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回眸海丝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ISBN：978-7-5111-2493-7

作者：冯定雄

定价：48.00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泉州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本书综述近年国内外对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情况；探讨汉代北部湾北部沿海地区成为当时我国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的形成及其繁荣情况；对合浦汉墓做了介绍和研究；探讨了古代北部湾与世界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冯定雄，1972年生，四川省万源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希腊罗马史、犹太史、海洋史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多项，已出版专著《罗马道路与罗马社会》（独著，2012年）、《百年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参著，2014年）等，在《外国文学评论》《世界历史》《世界民族》《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动态》及韩国《岛屿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上篇
第一章 20世纪90年代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前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其动态
第二章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一节 综合研究
第二节 山东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三节 江苏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四节 浙江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五节 福建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六节 广东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七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八节 该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其动态
第三章 21世纪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一节 21世纪以来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
第二节 山东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三节 浙江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四节 福建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五节 广东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六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七节 海南省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第八节 21世纪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特点
……

下篇
参考文献
后记《回眸海丝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最早研究唐代市舶制度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他的《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一部有关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的论文结集。国内较早研究唐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有陈竺同的《唐宋元明的南海舶政》重点以闽粤为例，以外贸管理官员的贪廉为突破口论述了当时的舶政情况。
　　李金明在《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海外贸易》中从唐朝的对外开放、对外贸易港口进行分析后，探讨了市舶使机构的成立，市舶使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它起源于互市监，在隋末唐初，大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无论从陆路或海路，皆于边境纳税，负责管理此事者即互市监。最后介绍了市舶使的基本人选与职责。宁志新在《唐代市舶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对学术界有关唐代市舶制度的研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市舶制度方面的分歧，作者指出“顾炎武关于唐代市舶使的论述，大部分还是言之有据的，但也确有抄袭宋朝的内容和明显错讹之处。”在有无市舶司之设方面，作者认为“唐朝只有市舶使，而无市舶司之设的历史事实，正表现了唐朝是我国古代市舶制度的草创时期，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市舶制度的不完善性。而从市舶使过渡到市舶司，则是我国古代市舶制度趋于完善的标志，不过，这是入宋以后的事情了。”在岭南帅臣（即节度使）是如何监领市舶使的方面，作者认为“岭南节度使（帅臣）监领市舶使的途径，是通过兼任押蕃舶使来实现的。如果节度使不愿过问市舶事务，还可以委托他人代管。”黎虎在《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一文中，对有关市舶使之设置及其人选、地方长官在市舶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市舶使与地方长官在市舶管理中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是一篇研究唐代市舶使与市舶管理颇具代表性的论文。作者的结论是：①唐代市舶使产生于开元初年；市舶使主要是派至海外贸易中心广州；市舶使在前期为临时派遣，后期转变为相对常驻的官员，并有了机构——市舶使院；市舶使偶有朝官担任，开元十年之后多由宦官担任，开成之后则由派驻广州之监军兼任，其权力亦有所增强。②唐代的市舶管理由广州地方长官全面负责，但朝廷为了需要也时派市舶使前来负责市舶事宜。有市舶使时两者共同管理，无市舶使时由地方长官单独管理。③岭南节度使虽然掌管市舶的全权，但并不兼任市舶使，而是兼任押蕃舶使，并以此身份全面负责外交与外贸的管理。
　　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继续关注唐代海外贸易制度。刘玉峰在《试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中认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主要包括唐政府对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的管理。朝贡贸易作为唐政府与海外诸国沟通政治关系的辅助手段，由唐政府一手操办，有其特殊意义。市舶贸易作为以经商牟利为目的的通常的海外贸易，也由唐政府进行严格管理，并经历了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上的前后变革过程。从总体上来看，唐代海外贸易主要由唐政府所经营管理，商品贸易受政治权力操控是其主要特点。王川在《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论述了市舶使的出现、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作者认为，市舶太监之产生，既与垄断“市舶之利”、搜求“南海宝货”有关，又是西汉以来中央王朝差遣宦官市物南海及主持南海贸易之传统的必然发展；此外，还与唐代的“富市”“宫市使”有一定关系。陈明光、靳小龙在《论唐代广州的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财政》-文中，对学术界关于唐朝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交易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作者从区分帝室财政、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三个层面出发，结合其他财政制度，从海外进口商品构成、“收市”的财政意义、“进奉”的不同财政内涵、商税制度等方面，经过详细探讨后认为，广州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唐朝财政的关系，最基本或最主要的关系是为帝室财政采购进口珍异，这对于国家财政是一笔不菲的财政支出；无论是国家财政收入或是地方财政收入，从广州海外贸易的受益均微乎其微。广州海外贸易、市舶制度在唐朝财政中的这种地位，除了受当时进口商品构成及帝室奢侈性消费需求的制约，还与在商品经济有待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唐朝君臣利用商品交换手段理财的自觉性不高有关。该文从另一个角度对唐朝的海外贸易管理与财政制度提出了新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新意。刘文波在《唐五代泉州海外贸易管理刍议》一文中，对唐五代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管理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市舶使曾在交州、广州两大沿海港口出现，作为沿海四大贸易港口之一的泉州却无明确记载，但据有关文献、考古材料相佐证，唐时泉州已设有“参军事”这一负责海外贸易的官职，亦具备了类似于市舶使所具有的“舶脚、收市、进奉”等海外贸易管理职能。延至唐末五代，海外贸易在王闽割据政权鼓励下，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不仅在福州已有了“榷货务”这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而且在泉州亦可证明已有了类似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梁军在《浅议唐代市舶制度》中对唐代市舶使的设置时间、主要人选、设置地、职能、市舶官员的腐败及影响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周加胜在《南汉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刘岩的南汉政权对唐代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的延续，加强对藩坊的管理，取消市舶使，扩大了押蕃使的权力进行仔细的研究，认为南汉一系列的海外贸易及其管理制度对今天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