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座文明的桥梁。走进海外博物馆，聆听中国文物的故事。
★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故事。 从敦煌壁画到青铜器，从佛教雕塑到皇家珍宝，120+精品文物，包含雕塑、绘画、陶瓷、青铜器、家具、琉璃、玉器等多种品类，呈现璀璨中华文明与深厚底蕴。
★每一件国宝的流失，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故事，这些珍宝们如何在战乱、探险与贸易中流落他乡，如今又在异国他乡继续讲述中国的故事。
★精选世界级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精品，配有大量高清图片和详细解说，带你近距离欣赏这些珍贵的文物，感受它们的艺术魅力与历史厚重感。
★ 世界流博物馆巡礼，从建筑外观到馆藏历史，足不出户遍览博物馆，全方位了解各大博物馆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西方与日本的公共博物馆中总共收藏了约16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但这只是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绢画，到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佛教雕塑，再到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吐鲁番壁画，这些文物不仅仅是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它们如何在战乱、探险与贸易中流落他乡？它们如何在异国的博物馆中继续讲述着中国的故事？作者常青用三十年时间，深度探访25个世界知名博物馆，带领我们揭开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与传奇，感受文明的流浪与重逢。
这是一次对遗失国宝的追寻，也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发现。
若想考察到每一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绝非一人一生的精力所能办到。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期待有更多人参与到“国宝寻踪”的行列中来。

前言：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之谜
英国
1. 伦敦大英博物馆
康侯簋 《女史箴图》 隋代白石立佛像 敦煌绢画 河北易县辽三彩罗汉像 行唐县明代三菩萨壁画 德化窑产欧洲家庭瓷塑

2.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北魏造像碑 响堂山石窟石雕坐佛像 中国古代各朝代瓷器
法国
3. 巴黎吉美博物馆
伯希和的图木舒克塑像 龙门石窟莲花洞迦叶头像 敦煌绢画 马萨林明代玉杯 清代十二叶百鸟屏风
德国
4.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商代青铜钺 吐鲁番文物 焉耆天人像 铁铸巫支祈像 明宣德孔雀明王铜像 清代皇室珍藏 佚失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5. 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
修定寺唐塔砖雕 明代闵齐伋《西厢记》版画 静宜园宝玺
意大利
6. 从图齐到罗马国立文明博物馆
天龙山石窟的唐代石雕佛头像 德化窑白瓷塑文殊菩萨坐像
荷兰
7.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天龙山石窟唐代14窟菩萨雕像 金代木雕水月观音坐像 明代壁画残片元明木雕罗汉像 清代粉彩绘武松打虎瓷瓶
瑞士
8. 苏黎世瑞特保格博物馆
北魏神龟三年造像碑 东魏天平三年造像碑 北齐天保八年比丘僧法阴等造像碑 天龙山石窟17 窟半跏坐菩萨像 北响堂山石窟石雕佛头像 云冈石窟北魏菩萨头像
瑞典
9. 安特生与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
仰韶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彩陶 半山类型人头形器盖 簋形玉杯
俄罗斯
10.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唐卡 新疆库车地区石窟壁画及彩塑 敦煌藏经洞文物 清代珍宝
日本
11. 正仓院与奈良国立博物馆
西安宝庆寺石刻造像 中国砖佛像 南宋陆信忠绘《十王图》 金银平脱琴
鸟毛立女屏风 平螺钿背八角镜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银熏球 螺钿紫檀阮咸 木画紫檀碁局

12. 东京国立博物馆
龙门石窟北魏菩萨头像 西安宝庆寺石造像 唐代海矶镜 唐代黑漆七弦琴 梁楷绘《出山释迦图》

13. 京都国立博物馆
南宋《维摩诘居士》挂轴 元吴镇《白衣观音图》挂轴 清恽寿平《花坞夕阳图》手卷 清王原祁《仿黄公望山水图》挂轴 唐摹《十七帖》拓片
美国
14. 弗利尔和他的美术馆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手卷 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维摩诘像 隋代卢舍那法界佛像

15. 凡诺罗萨与波士顿的亚洲艺术
传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 宋徽宗摹唐张萱《捣练图》卷 隋代石雕观世音立像 隋金铜阿弥陀佛坛像 唐四王浮雕像 南宋林庭珪《五百罗汉图轴：施饭饿鬼》 传南宋马和之《诗经小雅六篇书画卷》

16.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探秘
商至西周祭坛套1 件青铜器 北魏金铜弥勒佛会坛像 龙门石窟《孝文帝礼佛图》浮雕 元《药师佛经变》壁画 唐韩干《照夜白》卷 传五代董源《溪岸图》挂轴 元赵孟頫赵雍赵麟《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 阿斯特庭院

17. 从华尔纳到赛克勒：哈佛大学的珍藏
商代提梁卣 战国谷纹玉璧 十六国金铜坐佛像 天龙山石窟第21 窟坐佛雕像 清八大山人《明月与西瓜》图

18.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唐太宗的昭陵二骏 河北易县的辽代三彩罗汉像 广胜下寺《药师经变》《炽盛光经变》

19. 芝加哥艺术研究所
北魏晚期石棺床残件 西魏大统十七年造像碑 唐代二菩萨石雕坐像 唐开元十二年石塔残件 元王蒙《林麓幽居图》轴

20. 纳尔逊和史克曼在堪萨斯城的贡献
龙门石窟《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 北宋李成《晴峦萧寺图》轴 辽金木雕水月观音像 广胜下寺元代《炽盛光佛经变》壁画 北京智化寺明代万佛阁藻井

21. 布伦戴奇旧金山赠奇珍
西周凤鸟形青铜尊 东汉陶座西王母仙境青铜摇钱树 后赵鎏金铜坐佛像 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唐代主佛头像 明仇英《竹林七贤》扇面 明代藏传佛教护经板

22. 李雪曼和三家博物馆藏珍记
战国时代嵌错鸾鸟青铜莲盘 北凉石塔 唐代十一面观音雕像 唐代夹苎干漆菩萨坐像 明代周臣《流氓图》卷 清代郎世宁绘《乾隆帝及后妃图卷》 金代磁州窑梅瓶

23.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
商代卧虎形玉佩饰 西周青铜面具 北宋刘寀《落花游鱼图》卷 明代青铜道教神像 清代青铜香炉 清代珐琅彩装饰镀金时令花卉复合花瓶 清代石涛《山水》轴
加拿大
24. 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洛阳金村出土的西周青铜错银车具 金代木雕彩绘菩萨像 稷山兴化寺元代《弥勒经变》壁画 元代道教《朝元图》壁画 明末清初墓葬神道双峰骆驼石雕 明代铁铸地狱六王与三侍者像
澳大利亚
25. 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
北宋李公麟《马》 明董其昌《山水》轴 清代诰命龙凤冠 清代玉米形瓷鼻烟壶 清代犀角杯
后记：走遍世界寻国宝
附录：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海外博物馆
延伸阅读
常青，北京大学考古系学士与硕士，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主修中国石窟寺艺术。曾在龙门石窟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1999年来到美国研究、学习与定居。曾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美国国家美术馆作高级访问学者，研究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佛教艺术品。后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作博士后研究，在北卡大学亚克兰艺术博物馆、佛罗里达州瑞格林艺术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策展人。2010年以后，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任博士后讲师、密苏里大学圣路易分校任客座教授，讲授亚洲与中国艺术史，并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亚州艺术博物馆担任研究策展人。自2018年起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15种专著、100余篇中英文研究论文，主要研究中国佛教艺术。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之迷

国宝流失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为跌宕、巨变的100年，也是中国文物古迹遭受重大破坏的一个世纪。在1949年以前，由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图1）、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等动乱与战争的灾难，毁坏了众多的古迹。又由于战争和改朝换代等因素而导致的家庭衰落，致使无数的贵族家庭以变卖自己的收藏和家产而维生。在寺院里生活的僧人们也不例外。为了生存，他们便有了出售自己寺院文物的举动。
与此同时，在20世纪初的和平年代，由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往往比战争更为彻底。例如，在民国初年的河南开封，笃信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1882～1948）在1920年代治理河南期间，曾经拆毁过不少地上古迹。他为了开辟开封小南门，扩展马路，将著名的卧龙宫拆毁；为开阔开封龙亭贯穿南北的驰道，他下令拆除了万寿观牌坊，还逐散道士，打毁吕祖庙及火神庙中的泥塑神像。冯玉祥还把开封大相国寺改为“中山市场”，直到1949年该寺的宗教功能才得以恢复。冯玉祥把开封二曾祠的大门改为西式建筑，使其原有的祭祀功能不复存在，导致了这所晚清古迹终消失于20世纪60年代。1927年，冯玉祥还在河南废寺逐僧，发动了全省毁佛运动，将有寺院的僧人尼姑一律驱逐，寺产没收，把寺院改为学校，或作为救济院、图书馆等，或成为娱乐场所。继河南之后，直、鲁、秦等各行省也都纷纷跟从，致使华北佛教因此几乎衰绝。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大量的文物就从收藏者的手中流入古董市场，等待着流失海外的契机，那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古代美术的好奇、兴趣与需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大门。1868年在日本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人主动“脱亚入欧”，投入了西方的怀抱。从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里掀起了股去遥远的东方探险的热潮。他们不仅在其国内兴起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热，还认为在古代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上蕴藏著巨大的古代文化宝藏。于是，西方的探险家们沿著古老的丝绸之路，纷纷踏上了中国这片东方神秘的国土，在那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在那残垣断壁的佛寺之中，在那无人问津的山崖间的石窟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的文化宝藏。
这些西方探险家们的所谓壮举，不久便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们的大兴趣。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而中国的古董商们也要抓紧这些商机而不甘落后。还有不记其数的中国本土的破落贵族的败家子们、穷途末路的不法之徒、为图暴利的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了使不计其数的中国文物流往西方与日本的大军。就在这些中外人士的合作谋利的活动中，为了满足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喜爱，数百万件文物流往外国的大小博物馆与个人收藏之中，包括从寺院、石窟中拿走或凿下的雕塑与壁画，严重破坏了文物古迹的完整性。西方与日本各大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便是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西方与日本的中国艺术收藏来源有三种情况。一种人是学者与策展人自前往中国探险，做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将其所得入藏某个博物馆。策展人就像是中国博物馆里的研究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策划展览，还有为博物馆扩大收藏而收购文物的职责。有的策展人自前往中国购买文物，或在西方古董商行中购买，还有鉴定与吸引收藏家的藏品的工作。第二种人是古董商，他们便宜收购中国文物，转卖到西方或日本而谋取暴利。买者主要是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第三种人就是收藏家，他们向古董商买文物，向学者或策展人咨询专业知识。所以，这三种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私人收藏的终去向是博物馆。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三种人是如何促成中国国宝外流的，从而解开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入藏西方博物馆的谜团。

前往中国探宝的西方学者与策展人
与中国不同，西方博物馆一般都是私营的，或是私人捐赠由政府代管的，或是财团法人的经营方式。运作博物馆的经费庞大，但却往往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财政资助。于是，博物馆相当于“捧着金饭碗的乞丐”，馆里虽然收藏着价值连城的宝贝，却不得不到处去募捐。所以，一般的博物馆都组织了董事会，由捐赠者或潜在的捐赠者组成，一般都是社会名流，每年两到三次审议馆长提交的博物馆运作报告，其中就包括为博物馆收购艺术品或文物。而为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策展人的一大任务就是扩大馆内收藏，他们会有目的性地去一个地方，或联系一些人，给博物馆收购藏品。而每个博物馆建立中国收藏的目的，都是为了构成一个综合性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向观众展示完整的中国艺术发展史。这便需要学者和策展人的研究作为基础。可以说，西方博物馆的中国艺术综合收藏，就是在这些学者和策展人的努力下逐渐建立起来的。
1895年12月，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来中国探险，在新疆完成了一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危险旅行。此行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并以失败告终，但给西方人以大的精神鼓舞，激发了更多的西方学者前往中国探险的干劲。1899年9月，在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1829～1907）和百万富公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的支持下，赫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发现了久已湮废的楼兰古城，震惊了西方世界。他还发现了和田等地的古代寺院遗址。赫定在中国的发现品现藏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民族学博物馆（The Museum of Ethnography）。
斯文·赫定无疑是西方探险家中的先行者。步其后尘，英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图2）。他是世代居住于匈牙利的犹太人，曾在印度北部旁遮普大学任督学，在东方学院任校长。1900年，作为考古学家的斯坦因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米兰、和田发掘古代佛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建筑、雕塑与壁画。他于1904年入了英国籍，并在随后的1907年中国之行中收获巨丰——从敦煌莫高窟新发现的藏经洞中获取了九千多卷古代写本和三百多幅唐宋时期的佛画。这些文物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
1902～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1856～1935）、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等人在新疆吐鲁番发掘了高昌故城与柏孜克里克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焉耆七个星石窟等遗址，搬走了大量的佛教泥塑像，切割走了许多精美的佛教壁画。这些德国人获得的绝大部分中国佛教文物现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Berlin），但有相当一批大型壁画毁于二战的战火。
在日本京都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的资助下，1903年，日本人渡边哲信（1874～1957）和崛贤雄在新疆一带探险之时，从拜城克孜尔石窟中切割走了一批佛教壁画。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890～1968）在敦煌莫高窟得到了360多卷中国古代写经。目前，大谷旧藏的大部分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中国旅顺博物馆。
在对中国中亚地区的探险中，还有十分积极的俄国人。1907～1909年，俄国考古学家彼得·库兹米奇·柯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1863～1935）在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1038～1227）与元代（1271～1368）修筑的黑水城遗址发掘了三百多幅佛教绘画与大量的雕塑，还有众多的古代文书，现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Saint Petersburg）。1909～1915年间，俄国著名东方学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奥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1863～1934）组建了两次东突厥斯坦考察队，在喀什、吐鲁番、库车、敦煌等地挖掘和考察古代遗址，特别是对敦煌莫高窟的考察，获得了大量文物，包括古代彩塑像、壁画、文书等，也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1909年来中国考查，从新疆图木舒克一座佛寺遗址中切割走了三幅大型彩塑像，还从敦煌莫高窟获取了古代文书六千余卷与二百多幅佛画，现藏法国巴黎的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美国人也不甘落后。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是美国考古学家与东亚艺术史学家，1924年，在他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与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艺术策展人之时，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考察丝绸之路。他在莫高窟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唐代石窟壁画有26方，共计32006平方厘米，还搬走了唐代开凿的第328窟中高120厘米的半跪式彩塑菩萨像一尊，现藏哈佛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策展人普爱伦（Alan Priest，1898～1969）则看上了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为其父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及其皇后造功德而开凿的宾阳中洞前壁的大型浮雕《孝文帝礼佛图》。他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人岳彬（？～1954）签定了一个买卖合同，愿付14000银元从岳彬手中买下此浮雕。后，他如愿以尝，这幅无与伦比的《孝文帝礼佛图》现展出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还有一幅《皇后礼佛图》浮雕，表现北魏孝文帝的文昭皇后率众礼佛的场面，后来辗转来到了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这是当时的策展人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的功劳。《皇后礼佛图》的入藏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它先是被古董商从石窟中凿了下来，成为了一堆碎片，被运到了北京。因为整个浮雕太贵，没有遇到大买主，古董商就把它分块卖掉，有人买一个头部，有人买一个身子，就这样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史克曼是中国艺术史专家，他知道《皇后礼佛图》的重要价值，就在纳尔逊博物馆的资助下潜心留意收集。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将《皇后礼佛图》收购齐全，于1941年展出在了纳尔逊博物馆。史克曼以后担任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馆长，他的继续努力，终于使该馆成为了北美重大中国古代艺术收藏之一。
上述学者与策展人的努力，成就了前面提到的各大博物馆中国收藏的基础。而世界上各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的主要来源则是另外二种人的努力，那就是古董商与收藏家。

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古董商
西方学者与策展人在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的大兴趣，他们是使中国文物外流的第二、三类人。一件中国古代艺术品销往国外并进入一个共公或私人的收藏过程需要以下因素：中国文物的出售者或获得者，中国与西方古董市场中的古董商，西方的收藏家或博物馆中的策展人。首先，中国文物的出售者可以是某个家传收藏的继承者，在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不得不以出卖家传收藏以获取生活或娱乐费用。还有一类文物的出售者不一定是家传收藏的继承者，笔者称他们为文物的获得者，即为了谋求古董市场之利润而特意去搜求古董之人，获得之后再将它们卖给古董商。这些文物获得者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文物二道贩子，也可以是主动去历史遗址盗窃文物的如盗墓贼等。古董商是这个文物流散渠道的中间环节：由他们之手收购文物，再由他们之手出售文物，从中谋取差价。在当代，拍卖行也起着古董商的沟通卖家与买家的桥梁作用。而西方的文物购买者则是这个流通领域的后一个环节。绝大多数文物购买者是私人收藏家，他们出于对古代艺术品的热爱与兴趣而购买文物加以收藏，放在自己家里欣赏。但随着他们的年老或离开人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将其收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或自建博物馆以向公众展出自己的毕生藏品。策展人则是代表博物馆的文物购买者，他们可以在某个基金的资助下直接从卖家、古董商、拍卖行或私人收藏家手中为博物馆购买艺术品，在馆内收藏与展出。这种流通渠道是造就西方大小博物馆内艺术品收藏的主要来源。
在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在中外人士的合作谋利的活动中，使数百万件文物流往外国的大小博物馆与个人收藏之中。古董商便是沟通文物产地和收藏界的桥梁。其中有两位古董商成绩突出，他们是卢芹斋和山中商会。
卢芹斋（C.T. Loo，1880~1957）是西方著名的古董商。他生于浙江湖州，后到法国经商，在巴黎开办了卢吴古玩公司，主要从事把中国文物贩卖到欧美。后来生意做大了，在纽约也开了一家分店。他在西方古董界活跃了30多年之久，经他之手卖往国外的中国文物精品不计其数，比如著名的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唐代万佛洞外的石雕狮子，还有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里收藏的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主殿的元代大幅壁画《炽盛光经变》等。西方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他让欧美收藏者、学者欣赏中国墓葬文物、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玉器、陶俑、佛像等，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社会。”但是中国对他的评价完全相反：“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物盗窃分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物的构成有其群体组合特征。即一个完整的文物组合展示着一个区域文化的完整面貌。如果一个文物群体部分被销往国外或是破坏了，它所包含的文化体系也就不完整了。就拿昭陵六骏来说吧，被人拿走了两骏，只剩下四个在国内，群体组合就被破坏了，再也无法完整地向世人展现当年唐太宗六骏在沙场上的雄姿了。
在一个1940年出版的展览图录的前言里，晚年的卢芹斋以些许内疚的心情评价自己的一生：“作为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我感到羞耻。一能让我们辩解的是：没有一件艺术品直接出自我们之手，都是在公共市场与其他买家竞争获得的。中国失去了她的国宝，但一令我们安慰的是：艺术无国界，这些被学者们及公众欣赏的流往世界各地的凋塑也许能比任何活着的大使令中国更多的获益。通过这些艺术品，中国能在其外面的世界里更加闻名。由于中国的战乱与巨变，我们的历史丰碑们也许会在别的国家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失去的国宝将作为真正的信使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古代文明、文化，从而服务于创造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更好的了解。”
我知道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些文物如果不让外国人拿走，放在中国也会在以后的历史时期被毁掉。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首先，在1949年以前，把这些文物从它们的原始地点拿走，离开它们的祖国，就是个悲剧。很多文物在以后的历史时期被破坏，也是个悲剧。不能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以后的结果，就认为提早被人拿到国外是正确的。应该历史地看问题，才会客观面对历史事件。
我想提到的另一个古董商是日本的山中商会。按照日本习俗，在手工业、艺术界组织行会或者小团体，喜欢用创始人的姓来命名，山中就是这个古董商会创始人的姓。山中商会的实际发展人是山中定次郎（1866~1936）（图3），创建地是日本大坂。山中定次郎原名安达定次郎，出生在大坂古董商家庭，有家传经营古董商铺的背景。因此，他从幼年起便随其父在家庭古董店中学习古董知识，引起了他对古董行浓厚的兴趣。安达定次郎在十三岁时进入了当时大坂颇有名气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商店当学徒。后来，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卫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为妻，他便入赘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名山中定次郎，开始努力将山中商会的古董生意引入欧美市场。1894年，他在美国纽约开设了山中商会的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等地陆续开设分店。1900年在伦敦、1905年在巴黎也开设了代理店。于是，山中商会在欧美的古董界建立发展了自己的销售东方艺术品纲络，尽力去满足欧洲上流社会对于东方文化与艺术品的需求。
山中商会的主要古董来源之一就是历史悠久、文物与艺术品珍藏丰富、古董市场交易活跃的中国。山中商会把从中国得到的文物卖到日本、美国、欧洲等。与卢芹斋相似，当山中商会收购了一批文物以后，便在他们的画廊展出并出售，每次展出都要出版图录（图4）。在其图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家具、绘画等文物，以及来自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雕刻作品。凡是卢芹斋从中国购得的文物，没有太多确切的证据证明是他自己盗窃或以非法手段干的。但山中商会则不同。例如，1924年与1926年，山中定次郎访问了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他深深地被那里的精美佛教雕刻震撼了。于是，在1927年以后，经过管理石窟的天龙寺僧人的同意，山中商会对天龙山石窟造像进行了盗凿，在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的25所洞窟里，有150多件精美的雕刻被凿走，可以说基本毁掉了整个石窟群。
我不敢说全部这些被凿下的雕刻均出自山中商会之手，致少大部分是经他们之手流散到了国外，进入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等处。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则从山中商会购得了来自河南巩县、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响堂石窟的石雕作品。如果现在去天龙山石窟参观的话，大部分洞窟造像全都是复制品，或是有身无头，只有几个唐代的大像，因为太大无法搬走而留了下来。天龙山石窟为什么能够引起山中商会的兴趣？一是因为它是唐代佛教雕刻艺术的杰作，二是因为早调查天龙山石窟的就是日本人，他们出版过《天龙山石窟写真集》，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石窟雕像之外，山中商会还收购、出售了大量的中国单体造像与造像碑、中国历代器物等文物。

收藏家的贡献
西方各大博物馆所藏艺术品的主要来源是私人收藏之捐赠。欧美各西方国家，有着全民热爱艺术的习俗，是以经济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研究艺术的学者、教授在西方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西方国家的工商业巨子以及以各种渠道致富了的人们多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也没有将财产传给后人的社会风俗（欧美孩子18岁以后父母便没有抚养的义务，而孩子们也以那时以后向父母伸手要钱为耻），而是将他们的钱建立慈善基金会，或将财产捐赠给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包括教育与博物馆。因此，西方的大小博物馆基本都是由私人捐赠建立的，馆内的藏品也多来自私人捐赠，或用私人捐赠得来的钱购买。这种私人捐赠的目的一是为了回报社会，二是为了使自己永世留名。于是，私人捐赠的博物馆或展厅往往以捐赠者的名字来命名，如法国的吉美博物馆、美国的佛利尔、亚克兰、纳尔逊等博物馆。另外，在每个展览的展品说明牌上，都要写明展品的出资购买者或捐赠者的名字。在上百年的私人收藏捐赠之下，西方国家涌现了几所世界闻名的亚洲艺术品（包括中国艺术品）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德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下面介绍三位大收藏家对美国的几个著名博物馆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杰出贡献。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藏品基础的奠基人是收藏家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布伦戴奇是第十五届国际林克委员会主席（1952~1972年）。他拥有良好的亚洲艺术知识，具有购买流艺术品的能力，很少被那些不良古董商人所欺骗。他收藏了为数众多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文物与古代艺术品，包括凿自龙门石窟、响堂石窟的佛教雕刻，以及来自河南安阳修定寺著名的唐代亭阁式塔上砖模浮雕数件等。1959年，布伦戴奇同意将其部分收藏捐赠给旧金山市。第二年，旧金山市民投票通过了一项2725000美元的债券发行，用以安置布伦戴奇的捐赠品。这就是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66年向公众开放，原址位于金门公园。2003年，该馆迁入位于市民中心的新址。1969年，布伦戴奇立下遗嘱，在他死后将有剩下的藏品捐赠给亚洲艺术博物馆。今天，该馆拥有约7700件布伦戴奇的藏品，而整个博物馆的亚洲艺术藏品是17000多件，包括许多中国玉器、陶瓷器、漆器、丝织品、家俱、兵器、佛教单体造像与造像碑，非常系统地展示着亚洲与中国的艺术史。
再来看看美国大的博物馆——位于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藏品主要来自私人收藏。在众多的私人捐献者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家就是赛克勒（Arthur Mitchell Sackler，1913~1987）（图5）。他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专家、企业家与慈善家。他的致富来自他的医学广告业、医学治疗出版物、柜台上出售的非处方药产品。他建立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学研究所，他被誉为“当代制药广告业之父”。但同时，赛克勒还是一位研究艺术的学者与收藏家，于1950年开始购买艺术品。他常常是买一个他认为的好收藏家的全部藏品。到了1960年代，他已收藏了数千件中国与古代近东艺术品，包括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艺术品，有些文物是直接来自山中商会与卢芹斋之手。他还捐赠了许多艺术博物馆，如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华盛顿史密森博物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等。他还给一些博物馆捐赠展厅，如大都会艺术物馆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他在捐赠博物馆或展厅时，往往都是伴随着他的一大批收藏的捐赠，如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他的捐赠中不乏中国艺术精品，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大殿的宏伟巨大的元代《药师佛经变》壁画，是以他母亲的名义捐赠的。
很多中国人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一个反应就是：这都是美国人参加八国联军时抢走的。我想在此辟个谣：这个说法是一种误解。美国当年参加八国联军的时候，并没有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抢掠文物。大都会的中国藏品大都是私人捐献的，有的则是用私人捐赠的钱由馆里的策展人购买的。其中不光彩的一件事就是该馆东方艺术部策展人普爱伦在20世纪30年代雇中国古董商盗凿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创始人佛利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私人收藏家。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是一位火车制造商，退休之后全身心投入了自己爱好的东方艺术品收藏之中。他对亚洲艺术的爱好与收藏是从日本艺术开始的，他去日本买了很多日本艺术品。直到1907年，他在经由中国去日本之时，偶然逛了香港和上海的古董店，才发现中国的文物比日本更早更棒。于是在1909、1910~1911年，他专程两次来到中国，购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佛利尔的这次中国之行重点考察了开封、巩县、洛阳和杭州四个城市的古迹，还访问了上海、青岛、北京、天津、沈阳、大连、旅顺等地，购买了大量中国文物。但他没有在所经过的地方把文物偷走或盗凿，特别是他对龙门石窟的考察，这点与山中商会的作法有着天壤之别。他的古董收藏都是来自中国的古董市场，总共买了近万件，打包、装箱、运到美国。他的日记现在在中国出版了，从日记上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和欣赏，对中国人非常友好。
佛利尔在美国的收藏界和博物馆界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博物馆管理体系。比如他发明的文物编号法沿用至今。1923年5月2日，他建立的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归属史密森博物学院。根据他的遗嘱，他的有文物全部捐献给美国人民，用于学生的教育和学者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赛克勒给史密森博物学院再捐了一座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87年对外开放。这个博物馆就建在佛利尔美术馆的旁边，使用了一套行政与研究班子，并将这两个博物馆合起来称作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也叫国立亚洲艺术博物（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综上所述，学者和策展人、古董商、私人收藏家为西方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学者和策展人用他们对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为博物馆挑选和购买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收藏家以他们的个人兴趣爱好为自己收藏，而古董商是沟通文物产地和学者、策展人、收藏家的桥梁。在古董行业中，20世纪前半叶的两个出名的古董商就是卢芹斋和山中商会。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大部分的终去向都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因为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捐献给了博物馆，他们的收藏与名字才能被人类永久地保留与纪念。西方各国的大小博物馆都是以私人收藏家的捐赠为基础的。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60万件中国文物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着，但还有约800万件中国文物则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总共外流的中国文物约有1000万件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文物与古代艺术宝库，值得我们去探寻。而本书介绍的只是保存着中国文物的27所西方主要博物馆。各民族的文物都凝聚着本民族的情感。看到书中介绍的无法复制的中国世精品国宝，您也许会在心中涌现震撼、惊叹、悲伤的情感。面对那些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文物，我们已无力挽回当年的损失，也无益指责参与其中的前辈同胞，因为那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巨大遗憾！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崇敬的心情，去海外探访收藏在西方各国博物馆中的国宝，以慰籍当年创作那些稀世精品的祖先们！




后记：走遍世界访国宝

在全世界探访流失海外的中国珍宝，需要花费一个人一生的精力。其实，以一个人一生的精力去做这件事，也是远远不够的，但起码在一生中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有一些收获。我就是这样的。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主要收藏在已经面向大众的公立或私立博物馆里。而绝大多数文物至今仍在不愿公开信息的私人收藏家手中。还有一些则暂时存放在流通的古董商店铺里。因此，探访海外中国文物，就需要访问博物馆、私人收藏家和古董商行，而以博物馆为主。

初次调查日本博物馆
我在海外探访中国文物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991年。那时，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工作一年，时值该所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签订了互派访问学者的项目。作为一批中国方面派出的访问学者，我于是年9、10月间来到日本访学两个月。在日本，我除了在奈良参加了两周的西大寺遗址发掘外，还访问了京都、大阪、福冈、佐贺、兵库、滋贺、三重、东京、仙台、千叶等十一个县市的博物馆、文化财研究所、古坟、考古发掘遗址、神社、佛寺等。特别是对奈良国立博物馆（包括正仓院展）、京都国立博物馆（图26-1）、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等的参观，看到了很多流失日本的中国文物，感触颇深。

调查北美博物馆与私人收藏
我真正大规模开始调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还是在1999年以后。1999年10月1日，我来到美国，开始在美国访学、读博、工作，后定居，也开始了我的探访外海中国文物之旅。
1999年10月到2001年7月，我在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作高级访问学者（Senior research fellow）。那时，我的主要工作是调查与研究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300多件中国佛教造像。我每周去库房两次，终全面记录了这300多件造像。这项成果于2016年由位于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分研究篇、著录篇二卷）。在访学期间，我还与该馆中国艺术策展人斯美因（Jan Stuart）合作撰写了《对佛利尔美术馆中国佛教雕塑的新认识》一文，于2002年发表在了《Orientations》（东方）杂志上。以后，我还于2003年在《Orientations》上发表了《搜寻与研究：佛利尔收藏的龙门石窟造像的归位》一文。
2001年1月至4月，我又获得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高级访问学者短期项目资助，前往美国的五个州调查中国佛教造像。于是，我依次访问了芝加哥的芝加哥艺术研究所、菲尔德博物馆（Fielf Musem）、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位于金门公园的旧馆）、斯坦福大学的坎特艺术中心（Iris & B. Gerald Cantor Center for Visual Arts，Stanford University）（图26-2）、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哈佛艺术博物馆（即当时的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等。在去这些博物馆之前，我都通过佛利尔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的特别介绍，与这些博物馆的策展人取得了联系，得以调查没有公开展出的收藏在库房里的中国佛教造像。与此同时，我也参观了这些博物馆展厅里展出的有中国古代艺术品。
2001年8月，我在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的高级访问学者工作结束后，先后参观了三所北美博物馆。我首先从华盛顿驱车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访问了我的堂弟，并参观了安大略博物馆展厅和库房里的一些中国佛教金铜造像。然后在驱车前往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路上，路过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参观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接着再顺路前往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参观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这三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也很丰富，特别是安大略和克利夫兰二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1年至2005年，我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四年。该大学所在地劳伦斯市（Lawrence, KS）离堪萨斯城只有30分钟的车程，如果要乘飞机去别的地方，都要去堪萨斯城的机场。因此，我便得空又多次参观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特别是在2003年，我的导师开了一门“宋元佛教艺术”课，还把一次课放在了纳尔逊博物馆的库房里。
2005至2006年，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做博士后研究一年。我当时的工作是修改我的博士论文，调查该馆收藏的中国佛教艺术品。其间，我参观、记录了大都会博物馆里的有中国展厅里的古代艺术品，以及收藏在库房里的中国佛教造像。在这一年工作结束后，我于2007年在《Orientations》上发表了《再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龙门石窟雕像》一文；于2011年在《艺术史研究》13辑上发表了《关于北美收藏的山西寺院壁画的研究与问题》一文，研究了大都会、安大略、纳尔逊、宾州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收藏的五幅山西壁画；又于2018年在《艺术史研究》第20辑发表了《图像与真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伯纳碑再思考》一文，研究了这通著名的东魏造像碑。
在纽约生活工作的一年里，我还遍访了纽约各著名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有亚洲协会、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以及收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艾弗里建筑与艺术图书馆（Avery Architectural & Fine Arts Library）的著名收藏家赛克勒的中国古代艺术赠品。此外，纽约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私人收藏的国际性大都市，有很多著名中国艺术收藏家生活在这里。在这一年里，我访问了很多中国古代艺术藏家，包括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1929~2014）、黄蕙英（Dora Wong）等。纽约还有很多古董商办的画廊，收藏与出售中国艺术品，我也访问过不少，包括霍华德夫妇（Howard and Mary Ann Rogers）的怀古堂（Kaikodo Art Gallery）、约翰·埃斯肯纳齐的亚洲艺术品公司（John Eskenazi Ltd.）、蓝理捷（J.J. Lally）亚洲艺术品公司等，还有著名的拍卖行——佳士德（Christie’s）与苏富比（Sotheby's）在纽约的分部。
纽约有一个亚洲周纽约协会（Asia Week New York Association, Inc.），在每年的三月下旬举办一个“亚洲周”（Asia Week）。在这一周里，这个协会通常会租用一个大场地，让各大小古董商家来租用、展销自己的收藏品。同时，纽约的各大小古董画廊与商铺也同时在自己的场所展销亚洲文物。佳士德与苏富比也在这一周里作亚洲艺术拍卖前的展览，是其中规模大、吸引人的展览。因此，这一周可称是世界亚洲艺术展销的盛会，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亚洲艺术学者、收藏家、古董商、爱好者。与此同时，有的博物馆、画廊也会请著名学者来做专题演讲。我一次参观“亚洲周”的展销和各种活动便是在2006年。此后一直到2018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尽力在“亚洲周”期间前往纽约（图26-3）。总之，在“亚洲周”期间，可以看到许多平时在私人收藏家手中的中国文物，其中不乏精品，如一件来自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中的大臣头像，便在一年的“亚洲周”中出现过。但缺点是，这些曾经出现在“亚洲周”中的中国国宝，之后又消失了，除非它们被一些博物馆收藏并在日后展出。因为私人藏家普遍不愿透露自己的收藏信息。
2006年上半年，即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博士后研究的下半段时间，博物馆资助我出外参观。我便前往费城、华盛顿参观了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佛利尔美术馆等。在费城艺术博物馆，在馆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访问了库房里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几件来自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的砖雕。在佛利尔美术馆，我特地预约了库房管理员，在库房里详细考察了30多件传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绘画作品，包括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2006至2008年，我在北卡罗莱纳州教堂山市亚克兰艺术博物馆工作，担任亚洲艺术策展研究员（curatorial fellow of Asian art）两年。在此期间，我主要研究该馆收藏的著名艺术史学家李雪曼捐赠的亚洲艺术品，和在李的帮助下购买的亚洲艺术品，其中以中国文物为主。此外，我还多次与当地收藏家联系，访问了一些他们的中国收藏。其间，还访问了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Los Angeles, CA），其中有亚洲与中国收藏。
2008至2010年，我在佛罗里达州的瑞格林艺术博物馆（The John and Mable Ringling Museum of Art）担任副亚洲艺术策展人（associate curator of Asian art）。这个博物馆的亚洲与中国艺术并不丰富，因此不在本书中介绍。为了有充足的艺术源泉在博物馆里举办亚洲艺术展，我不得不广泛联系当地的亚洲艺术收藏家，总共联系了25位，组织了一个“亚洲艺术朋友会”（Friends of Asian Art），定期给他们组织活动，如办讲座、访问收藏家、讲解新展览等。在他们之中，我发现了不少中国文物精品，如一位藏家收藏的明代祝枝山（1461~1527）的书法等。
2010至2015年，我先后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WashU）和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UMSL）担任博士后讲师（post-doctorial teaching fellow）和客座教授（adjunct professor），教授亚洲艺术史与中国艺术史专题课。我每个学期都要带领班上的学生（多时达120人）去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参观实习，因此对该馆的中国艺术展厅了如指掌。在2015年，我还曾去过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拜访老朋友，重温博物馆中的中国珍宝。
2016至2018年，我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克劳亚洲艺术博物馆（Crow Museum of Asian Art）担任研究策展人（research curator），系统地研究了该馆收藏的亚洲艺术品。该馆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不算丰富，以清代玉器为主的，有不少精品。因其藏品数量不多，故该馆不在本书介绍之内。同在达拉斯市的达拉斯艺术博物馆（The Dallas Museum of Art）也有亚洲艺术收藏，但以印度的为主，中国古代艺术也不多。
我在达拉斯工作期间，曾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参加第六届北美亚洲艺术策展人论坛（Forum for American Curators of Asian Art, ACAA），再次参观了该馆的中国展厅。2016年8月，我再次前往旧金山参观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位于旧金山市政府所在的小广场上的新馆。2018年2月，作为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佛教雕塑图录的主要撰写人，我再次前往安大略博物馆，详细调查了该馆收藏的有中国佛教雕塑。
在2017年，我还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很多西方人在中国游历时拍了不少照片，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佛利尔在1910~1911年间考察开封、巩县、洛阳和杭州的古迹之时，在中国聘请了一位名叫周裕泰的专业摄影师，帮他拍了很多黑白干板照片。这批照片具历史价值，可以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因为照片中的许多历史遗迹地点经过半个世纪的变迁早已不存在了或改变了原貌，他的照片就为我们留下了历史资料。在时任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档案部主任霍大为（David Hogge）先生的帮助下，我系统地整理与研究了这批照片，写成了《物华旧影：1910～1911年佛利尔镜头里的中国文化史迹》一书，于201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调查欧洲、日本博物馆
2018年至今，我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调查海外收藏中国珍宝的新的高峰期。这些考察所得的资料，有很多用在了此书中。
2019年6月24日到7月11日，我访问了欧洲七国，先后参观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图26-4）、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伦敦大英图书馆、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瑞士苏黎士瑞特保格博物馆、罗马国立文明博物馆等，考察与记录了这些博物馆内展出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包括很多一二的珍品，都是研究中国艺术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2019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我访问了许多印度佛教胜迹，并于9月28日参观了新德里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这里保存了不少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拿走的新疆佛教壁画。可惜的是，我参观的那天，这些壁画没有展出。
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12日，我访问了日本大阪、奈良、京都、东京等四座城市，先后参观并考察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特别是在奈良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两场正仓院展，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在这四座城市，还参观了很多与唐代佛教艺术有关的寺院，其中包括一些从中国获得的佛教艺术珍品。
2023年7月19日至8月28日，我做了一次真正的世界环游，从成都出发，在北京出海关，依次前往希腊雅典、奥帝利维也纳、德国柏林、西班牙巴塞罗纳和马德里、美国的达拉斯、华盛顿、纽约、火奴鲁鲁、中国台北，再回到成都。此次环游，以考察与参观博物馆为主，以德国柏林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内收藏的来自新疆的佛教文物为高潮，当时在该馆连续奋战了六个小时，连中午饭都没有吃。在美国，我再次参观了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国家美术馆，还特意去考察了位于达拉斯的金贝尔艺术博物馆（Kimbell Art Museum）的小型亚洲艺术藏品，包括一些中国古代艺术品。8月22日，我来到夏威夷的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Honolulu Museum of Art），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古代艺术藏品。不幸的是，那天博物馆闭馆，而我第二天就要飞往台北了。

长路漫漫
2024年，我在香港大学作访问教授五个月，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佛教建筑》课。其间考察了柬埔寨的印度教与佛教寺院、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遗址等。同年12月，我还前往阿富汗考察了贵霜帝国时期的佛教遗址和著名的巴米扬石窟。这些考察虽然与中国艺术无关，但对我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很有帮助。
我接下来的计划，是再来一次环球之旅，去访问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还想访问土耳其、伊朗、新西兰、新加坡等地，看看那里的中国艺术收藏。同时，还计划参观、考察与中国艺术有关的其他国家的艺术品，如埃及、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
在本书《前言》中已述，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西方与日本的公共博物馆中总共收藏了约16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但这只是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其它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海外中国文物则收藏在私人手中。若想考察到每一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绝非一人一生的精力所能办到。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还需要更多人参与到“国宝寻踪”的行列中来。
如果此书能为愿意前往海外访问中国国宝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些帮助，则倍感欣慰！

常青
2024年12月31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