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跨境腐败”，是近年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热词。2024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作出了“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战场，持续开展‘天网行动’，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加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集中整治跨境腐败问题”的重要部署。2024年7月公布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出台“反跨境腐败法”，以健全和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立法规划也已将其列入其中。2025年1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再次把“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放到非常醒目的位置。

那么，我国跨境腐败有哪些特点？当前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建立防逃、追逃、追赃各环节在内的、相互联系的一体化治理跨境腐败的工作机制？围绕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著名反腐败理论研究专家和反洗钱专家、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黄苇町。

京雨（本刊特约记者）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关键时期，保持中速增长并力争使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具有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鲜明特色和政策导向。实现该目标虽存在一定难度，但意义重大，因为增速问题对我国当前至关重要。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界限，毛泽东谈论死亡的话题比先前多了起来。对这个问题，他是早都看开了的。

群体的潜力总是大于个人的潜力。一起工作的人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可以一起做一些比他们自己单独完成的更伟大的事情。当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时，他们会更享受工作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一起工作没有挑战性。

“用人如器”是李世民的第一个理念，用人才就如同使用一个器皿一样，不是要全才全用，而是专才专用。我们不指望茶壶有铁锅的特长，也不指望铁锅有茶壶的作用。每个器皿都有自己的用处、自己的长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器皿是全能全才的。

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所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一场“很大的变故”具体何所指，鲁迅从未详说。时至今日，人们都已知道，这场变故与鲁迅祖父周福清的宦海浮沉有关。

2019年年初时，我去了一趟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看两年一届的国际防务展。防务展非常热闹，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光室内展馆就有12个，还有若干个室外展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