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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林：序
我叫林深，随波逐流地活了一阵以后，现在居然住在美国。我所住的李镇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李镇说起来是个镇，但连个卖油盐酱醋的铺子都没有。只有半条街铺上了柏油。在这半条街上有个小邮局，有个镇公所，还有个破旧的木教堂。
五个月以前我还不住在李镇，而是住在离李镇有十几英里远的大一点儿的安城。那时我还在安城一个小大学的图书馆里当图书管理员助手，帮着管理中文图书。暑假一到，我就把这个工作辞了，搬到了李镇，住进一个快被树木埋起来的小房子。
这所小房子以前属于一个叫弗冉的老太太。弗冉老太太孤身一人，半年前去世了，活了九十多岁。老太太在遗嘱里把她的小房子留给了我。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我跟弗冉老太太的关系很简单，充其量是二十多年前我一边打工一边读研究生时，给弗冉老太太当家庭护工当了有四年多。我连弗冉老太太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因为事前什么都不知道。当然，就算我偶然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弗冉老太太的死讯，我也不知道够不够资格参加她的葬礼。但是我会在忙完一天的事以后，坐在灯下，回想弗冉老太太。
那时，我刚到美国，英语还几乎完全不会说，能找到给弗冉老太太当护工的工作，觉得很幸运。我的“护工”工作实际上就是陪住，弗冉老太太的心脏不好，身边需要有人。弗冉老太太大概觉得她给的钱不多，我的可怜的英语拨打“911”然后说出街名总还够用吧，总之她雇了我。我自然很尽职，只要学校里没有事，我就总守在弗冉老太太家，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这所小房子。
弗冉老太太又瘦又高，头发雪白，面色严峻，很少说话。我又觉得很幸运，这样我的蹩脚英语就可以省省了，况且学校的功课也着实够我忙的。有时候，碰上弗冉老太太高兴，就会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一起喝下午茶。不知为什么，弗冉老太太有这么个英国习惯。偶尔，弗冉老太太会在喝茶的时候说一点儿什么。我听英语的能力就这么一点儿一点儿地有了进步。我渐渐听明白了，弗冉老太太是新英格兰土著，祖上住在波士顿旁边的塞勒姆，她的高祖母认识祖居塞勒姆的大作家霍桑的妹妹路易莎。现在回想，难怪弗冉老太太有那么一股幽灵般的劲头，常让我忍不住寻思。我每次想，总要想起安城的西墓园。西墓园里埋着美国十九世纪大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和弗冉老太太一样，艾米莉·狄金森也是终身未嫁，过了三十五岁以后，艾米莉·狄金森就足不出户，谁也不见了。只有当她去隔壁哥哥的家，或者去花园收拾花草的时候，邻居能偶尔瞥见一个穿白衣的身影在树丛间掠过。这么一个幽灵般的人物，却写了几千首短诗，热烈得不知是像萨福还是像圣徒，但断句连篇，很难看懂。一想起这些，我就想在弗冉老太太的小屋里搜检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弗冉老太太写的不发表的诗。
一天喝下午茶的时候，弗冉老太太忽然问，林，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呢？
我为什么要来美国？
其实，我来美国的契机并不怎么悲壮。不过是一两个朋友随便问了问，为什么不去美国再读点书？是啊，为什么不？那时我大学毕业都五六年了，在一个通讯社的收报房工作，负责把每天收到的电讯按国家或地区分类，正觉得无聊。问我的朋友是两个年轻姑娘，一个是美国人，另一个是英国人。两个人于是忙了一阵，又是找学校，又是写推荐信。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她们在推荐信里却说，林深的英语给人印象深刻。我说，这行吗？她们说，这不算说谎，我们的意思也可以是，林深的英语很糟糕，糟得给人印象深刻。说完她们莞尔一笑，很满意自己这么聪明。我就这么到了美国的M州州立大学修读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当然，我的导师见了我以后很失望。我的导师是在比较文学系主教中国文学的科恩教授，当时正值壮年，仪表堂堂，甚至有点英俊，现在很可能已经退休了，大概早已经把我忘了。我希望科恩教授把我忘了。我希望所有教过我的教授都不再记得我。
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那些曾经与我一起在M州州立大学修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先先后后有十几个吧，无一例外都在大学里找到了教中文的教职，到现在可能都至少是副教授了。唯独我在图书馆当临时工，一当就当了十几年，到了连个管理员的身份都没混上，只不过是某个管理员的助手。我那忙了八年得来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到头来只是一张什么用也没有的纸，被收存在书架上的某个纸夹里就完了。
在我坐下来写上述一大段以前，我正在看一个名叫爱德温·米勒的美国人写的霍桑传记。最近我对新英格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兴趣正浓。刚巧看到霍桑在一八五四年五十岁的时候，又一次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在数十年里反复出现的梦境：“我仿佛仍旧在念大学，甚至好像仍旧在念中学，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那儿消磨了无数年，而别的同龄人则都已经在社会上有所进展，我跟他们相遇，心里满是羞愧。”使霍桑诧异的是，他已经成为知名作家了，却仍然做这样充满失败感的梦。霍桑对此的解释是，大学毕业以后他没去觅职，在家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发奋写作，闭关自守十二年以后，仍然默默无闻，因此对失败的感觉过于深刻。我于是十分喜欢霍桑。
诚然，我对所有的失败者深刻同情，但这还不是我喜爱霍桑的主要原因。明摆着，我哪里有资格，霍桑的梦境不巧是我的现实。也就是说，一事无成只不过是霍桑的多余的恐惧，而我的一事无成则是实实在在。霍桑异常英俊，绝顶聪明，又“令人痛苦地羞涩”，一生只愿当个世界的“旁观者”，这些都很中我的意；但真正让我刮目相看的，却是霍桑的这段话：“可是也许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以后，我们发觉世界竟总是一成不变，人类也总是一模一样，而且，尽其所欲，人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那些；于是渐渐地，我们就会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景象全是老一套，演绎的是同一个故事，出演的是同一套人马，只不过，可能除了我们以外，别人都没看出来。由于演员与观众不断沉浸在忘却的昏睡里，于是每次醒来都以为他们的今生今世是新的。要不是这样，人们就都得演得和看得腻味死了。就跟剧作家们和小说家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雷同的情节似的，人的生活其实是没完没了地自我重复，而且越来越陈腐。这就是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心里所充满的怀疑。”霍桑听起来简直像个悲观的存在主义者了。引人注目的是，在爱德温·米勒写的这本传记里，提到霍桑的厌倦感的地方比比皆是，立传者好像对传主霍桑的厌倦和忧郁格外在意。我越读越感到一种奇怪的亲切。我对霍桑的厌倦与忧郁充满同情，甚至可以说是心领神会。
我的喜悦不可言说，要是说出来，别人一定认为都是疯话。 我觉得世界上很可能有一大堆这类对虚荣的人世充满了厌倦的忧郁者。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他们这类人天生就对死所揭示的黑暗与虚空非常不满意。他们也不见得有意要鄙薄人世的功名，比如霍桑就希望自己永垂不朽。问题是，功名不能阻隔他们对徒劳的感受，因此功成名就了的霍桑仍然令人扫兴地常常情绪恶劣。我猜想，这些人对生存有不同于众人的看法。比方说，他们对用数学来坚实人生的普遍做法很失望。大家都拼命挣来钱以后坐着数，这种数学练习式的狭窄人生不能让他们觉得足以与死亡对抗。观察别人是不是敬爱或者惧怕自己，归根结底也仍然是数学，所测量的是权力的大小。总之，任何尘世所许的光荣都有数学的简单本质，这一点无法不使他们对社会群体的贫弱想象力感到绝望。所以有意无意间，这类人看上去总是很沮丧，与靠数学支持的虚荣和自负的人类大多数未免格格不入。然而，他们很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和担心的那样颓唐。他们只不过是对生存的稍纵即逝更警觉，更不满意，更有反抗的意愿。他们要真正博大和自由地生。在我看来，没有人比这些颓唐之辈更坚强和更勇敢，因为他们不仅不能依靠群体，还得时时刻刻忍受群体对他们的压迫。如果用阳光下的繁茂树木和盛开的花来比喻多数人企望的幸福人生，那这类人就像静静的鱼群，只期望向黑暗的海洋深处扎下去。如果阳光下的繁茂树木和盛开的花象征的是对虚荣心的数学测量——财富与权力的数量，那么，黑暗深邃的海象征的则是远遁于时空之外的自由意识。
也就是说，我所心仪的这群孤独的忧郁者一心一意想得到的，是不被打搅的自由，是在意识中失去空间和时间的自由。当他们没入意识的深海里，一次次的书写和阅读就仿佛茫茫沧水中一条又一条鱼的无声的和自由的游动。鱼和鱼相遇时，虽然喜悦，但也只互相瞩目而已。鱼与鱼的短暂相遇虽然简单至极，却很必要。要不然，自由的孤独就会与绝对的黑暗相混淆。所以，这些忧郁者都既希望自由自在地消失在深海里，又期待着在深海里与同类偶尔相遇。譬如，在我和霍桑之间已经间隔了一百五十年，而霍桑早已经料到，在茫茫读者之中，一定会有人对他心领神会。不是我一厢情愿，霍桑的确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有爱德温·米勒写的这本传记为证。当然，在霍桑不能从一团漆黑的时间的废墟里钻出来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我这么强拉霍桑做朋友也许有些过分。这么说吧，对我来说，霍桑是一个启示，一个隐喻，一条我在失去时空的深海里偶然遇到的梦想自由的鱼。
我越来越觉得弗冉老太太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人物。她的神秘之一就是收藏各种霍桑传记。弗冉老太太小屋里所有的东西都和小屋一起归了我，包括十几本长长短短的霍桑的传记。其中最老的是曼库尔·D. 康威一八九○年在伦敦出版的《霍桑生平》。而我正在读的这本则比较新，是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在这以前，我对霍桑的了解只限于《红字》，《红字》后面的霍桑像阴沉的新英格兰天空深处的隐隐雷声。只是到最近，在读了弗冉老太太的藏书以后，我才发现，霍桑原来是我的一个秘密知己。不不，应该反过来说，我发现了自己原来是霍桑的一个秘密知己。我对谁都不提我的新发现，因为不管是谁听了，准都会觉得是我潦倒得要疯了。由此及彼，想到弗冉老太太如此热衷于霍桑其人其事，莫非也是霍桑的不言而喻的知己？只是，在我给弗冉老太太当护工的那几年里，弗冉老太太明明知道我在学文学，却从来没对我说过她对霍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