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作者陈舜臣是先于东野圭吾 获得日本江户川乱步奖、直木文学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三项大奖的“三冠王”著名作家柏杨、司马辽太郎 大力推崇、誉为奇迹的作家
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及背后深刻的渊源,视角独特
展现不同视角及不同文化观照下的中国历史,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中日文化交流
笔触生动而又富有哲思,文风儒雅
国内开创性地结集出版: 系列书目:《麒麟之志》
《随缘护花》《桃李章》《1964年的便笺》《披蝶而舞》《爱唠叨的幸兵卫》《雨过天青 》《三灯书斋》《仙药与鲸》《东眺西望》《史林有声》《九点烟记》……
全套系中文版陈舜臣随笔集
中国历史文化的另一个独特视角
于琐碎日常中挖掘中日文化差异及背后渊源
雁门之人
南海之船
伊尔汗国
《史集》作者
一衣带水
长胡子
喀喇契丹
融 合
英雄的足迹
睡眠杂语
关于梦的话题
预 言
桃李章
关于书名
起名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是给儿子、孙子起名字的话,我想我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当一个人成为人之父母,需要给别人起名字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的谨慎。而往往越谨慎就越起不好名字。名字将会伴随人的一生,所以给人起名字时难免会紧张。而且,越是责任感强的人起名字时就越容易不知所措。
自己作品的名字,无论好坏都得自行处理。翻开以前的作品,其中既有自己非常满意的,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翻看别人的著作名称也是如此。有些著作的名字起得让人钦佩,有些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问他到底是出于何想法的冲动。
对于古人著作的名称,笔者也有个人的好恶。宋代晁补之(1053—1110)的诗文集《鸡肋集》属于本人比较欣赏的一类。
“鸡肋”这个词出自《后汉书》或者《三国志》的注解,是曹操(155—220)的言辞。建安二十四年(219)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临汉中,进阳平。刘备据险而守。五月,曹操引军还长安。这是正史《三国志》的记载,十分简略,读起来平淡无奇。
由于过于简略,所以没有注解的正史《三国志》是很难读懂的。《三国志》究竟何年成书,至今仍无从得知。作者陈寿卒于公元297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陈寿死后大概130年后,一位名叫裴松之的人为《三国志》做了详细的注解,使得《三国志》更加易于理解。
上文中提到曹操三月进军汉中,五月撤军还师。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三国志》中并无明确记载。可以肯定的是,曹操应该是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才不得已而撤军的。
裴松之在这段记述的下面,引用了《九州春秋》中的内容,注上了如下逸事:
曹操意欲撤军,但只是随口说了一句“鸡肋”。部下众人皆不知何意,唯有主簿(书记)杨修一人在做撤退的准备。于是有人问其缘由,杨修说:鸡之肋骨,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主上说的是汉中之地如同鸡肋,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代价去占领它。也就是说,咱们肯定是要撤退了。
杨修说的是曹操以“鸡肋”二字暗示撤退。
鸡肋之所以弃之可惜,是因为它可以用来熬汤。
晁补之将自己的诗文集命名为《鸡肋集》,想必是要表达“弃之可惜”的心情吧!虽不是什么惊人的创举,但这个题名颇值得玩味。不过,也有人能从这个题名中感受到作者强烈的自负。
鸡肉的美味可通过舌齿感知,美味的汤汁则需要少放佐料。而食材用什么、烹饪多久以及使用何种特别佐料,知者自知。
我想,晁补之的《鸡肋集》包含如下深层含义:“我的作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以直接领会,需要有相当素养的人仔细品味方可参悟其中妙趣。”晁补之的晚辈庄绰与其相识,亦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鸡肋集》。这近乎于盗用,但也可看出这位晚辈对前辈所选的书名十分钦佩。
“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弃之可惜”,《鸡肋集》想必是以此立意命名的。想出这个名字的作者晁补之绝非二流文人。17岁时,晁补之在其父任地杭州作文一篇,咏叹当地风光。据传,时任杭州地方长官的苏轼(号东坡)读其文后叹曰:
吾可搁笔矣!
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居然出现了文采如此了得的少年,我苏轼可以退出文坛了。苏轼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晁补之的赞赏。
晁补之非常崇敬陶渊明,他将自己的家命名为“归来园”。“归去来兮”出典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首陶公的田园诗距晁补之的时代有六百余年。晁补之将自己所居草庵命名为“归来园”,又将自己的号定为“归来子”,可见他是何等推崇陶渊明。
《宋史》对晁补之赞赏有加: “ 才气飘逸, 嗜学不倦”“其凌丽奇卓出自天成”。可见,晁补之天赋异禀。
《鸡肋集》共七十卷,不仅有风雅的诗文,还有政治性文章。这多少会让人感到意外。谁会想到“归去园”的“归来子”竟然会写政治类文章。其实,中国文人都兼具官僚属性,陶渊明也不例外。中国文人对政治是抱有责任感的。晁补之亦是如此。
苏东坡对晁补之赞赏有加,苏诗中有这样一句:
官如鸡肋……
可见,做官对文人来说也并非不可或缺之事,但不做官他们又会感觉“弃之可惜”。首先,文人需要通过做官获得稳定的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特权。登阁临风、吟诗作赋等风雅之事并不属于普通百姓,他们是没有这个闲情雅致的。
如前所述,“鸡肋”这个词语之所以为人熟知,是源于曹操汉中之战的一个小插曲。前文也曾提到能够参悟曹操所言之意的人只有主簿杨修。即便是悟出曹操所言“鸡肋”的真正含义,杨修当时也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是他本人并无意让曹操知晓自己的聪明。但杨修回去后马上做撤退的准备还是传到了曹操的耳中。曹操大概也是通过此事见识了杨修的才华。
世上有很多让别人认识自己才能的方法。杨修以聪明的头脑让曹操认识了自己,可惜他的下场并不好,下场不好也正是因为他太聪明了。曹操认定杨修是一个“不可不防之人”,汉中之战后不久,曹操就杀掉了杨修。
杀掉杨修的次年,曹操离世,其王位继承问题十分棘手。曹操的长子曹丕和三子曹植都是很有才华之人,王位继承人问题主要围绕这二人展开。曹操本人想立长子曹丕为储,但也有一段时期对三子曹植的文才赞叹不已,并对曹植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爱。因此,一时之间三子曹植身边献媚之人云集。这些人不仅是献媚,还谋划要将长子曹丕拉下马,进而扶植曹植登上大位。
曹操肃清了曹植身边的献媚之人,从根本上斩断了祸根。曹植身边的人有的久负盛名,如文人丁仪、丁翼二兄弟。曹操思考再三后,并没有杀掉这二人。然而,曹操却杀掉了杨修。杨修通过“鸡肋”展示了智慧,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命门。既然要从曹植身边选出典型杀一儆百,那就选这个“不得不防之人”吧!相信曹操杀掉杨修不仅是因为“鸡肋”而已。杨修不单参透了“鸡肋”的含义,还提前做好了撤军回程的准备。从这一点看,他的做法是否有些过头了呢?搞清楚这一点,他为何成为曹操眼中的“不得不防之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给作品命名,有人擅长,有人不擅长。我的同行也是如此,他们对某人赞许道:“那个人竟然起出了这么好的书名!”当得知实际是编辑给起的书名后,又奇妙地会心一笑:“怪不得呢……”
有意思的书名好像是出自讽刺的精神,而且丝毫不显得别扭。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
鲁迅是给作品起名的高手,可能是因为他具有十足的讽刺精神吧!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开始了文学创作,先是写一些小说、评论、杂文类的文章,渐渐有了名气,作品也积累到可以结集成书的程度。每到一个阶段,他就亲自编集自己的作品,给自己的作品集起一个恰当的标题。但是,他的作品并没有完全收录在他亲自编选的文集中。有人计划将鲁迅尚未收录的作品结集成书,此人就是他的朋友杨霁云。鲁迅未收录的作品大致完成于1903年至1933年,历时大约30年。这些作品从未被任何文集收录过。从数量来看,恐怕连鲁迅本人也会大吃一惊。
鲁迅将这本书命名为《集外集》。这些作品未见于之前的任何文集之中。这些文章以随笔、诗歌、序文、跋文为主,是名副其实的“集外之集”。当然,即便是这部“集外之集”也未能将鲁迅的所有作品囊括其中。
鲁迅本名周树人,鲁迅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此外,他还用其他笔名创作了很多作品。彼时中国政局动荡,发表个人意见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匿名写作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更换笔名创作也不应被视为胆怯懦弱的行为,我们大可将隐匿真实姓名写作视为斗争的需要。鲁迅的很多笔名都是根据当时情况临时起的,因此要把鲁迅的文章一网打尽是非常难的。鲁迅本人应该可以辨别出自己所写的文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他本人编集自己的文集。鲁迅晚年确曾致力于这项工作,但尚未完成就辞世了。去世之前,鲁迅已经把这部文集命名为《集外集拾遗》。鲁迅死后,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遗孀许广平和朋友们继续进行。经过不断的增补,这部作品集于鲁迅去世后两年(1938)问世。这样一来,未收入集中的只剩下鲁迅自己都遗忘的作品了。当然,还有一些不知道该不该收入的文章也未能入选。《集外集拾遗》中收录了一些可能不是很有价值的文章。鲁迅的朋友在编集文集时遇到了一些不知道该不该收入的作品,经过甄选,他们选择尽量将其收入文集之中。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编集方式,或许是觉得这些作品“弃之可惜”吧!也就是上文中反复提及的“鸡肋”问题。
外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论及日本文学时,通常会认为:“传统的日本文学史存在很大的缺陷。”他们指出,明治时代以前日本文学的主流为汉文体系,这就是日本文学的先天不足之处。诚然,明治以前从属于汉文体系的诗文在日本曾极度盛行,其影响在明治后也屡见不鲜。伫立于金州城外斜阳中的乃木希典将军情不自禁地吟咏出“山川草木,愈加荒凉”;夏目漱石也创作了很多首出色的汉诗,这都广为人知。毋庸置疑,这些汉文诗作都已成为“日本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独有偶,同样的现象在朝鲜文学史中也是无法忽视的。当然,探讨越南文学史时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胡志明的《狱中日记》就是用汉文诗写就的。可以说,汉文在东亚的地位就如同拉丁文在西欧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重要。
中国曾数次建立起非汉族的政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蒙古族人建立的“元”和满族人建立的“清”。但是,“元”和“清”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元朝对汉文化并没有太多的崇敬之意。元在统治中国之前,曾经有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也就是说,他们接触过西方文明,这或许是他们并不热衷于汉文化的原因之一。元朝的统治者一直坚信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在行政和经济方面也是绕过汉族人,委任色目人担任相关职务。色目人精于实务,巧于商务。所谓“色目人”是指除蒙古族人和汉族人以外的、其他多个种族的人,主要包括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等,讲拉丁语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被列入“色目人”之中。
提到元朝,与其说其灭亡了,不如说其从中国撤退了更为妥当。明太祖朱元璋攻陷北京时,蒙古族政权的统治者们迅速退回了北方草原。未被汉文化同化的蒙古族继续在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笔者相信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清朝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满族人被汉文化同化。至清末时,满族中已经很难找到会讲满语的人了。清朝皇帝经常颁布诏书,强调满族人应该学习满语。不过,连皇帝自身都汉化了,这些诏书再怎么三令五申也无法阻挡满族被同化的趋势。
1911年清朝灭亡时首都北京并未发生战争,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同元朝时的情形如此相似,然而其内容却大相径庭。蒙古族人举族回迁至北方草原,而满族人却举族融入中国。
- 中国画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微信请联系:cuijiamei88手机号请联系:13581926432,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