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噢，孩子们”，来自尼克·凯夫（Nick Cave）的《噢，孩子们！》（O Children）——作为配乐，曾出现在电影《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主人公长大成人，开始直面且改变世界，他们在摸索中奔向未知，在迷途中回望时，收音机里传来这首歌曲。

20世纪，这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具体而微地塑造了我们今日的处境和我们思与行的方式，然而其真实的展开过程却变得愈发陌生，难以辨认。数十位21世纪出生的孩子，经由家庭史写作，溯游而上，返归故乡，重新发现自身所承载的父辈经历的烙印。

这些家庭史作品，打开了宏大历史的另一面，从最日常的家庭生活里，寻找更多细腻的叙事，寻找个体与时代的牵连。孩子们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不仅是一次客观的历史复现，还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跨时空对话。

守望、变革、迁徙、归航——通过千禧一代孩子的眼睛，遥远的家族记忆被唤醒、被凝视、被追寻。跨越代际的对话与共振，掉落出一张张社会学意义上的“样本切片”，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家庭内在的精神联结。

下南洋、闯关东、留学潮……千禧一代家庭的20世纪，蕴含着太多普通劳动阶层的理想、情感和生命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交错。那些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故事，不仅是私家历史，也汇成了国家崛起线性时间背后真正的重量。

书写这些细小的个人、家庭足迹，是纪录“大历史”中的“私人史”，也是纪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波澜壮阔的家族奋斗史和随社会思潮悄然变化的个人观念史。

【内容简介】

《噢，孩子们——千禧一代家庭史》选取二十多位北京大学本科生的家庭史作品，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祖、父辈或下南洋，或闯关东，或在东北的林场扎根，又或辗转全国各地。从不同的文本中，可以窥见时代洪流下的个人与家族命运。迁徙、成长、工作……既成的历史被记录、被回溯、被打捞，千禧一代笔下的20世纪，普通劳动阶层的生命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相互交错，勾勒出一部“私家历史”。那些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故事，汇成了国家崛起的线性时间背后真正的重量。

家庭史有别于传统新闻写作，是融合了口述史访谈、自我民族志、档案研究、物质性材料和媒介史研究等多种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工作。孩子们经由家庭史对传播理论的学习，不仅成就了社会科学视野下对“行动”和“仪式”的研讨，也再次叩问了大学精神的实质。

【作者简介】

王洪喆，出生于辽宁鞍山，媒介史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理论课程家庭史非虚构写作项目曾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1）。

【目录】

前言

时代、家族——守望与变革

我的姥爷：从穷小子到清华教授

山安在，林常兴

跟水较劲——虎头沟水库串联起的三代白河人

鞋垫、馕、煤矿和艾德莱斯

赤脚医生：失落乡村最后的守候者

全聚德、世纪钟与“做个男子汉”

断代的记忆：上海解放、厂长下岗、赚钱养家

镰刀锤头红旗之下

土地的变迁，爱与亲情

迁徙、归航——故乡是朵云

我的阿公：20世纪华人的南洋故事

一家人的“闯关东”

出延边记

立湘

走出麻十坡

故乡是朵云

何处为“家”

女孩、母亲——她们的一生

苦荞花开——外曾祖母的小脚人生

风雨飘摇中的爱与善

沉默的牺牲

我从大山深处出发，一路自然生长着

Echo：一位“普通女性”的前半生

她们

【精彩书摘】

王洪喆

千禧年后出生，新冠纪元成人，数十个孩子经由家庭史写作，重返自己的20世纪。

艰辛之年，往往也是人类历史的返乡时刻。疫情居家给课堂教学带来的限制，就此转化为重建时间斜塔的契机。空间上的滞留，也是时滞，隔离造成时空的反向运动，让线性历史减速，反而成为我们在时间中自由穿梭往返的许可。

2020年春季，我在北京大学传播学理论课程中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份家庭史作业。学生们利用居家上网课的机会，与家人相处，通过对家人的访谈、媒介材料搜集和查阅文献，选定一位或几位家人，完成一篇自己的家庭史非虚构作品，在期末提交。我特别强调要收集媒介材料，比如日记、录音、照片、实物、地图，等等，就此讨论媒介的不同形式跟记忆之间的关系。媒介物作为时间的纹理，构成了记忆的本体。然而通过媒介进入历史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怀旧。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家居、衣物、建筑、风景——学生们经由异质性的媒介通道，寻找到各自返乡的线索，以重建非个人化的记忆和情感档案，图绘出不同代际经由媒介网络所构成的共和国家庭故事。媒介史的“非线性”特征，决定了时间犹如支流密布的水网，溯源而上，将逐渐远离历史叙事的“干流”和“正源”，进入具有多重分支的深度过往。由此，被打捞起来的失落声音和另类理想，便成了可以被转运和投送的能量——一个时间的南水北调工程。

这代青年生活在一个“泡沫”里，被保护得很好。尤其是北大的学生，从小成绩好，就算家庭条件一般，家里也会保障孩子专心完成学业。很多大事小情，家里以前不会告诉孩子。而对20世纪历史的回溯，也意味着对父辈经历的重新发现。这一代人很多心理问题的来源也跟他们与父辈的隔阂有关，所以访谈和写作的过程，也参与了家庭关系的重建——一个和家人重新认识、和解的过程。通过重访家庭去理解社会变迁，这是离家远行后非常重要的再次成长。

家庭史有别于传统新闻写作，是融合了口述史访谈、自我民族志、档案研究、物质性材料和媒介史研究等多种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工作。经由家庭史对传播理论的学习，不仅成就了对于社会科学视野下对“行动”和“仪式”的研讨，也再次叩问了大学精神的实质。学生们不是从校园启程，去往世界，他们本就“来自江南塞北，情系城镇乡野”，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已经成人，携带着故乡和父辈经历的烙印。从虎头沟水库，到平顶山煤矿；从新疆兵团到兴安岭林场；从南美洲到印度洋……千禧一代家庭的20世纪，蕴含着太多普通劳动阶层的理想、情感和生命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交错。那些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故事，不仅是私家历史，也汇成了国家崛起线性时间背后真正的重量。感谢澎湃新闻的钟源，漓江出版社的彭毅文和编辑陈嘉梦，让学生们的作品顺利出版，让家庭史成为公共记忆。

20世纪，这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具体而微地塑造了我们今日的处境和我们思与行的方式，然而其真实的展开过程却变得愈发陌生，难以辨认。危机纪元的到来，是20世纪能量的最终耗尽，抑或新的历史动力的重启？疫情可能导向 “漫长中世纪”的蛰伏，也可能通往旧帝国的瓦解、革命和新秩序的创生。不确定性会使得旧有的格局松动，不确定性召唤着行动者的成长，召唤着“新人”和创造性的劳动。“新人”注定不会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们正在进入坍缩之前的宇宙……他们要逆流而上，返归未来。

2021年9月8日于万柳

2022年2月13日改定

我的阿公：20世纪华人的南洋故事

黄盈芳

一场未知的旅途——下南洋之路

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为了躲避战乱与改善生活，不少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选择下南洋谋生。在战乱之中，人们买船票并非容易的事，必须靠抽签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宝贵的船位。船舱挤满了下南洋的人，他们大多没有行李，只有几套衣服和一张船票。而我的阿公，正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第三次浪潮中的一员。

20世纪30年代末，年幼的阿公和弟弟两人背起行囊，踏上了下南洋之路。这一离开，便是四十年。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乃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当时有许多从中国南来的船只停靠在新加坡岛。瞭望茫茫大海，阿公带着离乡的伤感、迷茫与希望，在长达一个月的航程里坚持了下来。在新加坡落脚后，他在当地华人经营的传统咖啡馆当“咖啡仔”（服务生），赚取微薄的薪水。几年后，阿公乘坐火车来到了英属马来亚的巴生港，开启崭新的南洋生活。

抵达巴生后，阿公开始在北港从事码头搬运的工作。根据父亲所述，码头工人会利用铁钩插入麻袋，用力向上一提，将麻袋放到肩上，便于在货船和仓库之间搬运与卸货。传说百余年前，在港口码头当苦力的工人合众捡起草药、购买猪肉，以烹饪肉骨汤。肉骨汤烹煮简单、价格便宜，配以茶饮享用，足以让辛苦工作的华工们饱餐一顿。肉骨茶成了一代又一代南洋华人的专属记忆，亦成为如今马来西亚华人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细细品味肉骨茶的飘香，总让人忆起华人在南洋打拼的故事。

1948年，英国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后又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居民登记，也不允许人民随意赴中国。在乱局之下，阿公从此在马来亚落地生根，故乡就此成了远方。

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下，阿公经亲友介绍结识了阿嬷。两人大约于1950年结婚，并于1953年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伯。

历经各族人民一系列的反殖民斗争后，英国最终同意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在新的政体下，《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第17条登记公民权（独立日时居留于联邦之人士）指出：“年龄届满18岁或以上在外国出生，在过去7年中有5年居留在马来亚联合邦，同时愿宣誓效忠，且通晓马来语者，即可登记公民权。”为争取权益，已成家的阿公申请登记为马来亚公民，并于1958年顺利取得公民权。

朴实的南洋生活

在南洋结婚后，阿公聘请几个干建筑活儿的工人，盖了一间小屋。我的父亲便是在那间亚答屋（源于马来语Atap）里长大，度过了快乐、纯粹的童年时光。亚答屋的墙面以木板制成，而陡斜的屋面则是用棕榈叶铺盖，极具传统的南洋建筑特色。亚答屋内凉爽通风，正应和赤道国家炎热的气候。但由于亚答屋的构造材料属于易燃品，因此容易引起火灾。每当听见远处发生火灾时，阿公便带着一家大小急忙地收拾东西逃命。所幸的是，阿公一家人所住的亚答屋未曾遭遇火灾的肆虐。直到他们搬走的几年后，当地的多个亚答屋在一场大火中全被烧尽。

码头工作采取三班制的轮班，阿公有时是清晨上班、晚上下班，偶尔则晚上上班，清晨下班。阿公利用下班的闲暇时间，在住家附近找了一片废弃的荒地，用以种植甘蔗、波罗蜜等热带水果。据悉，那片小小的果园也曾是父亲和伯叔们放学后的玩乐之地。阿嬷会把成熟的甘蔗削皮切成均匀的片，然后用竹签把10到20个左右的甘蔗片串成一串。在马来亚独立前后，华语话剧在各地盛行一时。戏台一搭，各类流动的小贩蜂拥而至，等待人潮的出现。二伯放学后，便会将那些“甘蔗串”拿到戏台附近售卖，一串约两分钱硬币（当时的马币市价）。观众一面观赏话剧，一面吃水果解渴。颇有几分创意的甘蔗售卖方式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而赚到的收入得以些许减轻阿公一家的财务负担。

作为一家之主，阿公扛起了全家重担。但为帮补家用，能干的阿嬷除了处理家务以外，也经常烹煮面条、米粉和咖喱，一早摆在自家门前售卖。在回忆的过程中，父亲愧疚地说道：“当时我和弟弟两人还小不懂事，起床后便开心地享用母亲煮的早餐，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每每忆起那碗米粉的味道，才真正体会了父母当年的不易。”在困窘的生活环境下，阿嬷也曾替他人洗衣服、带小孩。年轻力盛的三伯则在家门前兜售美味小食、零嘴，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地甘”（源于马来语Tikam，一种儿童抽奖游戏，流行于20世纪60到80年代的东南亚），吸引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大人、小孩前来消费。

在南洋站稳脚跟的阿公始终惦记着中国的亲人，尤其是他日夜念想的母亲。马来亚独立初期，对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有严格的限制。直到1974年，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访华，正式打开了中马两国建交的一扇门。随着中马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友好交流与合作逐渐开展，马国政府才稍微放宽公民访华。在经过多次申请后，阿公终于踏上返乡之路，回到中国探望年迈的母亲与兄弟。

在南洋生活的日子里，阿公常让二伯代笔写信，内容多是问候远方的亲戚朋友及报平安。据伯叔的回忆，每次写信时阿公的神情总是特别严肃，更不愿让周遭的人干扰他的思绪。在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一纸素笺写满的是阿公对家乡的眷念，而寄出后便是几个月漫长的等待。阿公省吃俭用，时不时就通信汇钱给泉港老家。在阿公去世后，父亲五兄弟依旧遵循他的心愿，每逢过年过节就寄钱回乡，直到中国亲人的生活改善了才停止。

华人移居南洋，因素不外乎是战乱、饥荒、旱灾等。这些移民一般来自闽粤地区的农民家庭，教育水平低，因而大多数为文盲。虽然阿公并不识字，但他清楚地知道：教育可以改写人的命运。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的阿公，始终用双手赚来的血汗钱培育孩子们成人、成材。

早年下南洋的艰苦经历，锤炼了阿公作为海外赤子的民族精神。在多源流环境中，阿公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包容和学习他族文化之时，也坚守自身的民族文化。在阿公眼里，华文是华人文化的根。除了三伯以外，阿公让大伯、二伯、五叔及父亲在巴生港口青年华小接受小学教育。而大伯和二伯小学毕业后，继续在华文独立中学接受母语教育。当时阿公这份不可言喻的坚持并不被二伯所理解，早已计划要到国民中学念书的他曾在一气之下将报名表一手撕烂，以表示内心的不满。或许来到了全球化的今日，我们才懂得了阿公当年的苦心。

艰苦奋斗的平凡一生

在马来亚独立后，政府大力改善乡村的医疗、卫生、水电、公路及通讯等基本建设，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升。80年代初，大伯、二伯和三伯先后步入了社会，正式进入职场。虽然当时的生活仍不富足，但相比以前，阿公肩上的负担小了一些，全家人也从原本的亚答屋搬迁到新式的单层排屋。

劳碌了大半辈子，阿公却没有“享福命”。1985年，阿公在码头工作时血压突然飙升，感到晕眩而从集装箱高处坠下，结束了59年奋斗的平凡人生。阿公在南洋开枝散叶，在他的晚年，马来西亚对他来说是一个承载着一代人汗水与梦想的地方。南洋都市——巴生，更是留下了许多华人先辈创建家园的历史印记。大堂姐曾忆起，阿公带着年幼的她骑自行车去兜风，路途上唱着一首闽南歌曲《工厂妹》。这些幸福的时刻留在后世人的脑海中，只愿时光的更迭永远不会磨灭这些珍贵的记忆。

阿公离世后，大伯、二伯和三伯合力出资供父亲与叔叔深造，两人后来皆毕业于高等教育学府拉曼学院，完成了阿公的期望。黄家五兄弟相互扶持、赡养阿嬷，并相继成家。

下南洋，望南洋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马两国的邦交关系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民间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2005年，二伯与父亲开启了重返中国福建的寻根之旅，追溯阿公曾经的足迹。父亲回忆道，这趟旅途令人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尤其在祭拜祖先时，父亲总不禁回望那些烙印在我们身上源远流长的文化印记。

在战乱的年代，尚未成年的阿公离开了母亲的怀抱，驶向未来和远方。于他而言，南洋或许是迫使他放下亲情牵绊的绝望之地，却也是开创新梦想的希望之地。21世纪的今天，人民当年艰苦的日子已逐渐远去。从华侨到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演变，在马的南洋华人已从祖籍地认同发展为对马来西亚族群、国家的认同，从而改变了对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的选择。第一代、第二代的华裔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伴随历史的积淀，创新出一套与当地特色融合的文化习俗。作为第三代华裔，我生长于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互生共荣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成了这片土地的继承者。

下南洋，望南洋。在现代人心中，“南洋”或已成带有怀旧色彩的词语。祖父辈在这里所经历的过去、扎根的历史，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独有的乡愁。如闽南老歌《爱拼才会赢》所言：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阿公的身影已经远去，留下的是他面对艰苦生活的勇气、信心与力量。愿带着华人先辈们顽强的生命力，怀着那股浪漫主义的情怀，永远吟唱南洋华人的不朽之歌。

后记

对我来说，阿公曾经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我没有见过他的身影与面孔，却经常听见他的人生故事。历史是记忆碎片的拼凑，很庆幸能在长辈的口述中一点一滴地勾勒出属于阿公朴实而美丽的一生。记得初来北京留学时，很多人问我：你的中文怎么说得这么好？那是因为下南洋的华社先辈在多源流环境中扎根民族文化，为维护华教鞠躬尽瘁，薪火相传。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感谢阿公在南洋脚踏实地创建了家园，也始终坚持让父亲和伯叔们接受母语教育，让我们从来没有遗忘自己的“根”。而在找寻这宝贵的家族记忆中，这些历史再一次赋予了我们内心前进的力量。

一家人的“闯关东”

任碧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人心初热，思潮百态，可哪一个人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电视剧《大江大河》

闯关东与战争：初到吉林

中国近代史中有三大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形塑了现在东北地区的民生百态，如今东北族群的特征和肌理离不开当初的闯关东。“闯关东”的“关”和现在“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关”是一个意思。严谨地说，“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关中居民向东北移民的简称，始于清末，于20世纪后形成高潮。

无论是母亲的父母还是父亲的父母，都是闯关东才来到东北的。

母亲一家闯关东还算顺利，虽然来回两次，但没什么大坎坷。

姥爷名叫李之兰，生于1924年。最开始姥爷因为河北人地矛盾恶劣，吃不上饭，一个人直接移居到吉林省长春市，随后在长春市定居了一段时日。那时还是包办婚姻，关里家（指闯关东移民的老家）操心姥爷的终身大事，挑了媳妇（我的姥姥，张秀芳），特意把姥爷叫回河北成亲。后来姥爷又带着姥姥，第二次闯关东，回到长春。

饥荒是天灾，战乱是人祸，“天灾人祸”——其实无非是这四个字，让中原一带素来安土重迁的小老百姓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懵懵懂懂、迷迷糊糊、跌跌撞撞，一路颠沛流离到关外苦寒之地。

姥姥与姥爷还算幸运。关里老家位于偏僻村庄，偏僻到抗日时日本人都懒得打。他们只是吃不饱饭，没怎么受战乱之苦。即使后来长春围城，姥爷都抢到了人民广场上空飞机投放下来的大米。

但父亲一家的闯关东就没那么顺利了，他们的闯关东伴随着战乱。

我的太爷爷春荣和太奶奶玉荣原本住在河北省河间市任丘村（现在变成了市）。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了。也就是在那一年，年仅16岁的曾祖父参加了八路军，在二十三团卫生队服役，他的司令员是当时冀南军区首长。爷爷说太爷爷在世的时候总给他们讲抗日的故事。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军装备水平和日本差距悬殊，因此伤亡惨重，负责医疗的卫生队是个社会网络节点，太爷爷在卫生队见过不少名将。

上图是太爷爷在卫生队时使用的压舌板，是从日军那捡来的医疗物资。左一和左二是盒子，左三、四、五是压舌板。不得不感慨当时日本科技的发达，一百年快过去了，这些物件依旧崭新，都没怎么生锈。

河北省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抗日战争中沦陷区与未沦陷区的交界，既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也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百团大战和四一二大扫荡都与此有关。太爷爷参加过百团大战的子战役——“任河大肃”秋粮保卫战。

“任河大肃”是四个地名的缩写，即冀中平原中心的四个县：任丘、河间、大城和肃宁。

这四个地区，交通便利，有路；物产丰富，有粮。

有路又有粮，兵家必争。

原本“任河大肃”地区全部是我军的抗日根据地，但自从1939年日军会师华北后，这一地区几乎全部被日军所占领，每个道路上的瞭望台都有日军。行军不便，又正值秋收，于是中央派主力部队前来支援，抢秋粮，夺回“任河大肃”！

“任河大肃”秋粮保卫战很顺利，但遗憾的是，后来太爷爷所在的部队在1941年的大扫荡中被打散了。在那个通讯不便的乱世，太爷爷没能再联系到战友。再后来太爷爷回到了任丘村，但任丘村已经被日军把守，出村方向就是日军和伪军的炮楼，只许进不许出，到底未能复员。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太爷爷在任丘村当村干部，一家受军属待遇。但河北仍然有严重的人地矛盾，于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哥哥——大哥书年（我的爷爷）、二哥书田（我的二爷）、三哥书元（我的三爷）决定闯关东，到了关东再想办法接济家里。

那段时期闯关东很不顺利。关东路上的关口层层审查，十分严格。三个爷爷被当作劳工，抓到了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兰浩特市，干苦力。后来呼兰浩特发大水，他们又逃水荒，加上听闻东北地区物产丰盈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于是他们再次闯关东，来到了爷爷的舅舅所在的吉林省公主岭市。

公主岭也不算富裕，因此当地人很排外，把闯关东的人叫作“盲流”。三个爷爷没有工作，只能自食其力，开小吃铺为生，卖饸饹、元宵、对联，等等。父亲家的人都烧得一手好菜，之前太爷爷还因给村里的红白喜事掌厨而闻名。

爷爷哥仨吃苦耐劳，并且勤奋好学，学习成绩都很好。但在当时最令他们困扰的是落户问题，没有户口就只能回河北老家挨饿。爷爷作为家里的长子，加上为了早点工作赚钱接济家里，没有继续念高中转而报了中专，到长春市地质学院学习。二爷后来得以去师范学校念书，三爷读完高中就去参军了。

爷爷牺牲自己的读书机会换得了一家人的落户资格，由此才算是闯关东成功，在东北正式落脚。但二爷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后来父亲和姑姑的上学问题和工作问题二爷都帮了大忙。

矿石、钢铁与工人

1949年以后，东北地区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东北地区的单位制、城市化、工业化、国营经济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当时姥爷在东北长春市钢铁厂，全名长春市冶金局下属国营全民所有制钢铁厂，从事翻砂铸造的工作。工厂倒闭以前，姥爷一家的工作都是在这个钢铁厂解决的。厂里福利好，入秋发足冬天的大白菜、土豆子、胡萝卜。

工厂不仅仅是上班的地方，东北老一辈都懂。工厂是单位大院，是朋友亲戚在的地方。

以前啊，工厂就是家。

姥爷做事很认真。周末的时候掏炕下的煤炉掏得一干二净、一点煤渣也不剩，做煤球、拖煤坯子得心应手。大姨搬家的时候，姥爷用推车推东西，路上掉了半个砖头都要捡起来。

姥爷是共产党员，受党教育多年，为人善良。当时厂里的老范头摔下了楼梯，满头是血。老范头儿女不孝，无人看管，可怜兮兮，是姥爷把他送到了医院，一直看护到其康复出院。

姥爷勤劳肯干，年年都是长春市劳模。每天上班早去晚走。姥爷天天穿蓝色工作服，拎着两层的铝饭盒（和《红灯记》里的一模一样），里面装玉米面窝窝头，改善生活的时候就煎两个鸡蛋，加点咸菜。

姥爷是得矽肺去世的。我没有见过姥爷，但我从母亲和她的姐姐们口中，一直觉得他是天使一样的好人。姥爷当了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吃了一辈子苦。他在1983年1月2日去世，也就是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才真正吹到东北——允许做小买卖，大姨在这波窗口期里发了财，帮扶全家过上了好日子；那年之后工人条件也有所改善。

可惜姥爷没赶上好日子。

姥姥姥爷生了八个孩子。我的母亲淑新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她有七个哥哥姐姐，其中去世了两个哥哥，不然不会有后面连续五个女儿。二姨说姥姥重男轻女，所以一直生到第五个女儿的时候才罢休。第一个男孩因骨癌而去世，第三个男孩是因为脑炎。那时中国的医疗水平还很差，这两个病放在今天其实都可以医治，不至于丧命。

1953年，我的大舅培林，母亲家后来唯一的男孩出生了。16岁时他在“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口号下下乡，在榆树生产大队。1973年大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师范学校学英语。

其实大舅不喜欢英语，只喜欢做木匠活。毕业后，大舅被分配到建材局高级中学当英语老师。大舅也不愿意当老师，那个年代当老师还受人白眼。终于，工厂学校体制改革，取消了国营单位的办校资格，大舅开开心心地改了行，可以去工厂接着做木匠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