来自左与右双方、复归更古老的看法的人的攻击）——之中的大部分，相对来说是新鲜的，其说服力就来自对于西方思想核心传统深刻而激烈的反叛。在我看来，这一反叛似乎在18世纪的中间三十年——首先是在德国——就已经彰显无疑，它撼动了古老的、传统的制度的基础，并且以深刻的、无法预见的方式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这也许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意识的最重大的转变；经由扭曲、迂回的路径，其缘起仍然可以回溯到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