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之后读清史，万历之后看乾隆。人大清史所高王凌教授实是在本领域经年耕耘、“内功”深厚又能于往返于古今雅俗之间、心潮逐浪高的资深学者。作者集三十余年研究成果，为你讲述一本严肃的关于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书。从《乾隆晚景》中可以看到，作者梳理出的清帝国各项数据指标都在恶化，在表面繁华的背后，已埋下了衰亡的伏笔！中国地图出版社用信息图表等地图语言为你打造经典珍藏版“乾隆三部曲”。

乾隆晚年成为乾隆朝统治失败、令人诟病的一段，这本书似是在为乾隆帝做一点辩护：他之所以失败，是因政事废弛？或因官吏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还是因为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如在国际贸易上）……其实，要想对当时客观形势做出交代已不容易，更难的是写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既写出乾隆朝的历史，也写出乾隆帝的心路历程。

高王凌(1950—2018)，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等十余部。

我不同意讲述中国近代史总是从十九世纪受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合理的做法是从十七八世纪（如康雍乾时代）的中国开始研究。

——历史学家、中国史研究专家 史景迁

十八世纪的中国已经在现代化，尽管其中有着巨大的曲折，但通过“乾隆三部曲”我们可以看到，她与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已然连接起来，不遑多让。她遂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这是高先生“乾隆三部曲”对我们的贡献。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 谢志浩

目录

序言

1.废弛之惑

2.贪纵之谜

3.何来的历史机遇

4.无以承负的衰败

5.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6.乾隆朝经济史回顾

7.不一般的乾隆，不一般的十八世纪

8.中国的现代化始于十八世纪吗

9.高王凌、秦晖、马国川、金雁对话录

附录 乾隆三部曲出版大事记

参考文献

编后记 史家唯一人：高王凌先生

在乾隆朝最后几年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它被收入后世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似乎就此失去了一个“机会”，并最终导致了四十年后不幸的“鸦片战争”。虽然在当时人看来，它不过是小事一桩，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两广总督郭世勋报来一份译成汉文的英国商人呈禀，乾隆帝阅毕，龙心大悦，原来素未建立关系的英国国王，要派遣使臣马戛尔尼前来祝寿（实为补寿）：

“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恐惶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呈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原大皇帝施恩远夷，准其永远通好……”

祝寿、进贡、慕顺、施恩，这些颇具逢承的言辞，相信与原文出入很大，尽管英国与其他藩属国并不一样。乾隆帝联想到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葡萄牙）曾遣使“进贡”，于是一切便可循例办理。

事后来看，所有那些争执在乾隆十八年都已有过先例，包括所谓“礼仪之争”和其他一些方面。

据阎宗临研究，葡使来华，重在通商。清初葡萄牙遣使来华共有三次：康熙九年、雍正四年和乾隆十八年。萧一山亦言：“清廷胥以为属国朝贡之礼，固不愿与议通商之问题也。”这一点与四十年后是一样的。

据外国史料记载，乾隆十八年，葡萄牙钦差巴石喀到了澳门，就差两个人到北京，送信给钦天监正堂刘松龄，托他办这件钦差的事。为此刘松龄去见了兵部尚书、九门提督舒赫德，舒赫德将此事上奏乾隆帝，乾隆帝很高兴，就差官同刘松龄一起去广东接钦差进京。

没想到竟发生了一场小型的“礼仪风波”。

先是，广东的督抚正为几件事感到恼火，其一是西洋人把来访的消息绕过他们，先启奏了皇帝；其二是要看礼单，而没能如愿；因此在依旨筵宴时，广东巡抚将兵部的官员让在首席，刘松龄二席，西洋钦差三席，还说：“他们知道什么！”刘松龄觉得很不合适，把自己的二席让给了西洋钦差。

继之在北京，问题就更大了，葡萄牙使节居然不肯叩头。尽管中文记载里“若无其事”，看不出为此发生过什么争执。

看来，无论皇帝还是他手下的大臣，都是“待人接物”的高手，同时也是“外交”方面的高手。然而，不管平时怎样，当面对那些“正式要求”时，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一点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这些，于四十年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四十年后，马戛尔尼多少也发现，大清朝廷是“一种奇特的混合，夹杂着一贯的好客和天生的猜疑、形式的文明和实质的粗野、虚幻的顺从和真正的偏执”。

不管怎样，现在很多事情我都准备放下，不再“逞强逞能”。对于乾隆帝，我也不觉有那么多好写的了，所以此书篇幅只及前者三分之一。不是我累了，恐怕倒是乾隆帝累了，也老了。比起乾隆朝的前五十年，这成为他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虽然他的眼光还是那么犀利，手腕还是那么老辣，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怕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本书（《乾隆晚景》）与前两本的写法颇有不同，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质疑，即针对四种成说提出不同意见，或是说与之“唱对台戏”。似乎是在为乾隆皇帝做一点辩护：他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政事废弛？或是官吏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或因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如在国际贸易上）？诸如此类的机会是否存在？是不是在经济发展上已经途穷财尽，或因人口过多，而无可救药……这些好像都有一点似是而非，像又不像。

最大的争议，可能还是在于所谓的“政事废弛”。人们心目中想象的“专制集权”，在这个广土众民、具有高度“封闭”性的国家，其实谈何容易？就拿追捕逃兵一事来说，参考乾隆三十三年“叫魂”的案例，其关键的有名嫌犯，尚且不能坐实，何况第二次金川之役以来几次战争中成千累万的逃兵？乾隆十二年的教案，按说是最严厉的了，以致引起刘松龄一辈传教士的愤怒。但是根据最新发现的外国史料，却不难发现，好几个违法传教的外国人，都被地方政府保护起来，暗自遣送出境。所以我称其为一个“上下相蒙”的“二相世界”。看来，这是“帝国”的政事所需，是不可以戳穿的。

结果，自然是“令不行，禁不止”，拿乾隆朝前十三年与最后十三年相比，看来情况是大不同了。但又有谁能说出当日情况究竟如何？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古书存疑的办法，把问题摆在这里，让读者评判。在我看来，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

看来，要想对当日客观形势做出交代已不容易，更难的是写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既写出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写出个人的心路历程。

尽管乾隆帝依然精力旺盛、才力过人，但他最终仍不能不带着偌大的遗憾，告别这个世界，撒手而去。

“乾隆三部曲”，也就此可以告结。

像朋友所说，乾隆朝史事确实有太多可以用来“借古讽今”。但我的初意却不及此，同时，也无太多的思想、理论想要表达，更多的还是期望读者自悟，如是而已。

面对这样一个千姿百态、复杂的时代，展现其不同的面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讳过，不忌善，不因人废言，不以过掩功，希望多少能还其“本来面目”，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