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首部以中文写就的杜尚传记，洋洋三十万言，追索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历程和精神世界，同时描绘了一幅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变迁的画卷。杜尚以一人之力扭转当代艺术的走向，却始终韬晦自隐，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生存态度，他的艺术观点，他的超然、无我，让他躲开种种羁绊，站到了艺术之上。理解杜尚，我们可以把整个现当代艺术的得是成败看得透透彻彻；通过杜尚，我们将把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看得清清楚楚。

王瑞芸，江苏无锡人，1985年获得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西方储备大学艺术是硕士学位。旅居美国20年。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迄今发表的著述有：《巴洛克艺术》、《20世纪美国美术》、《美国美术史话》、《通过杜尚》、《戈登医生》（小说集）、《美国浮世绘》（散文集），翻译《杜尚访谈录》。

第一章 “我当然会有机会也考虑做艺术家”

第二章 “我在用八年的时间上我的游泳课”

第三章 “我从不把自己保持在一种建立好的模式里很长时间”

第四章 “我没有那种‘画家生活’”

第五章 “我想发现一些东西，它们和过去是全然不相干的”

第六章 “我什么都不信”

第七章 “我已经不打算再过一个追名逐利的艺术家的生活了”

第八章 “漫游在平静的海中”

第九章 “没有美，没有丑，没有任何美学性”

第十章 “你如果一边战斗，就无法同时一边发笑了”

第十一章 “我要的东西不多：棋，一杯咖啡，过好二十四小时”

第十二章 “‘我’和‘自己’之间的游戏”

第十三章 “我一直在试图渐渐减少行动”

第十四章 “吃饭和为了绘画而绘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第十五章 “我发现婚姻像其他事情一样没劲”

第十六章 “我很喜爱我做下的事，这种喜爱就转变成了这种方式”

第十七章 “给予抵制的方式是：沉默，缓慢，独处”

第十八章 “拒绝会显得可笑，拒绝诺贝尔奖是可笑的”

第十九章 “把一向隐蔽着的东西带到光天化日之下”

第二十章 “艺术家的状态比他的艺术更重要”

第二十一章 “我的位置就是不具备位置”

第二十二章 “我拥有一份非常精彩的人生”

【1912年，毕加索还在画画，杜尚不画画——陈丹青语】

1912年初，杜尚把画成的《下楼的裸女》送交当年的独立沙龙去展览，评审委员拒绝了这张画。当时的评审是格雷兹（Albert Gleizes，1881—1953，法国现代画家）、梅青格尔等人，他们全都是他哥哥圈内的人。他们拒绝《下楼的裸女》的原因是：杜尚在其中没有运用完全纯粹的立体主义手法，却掺进了运动表现，这似乎有模仿未来派之嫌。当时他们那群人对新起的意大利未来派戒备心很重，生怕他们发现新手法，来超过巴黎的立体主义。他们担心杜尚的这张画上因出现了未来主义热衷的运动感，可能会惹未来主义者嘲笑：你们立体主义画家在学我们，怎么还能有资格凌驾我们之上呢？因此对立体主义的维护者来说，清理门户，与未来派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至关重要，于是他们拒绝了杜尚的《下楼的裸女》。不过他们并未对杜尚声色俱厉，只不过托杜尚的哥哥去对杜尚婉转说明一下，可否对画面作一些改动再送来，把动感去掉一些，把立体主义的形式感再加强一些。杜尚的哥哥们对此觉得是小事一桩，放在别的画家身上，也是小事一桩，画被接受，或不被接受，可不是“兵家常事”嘛。杜尚听了哥哥的转述反应也相当冷静，并没有“勃然大怒”，他只是“一言不发，坐上出租车，到沙龙去把自己的画取了回来”。但是在他内心里，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这帮助我完全从过去解放出来。我对自己说：‘行啊，既然事情像这种样子，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去加入团体了—以后除了我自己不会再去依赖任何人。’”

杜尚的敏锐叫人吃惊。年轻轻的他，好像心里已经有着一杆精度极高的测试仪，测试艺术中自由的含量，一测出毛病，他立刻就像躲避瘟疫般躲开了—无论那是什么，是炙手可热的立体主义，还是地位高贵的艺术本身，对他都一样。他这个人不在意别的事情，可是他非常在意保护自己内心的自由。他在《下楼的裸女》被拒绝这“小事一桩”上，看出了一个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重要情况：标榜解放、自由的现代派，其实和传统派一样，照样能够画地为牢。虽然拒绝《下楼的裸女》的格雷兹、梅青格尔等人在《论立体主义》这本书上明确宣称：“立体主义，虽然被指责为一个体系，却是反对一切体系的……部分的解放在库尔贝、马奈、塞尚和印象派中达成了，可立体主义要的是彻底的解放。”话是说得挺漂亮，可有谁真懂什么叫“彻底的解放”？！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彻底”，甚至都没有达到“解放”，他们所做的，仍然是轻车熟路地回到用自己创造的形式来束缚别人和自己。这太让杜尚失望了，什么打破束缚、解放思想，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束缚代替旧的束缚而已。杜尚看出来了，原来，在艺术中，一切新旧风格的更替都不可能真正让人获得解放。或者可以说，新风格代表的解放是表面的、一时的，一切革新的步骤都通向那个最终目标：建立权威。而在任何权威里，精神的解放是无从实现的。

看出这个破绽对杜尚而言是一件大事，意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导致他与整个西方艺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决裂。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从这里开始，杜尚的对手就不是某一家，某一派，某个风格，而是那个叫“艺术”的玩意儿了。因为是艺术这个东西，给了人制造权威的理由，而且还用自由的外表掩饰自己，杜尚把这一点看得透透彻彻。所以，他坐了出租车把《下楼的裸女》拿回来后，绝不是憋足了劲，独自去创造他自己的新风格让别人对他服帖，而是，“从1912年起我已经决定不再做一个职业意义上的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