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流行病的故事：从霍乱到埃博拉》

作者：[美国]索尼娅·沙阿

译者：苗小迪

定价：68.00元

出版年月：2021年11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码：436

ISBN：9787544787802

【内容简介】

过去数十年来，我们拥抱着工业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感受到流行病的存在。然而，我们对流行病的认知充斥着误解、轻视或恐惧。

在《流行病的故事》中，屡获大奖的科普作家索尼娅·沙阿向我们展现了关于流行病鲜为人知的真相，深刻揭示了暗藏在每次疫情背后的气候、社会、文化等因素。流行病侵害着人类健康，有时甚至令国家陷入危机。但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轨迹，塑造了人类的行为与文明。

人类与流行病之间的较量将持续存在。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需要借助科学与历史的力量，全球紧密合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流行病风险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索尼娅·沙阿（Sonia Shah）

生于1969年，美国当代著名记者、科普作家，作品发表于《科学美国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著有《热症：疟疾统治人类五十万年的奥秘》（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温顿奖提名）、《人体猎人：在世界上最穷困病人身上进行的新药试验》以及《原油》等。

沙阿在TED所做的关于疟疾的演讲在全球播放超过100万次。她曾受邀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发表演讲，向公众普及科学常识。

【编辑推荐】

² 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严谨的历史考证+靠谱的科学解读=鲜为人知的流行病真相

流行病始终伴随人类的进化历程，无论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基因变异，还是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甚至人们对美和浪漫的认知，都源自流行病的巨大作用。流行病，让我们成为如今的人类。

² 回溯人类与流行病的共存史，解密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就与隐忧

人类为了健康竟曾吸食粪便？早年的纽约、伦敦等工业化城市如何惨痛挨过流行病疫情？在12世纪就成功实施的检疫隔离措施，为何数百年来屡遭抵制？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构建一个速度更快、织网更密的全球疾病监测系统？

² 屡获大奖的科普作家，备受好评的典范之作

本书作者索尼娅·沙阿出身医学世家，曾研习新闻、哲学与神经科学专业，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多年来深耕医学科普领域。《流行病的故事》出版后，入选《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全美科学作家协会奖、纽约公共图书馆海伦·伯恩斯坦奖决选名单，《纽约时报》编辑选择书单。

² 译林出版社“医学人文丛书”：有温度、有关怀的医学故事

《流行病的故事》收录于梁贵柏博士主编的“医学人文丛书”，丛书其他已出版作品包括《重症监护室的故事》《看不见的敌人：病毒的自然史》《公共卫生史》《剑桥医学史》。

【名人评价及推荐】

扎实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自然》

从鼠疫、霍乱和天花肆意横行到我们有能力打败流行病，人类走过了漫漫长路。我们如何走到今天？前方可能存在怎样的挑战？《流行病的故事》讲述了这一壮阔的征程。

——《经济学人》

本书基于严谨的调查，信息量极大，生动有趣。

——《华尔街日报》

这是一部充满力量的著作，索尼娅·沙阿从多维度追踪我们所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

——《芝加哥论坛报》

【目录】

导论霍乱之子

微生物的复归

第一章跳跃

在活禽市场、养猪场和南亚湿地跨越物种屏障

第二章移动

病原体通过运河、蒸汽船和喷气飞机进行全球性传播

第三章污秽

从19世纪的纽约市到太子港的贫民窟，一股涌动的污物潮

第四章人群

传染病在全球性城市里的扩张

第五章腐败

私人利益vs.公众健康，阿伦·伯尔和曼哈顿公司用霍乱荼毒纽约市全记录

第六章怪罪

霍乱暴动、艾滋病否定主义和抵制疫苗

第七章解药

对约翰·斯诺的压制，以及生物医学的边界

第八章海洋的复仇

霍乱范式

第九章大流行的逻辑

古代大流行：失落的历史

第十章追踪下一场传染病

重新设想我们在微生物世界中的位置

专业词汇表

注释

致谢

索引

【文摘】

第三章　污秽（节选）

排泄物是病原体进行人际传播的完美载体。粪便从人类体内刚刚排出时，满是细菌和病毒。以重量计算，粪便的10%由细菌组成，每克粪便最多包含10亿个病毒粒子。一个典型的人类个体，每年能产出13加仑的粪便（以及130加仑的无菌尿液），创造出一条富含微生物的垃圾河。除非我们控制和隔离这些垃圾，否则它们很容易就会沾到脚底，贴到手上，污染食物，渗入饮用水中，使病原体从一个受害者传播到另一个。

幸运的是，几个世纪前，人们就已经明白，要实现健康的生活就必须将垃圾与我们自身隔离。罗马、印度河流域与尼罗河谷的古代文明，早已知道如何处理垃圾，使其不至于污染食物和水源。

古罗马人会用水将垃圾冲离他们的居住区，任其在荒郊野外腐烂。他们通过木制和锡制管道网络将偏远、无人居住的高地上的淡水引入城市，这些管道每天都能给一个住户运来300加仑的淡水，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数据，这是现在美国人平均耗水量的三倍。罗马人主要将这些水补给浴室和公共喷泉，但也会用在公共厕所里——大型水沟上方摆着带锁眼形开口的长凳，人们坐在上面如厕，同时一股新鲜的水在他们脚下流动。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用水冲走排泄物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从排出到分解这段关键时期内，不需要安排人手去处理富含微生物的粪便。水就这么把它冲走了，简简单单。但这样做的缺点是会使排泄物移动，由此产生大量被污染的流动水，而这些流动水会污染饮用水源（以及许多其他东西）。既然对新鲜清洁水源的喜爱让古代人建造出了供水管网，那自然也让他们明白了清洁饮用水的重要性。人们会嘲笑那些在未经过滤处理的水里洗澡的人，更别说那些直接喝的人了，他们还遵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建议，只饮用烧开后的水。

不管怎么说，这些卫生措施本应该在任何时代存续，但事实并非如此。到了19世纪，古罗马人的欧洲后代们来到纽约定居，但他们已然遗忘了祖先的良好习俗。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彼此的排泄物，以至于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和饮品中都可能含有两茶匙的粪便。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180度的转变与4世纪基督教的兴起有关。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维持了仪式化的卫生习惯，更别提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了。印度教徒在每次做完“不洁”行为和每次祈祷后都必须洗澡。穆斯林每天须做五次祷告，而每次祷告前都必须清洗三遍，进出其他许多场合前也必须清洗。犹太人乐于在每次用餐、祷告、上厕所前后洗澡。相形之下，基督教对用水清洁的卫生仪式没有做任何详尽规定，一个好的基督徒只需要在他的面包和酒里洒些圣水，就能让这些食物圣化。毕竟，耶稣本人在坐下来用餐前也是不洗手的。 知名的基督教徒会公开宣扬用水清洁自身乃是表面的、肤浅的、堕落的。有人这么说过：“一副干净的皮囊和一套干净的衣服，装扮的是一个不干净的灵魂。”最圣洁的基督徒会穿着满是虱子的刚毛衬衣，算是世界上最不爱干净的人之一了。果不其然，537年哥特人毁坏罗马水道后，基督教欧洲那些不爱洗澡的领袖们压根就没想重建，或者建造其他精细的供水系统。

到了14世纪中期，腺鼠疫抵达欧洲。基督教欧洲的领袖们和世界任何地方的领袖一样，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威胁，他们把责任推给自己最喜欢提及的替罪羊——用水清洁。1348年，巴黎大学的医生们特地谴责了热水澡，他们宣称用水洗澡会打开皮肤毛孔，使疾病进入体内。国王亨利三世的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附和道：“蒸汽浴和澡堂子都应禁止，人在洗浴的时候，体表的肉和整个身体都会变软，毛孔张开，有毒的水蒸气便会迅速进入人体内并引发猝死。”他在1568年写下这些话。在整个欧洲大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浴室均被关闭。

既然中世纪的欧洲人对水的日常功用和道德意义都有所猜忌，他们便尽可能少地处理自己的排泄物，并减少喝水的欲求。他们的饮用水直接取自窄浅的井、泥泞的泉和浑浊的河，若水尝起来不太对劲，他们就干脆用啤酒代替原本就很少摄入的水。那些有条件的人则会选择“干洗”。17世纪的欧洲贵族用香水掩盖自己肮脏的身体所散发的臭味，还用天鹅绒、丝绸和亚麻包裹自己。17世纪的一位巴黎建筑师声称：“比起古代人的洗浴和蒸气浴，亚麻织品能更方便地保持身体清洁。”他们会用镶有红宝石的金耳勺从耳中挖耵聍，用镶有花边的黑色丝绸擦拭牙齿，以此避免用水清洗自己。“水是我们的敌人，”卫生史学家凯瑟琳·阿申博格写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接触。”

这种避免接触带来的后果是几百年之中人类与动物粪便密切接触，工业化时代之前的人类完全习惯于这一情况，甚至视之为有益的状态。中世纪欧洲人常年生活在脚下的各种粪便散发的臭味之中，自己排出的还只占少数。他们与充当食物或交通工具的家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牛、马和猪排出的粪便要比人类多得多，但人们对在何处储存这些粪便显得更不上心。至于处理自己的粪便，一些人就直接坐在房间或是屋外厕所里的简易便桶上解决，他们管这叫“茅房”。稍微复杂一点的方法包括在室外或地窖中手工挖坑，有时还会用石头或砖块松散地衬砌（就像建污水池和私人金库那样），可能再安上无底座位或蹲板。如何收集和处理排泄物取决于每家住户的想法，当局几乎未做规定。排泄行为本身在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隐秘和羞耻。16和17世纪的君主，比如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会在上朝时公开“放任自流”。

中世纪欧洲人非但没能揭开人类粪便的真相，反而开始思考它的药用功效。记者罗斯·乔治在他所著的卫生史中写道，16世纪的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每天会进食一茶匙自己的粪便。18世纪的法国宫廷侍从们则琢磨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子，他们会吸食“粪粉”，把自己的粪便晒干磨成粉，再凑到鼻子旁吸入。（这样做危险吗？很有可能。但相较于像腺鼠疫那样更迫在眉睫的威胁，这种吸食造成的零星腹泻病例尚没能引起人们的警觉。）

1625年，当荷兰殖民者们在曼哈顿岛南端建立起一个叫作新阿姆斯特丹的小镇时，把这些中世纪思想和卫生方法也带了过去。荷兰人直接就在地面上建造开放式的茅厕，还把他们的排泄物直接倒在大街上，这样“猪就可以拱食，在上面撒欢打滚”，新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官员在1658年这样写道。英国人于1658年控制了这块殖民地，并重新命名为“新约克（纽约）”，他们同样把排泄物储存在所谓“露天粪池”中，也会直接倒在街上。

中世纪的这些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哪怕原本几千来人的小镇已经成了拥有几万居民的小城市。到1820年，茅厕和粪池占据了全城十二分之一的面积，成千上万头猪、牛、马、流浪猫狗在街头晃荡，任意排便。1859年，一位官员抱怨道，纽约的户外厕所与茅厕“污秽不堪，条件恶劣，液体积滞，腐烂物质满溢，流出的污水让人无法忍受”。这些未经处理的污水就这样在公寓的背面和人行道上腐烂数周甚至数月。房东会在地面铺上木板来遮盖这些污物。城市巡视员汇报说，一旦有人踩压这些木板，下面就会挤出一股“浓浓的绿色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