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基本信息:
书 名:晚清高官在民国
作 者:刘江华
ISBN:978-7-108-08051-6
定 价:69.00元
开 本 635毫米× 965 毫米
页 数:441页
CI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高官在民国 / 刘江华著. -- 北京 :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 8. -- ISBN 978-7-108-08051-
6
Ⅰ. K827=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E144H4号
平装
成品尺寸:152*228
字数:370千字图40幅
广告语:
清朝落幕,原供职于清政府的高官显贵何去何从?
14位晚清高官或仕、或隐、或敌的民国“后半生”
揭开“遗老遗少”的真实面貌,开启观察民国史的全新视角
内容简介: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大清帝国遽然覆灭,然而王朝的落幕并非终点,它为新生的民国留下了一群“遗老遗少”。这些曾经位高权重、风光无限的前清高官,如今却沦为时代的“边缘人”,后半生的面貌也湮没于历史之中。
本书讲述的便是这样一群人的故事,选取14位具有代表性的晚清高官,用史实再现他们的民国人生,讲叙他们如何见证历史的剧变、如何重新做出政治选择、如何在新与旧之间彷徨沉浮、如何在遗憾与困顿中重建生活。
“与时俱进”、入仕民国的李经羲、张镇芳、唐绍仪、伍廷芳,
“独善其身”、选择归隐的奕劻、那桐、张人骏,
“与民国为敌”、奔走复辟的善耆、溥伟、升允……
他们的命运沉浮,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更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的缩影,为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民国史勾勒出另一条脉络,让后人重新审视那个多线复杂、新旧更迭的过渡时代。
作者简介:
刘江华 现供职于北京日报社,热爱文史,多年来致力于爬梳档案,为晚清“史实重建”略献绵薄。出版有《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清朝最后的120天》《孤勇:左宗棠新传》等作品。
目录:
绪 章 旧瓦砾上的新民国
罪 臣
穷得不干不净——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逃亡与复产
身为天下笑——“逃跑总督”瑞澂的逃亡岁月
复 辟
帝乡回首梦魂中——“悲剧斗士”肃亲王善耆
年年海角愁春去——“复辟狂人”恭亲王溥伟
秦庭但闻包胥哭——孤臣升允
阁 臣
一年又过一年春——那家花园的风流与消散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庆亲王奕劻的优渥与悲凉
总 督
得勾留处且勾留——李经羲的任性与逢源
未必天心肯放闲——做民国官修清朝史的赵尔巽
承平旧事怀千叟——“箩筐总督”张人骏的传闻与真相
政界从今不敢谈——张镇芳的官场失意和商场得意
此材岂堪论时局——“青发总督”张鸣岐的腾达与落魄
对 手
不复恋此马蹄声——唐绍仪与袁世凯的交恶
缔造艰难思元老——开国总长伍廷芳的民初反转
参考书目
精彩试读:
帝乡回首梦魂中——“悲剧斗士”肃亲王善耆
*节选自《晚清高官在民国》,注释从略
善耆生于同治五年(1866),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为皇太极长子、清初八大“世袭罔替”亲王豪格后裔。野史中说,善耆府中内书房的匾额悬挂着后任民政部参议汪荣宝所写的“如当舍”三字,见者多不解。善耆解释说:“君未读《孟子》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一番言论,也暗示了善耆跌宕起伏的一生。
有为的京官
清制,王府子弟年满十八岁时将授予官职,为皇室或朝廷办事。据清宫档案,善耆的第一个职务,是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大婚时被任命为头等侍卫,在乾清门当差。之后,他历任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署正蓝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满洲副都统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十三岁的善耆袭爵为肃亲王。
但在两年之后,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殃及同在东交民巷的肃亲王府,有着二百五十余年历史的王府被烧毁。尽管王府被毁、母亲病危,但获悉慈禧、光绪帝逃离京城后,善耆立即单骑直追,护卫銮驾,由此获得慈禧的赏识。在护送两宫到大同后他奉旨返京,会同奕劻、李鸿章等办理议和日常事务。与此同时,慈禧也对善耆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任命:八月,令御前行走;闰八月,任镶黄旗蒙古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十月,任崇文门正监督;十二月,调镶红旗满洲都统、内大臣并赏三眼花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清廷任命善耆为工巡总局管理巡抚大臣,“督修街道工程,并管理巡捕事务”。同时授步军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并“掌京城内外之门禁及九门之锁钥”。如此一来,善耆一人管理京城军、警两大系统,可谓大权在握。
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到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善耆以工巡总局管理巡抚和民政部尚书等职长期主管北京城市建设和管理,并创下了多项“第一”:
创设了京师警政,建立起内外城巡警总厅—区—派出所的组织架构,有力地促进了京师警察机构的规范化。经过整顿,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负责日常警务,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开始出现在繁华的街道路口。
创办了东安市场,鉴于出入王府井一带的洋人日益增多,加上东城为上流人士的聚集地,善耆敏锐地意识到在此发展商业的可行性和便利性。经其奏请,清廷同意在王府井大街路东原吴三桂府邸所在地建“东安市场”,延续至今。
取消了女子不能到戏院看戏的禁令。善耆明令在京城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园”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设男座,以示男女分开。此举也意味着取消了女人不能到戏院看戏的戒律。这一旧习的解除,轰动京城,善耆因此获赞“思想开化”。
开展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掌握相对准确的全国人口数量,是推行新政、选举议员、普及教育、推动立宪的基础。善耆研究了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制定了专门的人口普查计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十月完成户数登记,要求各地“调查户数以宣统二年十月前为报齐之期,调查口数以宣统四年十月前为报齐之期”,至宣统四年十月完成人口调查。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人口调查最终没有完成。据宣统二年四月的数据,全国居民数为4.07亿。
除此之外,他创设的“第一”还有:为京城架设第一批公用电话,在京城主要地带建立起第一批公共厕所,建设了京师第一支消防队,负责京城,特别是内城火灾的扑救等。
在此之前,善耆出任崇文门监督时,因不取一文、全部上缴国库之举被赞“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耶!”,征收税金也创历史新高。但是,他也挡了其他官员发财之路。正如川岛浪速在1914年所写的《肃亲王》一书中说,善耆这种廉洁自律反而容易开罪权贵,“于是对肃王的谩骂之声悄然四起,或谓之愚蠢,或称其古怪,尤其是大宰相庆王最疾恶之”。因此,他们便找出各种理由攻击善耆,坐洋车、住洋房、买洋家具,为孩子聘请英国教师,为府中女子开设学堂等,都成了指控他的罪行。据善耆之子宪均回忆,慈禧也认为善耆为官清廉不合时宜,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税关监督啊!”不能不说,生于慈禧主政的晚清,是善耆的悲哀。
笼络革命党人的失败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善耆出任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由巡警部演变而来,分设民治、警政、疆理、营缮、卫生五司,并管辖京城内外城的巡警总厅、教养局、习艺所、巡警学堂、消防队等,可以说位高权重。在民政部尚书任上,善耆遇到的重大事件当推汪精卫案件的审理。
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同盟会会员汪精卫、陈璧君、黄复生、喻培伦进京密谋炸死摄政王载沣。计划失败后,汪精卫、黄复生等被捕并被判永远监禁。直至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被释放,汪精卫等人被关在狱中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谋炸摄政王载沣,按律可处极刑,但最终,汪精卫等人却免于一死。其中缘由,主要是摄政王载沣意欲收买人心,但时为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在其间的斡旋也不容忽视。
黄复生回忆,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被押往刑部大牢关押之前,善耆曾和他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谈话,告诉他们“此次之事,王爷甚震怒(指摄政王),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此次谈话,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临别之际,善耆告诉汪精卫、黄复生:“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照办。”
为了感化汪精卫等人,善耆还费了不少心思。汪精卫回忆:“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的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迫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常到监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善耆对立宪派、革命党的宽容,也其来有自。
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善耆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就建立了秘密联系。应善耆之邀,梁启超派汤觉顿前往京师入善耆幕府。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下旨解散康梁操纵的政闻社时,善耆还“通电各省将军督抚,言朝廷宽大,不株连”,使得立宪党人免受牢狱之灾。光绪三十四年夏,善耆还派革命党人、京师大学堂农学教授程家柽给同盟会总部送去三万元,并表示“此举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并无其他条件”。在时人心目中,善耆属开明一派。
只是,善耆的这些举措,更多是为了笼络革命党人、赓续清廷统治,因此,难以真正收到其所希望的“以安反侧之心”的效果,反而被革命党人“反利用”。善耆曾待汪精卫、黄复生等人甚厚,但汪、黄等人出狱后,也并未因善耆的“软化”而放弃革命。毕竟,清朝自身的腐朽、社会矛盾的尖锐,无法通过恩惠来解决,善耆收买革命党人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谋求内阁总理大臣的徒劳
就任崇文门监督时的廉洁、掌管工巡局时的能干、担任民政部尚书时的开明,为善耆赢得“贤王”之誉——“清季诸王之贤,殆莫如耆者矣”。章太炎致善耆的信函中,称善耆为“贤王”竟有十一次之多,还有夸赞善耆“智力绝人”“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之语。
于是,在清末预备立宪、筹划责任内阁之际,有关善耆邀誉以争内阁总理大臣之位的说法不绝于耳。前清御史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一书中说,“光绪末年,(善耆)日夜谋夺奕劻之席,财力大薄,不能敌也”;时下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善耆对于革命党采取了缓和、争取、利用的策略,希望以立宪改良缓和国内矛盾,维护清朝统治,另外也有其个人希望——赢得支持,立宪后出任总理的野心。”
只是,敢于进言和不畏权贵的性格,加上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阻挠,使得善耆争夺内阁总理大臣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
在推行政令过程中,善耆敢言,甚至敢直接顶撞慈禧,也不惧得罪权贵。如此不留情面,无疑会得罪大批官员,尤其与几位晚清名臣颇有龃龉。
比如奕劻。善耆看不起奕劻,常常嘲笑他。宪均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奕劻原不是铁帽子王,因捧慈禧才被提成世袭罔替的亲王,善耆不服;其次奕劻很俗气、太贪,连他家当差的都贪财。
又比如袁世凯。二人起初交情甚厚,善耆佩服袁世凯的聪明才智,向家里人称赞袁有能耐。但随着袁世凯及北洋集团势力的崛起,两人的关系由友好到怀疑直至要将对方置之死地。光绪末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遍布朝野,更以奕劻为奥援。这在善耆看来,足以动摇清室统治。因此,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后,善耆力主对袁世凯“速作处置”“非严办不可”。
宣统三年四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内阁总理大臣最终落于奕劻之手,善耆则为民政大臣,而他谋求阁揆的愿望就此成了泡影。
“倾其所有谋复故国”的破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赋闲三年的袁世凯。11月,袁世凯组织完全责任内阁,以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之名义,开去善耆的理藩大臣之职。
清廷覆灭之际,一向以开明著称的善耆,并不赞成民主共和。善耆曾对好友川岛浪速说,大清王朝如今已像一座烂透的房屋,无论怎样修补也无济于事,必须加以彻底破坏再重建,“若单为中国自身而谋划,宁可采取革命手段”。但在善耆看来,重建者可以是爱新觉罗氏,也可能是他人。但他“既然出生于大清之家,在谋求保全中国之同时,亦有务必维持大清之命运的义务”。因此,不得不努力在他人来毁坏之前,力争由爱新觉罗氏自己毁掉旧房屋,筑起新建筑。善耆还慨然表示,无论成败,重建大清都是他一生的使命,“余一生之志向、使命仅此而已……其成败当然不能逆睹。余只是朝着确定的目标迈进而已。”
因而,善耆反对南北和谈和清帝退位,主张同南方革命党人决一死战。据溥伟回忆,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自己奏请隆裕太后变卖宫中金银器皿作为军费,令冯国璋攻打革命党。当时,善耆就附和说,“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并告诉隆裕太后,“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但主张未被采纳,后为阻挠袁世凯与革命政府议和、阻止清帝退位,善耆、溥伟、良弼等成立了“宗社党”,旨在维护清王朝的宗庙社稷。善耆对袁世凯也不满更甚,写下《和素盒酒楼独酌韵》一诗——“沐猴偏衣锦,逐鹿各张机”,这里的“沐猴”指的就是袁世凯;还在《和大作君感怀韵》中疾呼“逆竖盗神器,太阿成倒持”,意指辛亥革命后江山被掌握在“逆竖”袁世凯手中。显然,在诗作中,善耆毫不掩饰地将袁世凯比作伺机逐鹿中原、窃取大清江山的阴谋家。
鉴于自己与袁世凯矛盾颇深,且在京师寻求复辟日益艰难,善耆出逃京师,避往旅顺。
为了帮助善耆离京,日方作了周密的安排:先让善耆改名、化装,还安排日方人员同行,为避免引人注意,日方先安排善耆兄弟二人离开,其家眷等暂不离京。为此,川岛浪速还电请参谋本部训令日军关东都督府予以协助。经过川岛浪速的协商,善耆最终在2月6日抵达旅顺,日本关东都督府把当地民政长官白仁武的官邸让给肃亲王充当住所,其眷属则由川岛浪速等护送至旅顺与善耆团聚。善耆出逃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直到2月21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才向袁世凯报告善耆到旅顺的消息。
川岛浪速曾明确说:“肃王若单为避难,不如早与袁进行疏通,安全归京,较为有利。”因而,川岛浪速等人如此费钱费力帮助善耆逃离京城,并非仅仅是为了帮善耆避难,而是想利用善耆与蒙古的关系,助力日本与俄国争夺中国满蒙。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内外蒙古继续明争暗斗。1911年6月,沙俄拉拢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并派军队侵占了库伦。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于11月脱离中国,在库伦组织了“独立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额真汗)。在唆使外蒙“独立”的同时,沙俄又相继策动黑龙江呼伦贝尔的所谓“独立”,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
为与沙俄抗衡,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以政坛元老山县有朋为代表的部分军阀势力,积极主张乘机出兵,实现霸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野心,川岛浪速则密谋策划在我国内蒙古和东北地区成立傀儡“满蒙王国”。而善耆,便是川岛浪速计划中的“满洲首脑”。
川岛浪速之所以选择肃亲王善耆作为其满蒙计划的关键人物,主要是因为善耆在蒙古地区具有影响——善耆与蒙古王爷有姻亲与师徒的关系,他的妹妹是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的福晋,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是他的门徒。而且,善耆对蒙古事务也较为熟悉。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善耆领授镶黄旗蒙古都统,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理藩院是清代管理蒙古、回、藏等边疆民族事务的机关,理藩院尚书一职在清代居于很高的地位,多以亲王兼领。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善耆又由民政大臣调任理藩大臣。
此外,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他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赴蒙古地区视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善耆视察了内、外蒙古的许多地方,了解当地的民情、畜牧业发展及工业、铁路、水利等状况,足迹遍及喀喇沁、赤峰、巴林、乌珠穆沁等地。善耆还就视察所见,向清廷奏报从练兵、兴学、立银行、劝工艺、修路矿、设巡警等方面振兴蒙古的计划。两度管理理藩院事务,又亲赴内外蒙考察,加之与蒙古王公的姻亲关系,善耆因此对蒙古各方面情况有着深入了解,且在蒙古各部中有较高的威望。
就善耆而言,在宗社党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借助日本势力图谋复辟,也是其选项之一。
双方可谓各有所求,一拍即合。川岛浪速说服善耆同意日方借用肃亲王名义进行“满蒙独立运动”。“满蒙独立运动”表面上是宗社党的自主行动,暗中却由日本操纵,妄图建立一个以满洲为基础、以日本为监护人的满蒙联合国家,所需经费武器由日本筹集,行动由日本人指挥,但对外宣称“清国人复辟清王朝”。在善耆看来,如果川岛浪速成功,也能实现自己“恢复祖业”的愿望,因此他抱着“听任川岛大人主持”的态度。
为了建立所谓的“满蒙王国”,在帮助、拉拢善耆的同时,川岛浪速还与在京城的蒙古王公如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巴林王扎嘎尔、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亲王等积极联络,承诺为他们举事提供弹药、资金。1912年初兴起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是清帝逊位后复辟势力发起的第一次武装活动,分在蒙古和东三省两地进行。
但日方向蒙古运送武器之事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侦知并派兵追击、截获。袁世凯获悉复辟派图谋后立即加强对张作霖的笼络,张作霖转而拥护袁世凯政府、赞同共和。与此同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放弃拥帝立场,改换共和旗帜。这样一来,日方借东三省作为复辟基地的计划基本落空。国际方面,出于自身在华利益考虑,德、美、英等国纷纷反对日本分裂满蒙的阴谋。如此,日本不得不下达“中止满蒙独立运动”的命令。
至此,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这次运动由川岛浪速借善耆之名发动,善耆本人并未过多参与。后来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则是善耆大力促成的,为筹措复辟经费,他不惜变卖家产、抵押王府田地等。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之后,川岛浪速并没有放弃,而是以大连为据点,支持善耆与蒙古地区的巴布扎布合作。据善耆的儿子宪均回忆,巴布扎布原是一个蒙古匪徒,日俄战争时,他引导日军永沼挺进队深入到俄军后方破坏了开原的新开河铁桥,使奉天方面的俄军受到了很大损失,因而受到日方的赏识。
1914年3月,主张侵占满蒙、企图推翻袁世凯政府的大隈重信内阁成立,宗社党也在东京重组,善耆派儿子宪德代表自己前往出席,并商洽向日本财阀借款事宜。
1916年3月,为了给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筹措复辟经费,善耆曾变卖过王府珍藏,还以肃亲王府名下的土地、山林、牧场、矿山、住宅、水利等为担保,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日金一百万元。日本外务省所藏的一份盖有善耆印章的备忘录还表明,为了达成借款,善耆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权益,约定“将来事成之时,愿以满洲吉林、奉天省内松花江及其支流流域,不属民间所有之森林采伐权益,以及对江上流放木材征收租厘等各项事宜……委与大仓男爵”。
善耆借得这一百万日元后,以宗社党名义,在1915年至1916年间招募两千余人组成“勤王军”,在大连一带训练。他还从日本关东军处买来野炮四门、步机枪三千多支。
1916年5月中旬,巴布扎布先纠集骑兵一千五百多人发动叛乱,于8月抵达梨树县的郭家店,但这支骑兵在郭家店被张作霖所派的冯德麟部击败。日方“为了替巴布扎布充实兵力,遂将关东州租借地宗社党所网罗的士兵约七百名,分两批于八月二十二日运抵郭家店”,支援巴布扎布。这七百人,就是善耆训练的“勤王军”之一部。
然而,随着10月巴布扎布在林西县城战死,加上大隈内阁倒台、袁世凯骤然病逝,日本政府态度转变,认为没有必要再利用清朝遗老举兵反袁。失去日方的支持,善耆主导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半途而废。
此时的善耆,不仅复辟无望,也债台高筑。民国政府还下令将肃王府关内外所有庄地一律冻结,不许出售。资料表明,在获悉善耆准备复辟后,袁世凯曾派做过善耆属下的陆宗舆前往旅顺劝说,欢迎善耆回北京,并保证替善耆偿还借款,但善耆拒绝了。
于是,昔日白银用斗量的肃王府,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为求复辟,善耆不仅贴钱,还“贴人”。宪均回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期间,川岛浪速曾到旅顺与父亲善耆密谋多日,“密谈结束后,我父亲说‘我已没有东西用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心情了,我有儿女,你可以随便挑取,作个纪念吧!’结果把十四格格给川岛浪速作了义女,川岛浪速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子(字),叫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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