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涅槃还是沉沦：美国贫困儿童教育观察》

作者：乔纳森·科左尔 著  田田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号：978-7-5675-3909-9/G.8513

出版日期：2015年9月

定价：35.00元  开本：16开

作者25年的亲历、调查与记录揭示真实的美国中小学教育，2012年美国年度获奖纪实作品。

为什么有些生活在最穷困社区的孩子能够成长为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失败，甚至堕落，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2012年美国年度获奖纪实作品

作者25年的亲历、调查与记录，揭示真实的美国中小学教育

科左尔巧妙规避了社会学方面的术语，利用他非凡的洞察力与同理心，为读者描绘了那些受到个人性格与周遭的混乱及贫困所影响的人物。他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美国是如何对待那些贫困小人物的。

——《出版人周报》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又兼具启发性、感染力的作品，科左尔讲述的是那些贫困的黑人以及拉美孩子们……这群孩子头脑清楚、富于同情心且前途充满了希望。

——《科克斯书评》

 这本书不同于其他讲述逆境中的孩子如何突破、战胜逆境的矫情作品。……科左尔从始至终都与这些孩子保持着非常人性化的联系，他从来不会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来介入这些孩子们的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这部了不起的作品不仅照亮了贫困孩子的人生，还直射美国人灵魂的最阴暗面。

——《俄勒冈人报》

 这部作品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它关注到了被我们忽视的贫困群体，更从个人角度解读如何战胜贫困。

——《书单》

 科左尔讲故事的技巧在本书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平凡的小故事就能展示出发自灵魂的幽默、同情心与贯穿故事始终的超凡智慧。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一部美国中小学教育的真实画卷，其中生动刻画了一群城市贫民区孩子的教育经历和成长故事。作者跨越阶层和种族的界限，先是作为一个教师，亲自参与这些孩子的教育，之后又成为他们的朋友，陪伴他们经历生活中的各种快乐和艰难时刻，并将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

作者：乔纳森.科左尔 著有多部关于孩子及其教育的作品，并因此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罗伯特.F.肯尼迪图书奖以及其他大小奖项。他被称为“美国现今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群的最佳发言人”，但他认为孩子们才是自己的最佳发言人。这本书写满了孩子们的生命力与自发性，请读者聆听他们的宣言。

译者：田田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学位。现任职于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主讲英语精读、英语听说等课程，译有《开发幼儿智力和创造力的99个策略》。

致读者

第一辑：过去的阴影

1旅程开启

2埃里克与他的妹妹

3皮特罗和他的孩子们

4西尔维奥：无人可敌

5爱丽丝：生活的细节

第二辑：一缕耀眼的光芒

6幸存者

7那个特别的男孩和他有趣的妈妈

8长大成人（小菠萝之一）

9春风得意（小菠萝之二）10有头脑的生活（杰里米之一）

11没有轻而易举就得到的胜利（杰里米之二）

12安吉洛的挣扎

13标识每一天

后记  关于小菠萝更多的故事

致谢

旅程开启

对于那些依靠社会慈善或者期待纽约市政府或商界领导重新制定基督教道义的贫困妇女和儿童来说，1985年的圣诞夜非常难挨。彼时，纽约市涌现出一批富裕甚至是超级富裕的人，他们前所未有地在穷人或者流浪汉面前大胆地展现自己的富足，而数以千计的贫困人员则被赶进了破旧又充斥着毒品的收容所，所谓的收容所，大部分都是位于曼哈顿中心的破旧宾馆，有一些在几十年前还是极为高雅之处。

马提尼克大厦应该是当地最大的收容所之一，它位于梅西百货公司对面，距离著名的第五大道仅一街之遥。大约1400名儿童及400名家长住在这座宾馆里，虽然这里挤得可怜，而且房间昏暗又肮脏，有一些我拜访过的家庭居住的房间在12月底冷得如冰窖一般，孩子们在白天只得盖着毯子抱成一团，晚上则戴手套睡觉，但这里好歹也算是能为他们遮风挡雨了。

记得在那些滴水成冰的夜晚，我在第六大道或者百老汇大街的电话亭给法律援助律师史蒂文•班克斯打电话，他无数次救助了住在马提尼克大厦的居民。纽约先锋广场吹过的风寒冷刺骨，人行道冰冻得像镜子一样，可马提尼克那些不得不出门购买牛奶、面包或者药品的孩子或家长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们把能找到的旧衣服、外套或者卫衣都找出来穿在身上，脖子上还紧紧围着脖套。

在这里，我认识的许多孩子患有慢性伤风，还有不少孩子被哮喘和支气管炎折磨。有的婴儿得了痢疾，失眠的家长则患有抑郁症，不少妈妈在我面前无助地落泪。

此前，我从未想过在美国会有这样穷困的人群。20年前，我也曾执教于波士顿的黑人居住区，在那里管理过贫民窟居住者，并且自己也住在附近。当时，许多家庭的屋子里老鼠横行。可马提尼克宾馆出现的疾病、肮脏以及贫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那年冬天，几乎每一个我遇到的马提尼克的孩子都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无数次，当我看到我所拜访家庭的孩子盯着我天天背的牛仔包的时候，我都会停下采访，打开背包把我带的食物分给他们吃，通常是一个苹果，几块曲奇或者一盒葡萄干。有时候，我也会要求看看宾馆提供给他们的小冰箱里面有什么。偶尔，冰箱里会有一个面包或者几片腊肠，甚至是一两块几天前吃剩的比萨。大多数情况下，冰箱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水果，几罐苹果酱，一个花生黄油罐头，但有时连这些都没有。

接下来的两年，我一直拜访马提尼克宾馆的住户。当时，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戏剧正在纽约市各大剧院上演。该剧讲述的便是巴黎19世纪贫困儿童的故事。马提尼克的一些比较胆大的孩子会在下午或者晚上走过12或15条街，到剧院或者周围的饭店乞讨。后来，一些无家可归的男女也开始在附近乞讨，一些酒鬼或者精神病患者则会睡在附近大楼的门口，或者直接找个厚纸盒睡在人行马路上。

剧院负责人可不愿意看到这些流浪汉的出现。观众们花钱来欣赏国外儿童的痛苦，他们最不愿意在看完戏走出剧院时看到现实版沿街乞讨的悲惨儿童。

警察和当地商人雇佣的私人保安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想出一个赶走剧院附近流浪汉的对策，说得好听一点，叫做“整治”行动。与此同时，在曼哈顿东区，一群商界领导则雇佣了一批流浪汉来驱逐纽约中央公园车站里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为躲避严寒在车站的候车室里已经居住了数年之久。

让无家可归的人撤出曼哈顿市中心的最终方案在几年后才得以实施。在这之前，尽管剧院负责人想尽各种办法，还是会有一些马提尼克的大孩子绕过保安或者警察，从看戏的观众那里讨得几块钱。

马提尼克里年纪小一点的孩子则沿着大厦附近的几条街乞讨。每当红灯亮起汽车减速的时候，他们便冲到马路中间。如果赶上哪位司机的同情心压倒了烦躁的话，他就会将车窗摇下一些，给孩子们扔点钱出来。你要是觉得孩子们晚上还在马路上乱闯的行为应归咎于其父母管教不严的话，那么在了解了这些父母的生活状况有多艰辛以后，你的态度一定会有所缓和，因为他们为人父母的能力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消磨得所剩无几。

在马提尼克，意志的崩溃与正确决断能力的丧失随处可见。有的家长刚住进马提尼克就精神崩溃了，有的家长虽然意志比较坚强，但面对马提尼克拥挤的居住条件、糟糕的卫生状况以及弥漫于空气中的不安全感与极度焦虑，他们也不得不低头。海洛因和强效可卡因可以在这里随意买卖，因此，许多人开始沾染毒品。（马提尼克大厦一共有17层，因为最上面两层无人居住，第16层楼就变成了毒品交易的自由市场。当然，大厦保安知晓这些，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很多人因为吸毒而染上了艾滋病。不过在1985年，这里的居民并不了解什么是艾滋病，他们并不晓得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纽约市社会公益服务体系或者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并非不知道这些人的居住情况。只要是能够躲过保安进入大厦的人都会看到走廊里到处堆满了垃圾，孩子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垃圾中间玩耍，我也是在两名富有同情心的社工的帮助下躲过保安的看守，基本每次都能随意到楼上采访住在那里的家庭。

但对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最具毁灭性的因素既非身体疾病，或者毒瘾泛滥，也不是广为人知、被文献记述的致癌物（比如敞口容器装着的石棉或者大厦大厅里的石棉包裹的管道等等）。通过两位社工几个月来的大胆揭露，我才发觉马提尼克大厦对那些无家可归不得不留在这里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个让人绝望、疾病泛滥且危险的地方，更可怕的是，这里的经营者与管理者纵容了这里臭名昭著、直截了当的犯罪行为。社工特别向我介绍了这里的一个年轻人，他脸上总挂着不加掩饰的、猥琐的笑容，据说他是这座大厦其中一名所有者的亲戚，所以他就依仗手中的权力来勾引大厦里的年轻女性与他进行色情交易，以此换取她们需要的婴儿床或者亚麻布等。

“他以此为傲，”一位社工告诉我，“他兴高采烈地将这些事讲给我们听，而且还把细节描述得很清楚……”这位社工告诉我，大厦的保安也经常占年轻妈妈的便宜。其中一位聪明、有见识的妇女就说她曾经拼力抵抗住保安的骚扰，类似事件她在后来也经常遇到，并说与我听。

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为对于普通的法律法规与管理治理而言，马提尼克大厦自成一个“封闭体系”。倘若有人敢抱怨或者反抗的话，她只会得到保安或者管理员的惩罚，他们会剥夺针对她的基本服务，或者在管理员授意之下报警，指控该妇女品行不端，其实类似的行为在马提尼克大厦太普通常见了，几乎住在这里的每个人为了生存需要都不得不违反一些规定或者设计一些小诡计。

举个例子来说，出于火灾隐患的考虑，马提尼克大厦不允许住户做饭。但是市政分配给各个家庭的生存资金少得可怜，妈妈们根本不可能每天去饭店买饭回来吃，她们不得不偷偷地在大厦里做饭，如果市政检查员来大厦检查的话，她们就把盘子都藏好。大厦的管理人员一边为住户提供垃圾袋，让她们在检查日这天盖好盘子，一边又假装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哪位母亲拒绝满足这些保安的需求，她们就会因为做饭这件事被保安威胁恐吓，从而不得不妥协。

这里的孩子肯定见过自己母亲被羞辱的场景。如果孩子年纪太小，还没上学的话，可能就被撵到走廊里，但大部分母亲都太担心孩子了，不敢让他们离卧室门口太远。即使孩子们没有亲眼看过那些场景，但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经常在想，大厦里这一幕幕是否会让孩子日后觉得那些比自己更有权力的人没有什么最基本的礼貌？日后他们会不会不愿意相信学校里的老师？官方人员在他们眼中是否也存在信任危机？对于母亲们竭尽所能保护自己免受噩梦影响的举动，他们日后会更爱自己的母亲还是会心怀怨恨，认为母亲没有第一时间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那时候，经常帮助我的一位社工曾毫不留情面地将马提尼克比喻成“纽约市中心摧残贫困儿童精神的集中营”，他性情敏感，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早期儿童开发。当他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时候，还专门问过我这一比喻是否冒犯了我。我告诉他不会，因为我也认为这个比喻很恰当。

两年后，我出版了一本关于马提尼克大厦的书，并在《纽约人》杂志上连续刊载了两期，这也吸引了其他媒体的注意。当时主持夜间新闻电视栏目的记者泰德•科佩尔就曾让我带领一队摄制组进入马提尼克大厦，制作完成一期纪录片。社工和大厦里的一些母亲们帮助摄制组和制作人躲过保安进入了大厦。一位母亲将摄像机藏在了婴儿车里，这样可以躲过保安的检查，然后乘坐电梯，将摄像机安全带到了她所居住的楼层。后期，如果其他住户答应接受制作组采访的话，这位母亲也会陪着我们一起完成录制。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最后一次采访的时候，被一位顶层的保安盯上了。当时他敲门，我们没开，结果他就报告了经理。萨尔•图切利经理就带着一队保安来与我们对峙，他性情粗暴，脚踝处还别了把枪。他们要求摄影师交出刚才拍摄的材料。遭到拒绝后，他们的态度就跟日常面对住户反抗的时候一样粗暴。我被一掌打倒在一面金属墙上，一位摄影师受了重伤，制作人则是一位非常大胆的女性，她脱下高跟鞋反击。后来，这件事惊动了警察，摄影师才得以带着录像走出大厦。

我当然知道这座大厦不欢迎任何记者，而且带我们进入大厦的社工都冒着极大的危险。直到这次，我才真的见识到为了隐蔽消息，这里的管理有多么的极端和可怕。这也让我更加形象地意识到，政府与马提尼克大厦的所有者签约，其实就是商定以每年八百万的价格支付给大厦来收容这四百多个无家可归的家庭，这其实就是将他们与社会隔绝，以免出现任何麻烦或犯罪行为。

我也可以体会到，每次保安，多数情况下是经理，一大早来砸门催缴房租的时候，住在里面的母亲和孩子们会有多害怕。其实房租是政府每月以支票的形式直接寄给大厦经理的，没有及时收到房租跟住户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大早6点整，”一位母亲告诉我说，“他就砸我的门。我打开门看到他站在走廊里，拿枪指着我吼道‘房租呢？’”

这就是纽约——这座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在25年前是如何对待生存于其中的那群最为脆弱的孩子们的。这些大厦在1988年与1989年间被关闭。关闭的原因并非市政领导动了恻隐之心，而是因为大厦里绝望的住户影响到了城市形象和当时需要参选的领导的前程。大厦里我认识的大多数住户一块儿坐船被送到了纽约市最北端的布朗克斯区，那里极为贫穷，而且是众人皆知的隔离区，其实这些住户中只有两家人是黑人和拉美人。不过这下好了，因为布朗克斯区既没有游客，也没有媒体。那里是城市艾滋病最为高发的地区，吸毒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不少人患有相当严重的精神病，妇女患有糖尿病或者尚未确诊的恶性肿瘤，而且也是全国小儿哮喘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虽然这些不幸的人们已经有“家”可归，但他们居住的环境对身体和心灵仍是一种摧残，不过这可能比他们之前的遭遇好一点。在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人最多的地区，只有一所市政出资经营的名为林肯医院的医疗机构，但这个医院不止一次地被取消了医疗许可证，因为医生的失误已经导致至少12位病人的死亡，其中还包括两名婴儿。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精神病院不太远，位于安置地六站地铁距离之外的曼哈顿上东区，那里医疗条件好，但特别昂贵，而且也不收治这些人。正在读书的孩子因为一次次重新安置而被迫不断转学，来到这里后发现自己就读的公立学校跟密西西比50到100年前的情况差不多，完全与其他人种族隔离开来。

这就是政府如何重新安置这些人的。我也追随至此，在孩子父母亲的邀请下，经常在周末下午或者假期的晚上来看望这些孩子们，延续了我们在马提尼克大厦就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也去过他们的学校，结识他们的老师，还去过他们做礼拜的教堂，了解他们的牧师。我甚至还去过他们的医院，有时是家长请求我去的，以为这样可以帮他们赢得更多的注意。因此，我认识了不少医院里的医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大公无私、全心奉献，他们在救人治病的过程当中竭尽所能来弥补基本医疗设备的不足。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地与他们联系了大概15年。但从2005年开始，我患病多年的父亲突发重症，与我母亲在两年之内相继过世，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才从丧失父母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因此，我便与一些家庭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又回到了那些地区，试着与曾经熟识的家庭重新建立联系。有些孩子还是少年，但那些我在马提尼克大厦就认识的孩子们都已年过二十。我们促膝长谈，或者散步。有时候，我们会约定在附近的餐厅一起吃晚饭。我回家之后，也会经常与他们保持电话、书信联系，或者在他们有电脑的前提下，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就这样，我们延续了之前的友谊。

这些年间，在这些孩子身上发生过什么？家庭有什么变化？一些家庭过得不错，少数家庭过得相当富裕，但大多数只是存活下来了，或者说只是勉勉强强活了下来，还有一些家庭无法维持生计。下面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