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在全球化的语境里，谈论“文明对话”，是非常复杂而又十分困难的。因为这既涉及“文明”一词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中的语义差异，对话的过程中发生的语义偏差；更重要的是文明承载者的复杂，作为文明承载者的民族、国家，与作为小团体、个人的承载者，他们的言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其对话的效果与结果也大不相同。每个个人都不能代表一个文明，然而有资格作为文明代表的国家、民族，又总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个人来表达他们的“文明”。因此，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方法之一的“文明对话”活动，其理想与目标是美好的，然而一旦付之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则将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阻碍。
人类文化的历史很长，然而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入到文明状态，实际的历史过程却很短。而即使在迈入了所谓的“文明”门槛之后，人类的很多行为并不合乎“文明”一词的内在要求。远古氏族社会之间的厮杀，将战败的异族首领的头颅制成酒杯，是经常性的事情。世界范围内的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反复争战，大规模的抢劫与杀戮，一次次地推翻不同的王朝，那种残酷与血腥，在不同民族的历史与传说中都有记载。近四百年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掠夺、杀戮，并假借“文明”的名义对被征服者冠以落后、野蛮的称谓，不仅在肉身方面侮辱、杀戮他们，而且在精神与文化上侮辱、践踏他们。“文明”与“文明”之间，战争、冲突、征服是常态，而对话、交流、互鉴则往往是短暂的、临时的。而正是这些短暂的文明间歇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大国的竞争，核武器的出现，人类大国之间的文明竞争出现了新的均衡态势。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上大国之间的竞争出现了“一超多强”的新局面，而作为“一超”的美国社会反而担心世界格局会朝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享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说，预言未来国际社会之间的战争将会在文明的断层线之间发生，民族国家的冲突会让位于“文明冲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动的几场海外战争，实际上并非什么“文明的冲突”，而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不同地区与当地的民族、国家的利益主体发生的冲突而已。文明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一些国家只是假借“文明”的名义发动战争，实际上是在争夺国家的利益而已。而作为现代社会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其所谓的国家利益也只是极少数资本集团的利益而已。
回顾秦汉以后传统中国与周边民族交流与交往的历史，文明之间的和平交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由传统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开辟的“丝绸之路”（或曰瓷器之路），各民族之间的茶马之路，其主流就是一条“文明对话”的和平之路。郑和下西洋，带到世界各地的也是和平的福音与商业贸易互利的福祉。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中国文化则借助传教士带回欧洲，这个一百三十多年的中欧文明交流史，其主流也是和平的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的历史。只是由于当时罗马教廷坚持保守的传教政策，干涉当时中国的内政，改变了利玛窦当初提出的正确的传教路径，才导致了中国与欧洲文明交流的中断。当然，也由于当时中国清政府的乾隆皇帝昧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认知，几次拒绝英国政府提出的商贸往来请求，才导致了中国社会与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大势的脱节，最后被资本主义的列强用炮火打开国门、丧权侮国，让文明古国遭受了列强一百多年的蹂躏。直到1949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才在政治上初步站立起来，逐步摆脱被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其他强国欺侮的命运。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让古老的中国重回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一个现代性的文明型国家屹立于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之林。当代中华民族总结自己民族的发展历史，借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特别是吸取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教训，寻找一条既适合于中国自身，也将会给世界带来福音与福祉的和平发展之路，倡导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鉴，努力探索并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