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开创出一个研究领域，这在任何学科里都是稀见罕遇的事，但这本书做到了。
——弗兰克•哈恩 （Frank Hahn），剑桥大学
阿罗就福利经济学相关议题给出了极富洞察力的评论，直至今天，它们依然饶有新意，切中肯綮，就像当年刚刚发表时一样。
——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 C.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一部无与伦比的典小书引发了人们对社会选择和投票理论的兴趣。半个世纪之后，这本书依然充满了深刻的见解。它的中心思想“阿罗不可能定理”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唐纳德•G.萨里（Donald G. Saari），《决策与选举：解释意外之事》作者
肯尼思•阿罗可以加入凯恩斯、罗尔斯和冯•诺伊曼的行列，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开创并形塑了哲学与社会科学。“阿罗不可能定理”改变了公共-社会选择理论的整体格局，带来了需要被支持或被反驳的长期挑战。
———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社会成员不但有千姿百态的口味和偏好，更有纷纭万变的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凝心聚力，集结种种不同的意见而形成理性的社会决策，是社会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艰难挑战。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它精妙而深刻地探讨了多元价值下社会选择的困难之处及其解决之道，是一部直面人类社会根本问题的不朽典。

第三版序言3
第二版序言9
致谢10
一版10
第二版11
一章引论12
一节社会选择诸类型12
第二节对此分析的若干限制15
第二章偏好与选择的性质17
一节效用的可度量性和人际间效用的可比性17
第二节偏好与选择的符号表示18
第三节社会状态的排序22
第四节关于偏好和选择的余论23
第三章社会福利函数26
一节社会选择问题的形式表述26
第二节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正向联系28
第三节无关备选项的独立性28
第四节公民主权条件30
第五节非独裁条件31
第六节效用和32
第四章补偿原则34
一节补偿的支付34
第二节补偿的可能性36
第五章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可能性定理42
一节备选项的数目42
第二节两个人和三个备选项的情形43
第三节一般可能性定理的证明45
第四节对一般可能性定理的阐释50
第六章个人主义的假设52
一节对此假设的说明52
第二节个人主义假设下的可能性定理53
第三节拟序和与之相容的弱序54
第四节一个例子57
第五节单一商品的世界57
第六节博弈论中的群体选择58
第七节结合个人主义的分配伦理学58
第七章作为社会福利判断之基础的相似性61
一节完全的一致同意61
第二节单峰偏好的情形62
第三节理想主义的立场和共识概念65
第四节知识与社会备选项的含义69
第五节部分的一致同意70
第六节关于决策过程的价值观71
第八章社会选择理论劄记（1963）73
一节历史回顾73
第二节诸条件的形式表述，以及一种新证明方法的演示75
1．帕累托原则和社会福利函数的诸条件76
2.一般可能性定理的一种证明方法77
3．平等原则和中立原则79
4.一般可能性定理表述中的一个错误80
第三节什么是社会选择问题？80
1.福利判断81
2.社会决策过程82
3.福利经济学、补偿和选票交换84
第四节无关备选项的独立性以及人际间比较的强度85
1.序数主义、可观察性以及无关备选项的独立性85
2.纯粹伦理比较的不可能性86
3.人际间比较和扩展的无差异图形86
4.扩展的同情88
5.分辨力89
第五节集体理性91
译名对照表93

肯尼思·阿罗，肯尼思•J.阿罗 （Kenneth J. Arrow）：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1972年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罗在微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等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资本主义民主之下的社会选择，实质上有两种方法：投票，通常用于做出“政治”决策；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出“经济”决策。当今应时而生的混合经济体制的民主政体，如英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同样采用这两种方法，只不过，这些国家更加重视投票方法，以及直接或间接建立在投票机制而非价格机制之上的决策流程。在世界其他地方，乃至在民主国家的较小社会团体中，社会决策有时是由单个人或小群体做出的，有时是由无所不包的传统规则——例如宗教律则（a religious code）——给出的（在现代社会里，此种情况越来越趋稀有了）。
社会选择的后两种方式，即独裁和惯例（convention），在形式结构上具有投票和市场机制所没有的明确性（definiteness）。在理想的独裁政体下，进行选择的只有独一的意志；在理想的靠惯例统治的社会中，选择是由神的意志做出的，或者可以假设，人们对于社会决策有共同的意志，在任何情形下，人们的意志都不会发生冲突。 从另一方面来看，投票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汇集众人口味（tastes）的方法。独裁和惯例的方法，在任何人的选择都具有理性这层意义上是（或应当是）理性的。如果涉及到众多参与人的意志，集体选择可以具有这样的一致性吗？
这里应当强调，我们现在的研究只关注上述问题的形式方面。亦即，我们询问的是：从一组已知的个人口味（tastes）出发，建构出达致社会决策模式的程式（procedure），在形式上是否可行？这一问题可以由下述著名的“投票悖论”来加以描绘。假设一个由三个投票者组成的群体（community），这一群体须从三种社会行动的方式（例如裁军、冷战和热战）中做出选择。我们可以想象这类抉择会被不断重复，但有时并不是有备选项都是可行的（available）。可以把这种选择比作是个体消费者的效用分析，这个消费者面临着固定的欲求和价格-收入变量，对于群体而言，理性行为意味着这个群体一以贯之地依据它的集体偏好对这三个选项进行排序，然后在一切给定的情形下选择排序高的可行选项。得出这种集体偏好量度的自然方式，就是按多数意见决策。如果只有两个备选项，若群体里的多数人偏好一个备选项胜于第二个，那么群体就会选择一个备选项。令A，B和C是三个备选项，1，2和3是个体。假设个体1喜欢A胜于B，B胜于C（故而喜欢A胜于C），个体2喜欢B胜于C，C胜于A（故而喜欢B胜于A），个体3喜欢C胜于A，A胜于B（故而喜欢C胜于B）。那么，这一群体中有多数的人喜欢A胜于B，也有多数的人喜欢B胜于C。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群体喜欢A胜于B，B胜于C。但实际上，这个群体中还有多数的人喜欢C胜于A。 可见上述从个人口味汇总到集体的方法不能满足我们通常理解的理性条件。我们是否可以找到其他方法来汇总个体的口味，使得如此形成的集体行动方式既是群体理性的，又在其他方面令人满意呢？
如果我们继续依据传统观点，把理性等同于优化某个目标（下文中将会做细致讨论），那么从个体欲望（desires）达致社会优的问题，便无疑是福利经济学领域一直以来的核心问题。在此我们大可不对这个学科的历史详加回顾。 经济学家能否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评判一个社会状态优于另一个？这是个长久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人际间效用比较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便能按个体效用的总和对不同社会状态进行排序，这合乎边沁（Jeremy Bentham）的方案，也是埃奇沃思（Edgeworth）和马歇尔（Marshall）两人都赞成的。 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数学形式，从个体效用得出社会效用，比如，社会效用可以是个体效用的总和，也可以是个体效用的乘积，或者效用对数的乘积，或者把个体效用两两相乘然后加总求和。故而，正如伯格森（Bergson）教授指出的，上述由个体效用得到社会效用的考虑中隐伏着价值判断。 假如我们否认人际间效用的可比性，情况只会更加糟糕。正因为否认了人际间效用的可比性，罗宾斯（Robbins）教授才理直气壮地认为，经济学家不能给出任何政策建议， 除非经济学家抛弃他的身份，跨到伦理学的地界之中。在另一方面，卡尔多（Kaldor）君，以及追随他思路的希克斯（Hicks）教授都认为，即便我们不假设人际间效用的可比性，判断一个社会状态优于另一个状态仍是有意义的。 他们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机制，用来对不同的社会状态做出比较，这就是“补偿原则”，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该原则。
上述的争论，其实是混淆了两个层次的论证。无疑地，即使我们假设人际间效用可比，在个体效用的基础上做出社会选择的任何一种方法，都隐含着价值判断：这是伯格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的。然而，给定了这些加总个人欲求的基本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仍然应当考察满足这些价值判断的社会选择机制，并且要检查这些机制的后果，看看它们是否与其他的价值判断相冲突。特别地，他应当询问：各种价值判断是否彼此一致？亦即，是否存在着某种社会选择机制，真正能满足我们所要求的种种价值判断？例如，在上文讨论的投票悖论中，如果“多数原则”被看做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价值判断在上述的特定情形中是自相矛盾的（self-contradictory）。
在讨论一致性的时候，人际间效用可比性的问题至关重要。伯格森认为，我们有可能根据个人的无差异图形对社会状态进行排序，萨缪尔森也同意这一看法。 另一方面，兰格（Lange）教授在讨论社会福利函数的时候，假设了效用在人际间的可测度性（interpersonal measurability）, 在其他地方，他坚持认为，对于规范的社会判断而言，效用的可测度性是绝对须的。 勒纳（Lerner）教授在他近的福利经济学著作中，同样假设效用强度的人际间比较是有意义的。
在下文涉及社会选择的各种价值判断一致性的讨论之中，将不再考虑投票和市场之间的区别，这两种方式都将被看做是更加一般的集体选择范畴的特殊情形。这种把经济选择和政治选择等量齐观的方法，曾经屡次被提出。例如，匝森豪斯（Zassenhaus）教授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无非是把自由市场替换成了通常以分配社会产品为手段的影响力。 他指出：在类似于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对商品的影响力的市场，会以类似于一般市场交易的方式达到均衡，政治影响力取代了商品的初分配。然而，其模型的表述方式过于一般化了，例如，我们很难从中看出社会主义民主究竟如何运作。
荷伍德·鲍文（Howard Bowen）博士把投票看作是对集体消费的需求。 在他的研究中，把收入和成本的分配都处理为给定因素，加上其他简化的假设，可以得出：集体消费需求与一般的市场需求曲线十分类似。
奈特也强调了投票和市场两种方式的相似性，因它们都涉及面对有限备选项时的集体选择。 他还强调了两者之间的若干不同，特别是：投票的体制比之市场体制更有可能导向不平等（inequality）；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差异与其说是形式上的差异，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理类型上的差异，故而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并无太大关系。
近，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处理了各种特定假设下的政治选择理论的多方面问题，他强调，市场选择和选举其类似。 对这些工作，本书第七章第二节还要详加讨论。还有一些文献是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的。此间主要的相关之点乃在于：实际上，有的单个选区中的特殊选举方案都有某种任意性。那些在若干候选人中选择一人就任某一职位的选举问题，例如美国总统选举或立法机构成员的选举，都是在若干人中选择一人，这在本质上和从若干可选政策中选取一个别无二致：选择不同的候选人，归根结底就是在选择不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