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智库与教育评价大师课：基于标准的评价与回应式评价》

Standards-Based & Responsive Evaluation

［美］罗伯特·E. 斯塔克（Robert E. Stake） 著    

李刚  王传奇  甘琳 等 译 

拜争刚  校译

ISBN: 978-7-305-23804-8

主题词：Ⅲ.①评估方法 Ⅳ. ①C931.2

开本 718X1000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63千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1版

定价：88元

装帧方式：平装

上架建议：评价学/管理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评价学大师罗伯特·E. 斯塔克几十年来的理论研究、教学工作和评价实践的经验与心血结晶，是面向大学有关专业师生和评价一线专业人士的一本经典教科书和实务指南。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图书馆学、档案学、传播研究、智库研究等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都将从中受益匪浅。 本书主要介绍了两种基本的评价理论与方法：基于标准的评价与回应式评价。罗伯特教授的评价体系着眼于解释和理解评价对象，是超越评价主客体两分法的，更具人文关怀、更加个性化、更具建设性的评价理论。他把自己数十年的教学经验融入本书，高屋建瓴，用诙谐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揭示了评价学的基本原理，并提供了大量的极具参考意义的评价工具、标准、流程和案例。

作者简介

罗伯特·E. 斯塔克（Robert E. Stake）  1958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计量学博士学位，1963年入职伊利诺伊大学，从事评价工作，1975年任“教育研究与课程评价中心”（CIRCE）主任，在教育评价领域有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研究和行业实践经验。1988年，他获得美国评价协会颁发的拉扎斯菲尔德奖（Paul F. Lazarsfeld Evaluation Theory Award）。

译者简介

李刚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智库理论与实践》副主编，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紫金文化英才。主持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聚合智库搜索、智库数据管理和智库评价功能三位一体的“中国智库索引”系统（CTTI）；“中国智库治理论坛”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并在《光明日报》《中国图书馆学报》等权威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和译著十余部。

王传奇  盐城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多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甘琳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助理研究员。参与多个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江苏省社科重大项目，参加“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设计开发与“南大智库文丛”的组织翻译工作，在《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知识》和《图书馆论坛》上发表多篇论文。

拜争刚  兰州大学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教授，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负责人，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理事，国际Campbell中国联盟秘书长，主要从事循证老年健康、医务社会工作、循证社会科学研究。

目录

                             目录

序言 / ｉ

第一章 指标性评价和解释性评价 / 001

第二章 评价的作用、模型和倾向 / 031

第三章 基于标准的评价 / 060

第四章 回应式评价 / 092

第五章 数据收集 / 115

第六章 分析、综合推理与元评价 / 165

第七章 客户、利益相关者、受益人与读者 / 201

第八章 需要解释的议题 / 238

第九章 基于证据的评价 / 262

第十章 做正确的事情 / 279

最后的话 / 306

参考文献 / 309

参考书目 / 321

索引 / 325

精彩书摘

                           第八章：需要解释的议题

至强之力

也无法将一根至细之绳

拉成一条横线

保持其绝对的平直

                                      ——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819

项目公平

请阅读下一节并摘抄一些和项目公平有关的单词，这些单词应该写在黑板上进行讨论。

引用军队预备役上校的话来说：“我们并不一定是在歧视，我们只是排除了某种类型的人。”在社会环境中，大多数人认为歧视是不好的，但实际上每个人拥有均等机会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测试环境中，我们认为区别对待是妥当的。对于心理计量学家所谈及测试项目的区分度，统计学家有他们称之为判别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的方法。在这种背景下，歧视仅仅指差异性。评价者应给予那些有更强能力、更丰富经历或更高生产力的人特殊的考虑，区分性测量就是在较少和较多中进行辨别。

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因性别、社会等级或肤色等原因给予人们特权通常不对。然而，给予那些有学术能力或有潜力利用机会的人额外权利却被认为是公平的。因此，那些已经有能力和机会的人被给予了更多的权利。我们称这样的社会为精英政治（meritocracy）。据称，在有天赋的人身上投资越多，就会为全社会带来更多的重要成就和更少的危机。但有一种可能性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那就是许多人会拒绝被给予的额外权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这样做会造成很大的社会负担。当受到歧视后，人们会失去志气，对公共福利漠不关心，并产生更深层次的自我依赖感。选择性特权分配既有益处也有代价。

精英政治

精英政治中的公平性何在？精英政治很少被评价者所质疑，但对于项目中的受训者、工作者、管理者或学生而言，他们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大差别。当了解他们的绩效质量变得很重要时，评价机构就要尽其所能对它们进行测量。当我们不能准确地测量出机构所需的价值，不能有效地在绩效等级基础上进行机会判断时，区别对待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7）辨析了三种反对精英政治的言论，标出了其中矛盾并且重合的部分：

1. 遗传和智力。如果有人假定精英政治仅仅是一种基于智力的选择，且这种智力是建立在遗传基因差异的基础上的，那么他所拥有的特权就来自于基因的运气，这会使社会正义建立在一种很随意的基础之上。

2. 社会阶级。纯粹的精英政治不存在，因为社会地位高的父母要么靠其势力要么简单地借助他们的孩子所掌握的文化优势来传承他们的位置，这一点是不变的。因此，一代之后，精英政治仅仅由阶级地位所掌控。

3. 机遇的作用。美国有大量（向上）的社会流动，但这与教育或能力甚至是家庭背景相关性较小，而更多地与无形的和随机的因素有关，比如某人从事某种特定工作的运气。

除了这三种言论，我还提到了其他影响问题的因素。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对智力和社会阶级的关注，比如，当毕业、升职或工资上涨是建立在标准绩效基础上时（因为质量检查和性能效用与之前的地位和机遇有关），建立“一个按等级竞争的环境”，从而声称所有的竞争都是公平的，这是不可能的。标准化测试应该是在能力和成就上都具有公平性的测试，但是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2003）论证了这些测试中的威胁因素，特别是对于少数群体中的高能力者来说。

李·克龙巴赫和戈尔登·格列塞（Goldene Gleser）（1965）在选择决策（selection decisions）和决策（placement decisions）之间做出了重要区分。当一个职位有很多申请者时，比如在普通工作的求职中或者为唱诗班演出选择独奏者或者选择士兵打头阵，这是一种选择决策。

当每一个员工都参与了员工发展，并且决定接下来要进行哪些培训时，这就是一个决策。一个家庭在分配家务劳动时会做出决策。在决策中，评价机构有责任观察援助是否得到公平分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最年长的或等级最高的人就获利最多，个人福祉和团队的整体福祉都需要考虑在内。

选择奖励或无视员工的表现是一个“高风险”决定。这不仅仅是要对表现优异者有所奖励的问题，有时也会牵扯到决策是否公平和明智。如果表现优异的员工总是得到奖赏，他们的进取心就会不升反降，对于那些没有得到奖励的员工来说，他们的自信心会受到不小的打击。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对出台的政策及时评价，以免产生不良效果。我们需要借助以往经验并考虑个人心理因素，以此评价团队中因区别对待而导致的高风险问题。

对于研究政策和组织实践的项目评价者来说，能力测定和区别对待会成为议题。不是所有政策都可以被研究，而且评价团队经常缺乏专业知识来研究最令人烦恼的政策；另外，评价赞助商通常不希望研究管理政策。前一章已经举出了一个案例——国家青年体育项目。这个被终止的评价项目情况如下文所述：

1996年，李萨尼·德斯特法诺，德尔·哈尼施（Del Harnish）,凯瑟琳·斯隆,丽塔·戴维斯和我评价了国家青年体育项目——一个主要针对城市青年的夏季项目。国家青年体育项目是全国大学生运动协会（the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高等学校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专为弱势青少年（10至16周岁）提供5个星期的运动、身体素质和教育上的指导。那个夏天，是其举办的第27年，它帮助了来自170个大学的66000个男生和女生。我们根据合同，对当地项目的样本（4个）进行深入的评价描述，同时描述了学生团体，将项目特点与学生成果联系起来，并调研了政策问题。我们发现当地举办的活动质量很高，对于实现他们的目标卓有成效。“标准化”和“公平性”的议题都出现了，我们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转向了其他议题。我们没有发现和歧视相关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预想评价会受到校队教练的干扰，但是并没有。我们的确发现了专制管理并质疑了它的价值。这项评价本该是一个历时三年的研究，但是我们的行为却被一些人认为干扰了正常工作，特别是在调查国家协调委员会的管理政策期间。当被告知工作越界时，我们说我们正在执行合同上的内容。全国大学生运动协会并没有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续签这个合同。（完整报告可以在www.ed.uiuc.edu/CIRCE/NYSP/index上获得。）通常在咨询之后，评价者必须判定对机会分配的分析是否可能加深对项目价值的理解。

儿童平等机会

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公平准则中的一部分（Segerholm, 2002）。测量这一机会的大小很困难，而保证每一个孩子的平等性似乎也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能做的只是争取减少现有机会的不平等性。

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这体现在他们的现有知识储备、学习动力以及利用学习机会的能力上。保证每一个孩子拥有相同的时间、同样好的学习环境和一个同等能力的老师将会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但这种方法忽略了一点，即不同的孩子应该根据个人能力学习相应的知识。

最易保证机会平等的方法是不给予个别孩子额外的学习机会，或者给予每个孩子的都是极小的机会，但这种方法并未得到人们的认可。作为大人，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差异化的、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机会，但那反而会拉大孩子们在机会和成就上的差异。

通常，良好教育的运转应当是帮助那些已经领先的孩子们跑得更快些，帮助落后的孩子们以他们适应的速度继续前进。教育是一个区别对待的过程，它增加了儿童之间差异的种类和大小。不论教师是否为孩子们提供了平等的学习机会，还是给一些儿童提供额外帮助，差异都将一直存在。

教育有一项被预期发挥的功能，如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在《分拣机》（The Sorting Machine）（1976）中所描述，教育是去鉴别哪个孩子已经预备好学习高级课程的能力。人们希望教师能够识别和鼓励那些功课做得好的孩子，因为他们通常是之前拥有机会并能做到最好的人。而大多数教师认为，他们有职责帮助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确信他们在智力发展或应用领域取得有限成功。在孩子们的一些支持者当中，人们常说孩子应该得到帮助以发挥他的潜力。这是一句好的箴言，但也确实带有误导性。孩子们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和还未被发掘的潜力。但是没有人拥有可知的命运，或是将来必定会上升的潜力。无论一个人的潜力已经被开发多少，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还有继续上升的持久潜力，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当我写下这些时，我刚刚73岁。如果任何人暗示我，我的潜力已经发挥殆尽，我会表示非常愤恨。事实上，我可能已经在很多年前达到了最好的状态，但是就像德博拉·劳顿（Deborah Laughton）（我的编辑）所提醒我的那样，我仍旧有潜力做得更好。潜力不是某种命运，而是为即将到来的更好的事物做基础的资源。

教师们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当然，教师当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大多数教师都能保证其所做的一直都是对每一个孩子最好的事，这里指的是他们所认为的最好的事。人们通常会发现，在学校里的每个地方老师们会花很多心思去思考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说什么才是最好的。他们很少尽力给予每一个孩子等量的时间，相反的是，他们把时间分配给那些在他们看来最需要的人身上。有时教师太过讲求统一性和传统型思维模式，以至于影响了孩子独有的成长模式，正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所以教师应该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但往往这种方法会过犹不及，比如有时教师又会盯着文化差异不放（其实这点是孩子们不想提及的）。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引导孩子们走向普通意义上的成熟，还是帮助孩子们发展他们的个人专长，这是哲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永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