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手边的这本陈夏红的新著《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映入眼帘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人物，有的还能清晰地辨认他们的相貌、音容、举止，有的连他们的相貌都记不清了。

现在年轻的法学工作者称呼我们年老的学者为“老”，“新”和“老”的关系，只体现了年龄的差距，“老”可能还跟尊敬有关。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正值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被称为“新”，而年老的学者被称为“旧”，“新”和“旧”的关系，所体现的是时代的不同：“新”代表的是新中国，“旧”代表的是旧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旧法”尤其带有歧视性质，旧法学者在新中国根本登不上讲台。记得我们当初出国到苏联学习法律时，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带旧法书籍。我们学的是“革命”的法律，与旧法完全无关，学完苏联的法律后才恍然大悟，苏联的民法与民国时期的民法，都源自于德国民法。

我们也曾以“新”骄傲自居，轻视那些“不能上讲台”的旧法教授。我们读完这本书后可以看到，哪一位民国时期的法学教授不是清华、北大等著名院校毕业，又在美、英、德、法、日等国家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又有丰富教学和社会实践的精英人才！

法律的继受性在今天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1957年反“右”时，这是一条界限，它是打成“右派”的一个标准。说法律有继受性，就是认为旧法有继受性，而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明讲了“废除六法全书”，你现在讲“继受性”，那不是“为旧法招魂”吗？其实，法律是理念，是制度，是方法，也是一种文化，这四者不可或缺。我们废除的“六法”，仅仅是指制度上的“六法”，而且制度上的“六法”也不可能全废除，婚姻、家庭、契约、财产仍然有继受性，至于法律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方法，尤其作为一种文化，它的继受性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知识分子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学有专长，学有新用，很在意他的专长能否有用，所以“弃”和“用”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能否被社会所承认。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27岁被“弃”，49岁被“用”，二十二年期间自己的专业所长没有得到发挥，简括来说，可以说“三十而弃”，“五十而用”，这被弃的滋味是刻骨铭心的。陈夏红书中所提到的十位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也都遭到“弃”，都曾遭到旧法的“弃”，也有几位更遭到我那种反“右”时期的“弃”。他们有些是“四十而弃”，有些是“五十而弃”。我不知道“五十而用”比起“五十而弃”，哪一个心情更忧郁？但可以肯定二者心中都受到了创伤！旧法的创伤和反“右”的创伤，在这十位旧时代政法学者的人生旅程中是明显可见的。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可能再见到这两种创伤，但让读者重新回忆一下一百年前民国初建时期那些以政治法律为专业的知识分子，力图以法振兴国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是很有好处的。

我在主编《20世纪著名法律学者》这本书的时候说过，20世纪有一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半是中华民国或更早。民国时期的法律人才总数虽然不多，但精英却不少，把这些埋没的精英传记整理出来，那就是很大的贡献，陈夏红就是开拓这片处女地的先锋，我希望他在挖掘北京政法学院的十位老教授的传记后，能再去挖掘更多民国时期的法律学者贡献给读者。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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