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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先秦考古探微
定价：188.0
ISBN：9787030526519
作者：王立新
版次：1
出版时间：2017-06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夏商周时期考古的专题论文集，共计收录论文33篇，包括“新石器时代考古”“夏代考古”“商代考古”“周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综合”“理论与方法”六个专题。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中原地区龙山至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谱系、变迁过程与发展动因研究，一是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与社会进程研究及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机制研究。
目录：
目录
序 林沄 （i）
新石器时代考古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3）
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 （17）
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26）
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神徽含义的初步解释 （37）
单把鬲谱系研究 （45）
关于“龙山时代”的概念 （75）
夏代考古
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 （83）
下七垣文化探源 （101）
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 （113）
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 （129）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几个问题 （146）
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 （162）
试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类型与布局特点 （170）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非龙山化过程及骨卜习俗的先进性 （178）
夏家店下层文化综论 （182）
商代考古
试论早商文化的分布过程 （207）
从早商城址看商王朝早期的都与直辖邑 （233）
“桐宫”再考 （257）
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 （263）
试析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以三星堆和吴城城址为例 （274）
周代考古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 （283）
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 （291）
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 （302）
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 （314）
青铜时代考古
综合
试论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 （347）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368）
中国东北地区所见的珍珠纹陶器 （398）
也谈“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根由 （411）
理论与方法
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 （421）
关于文明探源研究的一点思考 （432）
浅论考古资料系统化与解释研究的方法 （435）
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新尝试 （444）
灰坑发掘中应当注意的三种情况 （453）
后记 （455）
在线试读：
新石器时代考古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本文所说的辽西区，是考古学上文化区的概念。早在1977年，张忠培先生在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授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时，就明确提出战国以前的辽西区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1991年，张先生在《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一文中，进一步对该区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该区“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1］。
就目前认识，这一区域内已确认的史前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它们应当属于前后相继的单一文化序列［2］。从文化内涵上看，这四支文化相互之间的一些主要文化成分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而，从文化谱系上说，它们大体应属同一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自兴隆洼文化至小河沿文化，作为一个单一文化迭相更替且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考古文化区，辽西区的古代社会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演进过程？导致或影响这一社会进程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都是东北史前考古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近年，辽西区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区域性考古调查的蓬勃开展，以及多学科分析手段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都为上述问题的解答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资料。本文即拟在综合分析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认识的基础上，对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做一尝试性探索。
一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据14C测定，在公元前6200～前5400年［3］。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布局大体有两种。
第*种以敖汉兴隆洼［4］、克什克腾南台子［5］和阜新查海［6］聚落为代表。特点是几乎所有居住性遗迹皆相互毗连，集中在地形起伏不大的同一区域之内。从分期的角度看，处于兴隆洼文化偏早阶段的南台子和兴隆洼一期聚落，居住区外都有椭圆形的围沟。沟内房屋皆成排分布、整齐划一，体现了建筑过程中的统一规划和设计。南台子聚落共发现房址33座，*大的一间房子位于居住区中心偏北。兴隆洼一期聚落所包含的房屋数尚不确知，但规模可以肯定要大于南台子聚落，这里*大的两间房屋并排建置于居住区的中心部位，面积各达140多平方米。这两处聚落都呈现了一种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凝聚式布局。按照以往对仰韶聚落的分析，似可推测这两处聚落各自代表了一个以血缘关系相维系的氏族公社。需加说明的是，两聚落的围沟既窄且浅，宽、深均仅1米上下，与后来的城壕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公共的防御性设施，倒不如说是一种界沟，借以强调整个聚落的统一精神。
查海三期聚落大体属兴隆洼文化的偏晚阶段。聚落内的房屋集结为若干个房屋组，每组2～4座，组内的房屋大多仍遵循着排列成行的习惯。而从整个聚落看房屋已不再有统一分排的现象。聚落内房屋由统一分排到出现若干房屋组，似乎意味着氏族内部血缘纽带的维系力开始减弱，而按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进一步区分的“小集体”的地位正在逐渐得到重视。据介绍，兴隆洼聚落的偏晚阶段，亦出现了类似现象。可见，至少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开始，类似查海这样的聚落已可区分为聚落—房屋组—单个房屋的三级结构。综合各方面现象，可以认为以房屋组为代表的人群此时已成为村落中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依组内房间的可居住空间判断，这种规模的人群少则七八人，多则十数人，很可能是包含三代人左右的一个大家庭，或称家族。单个房间虽然也都发现有灶，并常伴随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用具出土，但从整个聚落内少见单个房屋独立成组的现象看，以单个房间为代表的人群在经济上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尽管此时聚落内的人群已按血缘上的亲疏关系趋于分化并体现于房屋布局中，但就整个聚落来说，凝聚性却并未因此而丧失。在查海，在一个由若干房屋组所围绕的5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内，发现一处长19.2米的龙形堆石，其南侧又分布有10座墓葬和2座内存烧灰和猪骨的祭祀坑。这片遗迹的规模虽小，作用却有可能已类似于年代略晚的半坡文化村落中心的广场，属于整个村落举行公共性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7］。况且，此时这片居住区的外围仍有界沟的环绕。
在林西白音长汗［8］和敖汉兴隆沟［9］遗址，看到的则是兴隆洼文化聚落内部布局的另一种形式：聚落由彼此分开的2或3个区或地点组成。这些区由于彼此紧邻而仍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白音长汗遗址属同一时期的聚落被分为南北两区，各自都有围沟标界。两区之间约有40米的空阔地带相隔。北区发现有房址29座，呈4排分布。南区规模与北区大体相若。两区相距甚近却以围沟严格界分，透露出彼此所居人群在血缘关系上的疏远。这大概代表了两个因联姻或其他需要结邻而居的氏族公社。兴隆沟聚落则可明确区分成东、中、西三区，彼此亦有空白地带相隔。如果说这里每区各能代表一个氏族公社的话，那么整个聚落的人群就很可能属于包括了三个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性质不大明确，或可称之为氏族联合体。由于白音长汗和兴隆沟聚落的年代大体都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或稍晚阶段，因而，这种高于氏族公社一级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时间，当不晚于兴隆洼文化的中期。
在近年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对赤峰西部地区所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中，在765.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发现兴隆洼文化的遗址14处［10］。遗址点的分布稀疏且较为均匀。这些遗址点有的单独一处，有的则两三个在彼此相距很近的距离内结邻，相互之间只有几十米的空白地带或自然沟壑相隔，而整个范围的长度均不超过1千米，以至于各个地点的社团成员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日常的面对面交流或从事共同的事业。这种“毗邻而居”的若干遗址点在以往我国学者所从事的调查中一般是作为同一个遗址来记录的。其中的各个地点则往往被视为遗址中的不同分区。前述白音长汗和兴隆沟遗址即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若按我们传统上对遗址的判定标准，合并若干毗邻而居的“遗址点”之后，调查区内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实际要少于14处。
结合已发掘的几处遗址看，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在规模上虽有差异，所对应的社会组织在层次上又各有不同，但从空间分布和内部结构看，并未表现出中心聚落出现的任何迹象。
凡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内部多数只有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陶器和工具。房屋的形制、结构与陈设也都十分相似。个别房址在所处位置、规模或出土遗物上与其他房屋有所不同，如查海聚落中的F46，位于聚落北部居中位置，是聚落内*大的一座房址，面积约120平方米，房内出土了一对特大型石铲，较之一般石铲大一倍有余，刃部无使用痕迹。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特殊用具，同时也是此屋主人地位的象征。又如白音长汗F19，该房址位置并不居中，规模也并非*大，多数出土物与其他房屋无甚区别，但室内居住面中央矗立一座石雕女神像，显示了此屋在功能上的特殊性［11］。
兴隆洼文化的墓葬存在三种类型。第*种是将死者埋于室内，见于兴隆洼、兴隆沟与查海三地。第二种为中心广场墓葬，见于查海。第三种即一般墓葬，分布于居住区之外，见于兴隆洼、白音长汗和巴林右旗的锡本包楞［12］等地点。前两种墓葬均有特殊性，埋葬的原因及墓主人的身份都不甚清楚。其中部分室内墓葬的死者随葬有玉玦、玉匕形器及蚌饰、牙饰等较精致的物品。兴隆洼M118居室葬墓主甚至与两头整猪同穴并列埋葬，可能反映了死者的身份地位与众不同［13］。白音长汗聚落附近的坡顶上有一处小型墓地，居山顶中心部位的M5为长方形石板墓，地表有石砌围圈，其余墓皆土坑竖穴式，地表有积石。M5被盗，其余墓葬多见个人的小件装饰品，仅个别墓葬随葬有陶器。推测M5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要较其他诸墓为高。以上现象反映当时社会已有初步的阶层分化，但不同阶层在居住和埋葬待遇上的差距并不悬殊。所以，这一时期可视为古代社会正由较早阶段的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
此外，与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风格类似的实物还见于林西西门外［14］等兴隆洼文化遗址。这说明女神崇拜已不是单个聚落中的偶然现象，可能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
赵宝沟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200～前4200年［15］。该文化已开始接收到来自中原方面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比较精致的泥质陶器。
在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中，共登记有含赵宝沟文化陶片的遗址29处，数量比兴隆洼文化多一倍。遗址点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这一时期仍旧有一些独立一处的遗址点，但几个遗址点相聚成群的现象较为多见。即使按毗邻而居即属同一聚落的原则合并了若干个遗址点之后，仍有2或3处遗址相聚成群的现象。群内的遗址相距近者约数百米，远者可达1千米以上。这种遗址群的出现，表明该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按照前文我们关于聚落遗址所对应的社会组织是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推论，这种遗址群所代表的显然应是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如果和已知的人类学材料相对比，似可将这些由邻近聚落中的人群所构成的小范围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对应于部落这一层级。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不等，甚至同一聚落内不同居住地点的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敖汉赵宝沟聚落［16］的面积约9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该文化聚落中规模较大的一处，居住地可分两区，中间有浅凹地带相隔。从对第*区的发掘来看，聚落内部房屋的分布特点与兴隆洼文化偏晚阶段相似。往往2～4座房屋聚为一组，组内房屋多按同一方向排布。有时几组这样的房屋倒似沿坡岗上的同一等高线形成一排，但就整个聚落来说，已不存在统一分排的规律。在整个聚落中，房屋组才是*引人注目的单元。生活于其中的家族，构成了社区中相对独立的、恐怕也是*基本的经济单位。此时位居第*区中央的仍是一所大房子（F9），面积近100平方米。房屋倒塌堆积中出土有大量遗物，仅可供饮食的钵碗类器皿即有37件，占所清理的17座房屋出土全部饮食器的近三分之一。可见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日常起居之处，也当是赵宝沟聚落中一处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除此大房子之外，聚落东部有一处以石块垒砌的圆角方形的平台状遗迹也颇为重要。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该聚落的一处公共的祭祀性建筑。大房子和石砌建筑的存在，标志着聚落的统一精神依然强固。
类似于赵宝沟聚落F9那样的大型房屋和居住区附近祭坛性质的石砌建筑，目前还不见于其他地点的报道。赵宝沟聚落是否已构成了附近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心性聚落，限于对比资料的匮乏，尚不得而知。
缺乏墓地的揭露使得分析赵宝沟文化的阶层分化受到一定限制。不过，可反映社会分层的迹象在若干聚落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敖汉赵宝沟》一书的作者依据房屋的规模、形制、建筑技术及出土遗物的差别将聚落内已清理的17座房屋分为由高及低的四个等级，以此来表现房屋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不过，由于所分过细，各等级
定价：188.0
ISBN：9787030526519
作者：王立新
版次：1
出版时间：2017-06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夏商周时期考古的专题论文集，共计收录论文33篇，包括“新石器时代考古”“夏代考古”“商代考古”“周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综合”“理论与方法”六个专题。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中原地区龙山至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谱系、变迁过程与发展动因研究，一是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与社会进程研究及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机制研究。
目录：
目录
序 林沄 （i）
新石器时代考古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3）
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 （17）
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26）
瑶山祭坛及良渚文化神徽含义的初步解释 （37）
单把鬲谱系研究 （45）
关于“龙山时代”的概念 （75）
夏代考古
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 （83）
下七垣文化探源 （101）
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 （113）
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 （129）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几个问题 （146）
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 （162）
试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类型与布局特点 （170）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非龙山化过程及骨卜习俗的先进性 （178）
夏家店下层文化综论 （182）
商代考古
试论早商文化的分布过程 （207）
从早商城址看商王朝早期的都与直辖邑 （233）
“桐宫”再考 （257）
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 （263）
试析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以三星堆和吴城城址为例 （274）
周代考古
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 （283）
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 （291）
探寻东胡遗存的一个新线索 （302）
秦统一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历史背景 （314）
青铜时代考古
综合
试论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 （347）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368）
中国东北地区所见的珍珠纹陶器 （398）
也谈“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根由 （411）
理论与方法
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 （421）
关于文明探源研究的一点思考 （432）
浅论考古资料系统化与解释研究的方法 （435）
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新尝试 （444）
灰坑发掘中应当注意的三种情况 （453）
后记 （455）
在线试读：
新石器时代考古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本文所说的辽西区，是考古学上文化区的概念。早在1977年，张忠培先生在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授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时，就明确提出战国以前的辽西区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1991年，张先生在《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一文中，进一步对该区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界定。他指出，该区“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1］。
就目前认识，这一区域内已确认的史前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它们应当属于前后相继的单一文化序列［2］。从文化内涵上看，这四支文化相互之间的一些主要文化成分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而，从文化谱系上说，它们大体应属同一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自兴隆洼文化至小河沿文化，作为一个单一文化迭相更替且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考古文化区，辽西区的古代社会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演进过程？导致或影响这一社会进程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都是东北史前考古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近年，辽西区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区域性考古调查的蓬勃开展，以及多学科分析手段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都为上述问题的解答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资料。本文即拟在综合分析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认识的基础上，对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做一尝试性探索。
一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据14C测定，在公元前6200～前5400年［3］。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布局大体有两种。
第*种以敖汉兴隆洼［4］、克什克腾南台子［5］和阜新查海［6］聚落为代表。特点是几乎所有居住性遗迹皆相互毗连，集中在地形起伏不大的同一区域之内。从分期的角度看，处于兴隆洼文化偏早阶段的南台子和兴隆洼一期聚落，居住区外都有椭圆形的围沟。沟内房屋皆成排分布、整齐划一，体现了建筑过程中的统一规划和设计。南台子聚落共发现房址33座，*大的一间房子位于居住区中心偏北。兴隆洼一期聚落所包含的房屋数尚不确知，但规模可以肯定要大于南台子聚落，这里*大的两间房屋并排建置于居住区的中心部位，面积各达140多平方米。这两处聚落都呈现了一种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凝聚式布局。按照以往对仰韶聚落的分析，似可推测这两处聚落各自代表了一个以血缘关系相维系的氏族公社。需加说明的是，两聚落的围沟既窄且浅，宽、深均仅1米上下，与后来的城壕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公共的防御性设施，倒不如说是一种界沟，借以强调整个聚落的统一精神。
查海三期聚落大体属兴隆洼文化的偏晚阶段。聚落内的房屋集结为若干个房屋组，每组2～4座，组内的房屋大多仍遵循着排列成行的习惯。而从整个聚落看房屋已不再有统一分排的现象。聚落内房屋由统一分排到出现若干房屋组，似乎意味着氏族内部血缘纽带的维系力开始减弱，而按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进一步区分的“小集体”的地位正在逐渐得到重视。据介绍，兴隆洼聚落的偏晚阶段，亦出现了类似现象。可见，至少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开始，类似查海这样的聚落已可区分为聚落—房屋组—单个房屋的三级结构。综合各方面现象，可以认为以房屋组为代表的人群此时已成为村落中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依组内房间的可居住空间判断，这种规模的人群少则七八人，多则十数人，很可能是包含三代人左右的一个大家庭，或称家族。单个房间虽然也都发现有灶，并常伴随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用具出土，但从整个聚落内少见单个房屋独立成组的现象看，以单个房间为代表的人群在经济上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尽管此时聚落内的人群已按血缘上的亲疏关系趋于分化并体现于房屋布局中，但就整个聚落来说，凝聚性却并未因此而丧失。在查海，在一个由若干房屋组所围绕的5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内，发现一处长19.2米的龙形堆石，其南侧又分布有10座墓葬和2座内存烧灰和猪骨的祭祀坑。这片遗迹的规模虽小，作用却有可能已类似于年代略晚的半坡文化村落中心的广场，属于整个村落举行公共性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7］。况且，此时这片居住区的外围仍有界沟的环绕。
在林西白音长汗［8］和敖汉兴隆沟［9］遗址，看到的则是兴隆洼文化聚落内部布局的另一种形式：聚落由彼此分开的2或3个区或地点组成。这些区由于彼此紧邻而仍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白音长汗遗址属同一时期的聚落被分为南北两区，各自都有围沟标界。两区之间约有40米的空阔地带相隔。北区发现有房址29座，呈4排分布。南区规模与北区大体相若。两区相距甚近却以围沟严格界分，透露出彼此所居人群在血缘关系上的疏远。这大概代表了两个因联姻或其他需要结邻而居的氏族公社。兴隆沟聚落则可明确区分成东、中、西三区，彼此亦有空白地带相隔。如果说这里每区各能代表一个氏族公社的话，那么整个聚落的人群就很可能属于包括了三个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性质不大明确，或可称之为氏族联合体。由于白音长汗和兴隆沟聚落的年代大体都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或稍晚阶段，因而，这种高于氏族公社一级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时间，当不晚于兴隆洼文化的中期。
在近年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对赤峰西部地区所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中，在765.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发现兴隆洼文化的遗址14处［10］。遗址点的分布稀疏且较为均匀。这些遗址点有的单独一处，有的则两三个在彼此相距很近的距离内结邻，相互之间只有几十米的空白地带或自然沟壑相隔，而整个范围的长度均不超过1千米，以至于各个地点的社团成员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日常的面对面交流或从事共同的事业。这种“毗邻而居”的若干遗址点在以往我国学者所从事的调查中一般是作为同一个遗址来记录的。其中的各个地点则往往被视为遗址中的不同分区。前述白音长汗和兴隆沟遗址即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若按我们传统上对遗址的判定标准，合并若干毗邻而居的“遗址点”之后，调查区内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实际要少于14处。
结合已发掘的几处遗址看，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在规模上虽有差异，所对应的社会组织在层次上又各有不同，但从空间分布和内部结构看，并未表现出中心聚落出现的任何迹象。
凡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内部多数只有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陶器和工具。房屋的形制、结构与陈设也都十分相似。个别房址在所处位置、规模或出土遗物上与其他房屋有所不同，如查海聚落中的F46，位于聚落北部居中位置，是聚落内*大的一座房址，面积约120平方米，房内出土了一对特大型石铲，较之一般石铲大一倍有余，刃部无使用痕迹。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特殊用具，同时也是此屋主人地位的象征。又如白音长汗F19，该房址位置并不居中，规模也并非*大，多数出土物与其他房屋无甚区别，但室内居住面中央矗立一座石雕女神像，显示了此屋在功能上的特殊性［11］。
兴隆洼文化的墓葬存在三种类型。第*种是将死者埋于室内，见于兴隆洼、兴隆沟与查海三地。第二种为中心广场墓葬，见于查海。第三种即一般墓葬，分布于居住区之外，见于兴隆洼、白音长汗和巴林右旗的锡本包楞［12］等地点。前两种墓葬均有特殊性，埋葬的原因及墓主人的身份都不甚清楚。其中部分室内墓葬的死者随葬有玉玦、玉匕形器及蚌饰、牙饰等较精致的物品。兴隆洼M118居室葬墓主甚至与两头整猪同穴并列埋葬，可能反映了死者的身份地位与众不同［13］。白音长汗聚落附近的坡顶上有一处小型墓地，居山顶中心部位的M5为长方形石板墓，地表有石砌围圈，其余墓皆土坑竖穴式，地表有积石。M5被盗，其余墓葬多见个人的小件装饰品，仅个别墓葬随葬有陶器。推测M5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要较其他诸墓为高。以上现象反映当时社会已有初步的阶层分化，但不同阶层在居住和埋葬待遇上的差距并不悬殊。所以，这一时期可视为古代社会正由较早阶段的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
此外，与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风格类似的实物还见于林西西门外［14］等兴隆洼文化遗址。这说明女神崇拜已不是单个聚落中的偶然现象，可能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
赵宝沟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200～前4200年［15］。该文化已开始接收到来自中原方面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比较精致的泥质陶器。
在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中，共登记有含赵宝沟文化陶片的遗址29处，数量比兴隆洼文化多一倍。遗址点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这一时期仍旧有一些独立一处的遗址点，但几个遗址点相聚成群的现象较为多见。即使按毗邻而居即属同一聚落的原则合并了若干个遗址点之后，仍有2或3处遗址相聚成群的现象。群内的遗址相距近者约数百米，远者可达1千米以上。这种遗址群的出现，表明该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按照前文我们关于聚落遗址所对应的社会组织是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推论，这种遗址群所代表的显然应是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如果和已知的人类学材料相对比，似可将这些由邻近聚落中的人群所构成的小范围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对应于部落这一层级。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不等，甚至同一聚落内不同居住地点的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敖汉赵宝沟聚落［16］的面积约9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该文化聚落中规模较大的一处，居住地可分两区，中间有浅凹地带相隔。从对第*区的发掘来看，聚落内部房屋的分布特点与兴隆洼文化偏晚阶段相似。往往2～4座房屋聚为一组，组内房屋多按同一方向排布。有时几组这样的房屋倒似沿坡岗上的同一等高线形成一排，但就整个聚落来说，已不存在统一分排的规律。在整个聚落中，房屋组才是*引人注目的单元。生活于其中的家族，构成了社区中相对独立的、恐怕也是*基本的经济单位。此时位居第*区中央的仍是一所大房子（F9），面积近100平方米。房屋倒塌堆积中出土有大量遗物，仅可供饮食的钵碗类器皿即有37件，占所清理的17座房屋出土全部饮食器的近三分之一。可见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日常起居之处，也当是赵宝沟聚落中一处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除此大房子之外，聚落东部有一处以石块垒砌的圆角方形的平台状遗迹也颇为重要。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该聚落的一处公共的祭祀性建筑。大房子和石砌建筑的存在，标志着聚落的统一精神依然强固。
类似于赵宝沟聚落F9那样的大型房屋和居住区附近祭坛性质的石砌建筑，目前还不见于其他地点的报道。赵宝沟聚落是否已构成了附近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心性聚落，限于对比资料的匮乏，尚不得而知。
缺乏墓地的揭露使得分析赵宝沟文化的阶层分化受到一定限制。不过，可反映社会分层的迹象在若干聚落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敖汉赵宝沟》一书的作者依据房屋的规模、形制、建筑技术及出土遗物的差别将聚落内已清理的17座房屋分为由高及低的四个等级，以此来表现房屋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不过，由于所分过细，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