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尽的终结

作为一名科学记者，我一直对科学的主流观点抱有十分的敬意。公然蔑视这一现状的独行其是者，虽有可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但结局几乎毫无例外：他／她错了，大多数人的观点正确。自从《科学的终结》一书于1996年6月问世以来，它所引发的反响就一直把我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我并非没有预见到——甚至曾一度期盼过——本书的某些预言会遭到驳斥，但它竟会在如此之广的范围内受到如此众口一词的谴责，诚非我始料之所及。
公开驳斥我的“科学终结论”的人物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科学顾问、（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局长、一打左右诺贝尔桂冠获得者，以及许多声名稍逊的评论家。批评来自每一个大陆，只有南极洲除外。即使那些自称欣赏本书的评论家，往往也要煞费苦心地与它的前提保持距离。著名的科学记者纳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在1996年6月30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了一篇表述不同意见的评论文章，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就曾这样表白：“我无法苟同（本书）关于限度与没落的中心论点。”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类善意的指责足以促使我进行自我反省。但自打我的书出版以来，我甚至比以往更加坚信：我是正确的，别人差不多都错了——这通常被看作是发疯的先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为自己的假说构建出了什么天衣无缝的论据。我的书就像所有的书一样，是个人抱负与各种竞争着的需求——家庭的、出版商的、雇主的，等等——折中的产物；在我怀着满腹的不甘把最终清样送交编辑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书稿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心里是相当清楚的。在这篇跋中，我希望能弥补书中某些明显的疏漏，并就批评家们所提出的那些理智而又可笑的观点给予回答。
不过是又一本“终结论”的书罢了
对《科学的终结》一书最普遍的反应可能就是：“这只不过是又一本宣告‘某重大领域的终结’的书。”评论家们暗示说，我的小册子和另外一些类似的玩意儿——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以及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都是同一种21世纪前的悲观主义的表现，虽能风靡一时，但并不值得严肃待之；批评家们还指控我和类似的终结论同伴们具有自恋倾向，因为我们坚称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是独特的，充斥着危机和盛极而衰的先兆（culmination）。正如1996年7月9日的《西雅图时报》所云：“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于是像历史的终结、新时代、基督重降或科学的终结之类的宣言，就有了不可抗拒的魔力。”
但我们的时代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像苏联的解体、接近60亿的人口总数、工业化导致的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等，都是史无前例的；还有，热核炸弹或月球登陆或便携式电脑或乳腺癌的基因检测，总而言之，对于作为20世纪标志的知识与技术的爆炸而言，肯定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我们都生于斯世、长于斯世，所以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当前这种指数级增长式的进步是现实的永久特征，它将会并且一定会持续下去。但对历史的考察却揭示出：这种进步也许只是一种反常现象，它将会并且一定会走向终结。相信进步不朽，而不相信危机与盛极而衰的先兆，是我们的文化之主要误区。
1996年6月17日的《新闻周刊》提醒读者，我的未来观代表着一种“想象力的破产”。诚然，想象遥远将来的重大发现十分容易，我们的文化已经替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应用《星际旅行》之类的电视剧、《星球大战》之类的电影、汽车广告以及向我们保证明天将会与今天不同甚至更美好的政治辞令。科学家以及科学记者总是声称：革命、突破和梦寐以求的重大发现正呼之欲出。我所期望人们思考的是：如果在遥远的将来并不存在什么重大发现怎么办？如果我们已基本拥有了可能拥有的一切怎么办？我们不大可能发明出可把我们载到其他星系甚至其他宇宙的超光速直达飞船，基因工程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变得无限聪明与长生不老，正如无神论者斯蒂芬·霍金所云：“我们也不大可能发现上帝的心智。”
那么，等待我们的宿命将是什么？我怀疑它既不会是无所用心的享乐主义，如岗瑟·斯滕特在《黄金时代的来临》中所预见的那样；也不会是无事生非的战争，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警示的，而应是这两者的某种混合。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得过且过下去，在至福与不幸、启蒙与蒙昧、仁慈与残忍之间摇来摆去。我们的宿命不会是天堂，但同样也不会是地狱。换言之，后科学世界将不会与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天壤之别。
就像我对任天堂游戏的偏爱，我觉得，一些批评家“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的做法是公平的。《经济学人》杂志在其1996年7月20日的一期上，就曾得意扬扬地宣称，说我的“科学终结”命题本身就是反讽推理的典型案例，因为该命题说到底也毕竟是不可检验、不可证实的。但正如当年我质疑其证伪说是否可证伪时，卡尔·波普尔所云：“这是人们所能想出来的最愚蠢的批评之一！”与原子、星系、基因等纯正的科学探索的客体相比，人类文化却是朝生暮死的；一颗小行星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毁灭我们，从而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科学的终结，还有历史、政治、艺术（随便你列举）的终结。因此，显而易见 ，人类文化方面的预言，往好里说，都只不过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猜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核物理学、天文学或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所给出的预言，因为这些领域处理的是实在的某些更为永恒的方面，并且能达成更为永恒的真理。就这一点而言，我的“科学终结说”的确是反讽的。
但是，仅仅因为我们不能确知未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对某种未来趋势是否胜于另一种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一如某些哲学的、文学批评的或其他反讽性事业的成果，的确要比另一些更胜一筹，某些关于人类文化之未来的预见也是如此。我认为我给出的脚本比自己所欲取代的那些看来更合理；而且在我的脚本中，我们仍可持续不断地发现深奥的事实，关于宇宙的新事实；或者，我们也许会达到一个终点，并在到达之后获得极度的智慧，且能够驾驭自然。
《科学的终结》反科学吗
在过去的几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在以前所未闻的刺耳术语，悲叹他们所谓的“正日渐高涨的潮流”，即对科学的非理性和敌意。“反科学”这一称号被横加到各种迥然不同的靶子上，如挑战科学能导致绝对真理这一断言的后现代哲学家、基督教神创论者，诸如美国通俗电视剧《X档案》之类的神秘性娱乐节目的提供者，还包括我——这毫不足怪。因其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成就而荣膺诺贝尔奖的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就曾在1996年12月27日的《伦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指控说，如此尖刻地对待某些科学家和理论，我已经“极端不负责任地在为我们正经受着的反科学浪潮提供火力支援”。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粒子物理学家们早就把安德森打入了反科学的另册，因为他早在超级超导对撞机于1993年被最终取消之前，就曾对该项目横加指责。正如当我质问他为何总是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评判其他科学家，那他自己的信誉何在时，安德森所给的答复一样：“我只不过是看到了他们，并打了声招呼。”我在自己的书中力图去做的，不过是尽可能生动且如实地描画出自己所采访的那些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肖像，再加上点儿我个人对他们的反应。
我要重申自己在《科学的终结》一书引言部分曾说过的话：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科学记者，是因为我认为科学，尤其是纯科学，是所有人类创造中最神奇、最有意义的。我也不是一名勒德派分子，我喜欢自己的便携式电脑、传真机、电话和汽车。尽管我也强烈反对某些科学所带来的副产品，如污染、核武器以及智力上的种族歧视理论等，但我相信，就总体而言，科学已经在精神上、物质上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比富裕。科学也并不需要增加一个公共关系方面的防御炮台，抛开科学近来所引发的种种不幸事件勿论，科学仍旧是我们文化中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其威力远较后现代主义、神创论或其他装腔作势的理论为甚。科学需要——并且一定能够经受得住——言之有物的批评，而这正是我不惮浅薄所力求提供的。
某些观察家担心，《科学的终结》一书将被用来为进一步削减——如果不是彻底取消的话——研究基金作辩护；如果在联邦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公众之间出现了群情滔滔地支持我的论点的局面，我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但事实恰恰相反，白纸黑字可以证明，我并未支持进一步削减科学基金，不论是基础科学的还是应用科学的，尤其是在国防基金仍居高不下的可恶情况下。
也有人抱怨我的预言会使年轻人面对科学探索之路望而却步，对此我必须严肃对待。我书中观点的“必然推论”是由《萨克拉门托新闻》公之于众的（1996年7月18日），我自己就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假如十年之后她们问我是否认为科学之路是一条死胡同，我该怎么说呢？
我也许只能给出类似这样的回答：你们不应该因为我所写的东西而丧失做一个科学家的勇气，因为仍有许多重大而又激动人心的事情等待着科学家们去做：去发现治疗疟疾和艾滋病的更佳方法，以及环境公害更少的能源，对污染将如何影响气候作出更准确的预测，等等。但是，如果你们想作出某种类似于自然选择或广义相对论或大爆炸理论那样的重大发现，如果你们想超越达尔文或爱因斯坦，那么你们成功的机会将微乎其微。（考虑到她们的个性，我的孩子们很可能会用自己一生的行动来证明她们的父亲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詹姆斯·格莱克曾在为理查德·费曼所撰写的传记《天才》一书中，叩问为什么科学似乎已不再能产生出像爱因斯坦和玻尔之类的天才。他给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答案，认为：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爱因斯坦和玻尔，如此众多的天才水平的科学家，以至于对任何一位个体来说，要想从这一群体中脱颖而出都已变得极为艰难。我对此深有同感，但格莱克假说的严重缺失是：与爱因斯坦和玻尔相比，我们时代的天才们所面对的发现主题要少得多。
让我们再花些笔墨回到反科学的主题上来。科学界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个小秘密，就是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怀抱着明显的后现代情绪。我在书中给出了大量与这一现象相关的证据，可在此稍加回顾：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坦白承认，他对影响巨大的后现代文本《科学革命的结构》情有独钟；林恩·马古利斯宣称，他不认为存在着什么绝对真理，即使存在，他也不认为有谁能拥有它；弗里曼·戴森则预言，现代物理学在未来的物理学家眼中，将会像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在我们眼中一样古老。
对既有知识的这种怀疑主义态度应如何解释？在这些科学家以及其余的诸多知识分子看来，使生活富有意义的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真理本身；但现有知识在它得以成立的范围内是极难超越的。通过强调现有知识可能被证明是暂时的，这些怀疑主义者才能维系这样一种幻觉，即发现的伟大时代尚未终结，更深入的发现即将莅临。而后现代主义则判定：所有将来的发现，最终会被证明同样是暂时的，将屈从于另外一些伪称的洞见，以至无穷。后现代主义者情愿接受这种西西弗斯般的存在状况a，他们牺牲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所以才能对真理永远追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