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直击老后独居的多重困境，以日为鉴，提前规避养老风险。年轻时做好准备，老来才有安全感。
日本老人因身份担保、老后无亲属陷入绝境的故事，恰是对独居群体的预警。书中梳理了老后独居可能遭遇的风险，提前帮助独居者“避坑”。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不婚、丁克、丧亲群体的隐忧，照见独生子女的远程牵挂，照见老龄化社会的代际照护困境。它用日本老人的真实经历叩问：当传统养老模式松动时，个体与社会该如何共同守护安稳晚年？
2.日本综合研究所养老问题专家，近10年深度调研、8项核心养老规划、1份行动清单
日本综合研究所新兴战略中心资深专家泽村香苗，深耕养老领域，结合近10年深度调研，全面拆解老后独居群体的各类生存难题，总结8项核心养老规划，整理1份行动清单。作者是日本厚生劳动省“老年人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机构”调查项目的直接承接人。日本政府对该问题的官方调查数据，正是由她所在团队采集和分析的。书中大量一手调查数据、机构内部运营情况、医务社工的真实案例等内容，均为作者亲赴现场调研取得。2017年起持续跟踪该课题，2023—2024年接受日本主流媒体采访19次（《NHK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等），是该领域非常活跃的公共发言者。

3.跳出传统养老思维，探索多元晚年生活
这本书每一页都是对个体选择与社会包容的深度回应。结合日本互助社群、意定监护等实践案例，探讨家庭之外的养老支撑体系，回应现代人的生活选择，也为社会养老建设提供新思路。
4.多名学界大咖联袂荐
杨燕绥（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彭希哲（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陆杰华（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习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副会长）、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分析师Boden（《以日为鉴》作者）联袂荐。
日本每年15名逝者中，就有1人无亲无故、无人送终，成为老后独居难民。
他们有养老金、交过介护保险，却在住院时被拒、租房无门、手术无人签字；
认知衰退无人察觉，积蓄被骗光，死后骨灰无人认领，遗产归入国库……

公共制度能为他们兜底吗？
介护保险以“有家人照料”为前提，民间身份担保机构小而不稳，公共制度处处漏风。这便是当下日本超老龄化社会中，独居老人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日本综合研究所资深专家泽村香苗，多年实证调查发现：不婚、丁克、子女疏远、亲属失联，正把独居者的晚年变成一场无人托底的冒险。
住院陪护、费用代缴、医疗决策、遗物清理、丧葬安排——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有人管”的事，正在成为独居老人跨不过去的生死关。
这不再是与我们无关的社会新闻，或许是长寿时代每个老后独居者的终局预演。

本书拆解日本养老体系的盲区，还原独居老人的多重困境，破解身份担保、临终决策、财产处置、身后事办理的核心死结。
当家庭不再是天然依靠，当社会支持有待完善，当日本“孤独死”数据照进中国独居潮，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准备，避免沦为下一个老后独居难民？
前言 001
1章 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有什么漏洞 019
2000年之前，“介护”这一概念并不广为人知 019
交了保费却不想使用介护保险的老人们 020
介护保险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021
介护保险制度的重要关键词 024
地域综合支援中心的职能 026
使用介护保险时的关键协调人—护理经理 029
以“有家人照料”为前提的介护保险制度 032
介护保险制度为何不足以保障晚年生活 033
老后独居难民预备群体：独居及夫妻家庭近七成 036
形式化交往盛行，老无所依如何破解 039
独居老人增多与护理员短缺的困局 040

第2章 被公共制度遗漏的老后独居难民 043
安享晚年者，也可能突然沦为老后独居难民 043
认知障碍老人隐瞒症状，病情难以察觉 048
认知功能衰退的老人受骗，积蓄蒙受损失 049
为判断力衰退者设立的成年监护制度 050
成年监护制度是如何被运用的 052
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业的适用对象有限 055
领取生活保护的人中有 55% 以上已超 65 岁 056
生活保护制度中的关键人物 058
多数人不知道老后独居难民真正的风险是什么 060
未被纳入介护保险的服务为何难以推广 061
老后独居难民面临“身份担保人”这一大难题 064
真的需要身份担保人吗 066
如何破解老年人租房遭拒的难题 068
即使取消身份担保人要求，相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070
身份担保难题是“老后独居难民”问题的关键 073
当“一个人也能过得好”的日子不再有 074
一旦独居老人住院，问题立刻暴露 076
严峻现实下勉强支撑的工作人员 078
为老后独居难民服务的医务社工的故事 081
在医院离世的老后独居难民，身后事该如何处理 084
即使能活着出院，独居老人也会遇到新的生活难题 087
老后独居难民被迫住进无照经营的养老机构 089
谁来替老后独居难民做出医疗决策 091

第3章 老后独居难民的身后事 095
老后独居难民去世后，会遗留哪些问题 095
由谁办理死亡申报 098
由哪个地方政府负责火化 100
人已去世，自动扣款仍在继续 102
由谁处置逝者的房屋 104
每年近800亿日元遗产进入国库 105
该把自己的遗产留给谁 106
如何将财产留给朋友或照顾过自己的人 110
“身后事怎样都无所谓”—这种想法过于乐观 111
第4章 民间服务机构能解决“老后独居难民”问题吗 115
提供身份担保的民间机构都有哪些服务 115
老年人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的现状 118
超过半数的民间服务机构未做出回应 124
八成民间服务机构员工少于10人，半数机构成立不足5年 124
民间服务机构难以比较的原因 127
存在问题一：合同具有长期性，收费体系不透明 129
存在问题二：签约时间在前，接受服务在后 130
存在问题三：对服务内容的理解有差距 131
民间服务的常见投诉有哪些 133
如何选择民间机构的服务 134
虽有政府指导方针，却无具体处罚规定 139
如何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服务 140
分开委托，分散风险 140

第5章 老后独居高风险人群应做好哪些准备 145
认清晚年风险，逐项做好安排 145
什么时候做、做什么、怎么做 150
为了不留遗憾，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154
通过轻松的游戏进行临终规划 156
不要过于担忧没钱养老 157
避免成为老后独居难民的关键点 159
多认识几个住在附近的人 161
建立老后独居难民互助“安网” 162
主动了解当地政府对临终规划的支持措施 164
结语 169
[日]泽村香苗，著，日本综合研究所新兴战略中心资深专家。精神保健福祉士、保健学博士。
曾任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武藏医院研究员、医疗经济研究机构研究部研究员。2014年加入日本综合研究所。
2017年开始从事独居老人和老年人身份担保服务方面的研究。
有人认为，单身是应对高竞争时代的佳生存策略，对老后所面临的风险也采取“鸵鸟心态”，以为依赖社会福利就能一个人过好晚年生活。但《老后独居》用日本的经验与数据告诉我们，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和进步，保持身体健康，提前做好个人养老规划，加强与人、社区、社会的连接，才是能够安心终老的理性选择。
——杨燕绥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

《老后独居》一书描述了日本老后独居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揭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和机制，提出了建立社区互助网络等对策建议。作为当今世界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日本应对老龄化所面临的挑战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无疑将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和有益的借鉴。这本书不仅值得我国老年群体阅读，也对年轻群体规划自己的人生有一定的启发。
——彭希哲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长寿时代，老后独居正成为基本图景。《老后独居》一书直击日本老后独居难民这一群体生前就医无援、生活失助、精神孤寂和死后无人料理后事的多重困境；介绍了日本破解老后独居困境的种种尝试，却陷入效果平平的窘境。该书是老龄化浪潮下的清醒剂，为个人规划养老、政府完善政策、商家拓展服务提供了关键启示，值得每个人品读。
——陆杰华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习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副会长

在老龄化加速、家庭结构不断变化的今天，老后独居正在从个别现象变成一种可能降临在许多人身上的生活现实。当传统家庭支持逐渐变得脆弱，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晚年做好准备？当家人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依靠，社会又该如何重新想象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照护？
——严 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养老问题是日本政府如今在社会保障中所面临的较为棘手、难以破解的核心挑战。在超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的困境下，日本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对许多国家而言，也是一种警示。如何养老、由谁养老以及如何体面走完人生的后一段路，既是日本社会需要思考的社会性问题，也是对当下的我们发出的疑问。《老后独居》帮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
——分析师Boden 《以日为鉴》作者

前言
何为“老后独居难民”
“每年15个死亡者中，就有1个没有亲属或身份无法确认，只能由政府部门负责处理其丧葬事宜。”
NHK（日本广播协会）2023 年报道的有关东京圈的这一调查数据，令人震惊。
过去，如果提起“无亲无故的人”“无法确认身份的人”，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是特殊情况”“这事和我无关”。
然而，现在人们对于那些临终前无亲人陪伴、死后无人安葬的案例，已经见怪不怪。这背后反映的社会现状就是不婚族、丁克家庭、不与父母或子女同住的人日渐增多，他们与家人、亲属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无人来帮忙。 比如，如果一个人是独生子女，父母都去世了，又没有关系亲密的亲属，病倒时就无人可以求助。
有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恶化或疏远，一旦在独居时病倒或去世，子女就会说“这与我无关”，并拒绝负责。
如果是老年丁克夫妻，一方倒下或去世，另一方马上就会陷入老无所依的境地。
在由 90 多岁的父母和 70 多岁的子女组成的高龄家庭中，父母总觉得“能由子女来照顾我”，但实际上，有时子女会先于父母离世。

如今，选择独居生活的人已不再罕见，这类人群被称为“独居族”。
然而，若晚年无人可依、孑然一身，便不得不面对与“独居族”这一美称相去甚远的严酷现实。
本书将面临这一残酷现实的高龄群体定义为“老后独居难民”，旨在探讨其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并寻找尽量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的方法。
2017年，我开始关注本书主题——“老后独居难民”问题。起因是前一年，一家名为“日本生活协会”的公益财团法人宣布破产。
在日本，住院或签订租房合同时，都需要提供身份担保人。在日常生活中，遇上各种需要担保人签字的情况，
一般人都会拜托亲属担任担保人。然而，对那些没有亲属的老后独居难民来说，很难找到担保人。日本生活协会正是一家为这样的老人有偿提供身份担保等服务的机构。
但在2016年，日本生活协会被曝出挪用了部分老人缴纳的预付款（预付的服务费，类似保证金），被日本政府取消了公益法人资格，终宣告破产，这一新闻迅速传遍整个日本。
日本生活协会的破产影响巨大，日本政府由此开始调查这类提供老年人身份担保服务的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
随后，日本厚生劳动省开展了针对老年人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机构的调查，而承接这项调查的正是我所供职的日本综合研究所（简称“日本综研”）。顺便补充一下，“老年人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机构”一般简称为“身份担保服务机构”。

我在负责这项调查后，才逐渐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调查之初，我们甚至不知道调查对象—老年人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机构—具体包含哪些主体、分布在哪里。
走访医院或养老护理机构时，我们通常可提前从公开数据库中查到受访机构名录。然而，对于老年人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机构，甚至连这样的名录都查不到。
我想尽各种办法，获取在该行业内流通的服务机构名录，陆续对提供老年人身份担保服务的机构开展多次访谈。
初我发现，当“老年人身份担保”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时，很多人都觉得医院和养老护理机构提出的“须提供身份担保人”这项要求，对于没有亲属的老人来说很不合理，应该废除。
但是，当我真正开始从服务机构那里了解实情时，才意识到情况远比想象中要复杂。
没有亲属可依靠的老人住院后无法行动时，医药费谁去交？怎么交？
若老人住院时把假牙落在家里了，谁去取？
若住院老人的手机话费需要在便利店交费，谁去交？怎么交？
老人住院后不幸去世，死亡申报和火葬等相关手续由谁来办理？
老人去世后，其居所该由谁清理、如何清理？
这些事情，哪怕有一位亲属能够帮忙处理，也不是问题。
但是，对那些没有家人可依靠、平时也不和亲属往来的老后独居难民来说，却成了大难题。
更进一步说，即使是有配偶的人，也未就能高枕无忧。在只有老两口的家庭中，如果其中一方卧床不起或患有认知障碍，另一方就很容易陷入老后独居难民的困境。
然而，只是取消医院和养老护理机构要求提供身份担保人的规定，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由此可见，无亲无故的老人在晚年生活和临终前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随着调查的进行，我逐渐发现，我们甚至都不了解这类问题的实际状况，同时也意识到，很多难题仅靠国家层面的公共制度是无法解决的。
于是，我对“老后独居难民”这一课题产生了大兴趣，之后便一直专注于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我进行这项研究之初，“老后独居难民”问题并未引起日本全社会的过多关注。
然而，近几年，来自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采访邀请突然多了起来。在一年的时间内，我接受的采访就多达19次。

从报道标题来看，除了“独居老人”“无依无靠的老人”“丁克家庭”“单身老人”等各类称呼，还出现了“无缘遗骨”“援助工作已濒临极限”“独居老人面临的生存难题”“亲属拒绝介入”等令人不安的表述。
回顾我所接受的这些采访，足以让人感受到此类问题的严峻性，以及社会关注度的急速攀升。

老后的问题绝不是与我们无关的话题
在“老后独居难民”问题中，容易引起关注的，是独居老人被送进医院或养老机构时的身份担保人问题。当然，当一个人步入晚年后，要面对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进入老年期后，每个人的身心机能都会逐渐衰退。为了应对这种变化，老年人往往需要入住养老机构或使用护理服务，生活方式和居住场所会随之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老年期所要面临的难题是：既要忍受身心日渐衰老，又要不断应对新出现的状况。
再者，随着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可选方案不断丰富，老年人在做决策时，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譬如，在居住问题上，与过去只能在家中安度晚年不同，如今社会提供了老年住宅、养老护理机构等多种选择。
在日本，依托介护保险制度的保障，老年人既可以每天前往日间照料中心，也可以聘请护理员上门照护。
在医疗问题上，过去当被确诊患了“已无救治希望”的绝症时，大多数老人只能等待离世，而现在则增加了其他选择，比如“是否入住临终关怀机构以缓解病痛”“是否接受居家镇痛等上门医疗服务”“是否为了延续生命而进行胃造口术”等。
此外，如果要开始规划身后事，诸如墓地选择和葬礼安排等，也需要从众多选项中做出决定。
过去，人们死后会被家人葬入家族墓，但如今却要面对“是安放在骨灰堂，还是因为没有子女而葬入永代供养墓”这样的抉择。
在财产问题上亦是如此。过去，日本人认为长子继承房产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很多人都会考虑每个法定继承人的想法和立场，再做慎重安排。
因此，高龄者被迫面对“您希望如何安排身后事？”这样的追问，并且须自做出抉择。此类场景如今正越发普遍。
当然，“尊重本人自主决策”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这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然而，人到晚年要面临各种问题，如果每一个问题都要被迫做决定，其心理负担是极为沉重的。
此外，过分重视本人自主决策也意味着：当本人丧失决策能力时，如果没有能代替他做决策的亲属，就会在诸多环节陷入僵局。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步入晚年后可能面临的“老后的烦恼”。
图 0-1说明了“老后的烦恼”具体包含哪些，以及随时间推移可能出现的各类状况。

随着年纪的增长，如果老人尚能生活自理，那自然好不过。但若老人的腿脚不便或患有认知障碍，就有可能导致“①做家务等日常生活行为变得越发困难”。
如果连购物、打扫、日常缴费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事都做不了，那么老人就很难继续以往的生活了。
此外，一旦老人生病或受伤，也可能需要“②住院并接受重大医疗处置”。到时，会有人帮他们办理住院手续、将需品送去医院吗？当病情危急需要签字时，会有人一同商量吗？
即使有幸病愈出院，老人也不一定能过上跟从前一样的生活，很可能会为“③重新安排出院后的生活”而犯难。
例如，如果出院后连走路都困难，老人就得解决诸如“家里没有适老化设施，无法正常生活”“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4楼，自己无法爬楼梯回家”等问题。
因此，我们须认识到，任何人都可能面临“④身心机能进一步下降，要考虑是否使用护理服务并选择合适的居所”的情形。届时，我们须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护理服务、是否搬入老年公寓或养老护理机构，重新安排调整自己的生活。这绝非易事。
到了生命的后阶段，老人还不得不面临“⑤表明有关临终期医疗意愿”的压力。在失去意识的情形下，如果没有提前说明自己的想法，或许就会被施以本人所不希望的、仅旨在延长生命的医疗干预。
倘若个人对身后财产处置、葬礼仪式和骨灰安置等事项存有明确意愿，又该托付何人、以何种方式托付呢？
在无人可依时，如果没有提前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安排，很多事情就会无人处理。比如，护理、医疗、住房等费用结算，遗体接运、死亡申报、丧葬仪式、火化安葬的相关安排，以及财产继承、遗物处理、房产处置等事宜。
或许有人觉得死后之事无所谓，但我认为好还是事先“⑥就身后事表明想法并办理相关手续”，不要给别人增添负担。
然而，即便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沦为老后独居难民，多数人仍不清楚身后事该办理哪些事项、该如何着手，故未能提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日本政府应对“老后独居难民”问题的措施严重滞后
本书所探讨的“老后独居难民”问题，随着这类群体的现实困境被陆续报道，迅速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尽管大量问题已然产生，日本政府的相关应对措施仍然相对滞后。
直到近，日本政府才真正开始关注独居老人群体，正视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着手制定相关对策。
具体而言，包括我在内的相关研究人员注意到一个重要动向：2023年5月，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就该议题开展质询。
该质询的全文可在网上查到，标题是“第211回国会预算委员会16号议事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了解一下。会上，来自自民党的众议会议员坂井学提出了如下质询（部分摘录，有省略）：

主要围绕无亲属老人的问题。老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时，如果没有亲属的帮助，他们就会遇到很多难题。
我们在出台介护保险制度时，也出台了成年监护制度。然而，这项制度需要提前做好安排，在需要时才会生效。尽管认知障碍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但该制度的实际使用率一直没有显著提升。
老人在没有亲属可以委托、本人也无法正常做决定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中的财产管理、医疗和护理服务的使用、居住场所的选择等方面都需要别人协助。
特别是当老人要入住养老护理机构时，通常会被要求提供紧急联系人和身份担保人。
现在，这些工作大多由介护支援专员、养老及医疗机构的一线人员无偿协助完成。此类事务早已超出其职责范围，既耗费时间，又无相应报酬，一线工作人员长期承压，已然濒临极限。
今后，预计无亲属老人的人数将持续增加，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建立一套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应对机制。
但是，由于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福利、医疗、法律等多个领域，目前尚未确定一个能够全面受理并统辖此事的主管部门。这可能也是行政部门没有积极应对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为了应对此问题，也出现了提供身份担保服务的民间服务机构，但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我们是不是应该将完善民间服务机构指导方针及对民间服务机构进行切实监管等工作都纳入职责范围，并且明确定厚生劳动省为主管部门，从而推动相关对策的研究与实施？

对此质询，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这样回复的（部分摘录，有省略）：

可以预见，随着高龄单身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针对无亲属老人的应对措施将越发重要。
我们了解到，老年人身份担保等相关服务，长期以来主要由护理经理和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在日常业务中协助办理，部分民间机构也提供相关服务。但现阶段，想要形成规范、完善的配套支持，仍面临诸多问题。
鉴于此，政府将以厚生劳动省为主导，对民间开展的身份担保等服务进行现状调研与问题梳理，根据调研结果，再从政府层面推进要对策的制定。

这次质询和答辩的关键之处在于，岸田文雄明确作出了“要以厚生劳动省为主导”的表态。
长期以来，针对无亲属老人的相关问题，主管部门权责界定模糊、职责划分不清。诚然，由于该问题涉及范围广，须由日本内阁府、厚生劳动省、总务省、国土交通省、法务省、经济产业省、金融厅、消费者厅等多部门协同应对。然而，暂无主管部门主动牵头，致使相关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下来。这种现状，犹如各部门之间相互传递一颗暗藏隐患的定时炸弹。
但是，在岸田文雄的答辩中，次明确应由厚生劳动省（而非其他省厅）来担负主体责任，并调查具体情况。
或许社会不太关注这次质询，但在研究老年问题的学者看来，这无疑是“迈出了一大步”。

尽管如此，直到 2023 年，才终于确定了由厚生劳动省作为主管部门去调查实际情况。不得不承认，对于无亲属老人问题，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已然非常滞后。
我从2017年开始就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但我感觉情况在不断恶化。应对此问题的主管部门迟迟未能明确，这一点至今仍是巨大障碍。此外，可为老后独居难民提供身份担保的援助服务机构虽有所增加，但绝大多数均为零散的小型机构，其中不少只能依靠低价服务维持运营，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老年人能放心地将自己的老后安排委托给这些经营基础薄弱、业务不稳定的小公司吗？
那些无法自行找到身份担保等援助服务机构的老人，往往由偶然与其接触的医护人员，以超出本职工作、类似志愿服务的形式提供帮助。
对于这样的现状，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即使是长年对此问题进行调研的我，也不敢说完全了解实际状况。或许根本没有人掌握全部的真实情况。
但是，日本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发生各类相关纠纷，而且预计未来这样的纠纷还会越来越多，已经没有时间再消极等待了。
既然如此，面对老后独居难民势增加的问题，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至少我们要认清这一问题的现状，并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在此基础上，推动更多的人讨论当下可行的应对措施，此举本身就具价值。
因此，本书想要帮助那些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读者、今后可能会面临这一问题的读者、有亲属可能会成为老后独居难民的读者，了解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并根据新信息，告诉读者能提前做好哪些准备，进而深入思考今后老龄社会的发展方向。
希望本书能帮助未来或将面临这一社会性难题的读者，冷静思考并做出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