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写作《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中大部分论文的时候，亚洲论述还不那么受到中国社会的关注，中国人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的命运，引导中国知识界的，也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知识精英的批判理论；关于亚洲的想象，自然很难找到合适的生长空间。即使在《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结集之时，关于亚洲的讨论，也仍然是模糊和困难的，它至多不过是附着在西方的“地域研究”名义之下的一些材料，而且这些以国别分类的材料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范畴，以证明“亚洲”作为一个想象单位的正当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风土，当时我为《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确定了“亚洲论述之两难”的副标题，以表述在进入21世纪之初的时刻，亚洲论述所面对的困境乃至陷阱。

　　孙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多年来一直从事政治思想史以及与中日关系、亚洲等现实政治有关的复杂问题研究，致力于推动东亚地区知识分子的深度对话，曾于九十年代与沟口雄三先生共同发起连续六年的“中日知识分子对话”。
　　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2002、2007）、《竹内好的悖论》（2005）、《文学的位置》（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2017）、《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2018）等。

　　★在我的学术实践中，跨文化始终是真实的问题。在困惑、纠结与怀疑的过程中，我渐渐获得了一个基本的自觉：跨文化并不是扩展知识领域的学术举动，而是一种向纵深开掘的思想行为：它要求的不是广度，而是深度。对接或者比较两种语言文化，在一种文化中引入另一种文化，可以构成跨文化的起初步骤，却不能最终完成跨文化的任务。说到底，跨文化是对自身母语文化的相对化，这个相对化只能在抵达“人类”的深度时才能完成。在以异文化作为媒介进行自我开放的时候，我经历了真实的自我相对化过程。这个过程锤炼了我的主体性，让我理解了真正的主体性需要在与他者深刻相关时才有意义。或许可以说，跨文化是确立自我不可或缺的程序。
　　——孙歌
　　
　　★孙歌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早已逸出日本史，为知识界和读者观察东亚提供了焕然一新的视角。
　　——坡州图书奖颁奖词（Paju Book Awards）

再版序遭遇他者的意义
自序命名的困难
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
实话如何实说
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
在理论思考与现实行动之间
直面相互缠绕的历史
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
鲁迅脱掉的衣裳
理想家的黄昏
日本汉学的临界点
翻译的政治
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
附录
关于“知识共同体”
文化“间”实践的可能性

　　《遭遇他者：跨文化的困境与希望》：
　　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我们没有就事论事地讨论这部电影，而是以电影的拍摄过程为切入点展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状况：在中国导演的作品中也处理过类似这部电影的内容，它们有的被禁止上演，有的却可以受到好评，而被禁的情况也绝非日本传媒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几乎中国所有的一流导演都有被禁的影片，被禁的理由却未必都是政治或意识形态原因，有时是由于官僚制的原因，有时是由于其他原因。有些被禁止上映的影片在后来上映的时候甚至获得过国家的奖项——情况是多样的和复杂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导演都不会为自己的影片被禁而停止拍摄，他们通常会立即投入下一部影片的制作，而且作品的创作和鉴赏空间也并非仅限于国内。当日本传媒把一切新的信息回收到旧有结论中去的时候，这种方式显示的是一个认识论上的严重误区，这就是无视中国这个对象的复杂性，使用简单的意识形态结论去“发现”和肢解问题。
　　于是，在《陈宝的故事》有关拍摄的“故事”里，真正的要素被无视乃至舍弃了——这些要素是：在好莱坞商业影片的冲击下，中国和日本的电影市场同样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不被好莱坞模式同化而获得自己的观众；而“被禁”的问题，只能置于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动态地加以观察。“禁止上映”作为电影生产可能遇到的一个障碍，并不是中国艺术家最忧虑的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电影市场的这种全球性的娱乐观，它妨碍了严肃的思考深入展开。《陈宝的故事》遇到的真正挑战将是，即使它顺利地在中国上演，它究竟能够获得多少观众？它是否有能力同时面对好莱坞意识形态的冲击和中国观众的历史感情记忆？
　　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一直持续进行的工作是对于相互间文化想象的贫瘠化和固定性进行揭示，力图建立动态的观察视角。尽管话题不断变换，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却在持续性地推进，这个立场就是拒绝抽象地静止地认识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和相互间的问题。2001年是一个多事之年，这个年头出现的包括日本的事件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性事件，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充分证明了所谓普遍正义性的命题假如不与具体状况的准确分析结合在一起，将引发使霸权和强盗行径正当化的可怕后果。这个世界已经不再相信抽象的说教，如何抵制假正义之名而行的霸权行径将是跨文化知识分子的重要课题。
　　知识共同体这样一个一直富有争议的名称把我们引向了一系列复杂的讨论，这些至今尚未获得一致的讨论仍将继续下去。每一次讨论总会留下很多不满足，它把我们引向下一次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欢迎“失败”的尝试，而不是成功的庆典。我们所获得的，将是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基本困境与可能性的体验和认识。
　　……

　　承蒙一页（Folio）美意，《主体弥散的空间》一书得以再版。从2002年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七个年头。这十七年里，星移斗转，物是人非，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亚洲”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开始获得公民权。在20世纪90年代我写作这本书中大部分论文的时候，亚洲论述还不那么受到中国社会的关注，中国人更多地关注的是自身的命运，引导中国知识界的，也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知识精英的批判理论；关于亚洲的想象，自然很难找到合适的生长空间。即使在本书结集之时，关于亚洲的讨论，也仍然是模糊和困难的，它至多不过是附着在西方的“地域研究”名义之下的一些材料，而且这些以国别分类的材料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范畴，以证明“亚洲”作为一个想象单位的正当性。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风土，当时我为本书确定了“亚洲论述之两难”的副标题，以表述在进入21世纪之初的时刻，亚洲论述所面对的困境乃至陷阱。
　　然而仅仅过去十七个年头，亚洲作为一个命题，却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毋庸讳言，这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迅速调整直接相关。随着亚洲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显示了自己的重要性，不仅学术界开始以“亚洲”为题推动研究与讨论，美术界也以亚洲为主旨策划美术作品展览。以亚洲命名的各种文化交流，也日益活跃于国际舞台，亚洲不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他者，它正在确立自己的主体精神。
　　但是我却有着深深的疑虑——面对今天的知识格局，我们准备好了吗？
　　在现实世界中，以万隆会议为标志，亚洲登上历史舞台，是“二战”结束之后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独立热潮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在精神世界里，亚洲的主体性确立却远不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在西方近代的殖民过程中西方文化对于亚洲的内在化，更因为亚洲需要对抗的西方精神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来自它的外部，而是内在于它自身。对于西方霸权的否定，也因此需要以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为媒介。当人们试图以中国或者亚洲直观地取代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并以此重新建构世界知识格局的时候，其实很可能是在以新瓶装旧酒——因为这一取代，很可能仅仅是依靠内在于我们自身的西方思维方式更换了一批材料。当我们自认为是在回归传统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回到近代之前吗？我们真的可以直接挪用前近代的思想资源重新分析和打造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