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平装: 616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7550258406, 9787550258402

• 条形码: 9787550258402

• 商品尺寸: 24 x 17.2 x 3.2 cm

• 商品重量: 980 g

• 品牌: 后浪出版公司

• 定价: 78元

编辑推荐

·本书出版以来60多年间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与日语，早已奠定了学术经典的地位。
·本书勾勒了古典传统影响西欧和美国文学的主要途径，范围宽广；重要作家和作品被放在与古典文化的关系下进行检视，具有其他文学史难以企及的深度。
·全书语言博雅晓畅，没有当代文学评论的学术黑话，稍具文学史常识即可顺利阅读。

名人推荐

海厄特的大著是一部地道的欧洲文学史，它当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欧洲文明，但在我看来，这部出色的著作其实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明。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
我希望海厄特的中国读者通过这本著作，让“我们”的文化也“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思想生活的重要性……和唯一不朽的财富：灵魂”。 
——雷立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海厄特不太可能把我看做他的天命读者，但在《古典传统》出版六十年后重读本书时，书中在记录古典作品对西方文学之影响时的出色编排和细节仍让我像当年一样钦佩。我与海厄特只有一面之缘，但暮年的我仍然对他的学识和热情心存感激。他的书仍然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 
——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大学斯特林人文学讲座教授
重读海厄特的《古典传统》，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它的魔力。与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语中世纪》一样，本书是古典学在20世纪中叶那个特定时代的一座丰碑，它饱含人文精神，立足保守态度，致力于复原遭遇纳粹暴行后显得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广博的内容和宏大的概览赋予了其力量。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特聘人文学讲座教授
自六十多年前海厄特的著作第一次出版后，它仍是希腊罗马文学在后世的全部故事的最佳单卷本指南。《古典传统》充分展现了这段千年历史的复杂性：海厄特不仅描绘了古典著作如何塑造了后世的读者，还告诉了我们中世纪及现代的作者如何利用古典元素创作出自己的独特作品。博学、妙语频出、恪守人文主义，海厄特的著作既全面又好读。 
——安东尼·格拉夫敦，普林斯顿大学亨利·普特南校级特聘历史学讲座教授

媒体推荐

海厄特的大著是一部地道的欧洲文学史，它当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欧洲文明，但在我看来，这部出色的著作其实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明。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
我希望海厄特的中国读者通过这本著作，让“我们”的文化也“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思想生活的重要性……和不朽的财富：灵魂”。
——雷立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海厄特不太可能把我看做他的天命读者，但在《古典传统》出版六十年后重读本书时，书中在记录古典作品对西方文学之影响时的出色编排和细节仍让我像当年一样钦佩。我与海厄特只有一面之缘，但暮年的我仍然对他的学识和热情心存感激。他的书仍然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
——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大学斯特林人文学讲座教授
重读海厄特的《古典传统》，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它的魔力。与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语中世纪》一样，本书是古典学在20世纪中叶那个特定时代的一座丰碑，它饱含人文精神，立足保守态度，致力于复原遭遇纳粹暴行后显得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广博的内容和宏大的概览赋予了其力量。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特聘人文学讲座教授
自六十多年前海厄特的著作一次出版后，它仍是希腊罗马文学在后世的全部故事的很好单卷本指南。《古典传统》充分展现了这段千年历史的复杂性：海厄特不仅描绘了古典著作如何塑造了后世的读者，还告诉了我们中世纪及现代的作者如何利用古典元素创作出自己的独特作品。博学、妙语频出、恪守人文主义，海厄特的著作既全面又好读。
——安东尼·格拉夫敦，普林斯顿大学亨利·普特南校级特聘历史学讲座教授

作者简介

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年），苏格兰裔美国古典学家、评论家、文学史家。193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系主任，1950年任拉丁语言与文学安东讲座教授（Anthon Professor）。海厄特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荷马概论》（An Outline of Homer,1935年）、《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49年）、《教学的艺术》（The Art of Teaching,1950年）、《讽刺文学的解剖》（The Anatomy of Satire,1962年）。

王晨，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译作有《黑死病》、《骑士之爱与游吟诗人》、《论欧洲》、《拷问法国大革命》等。

目录

中译本序一 
中译本序二 
序言 
前言 
第1章导言 
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衰亡 
黑暗时代 
中世纪 
文艺复兴 
第2章黑暗时代的英国文学 
盎格鲁—撒克逊诗歌 
盎格鲁—撒克逊散文 
第3章中世纪的法国文学 
骑士历险传奇 
奥维德和浪漫爱情 
《玫瑰传奇》 
第4章但丁与古代异教文化 
第5章走向文艺复兴：彼得拉克、薄伽丘、乔叟 
彼得拉克 
薄伽丘 
乔叟 
第6章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 
史诗 
史学 
哲学 
戏剧 
演说词 
中短篇作品 
第7章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 
第8章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 
第9章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作品和传奇 
第10章拉伯雷和蒙田 
拉伯雷 
蒙田 
第11章莎士比亚的古典学 
第12章文艺复兴及以后的抒情诗 
品达 
贺拉斯 
第13章转型 
第14章书籍之战 
书籍之战的进程 
第15章对巴洛克的注解 
第16章巴洛克悲剧 
第17章讽刺作品 
第18章巴洛克散文 
散文风格 
小说 
史学 
第19章革命时代 
背景 
德国 
法国和美国 
英格兰 
意大利 
结论 
第20章帕尔纳索斯和反基督 
帕尔纳索斯 
反基督 
第21章学术的世纪 
第22章象征主义诗人和詹姆斯·乔伊斯 
第23章对神话的重新诠释 
第24章结语 
简要参考书目 
注释 
出版后记

序言

中译本序一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欧洲文明是一个统一、连贯的文明单位——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的印象如此，西方人自己的印象同样如此。显然，这种印象是由西方文明通史或西方文学通史或西方哲学通史一类史书塑造出来的，如本书作者（生前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海厄特在“导言”一开始所说，“就我们大部分的思想和精神活动而言，我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
当然，我们也知道——西方人更清楚，历史上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与公元五世纪前后才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的欧洲人并非同一个“民族”。欧洲人向西移居西罗马帝国领地时，还是尚未开化的“蛮族”。用海厄特教授的话说，正是由于这个“蛮族”的入侵，“高贵而复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走向覆亡”，“被淤泥覆盖、掩埋，乃至忘却”。不过，海厄特又说，“当西方文明开始复兴和重塑自身的时候，它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海厄特显然是出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后裔，而非古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后裔，但“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使得他可以把欧洲人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维系在一起。显然，本书的写作意图是要教育移居美洲新大陆的欧洲人后裔，希望他们牢牢记住：“我们的文字、工艺和思想中许多最好的东西脱胎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创造。这没有什么可耻的。相反，无视和淡忘这点才是可耻的。”
身为“蛮族”的欧洲人的开化始于公元 12世纪，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海厄特说：
到了15至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现代文明就此奠基。……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如何诞生，希腊人如何探究其核心的力量和缺陷，民主理念如何为罗马共和国所接受并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宪法中复兴，以及我们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思想。
的确，按照西方文化史教科书所下的定义：“文艺复兴”指复兴了异教（即古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开启了回到基督教之前的古典视野——“人文主义者”的原初含义就是“古典主义者”。然而，这个在教科书中常见的定义恐怕有问题。没错，“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文主义者把学习古希腊罗马经典视为教育的基础，他们确信，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作家在语法技艺、修辞术、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方面都是欧洲人的楷模。问题在于，并非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文主义者都推崇古希腊罗马典籍。事实上，早在 14世纪末就出现了一种“全然改变的态度”，即不是复兴而是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态度，以至于首次出现了人文主义与古典的全然割裂。 一种新的政治感觉促使某些人文主义者拒斥古希腊罗马典籍中的历史认知和道德哲学，比如，出生于托斯卡纳的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布拉乔利尼早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重镇佛罗伦萨完成学业，20岁出头进罗马教廷担任文书，随后成为教皇国的政治家，从政长达五十年。虽然是僧侣政治家，布拉乔利尼也是古典迷。30多岁时（1414至 1418年间），布拉乔利尼借参加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期间造访如今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一些隐修院，收罗了不少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抄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塞罗的六篇演说辞和昆体良的《修辞术原理》全本，“据说他用了 32天时间以美丽的字迹全部抄完了这部著作”，史称自一个世纪前彼特拉克等人寻找并发现诸多古典抄本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罗马城是古迹成堆的地方，布拉乔利尼在教廷任职期间经常探寻碑铭，50岁那年还写下了《罗马城遗迹考述》。
然而，布拉乔利尼既是古典迷也是疑古者。他虽然热爱古书，却并不信任古代作家的见识。在他看来，当今的时代尽管可能很悲惨，仍然比古希腊罗马优越。这一看法并非由于他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天才们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而是由于他感受到非常切近的来自西亚蛮族的威胁：布拉乔利尼的整个一生都在目睹土耳其人重新向西推进，并在去世前六年（1453年）得知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对中欧和西欧的威胁，使得具有古典学养的布拉乔利尼非常敏感。希罗多德的《原史》所记叙的古老的希波战争绝非仅是远古的故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尤其帖木尔（Tamerlane或Taimur/ Timur，1336—1405年）的辉煌战绩，让布拉乔利尼想起当年的克瑟尔克瑟斯（Xerxes，旧译“薛西斯”）。在布拉乔利尼看来，就战事规模和指挥才能而言，帖木尔的战功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所有著名战役。他由此想到，古希腊罗马史家的见识未必就是万世宝鉴。如果当今时代有比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伟大得多的行动，为什么要崇拜古人的功绩，为什么欧洲人应该看重古代作家的见识？难道欧洲人不应该讲述自己的故事，提炼自己的政治经验？为了讲述意大利人自己的生存经验，布拉乔利尼写了哲学作品（如《论人生的悲惨》《贵族论》）、政治作品（如《那不勒斯王国内贵族们反对斐迪南一世的阴谋》）以及史书《佛罗伦萨史》（ Poggii Florentini Oratoris et Philosophi Opera，Basel 1538； Poggii Florentini Historiae de varietate fortunae libri quatuor，Paris 1713），还留下了许多饱含新政治经验的书信。
比布拉乔利尼晚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向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直接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布拉乔利尼对欧洲人“要名垂不朽的野心和欲望了解很少”（布克哈特语，前揭书，162—163页）。马基雅维利学富五车，有丰厚的人文主义古典学养。然而，他的重要著述有一个基本特征：看重欧洲人自己的政治经验、鄙夷古希腊罗马人的教诲。我们在《君主论》的献辞中可以读到，马基雅维利说要向现代君王推荐他自己“依靠对 cose moderne［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钻研 delle antiche［古代大事］得来的知识。言下之意，他要传授的并非是古希腊罗马贤明的教诲，而是他自己研究现代大事的心得。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经典是无用的东西，对当今现实政治没有指导作用。大部头的《李维史论》表面上是一部古罗马史评鉴，甚至堪称一部关于古典文学的著作。按照人文主义的态度，这种著作应该把古史中的经验当作古典范例来研习，马基雅维利却在书中通篇对古典范例明褒暗贬。如施特劳斯所说，“《李维史论》一方面模仿古代，听命于古代作家的教导，另一方面则阐述全新的范式和秩序，实际上在与古典传统彻底决裂”。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决裂的心志来自于这样一种抱负：让自己的祖国摆脱罗马天主教支配，成为自立自主的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废黜基督教的《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权威。《君主论》各章标题用的是传统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行文却是当时的意大利语俗语，这绝非偶然之举。我们知道，在罗马天主教主持下，中古时期的西欧形成了一个统一信仰的基督教共同体，拉丁语成为通行的书面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用俗语写作，要表达的是西欧各王国力图摆脱基督教共同体的政治诉求。抬高“现代［俗语］作家”的地位，无异于抬高新生的日耳曼诸王国自身的地位。在 16世纪末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已经发出废黜古人写作楷模的呼声——史称“反西塞罗主义”。布克哈特早就告诉我们，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史家用意大利语写作，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的拉丁语写作不能与优美的西塞罗风格争短长，“而且也因为他们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只能用活的语言来记载自己直接观察所得的现实的结果……也因为他们最终希望：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看法能够产生一种尽可能广泛而深远的实际影响”。虽然古希腊罗马文明被西方基督教官方判为“异教”，西方基督教的教养实际上以古希腊罗马经籍为基础。人文主义作家的写作要求获得自己的政治位置，必然要废黜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权威，否则俗语写作就永远只能是模仿者。
还可以提到法兰西王国的例子——路易·勒华（Louis Le Roy，1510—1577年），这位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文主义代表，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了不少古希腊经典，有“法语柏拉图”的美誉——直到今天，他的译作依然受到学界推崇。然而，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勒华主要用母语写作，为的是记叙法兰西王国的政治经验：如《思考法兰西历史和普遍历史》（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et universelle，1562年）、《论政治技艺的起源和卓越》（De l’origine et excellence de l’art politique，1567年）、《论君主制》（Traité de la monarchie，1570年）、《论君主政体的卓越》（ De l’excellence du gouvernement royal，1576年）、《论宗教多样化在人群中引发的动乱或纠纷》（Des troubles ou différends advenant entre les hommes pour la diversité des religions, 1599年）。勒华最著名的传世之作是《论变迁，或世间万物之千变万化》（ 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s choses en l’univers，1575年），这部作品内容包罗万象，尤其追溯了文学和武器从古至今的变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勒华表达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厚今薄古论。 勒华看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西欧人发现了好些甚至古人也不知道的东西：新的海洋、国家、种族、习俗、法律、矿物、蔬菜、动物、天体——这使勒华觉得，古希腊罗马圣贤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勒华甚至相信，任何伟大时代的到来都以一场伟大的战争为开端，文明的繁荣必须以战争为前奏——比如，希波战争之于雅典，亚历山大的征战之于希腊化时代，恺撒的征战之于罗马帝国文明。勒华觉得，帖木尔在纪元 1400年前后的战绩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
始：正是在帖木儿统治期间，彼特拉克开启了从前封闭的图书馆，拂去蒙在古代作家优秀书籍上的灰尘。依据这样的历史观察，勒华尝试用非基督教的观念来描述历史和划分文明时期，由此催生了所谓“现代”观念。表面上看，勒华用来取代基督教历史神学观念的思想资源是古希腊自然哲人的自然“变迁兴衰”论，实际上，他的新历史观的感觉来自帖木尔的战争——倘若如此，我们很难断言，欧洲现代文明的奠基凭靠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理念。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英格兰王国的培根——这位伟大的英格兰人文主义者直接受惠于马基雅维利和勒华的见识。 历史刚刚进入 17世纪之时，44岁的培根就用通俗的散文笔法写了《学术的进展》（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年，明万历33年），这仅是他计划写作的共六个部分的大著《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从书名来看，培根似乎要“复兴”古希腊的文明遗产，其实，他的志向是用“新工具”和“新科学”取代古希腊罗马经典。几年之后，他以马基雅维利式的笔法用拉丁文写了《论古人的智慧》（1609年），表面上依从古希腊作家的教导，实际上表达的是与古希腊文明彻底决裂的决心和计划。早在《学问的进展》中培根就已经明确提出，不假思索地遵从古代权威，任何学问都会无所建树。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

世界的老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属性，而不是古老生命生活的早期时代。虽然在我们看来，那个时代要老一些，但就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那个时代才是年轻的。 

这话的意思是：如今的欧洲人才是经验丰富的老人，相反，远古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倒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从布拉乔利尼到培根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自觉地拒斥古希腊罗马文明经验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其原因在于：西欧各日耳曼王国和城市共和国作为新政治单位的形成，促使各国智识人力图凭靠新的政治经验建立新的政治原则。可以说，“文艺复兴”标志着新欧洲诞生时欧洲新知识人力图摆脱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决心：人文主义者在延续欧洲古老的文明传统的同时，也在与之决裂，以便打造日耳曼的新欧洲文明。
基于上述例子，我们难免会对这样的说法心生疑问：“15至 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现代文明就此奠基”——西欧的“现代文明”真的奠基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理念之上吗？再说，17世纪末期，西欧学界不是爆发了著名的“古今之争”吗？ 1688年，年仅 31岁的法兰西文学青年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年）发表了名噪一时的小册子《关于古人与现代人的离题话》（ 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1688年），这位著名戏剧作家高乃依的侄子早年在里昂耶稣会学校读书，因迷拜笛卡尔数学原理转而专攻数学哲学。在培根和笛卡尔的新科学精神激发下，年轻的丰特奈尔尝试用通俗对话体推广新科学知识，成为最早的法语科普作家。他的处女作《死人对话新篇》（ Nouveaux dialogues des morts，1683年）模仿古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死人对话》，让各色古人与各色今人（比如苏格拉底与蒙田）展开对话，其实是在贬低古人，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仅仅三年之后，丰特奈尔又发表了名为《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 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1686年），假托与一位少妇对话宣传新天文学。 这一次他造成了轰动效应，毕竟，太阳围绕地球转在那个时候还是人们的常识。从书名来看，《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显然受到伽利略在 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 1638年出版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的启发。
《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给时年不到 30岁的丰特奈尔带来巨大声誉，伏尔泰后来称之为“把优美的文笔运用于撰写哲学著作”这一“精巧技艺”的首例。在丰特奈尔的激发下，法兰西学院院士、诗人佩罗发表了贬低荷马以及其他古代诗人的对话作品《古人与今人对比》（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两卷，1688年），名噪一时。他贬低古希腊诗人的理由是：古代诗人的智识根本无法与现代欧洲哲人或自然科学家的智识相比，因为，17世纪的自然科学思维比古老的诗性思维更为可靠。毕竟，荷马在天文学、几何学、自然学方面的知识实在贫乏，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在佩罗看来，知识和文雅得靠时间的推移来形成，因此，与当今的法兰西或英格兰相比，古希腊罗马文明远算不上开化。
1690年，英国文人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年）发表了《论古今学问》（ Essay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一文，他对当时贬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欧洲主流知识分子说：在哪些学科方面我们可以声称超越了前人呢？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内，除了笛卡尔和霍布斯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哲人能够具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对于笛卡尔和霍布斯，我在这里不做评判。我仅仅要说，按照当今学者的意见，他们俩绝没能掩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其他古人的光辉。
坦普尔爵士的观点与丰特奈尔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见当时的欧洲知识界的确有服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文人和学人。问题在于，为西欧“现代文明”打下地基的人并非坦普尔爵士这样的政治家和文人，而是笛卡尔和霍布斯这样的新派哲人，他们恰恰以背离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笛卡尔（1596—1650年）比培根小 35岁，他追随培根提出的首要要求是改变思想“方法”，以便让欧洲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他用普通法国人都能看懂的法语撰写了小册子《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年），但匿名出版。出于怀疑希腊人在数学和机械论方面是否比现代欧洲人更在行，他主张区分两类知识：凭靠数学理性认知获得的科学知识和源于熟识（connaissance）的偶然知识。在他看来，后一种知识只能通过语言和历史经历来获得。显然，欧洲人不可能靠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历史经历来获得关于自己的欧洲王国的偶然知识。因此，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来讲，掌握法语或大不列颠语应该比掌握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更重要，知道如今的欧洲哪怕最小的王国的历史经历也比知道古罗马帝国的历史经历更有优先性。笛卡尔的这一主张明确排除古典作家在教化方面的权威地位，切断了欧洲人的教养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关系，由此引出了改革人文主义文教科目的诉求：人文主义式教育只会把欧洲人培育成一个古代人，基于数学理性的新式教育才会把欧洲人培育成现代人。
霍布斯 23岁时做过培根的秘书，在培根指导下研究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著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译成了英文（1629年出版），后来还翻译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概要》（ A Briefe of the Art of Rhetorique，1637年出版）——按理说，霍布斯算得上学有所成的人文主义者。然而，他写下的名垂千古的《利维坦》（1651年）却凭靠笛卡尔的数学理性公开挑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废黜基督教的政制法权，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状态”学说，彻底置换了欧洲政制的法理基础。如果霍布斯是公认的现代欧洲政治观念的鼻祖，怎么能把现代欧洲的“民主宪法”视为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复兴呢？毕竟，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思想中很难找到基于“自然状态”的契约论政制法理。
佩罗发表贬低古希腊罗马诗人的《古人与今人对比》的那一年（1688年），英格兰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发动宫廷政变，废黜詹姆斯二世，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回国执政；次年，英格兰议会颁布《权利法案》确立议会式君主立宪制，剥夺了君主的主权，史称现代民主政制的先声……1701年，坦普尔的学生斯威夫特匿名发表了小册子《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A Discourse of the Contests and Dissent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the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这篇论说文从讨论古希腊罗马的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入手，过渡到集中讨论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引发的政争，意在让时人思考英格兰民主新政的优劣。
国家的权力均衡一旦正式确定，最为危险和愚蠢的做法是对于民众最初的夺权行为作出妥协。这样做通常是为了逃避无理取闹，以获得安宁，或者把妥协当作仅供买卖的商品。这等于拆掉整体去满足一时之需，是江湖庸医的止痛疗法，将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迁就孩子，他会顺从满足；稍微迁就一下恋人，他就会满足，不再有其他要求，于是希望用小小的让步使民众满足。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哪一个公民大会，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它在起初夺权时得到了一点点满足就从此安于现状，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公民大会曾经清楚、提出或宣布他们的权限，那么我们才有希望通过思考、讨论和辩论调整权力均衡。然而，既然所有事实显而易见均非如此，我认为，在稳定的国家里不必要采取其他措施，那些被托付重权之人应该持之以恒，坚定信念，永远不要让步于民众的无理取闹，不要使国家有一丝的裂痕，否则无数的权力滥用和争夺迟早必定强行涌入。（Ellis编本，页115）
议会民主制对西方人来说的确不是现代才有的，古代的雅典和罗马都有平民议会建制。在斯威夫特看来，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在任何时代都难免，最好的政制是权力均衡的政制或者说混合政制。在总结古希腊罗马的政治经验时，斯威夫特认为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重大议事机构有时抛出无知、鲁莽、错误的决议，常常让我感到诧异。这使我意识到，民众的议会也会犯个人所能犯的所有问题、蠢事和邪恶。（同上，页120）

按照斯威夫特所总结的古希腊罗马的政治经验，我们实在很难看出现代欧洲的民主政制观念以及新欧洲人“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思想”。
海厄特的大著是一部地道的欧洲文学史，作者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衰亡”和日耳曼“蛮族”文学在“黑暗时代”破土而生起笔，描绘了欧洲“蛮族”文学自中世纪至 20世纪初的成长历程。日耳曼“蛮族”相当于我国六朝时期才移居原西罗马帝国领地，这些“蛮族”在罗马天主教羽翼下走向开化的时候，我国已经进入高度人文化的宋帝国时代。海厄特专辟一章介绍“古今之争”（参见第 15章《书籍之战》），可见他对现代欧洲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关系中隐含着的深刻断裂心知肚明，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让自己的美国读者看到的是：现代欧洲文明与古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种种内在关联。海厄特显然意识到，无论现代欧洲文明凭靠商业和科学技术获取了多少财富、创造出何等强势的军事大国，文明年齿的短板毕竟不利于教化富裕且有航母掌控全球海洋通道的大国的国民。海厄特的这部大著当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欧洲文明，但在我看来，这部出色的著作其实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明。毕竟，当我们热烈拥抱现代欧洲文明时，我们正在打造的现代中国文明难免会与中国古代文明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断裂——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牢牢记住：我们的文字、工艺和思想中许多最好的东西脱胎于我们古人的创造。欧洲人无视和淡忘希腊人的创造，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耻——毕竟，他们与希腊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如尼采所说，他们的确曾致力于这种无视和淡忘。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无视和淡忘我们古人的创造，才是实实在在的可耻。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2015年 6月

后记

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总是让人获益良多。然而进行这种研究，无论是“实证”地考察某位作家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对文本中某种表达的隐秘根源进行探究，都需要研究者同时具备渊博的历史、文学知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一项优秀的影响研究，总会让人们对文本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获得更多的了解，让文本在历史和文学史中的坐标变得更加清晰。
进行影响研究的另一个难点是，研究者往往需要对处于不同时空、使用不同语言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至少需要掌握这两种不同语言各自的文学传统。而本书的主题——希腊一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更是需要对希腊以降的古典文学以及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传统如数家珍，不啻于一项赫拉克勒斯的壮举!直到这部巨著于1949年出版前，没有哪本书能够完整描绘这个影响过程。而在66年后的今年，当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之际，受邀作序的哈罗德·布鲁姆仍然为它的广博和精细而感喟。
然而，这部巨著的精神内核：一种今天会有人觉得已经过时的人文主义、一种今天会有人习惯性地视做欧洲中心论的文明观、一种今天会有人觉得毫不实用的教育理念，使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一部文学研究的经典，更是一座西方文化的崇高与优美的纪念碑。当我们在这个日益信息过载却又时刻感到空虚无聊的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像蒙田和莎士比亚那样回归古典作品，得到丰厚的滋养和慰藉的激励。作者把他的劝诫和忠告铸进全书的结语——人的真正职责并非罔顾需求地扩张权力和积累财富，而是丰富和享受他唯一不朽的财富：灵魂。
在中国，作者有一句话更加为人熟知：一本写得很糟的书，只不过是一宗大错；而一本好书的拙劣翻译，则堪称犯罪。我们感谢译者以晓畅明晰的译笔再现了原著的典雅和优美。这部巨著包罗万象，翻译和编辑难度极大，希望方家能够不吝指出存在的错误，帮助我们完善这个译本，以惠读者。在此不胜感谢!

文摘

第1章 导 言 
在许多方面，我们的近代世界是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延续。当然也有例外，特别是医学、音乐、工业和应用科学。但就我们大部分的思想和精神活动而言，我 们是罗马人的孙辈，是希腊人的重孙。其他因素也参与造就了今日的我们，但希腊—罗马人的影响无疑是最强烈和最广泛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文明不仅会面貌迥异，而且将贫瘠得多，显得更加支离破碎、缺乏思想和流于物质。事实上， 无论曾积累起多少财富，经历过多少战争，完成过多少发明，它都将配不上文明 这一称呼，因为它在精神成就上会有所欠缺。 
希腊人及其学生罗马人创造了一种高贵而复杂的文明，它的繁荣持续了一千年，直至因为遭遇一系列的入侵和内战、瘟疫、经济危机，以及行政、道德和宗教灾难而走向覆亡。作为如此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文明，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人类慢慢重建西方文明的痛苦岁月里，它的一些东西被保留了下来，虽经改造但未被摧毁。但它的大部分为一波又一波的蛮族所吞噬，被淤泥覆盖、掩埋，乃至忘却。 欧洲一步步倒退，几乎堕入野蛮社会。 
当西方文明开始复兴和重塑自身的时候，它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希腊和罗马文化。除非物质载体被彻底摧毁，伟大的思想体系、意义深刻而技艺高超的艺术品并不会消亡。它们没有变成化石，因为化石没有生命，无法复制自身。只要找到接收自己的头脑，它们就会获得重生，并让那个头脑变得完善。 
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再度唤醒了欧洲人的头脑，并改造和激发了它，这正是黑暗时代结束后所发生的。其他因素也在觉醒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没有哪一个的作用更加强烈和广泛。这个过程始于公元 1100年左右，伴随着偶尔的停顿和挫折，它的进展越来越快。到了 15至 17世纪，西欧接受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与理念，并迫不及待地吸收了它们。同时，部分通过模仿，部分通过将其改编运用到其他媒介，部分通过受其强烈刺激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和思想，近代文明就此奠基。 
本书试图描绘的仅仅是文学领域在上述过程中的概况。我们同样可以从其他许多极其有趣的视角来审视该过程。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如何诞生，希腊人如何探究其核心的力量和缺陷，民主理念如何为罗马共和国所接受并在近代社会的民主宪法中复兴，以及我们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在法律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英美、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拉美国家以及天主教会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支柱是由罗马人开凿的。（没有罗马的帮助和刺激，我们不可能将其建设成今天的样子。我们的文明在某些发明上建树颇丰，特别善于征服物质世界，但在其他方面就不行了。鉴于我们缺乏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哲学体系的能力，完全靠自己建立起一个像罗马法那样坚实宏伟的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在哲学和宗教、语言和抽象科学，以及美术上——特别是建筑和雕塑——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的文字、工艺和思想中许多最好的东西脱胎于希腊和罗马人的创造。这没有什么可耻的。相反，无视和淡忘这点才是可耻的。与人类的生活一样，对文明而言，现在是过去的孩子。只不过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可以选择最好的作为自己的祖先。
不过，本书将仅仅着眼于文学，涉及生活中其他领域的内容则只是出于描绘重要文学事件的需要。这里的“文学”指的是用近代语言及其直接先祖写成的作品。虽然至少到 1860年前，拉丁语一直被用作书面和口头语言，虽然它不仅是古代也是近代的欧洲语言，弥尔顿和兰多、牛顿和哥白尼、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部分甚至全部最好的作品都用拉丁语写成，但是近代拉丁语作品与我们时代其他欧洲文学作品的历史差别很大，必须加以区分。话说回来，拉丁语作为一门独立语言继续存活了如此之久，并且在某些场合（如弥撒）沿用至今，这本身就证明了古典文化是我们文明核心而活跃的一部分，而思想则比语言活得更久。

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衰亡
今天，人们并不总是能认识到希腊—罗马文明的高贵和广泛影响，它如何帮助欧洲、中东和北非维持了许多个世纪的和平、开化、繁荣而幸福的生活，以及当它被蛮族和入侵者破坏后我们失去了什么。直到几代人之前，它在许多方面都要优于我们自己的文明，甚至可以说全面占优。然而，人类进步的景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会认为现代文化要优于之前的任何东西。我们还忘记了人类是多么善于和乐于开倒车：各种野蛮力量仍然蠢蠢欲动，就像有人耕作的岛屿上的火山，它们不仅能伤害文明，还会将其变成炙热的荒漠。
当罗马帝国处于鼎盛之时，法律和秩序、教育和各种技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文学几乎过剩。在众多行省的大量城镇中都有许多铭文保存下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确信大部分人口（即使不是全部）都具备读写能力。文盲（就像在今天的美国）很可能只是最穷苦的工人、 最不开化的移民、农场上的奴隶及其后代，以及偏远林间和山区的居民。 但持续两三代人的战争、瘟疫和革命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文化。在帝国各地相互争斗的北方蛮族中间，文字不仅罕见，甚至还被赋予了一定的魔力。卢恩文字（ Runes）事实上只是北欧人使用的字母表，却被认为能够起死回生，对人和自然施加魔法，让武士甚至神祇不可战胜。 rune一词的本意是“秘密 ”。认为书写的目的是保密，这样的民族何其愚昧落后！无独有偶，我们用于表示“魔力”的 glamour一词本意却是“语法”，即书写的力量。在黑暗时代— —约公元 7世纪— —西方文明几乎倒退至它在约公元前 11世纪兴起时的水平，甚至比荷马时代更加野蛮和落后。纵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全书，记号和符号相当常见，但提及文字的只有一处，并且描述方式含糊而又险恶。就像在原始版本的野蛮故事中，哈姆雷特的侍从们在出使英格兰时随身携带着“刻在木头上的书信 ”，柏勒洛丰 （ Bellerophon）得到“一块刻有要求取其性命的致命符号的折叠蜡板 ”。 和卢恩文字一样，它们也是罕见而不寻常的。 欧洲人再次堕入了蛮荒时代，他们的倒退不仅反映在文字理念上，也可以在对罗马各行省的考古发掘中看出，其中一些地方后来恢复了昔日的荣光，比如不列颠，另一些则仍然没能达到罗马人统治下的文明水准，比如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北非。在俯瞰山谷或者河流的地方，发掘者可能会找到一座宽敞舒适的乡间别墅的遗址，别墅不仅配备有各种精巧的生活设施，其马赛克地板和雕像残片还体现了艺术品位。别墅被废弃了。有时，半开化的后人可能会在废墟上建起临时的栖身之所，但他们只是修修补补，而不是重建。然后会出现新的焚烧和破坏的痕迹，再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在随后的许多个世纪里，整个遗址被泥土慢慢掩盖，树木在比带有纹饰的地板高得多的地方扎根。 文艺复兴所做的正是在淤泥中向下挖掘以找回失去的美，并模仿和超过它们。我们延续了这项工作，并且走得更远。但现在，我们周围却开始出现了可能是新的黑暗时代的废墟。 

黑暗时代 
在黑暗时代，文明并未完全消亡。那么，有多少文明留存了下来，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演变实现的呢？ 
首先，希腊—罗马世界的语言留存了下来，但二者命运迥异。 
希腊语曾在东地中海广为流行。它不仅是具有希腊血统的民族的语言，在埃及、巴勒斯坦等地也被使用。 简单的希腊语口语是拥有各自语言的近东国家间标准的交流用语：这就是为什么《新约》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在意大利大部、西欧和北非，人们说拉丁语。在拉丁语面前，这些地方的数十种土著方言和像迦太基语这样的被征服民族的语言几乎都消失了，完全没有留下书面传统，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留有少量痕迹。不过，即使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帝国也不是由拉丁语一统天下，而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双语世界。由于希腊语的灵活性，罗马人自己也将其用作社交和学术语言。当然，民族主义感情确保了他们（除了少数异类）不会完全抛弃拉丁语。不过，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几乎所有的上层罗马人不仅在哲学探讨和创作文学时使用希腊语，他们在社交对话甚至做爱时也会用到它（在腓特烈大帝的宫廷和 19世纪的俄国，法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在并不太遥远的记忆中，一些巴伐利亚的贵族家庭从不在家里说德语，他们总是说法语）。在被谋杀的那一刻，尤利乌斯·恺撒说的是希腊语，而马可·奥勒留皇帝的私人精神日记也是用希腊语写的。
然而在 4世纪，这两股汇聚起来缔造了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的语言和文化泉流再次分道扬镳了。罗马帝国分裂是造成这种后果的首要原因。公元 364年，当帝国再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被治理和防卫时，它被一分为二：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控制着西部的帝国，定都米兰；他的弟弟瓦伦斯（Valens）控制着东部的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从此之后，尽管双方仍有频繁接触，东西方的分歧开始越来越大。公元 476年，双方的裂痕更是突然加深。这一年，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他名字中的罗慕路斯让人想起了罗马城的奠基者，而奥古斯图卢斯的意思则是“小奥古斯都”）被黜，他的权力落到了那些半蛮族的国王之手。东西方的矛盾从此愈演愈烈。在经过了 8世纪和 9世纪的严重分歧后，基督教会终于在 1054年分裂了，教皇把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革出教门，并将东正教会斥为异端。冲突最后演变成事实上的战争。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代表西方罗马天主教传统的法国和威尼斯基督徒军队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希腊基督徒的城市。帝国之间的这次分裂对现代世界仍有强大影响。欧洲西部和中西部的异教徒在罗马教会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而在俄罗斯和巴尔干，皈依工作是由君士坦丁堡完成的。二者的分界线位于波兰和俄罗斯之间，这从它们的文字中可见端倪。虽然波兰语和俄语是近亲，但波兰（公元 965年皈依罗马教会）用的是罗马字母，而俄罗斯（公元 988年皈依君士坦丁堡）用的是希腊字母。不过，东西方的近代君主都自称恺撒——在西部的叫法是Kaiser，在东部则是 Czar或者 Tsar 。早在君士坦丁堡之劫前很久，希腊语在西方就已被遗忘。而直到 1453年被土耳其人征服前，它一直是东部帝国的官方语言。即使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它仍以一种俗化了的形式流行于希腊本土的部分地区和一些岛屿。它留存至今，并长期保留了历史上的名字“罗麦语”（Romaic） ，即罗马帝国的语言。但在黑暗时代，除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挖出的涓涓细流，希腊文化和欧洲西部的联系被切断了。直到数百年后，它才回归西方，及时逃过了野蛮的土耳其人在其家乡对它的摧残。
拉丁语的命运有所不同而且更加复杂。它通过三条而不是一条途径留存下来。
首先，它通过七种现代语言和一些方言留存了下来，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普罗旺斯语、科西嘉方言、撒丁岛方言、罗曼什方言（Romansch）和拉登方言（Ladin）等。
上述语言和方言并非脱胎于我们从西塞罗的演讲和维吉尔的诗篇中所读到的书面拉丁语，而是来自士兵、商人和农民所说的更加通俗的“基本”拉丁语。但7无论是结构抑或情感，它们在根本上都是拉丁语。正是通过这些说拉丁语的民族，大部分古典文化得以被传播到西欧和美洲。
另一条途径是天主教会。在这点上，它的经历更为复杂。教会的信众是说通俗拉丁语的普通民众，为了迎合他们，教会最初故意将自己使用的口头和书面拉丁语变得通俗和口语化。《圣经》被翻译成通俗的拉丁语，以便于“民众理解”。许多教父一再指出，自己对优雅的古典语言及其风格不屑一顾，甚至对其语法也毫不关心。他们的目的只是让每个人都能理解福音书和布道文。（比如，好战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就曾对古典教育痛加斥责，表示自己所说所写的口语化和不合语法的拉丁语才是唯一适合基督徒教育的语言。圣本笃会修道院的戒律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晚期拉丁口语词汇和语法的最佳记录之一。）
然而，随着蛮族入侵的继续，帝国的行省变成了独立的王国，拉丁口语也开始分裂，逐渐发展为上面提到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同时，它们沿着不同的方向渐渐远离了《圣经》和教会使用的通俗拉丁语。这时，教会做了其历史上最大胆的决定之一：究竟应该将《圣经》、祈祷文和仪式翻译成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各种语言，还是保留原先的拉丁语形式？这种原本通俗的拉丁语现在正变成死语言，它被人遗忘，必须通过学习来重新掌握。出于统一的考虑，教会选择了后者，于是通俗拉丁语《圣经》所用的拉丁语成了一种晦涩而学究的语言，虽然它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众理解教义。于是，无论是从小说古爱尔兰语的爱尔兰僧侣，抑或从小说原始法语土话的法国神父，出于职业需要，他们从此都不得不学习教会拉丁语。对他们来说，学习古典拉丁语就更加困难和恼人了，这种语言更加精巧，拥有不同的词汇甚至使用不同的语法。很少有教士这样做，而且在教会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反对任何古典文明研究的强烈呼声，因为那是一个腐朽、死亡和受诅咒的异教徒世界的作品。
不过，古典拉丁语言和文学还是在教会的图书馆和学校里留存了下来。除了保存抄本，作为修道院戒律的一部分，僧侣们还抄写了副本。一些作品被教给程度较高的学生，水平较高的老师则会对作品加以注疏。但许许多多其他作者的作品部分或全部地永远失传了。与基督徒作者相比，异教徒的作品更难幸免。知识性的作品比情感和个人性质的更可能留存下来。于是我们拥有了许多不太重要的地理学家和百科全书学家的作品，却很少见到抒情诗和戏剧诗——虽然在希腊—罗马世界的鼎盛时期，人们对纯粹诗歌的重视要远远超过二手知识。道德批评家的作品比不道德作者的更有可能留存：所以讽刺诗人尤维纳尔（Juvenal）的作品流传了下来，而贺拉斯（Horace）也主要是以讽刺诗人的形象呈现在后人眼前的。但卡图卢斯（Catullus）流传至今的只有一份保存在其家乡维罗纳的抄本，而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则几乎永远失传了。
此外，黑暗时代的学者们更可能阅读和抄录那些在时间上与其更加接近的作品。今天，我们可以像飞行员俯瞰整条山脉那样全景式地审视古典文明。但在 6世纪或 9世纪，学者们就像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近处的山峰对他们而言显得陡峻而壮观，远一些的即使更高也显得相对不起眼。所以他们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那些相对不重要但年代上更晚近的作者身上。
古典文化在黑暗时代留存的第二个主要渠道是宗教。尽管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文明，但东西方的教会还在其中加入了非犹太起源的元素。譬如，它的早期支持者引入了一些民间传说。宣示和平与幸福的新时代来临的婴儿以神奇的方式诞生，这是异教徒时代最后几个世纪里所有地中海民族的梦想。它出现在年轻的维吉尔写于耶稣诞生前四十年的著名的美丽诗篇中 13：《马太福音》第 1、2节讲述的故事与耶稣的真实生活和所传之道无甚关系，在其他福音书中被略去了。不久，希腊哲学也被加了进来。耶稣本人的传道很难被纳入单一的哲学体系，但基督教的攻击者和辩护者们以哲学为基础，对上帝派遣耶稣下凡的目的、异教神祇的存在、基督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圣奥古斯丁在自传中的确说过，将其头脑引向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的正是西塞罗的哲学导论《霍腾修斯篇》（ Hortensius）。通过他和其他许多教父的作品，古典哲学存活了下来，它转而为基督教服务，并流传到现在。与古典哲学的传播相比，罗马人的法律和政治意识也通过教会留存下来，这更为重要。即使在罗马帝国解体并被蛮族王国取代之后，西方教会仍然沿用了罗马法。从 6世纪的一部早期日耳曼法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尽管在原理上有所发展，但并未有实质性改变。 16教会法脱胎于罗马司法制度在教化方面的伟大成就，在整个黑暗时代，它不仅延续了罗马法的方法和原理，还传承了这样的基本理念：法律是公义的持久化身，修改法律时要极为谨慎，法律总是高于任何个人或群体。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地区相比，该理念在西欧、美洲和英语世界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应该将之归功于罗马。
教会是罗马人政治意识的主要继承者，但它同样也在查理大帝等君主身上得到了复兴，这种意识使西欧免于陷入巴尔干式的无序。尽管罗马不是基督教发源和开始壮大的城市，尽管公元 1世纪末的一位罗马饱学之士对于基督教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近东接触过它 17，我们还是本能地感觉到，如果把天主教廷从罗马搬到耶路撒冷将会摧毁它的一种重要价值。而尽管天主教在南美比在欧洲拥有更深厚的根基，将教会中心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里约热内卢就更为不妥了。首先感到这一点的正是圣徒保罗：就像斯宾格勒（Spengler）指出的那样 18，保罗没有前往埃德萨（Edessa）和泰西封（Ctesiphon）这些东方城市，而是来到了科林斯10（哥林多，Corinth）和雅典，然后是罗马。天主教会是罗马帝国的精神后裔。圣奥古斯丁早就在他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中指出了上述传承关系，但丁也再次强调了它。这种关系是必要的。甚至教会势力的地理分布（美洲除外）也和罗马帝国的版图极为相似。此外，教会拥有庞大的组织，包括唯一的地上统治者、由 70名“教会王公”组成的元老院 、由可靠的管理者确保各省的安全、向反叛或未征服地区（未皈依地区）派遣远征军，它还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技巧、庞大的财富和不屈的坚忍，因此教会不仅对应了帝国的结构，而且还是唯一能与罗马相媲美的持续有效的国际体系。
最后，一些关于希腊—罗马的历史和神话知识也在黑暗时代中留存了下来，尽管不少经过了夸张的篡改和简化。当时的许多（甚至大部分）人缺乏历史纵深感。早期的画家们会在同一画面中混合时间上相去甚远的场景，或者在同一平面上描绘出属于不同透视位置的人物，仅仅用大小来区分他们。类似地，黑暗时代的人也把眼前的和遥远过去的，历史的和虚幻的混为一谈。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非文字作品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法兰克之匣（Franks Casket）。这只用鲸鱼骨雕刻而成的盎格鲁—撒克逊匣子完成于约公元 8世纪 20，匣子上描绘的六幅英雄场景属于至少三个相距遥远的时代：

罗慕路斯、雷慕斯和两条狼（约公元前 800年？）；
三博士来朝（公元 1年）；
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公元 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