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导致的遗传上的不平等吗？
智商、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教育水平、配偶选择的差异是源于环境的影响还是遗传效应？
如何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遗传力？
看社会组学革命如何揭示我们自己、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书名：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定价：58.00元

作者：道尔顿康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05

页码：36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08680743

探讨了很多引人入胜的话题，比如，如何导致了遗传上的不平等？又如何同环境结合起来相互影响。每个人的智商、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教育水平、配偶选择上的差异到底源自哪里？又如何才能进行改变？

一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家对遗传学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先天与后天之争快要到了终结的时刻。在过去十年里，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共同掀起了一场组学革命，他们无所畏惧，力求勾勒出一幅人类社会的蓝图。

此书展示了在学、遗传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所发现的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因祖先血统不同而产生的遗传差异，而这些差异又不同于我们所称的黑人、白人之分；遗传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社会地位高，而有些人社会地位低。

遗传并不总是为“统治”推波助澜，反而常常是社会流动的引擎，抵消了社会的一些弊病。越来越多的人如今选择与自身受教育程度相似的人结婚，但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当下人们的择偶与繁衍后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混乱且复杂。这些例子只是这本兼具启发性与趣味性的书的冰山一角。此书还涉及诸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譬如探讨个性化教育以及未来的生育方式。在将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利用测序公司提供的廉价分型服务来了解自己和后代拥有哪些。

此书展现了组学如何改变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如何试图从个体与社会层面结合先天与后天因素，融贯、地来理解人类行为。

章 欢迎来到社会组革命的时代 / 001

第二章 遗传力的稳定性：与不平等 / 015

遗传力估计哪里出错了 / 026

遗传力的第二春——为什么它对政策很重要 / 039

学习与遗传力共处 / 043

第三章 既然遗传力这么高，为什么我们找不到？ / 045

冲击一：候选研究 / 048

冲击二：全组关联分析 / 057

遗传力缺口处的碎片：需要时间去推敲的计算法则 / 069

第四章 美国社会中的分拣和变动 / 075

你愿意嫁给我和我的吗？ / 083

笨蛋进化论会成真吗？ / 095

后乌托邦噩梦还未来到 / 099

第五章 种族是否有遗传基础？用全新视角看待世界上惹人非议、荒谬的问题/ 103

从当今的美国看历史上的遗传进程 / 107

量化多样性 / 109

祖先差异是重要因素还是随机误差 / 112

各大洲祖先是真的，说明了什么？ / 118

第六章 国富论 / 129

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织 / 133

国家发展理论的新议题：遗传学因素 / 140

经济学的出现 / 141

向理论深处探索 / 144

遗传学和战争与和平 / 151

自然选择、突变和健康 / 152

第七章 环境的反击：个体化策略的机遇与挑战 / 159

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以智商为例 / 164

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 / 174

另 一个挑战 / 177

利用与环境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来改善生活 / 186

结 论 走向“统治”？ / 199

想想孩子 / 203

遗传学与择偶 / 207

迈向个体化环境与政策 / 209

敏感遗传信息的公开性 / 213

越匹配，越幸福 / 216

后 记 遗传统治的崛起——2117 / 221

附 录 / 233

附录 1  什么是分子遗传学？ / 235

附录 2   降低遗传力估算值的另一种尝试：采用全

组复杂性状分析与主成分分析方法 / 240

附录 3   一种尚未实践的思路：主成分分析与家庭样本结合 / 244

附录4  表观遗传学及其在遗传力缺失中的潜在作用 / 249

附录 5  环境因素对种族间不平等的影响 / 260

附录 6  型填补 / 266

致 谢 / 275

注 释 / 281

索 引 / 353

道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亨利·普特南社会学讲席，著有《育儿经：你想要知道但无力追问的抚养之道》。

詹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公共事务学、社会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以及人口健康学。

两位作者掀开了社会科学前沿领域一个令人激动的新篇章，谱写了一卷精彩纷呈、洞悉万千、匠心的好书。

——史蒂文·平克  哈佛大学，著有《心智探奇》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研究的作用一直是阻挠重重又备受争议。此书是一次令人振奋的探索，是对贫困、不平等以及社会流动性感兴趣的人必读书目之一。

——格雷戈里·克拉克 著有《后代崛起：姓氏与社会流动史》

组学已经改变了很多科学领域，更可能带来全社会的进步。康利和弗莱彻地介绍了组学，并深入分析了它对于一系列重要话题的潜在影响，包括种族、智商、医学、社会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等。

——吉恩· E.鲁滨逊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卡尔·沃斯生物研究所主任

社会科学家需要组学，不过他们更加需要一种能尊重人类个体和文化活动的心理复杂性的组学。虽然目前尚未实现，但是此书为这条道路带来了曙光。

——艾瑞克·特克海默 弗吉尼亚大学

据我所知，这是一本把遗传学和社会学的交叉领域中浩如烟海的材料地整合在一起的著作。阐述精妙、富有想象力、知识含量很高。

——迈克·J.沙纳汉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这是一本视角新颖、恰逢其时的书。康利和弗莱彻利用全新的研究成果，辅以精选的逸闻趣事，将宏大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是蓬勃发展的社会组学研究领域的一部著作。

——科尔特·米切尔 密歇根大学

你愿意嫁给我和我的吗？

那么，与传宗接代有关的命题二又如何呢？在婚姻市场上，我们真的已经开始更加倾向于按照型给自己定位了吗？毕竟，与任何时候相比，配偶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与社会相关的表型指标上都更加相似。虽然追求者和被追求者依据表型成双结对——因为这是他们彼此观察了解后的结果——但其实他们是越来越依赖型来配对。这种看法很直观，特别是当表型能指示某些深层次信息的时候。例如，身高能显示遗传健康度，而学位能代表智力。因此，当人口统计学家观察到，当今大学毕业生相比1960年更有可能选择与另一名大学毕业生结婚时，这可能意味着配偶越来越重视智力水平的一致性而不是身体

素质、宗教信仰或种族的一致性。事实上，在1960年，有大学学位的男性中，只有32%的配偶同样拥有大学学位；在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65%。

于是，我们可能会期望在配对上也发现这样的趋势。然而，我们已经惊讶地发现，教育方面的遗传效应总体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型的婚配选择作用已经下降，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反思上述假定的理由。首先，在 2005 年，夫妇双方均拥有大学学位的数量是 1960 年的2 倍，这是由两个独立的动态变化导致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女性在这段时期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迅速增多，因此有更多女性接受了大学教育。由于男女之间的教育分配平等化，与曾经接受大学教育的绝大多数为男性而女性寥寥无几的情形相比，男性当然有更多机会与相同学位的女性结婚。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选型婚配只是一个统计假象，不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任何男性都更有可能与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结婚。换句话说，当男性和女性教育水平整体分布发生变化导致两性差距缩小时，即便婚配是完全随机的（即择偶完全没有偏好），上述现象依然会出现。当然，夫妇相对教育水平的这一总体变化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它会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稳定（例如，如果某一性别教育程度迅速提高，而另一个性别却停滞不前）。但是就当前问题而言，与过去相比，现代人择偶时更加重视教育水平，我们想要做到的是排除两性相对教育程度的变化，然后在各个教育层次内分别考察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在男女教育水平分布不变的情况下，配偶之间的相对教育水平是否变得更加相似。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篇的研究文献检验了多个维度的配偶相关性。该文献认为，至少两种不同的动态变化可能导致配偶间教育层次趋近。种是某个个体出于各种原因想要寻找与自己相似的伴侣，例如，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性格，甚至同样仇外。第二种是如果所有追求者都根据某个维度去寻找伴侣，例如，收入高或长得漂亮，那么，我们就会按照这个维度从高到低对号入座，就像医学院毕业次序和居留权获取一样。如果种占主导地位，我们就会发现，在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如财富和智商）上，配偶间的相关性会较高；而在没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如宗教、种族、性格）上，相关性

会较低。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清晰。在生理性状如身高（0.23）、体重（0.15）以及个性性状（0.11~0.22）方面，配偶间相关性较低，而在认知能力（0.40）和教育（0.60）方面则高了不少。这可以表明，人们在择偶时会尽可能选择在这些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上相关性较高的人。

然而，一些性状虽然没有明确高低之分，但配偶间相关性反而更高，如政治倾向（0.65）和去教堂的频率（0.71），这似乎有悖于先前的假设。当然，由于配偶的交叉社会化效应（crosssocialization effect），在相处的过程中，婚姻双方可能会在一些维度上趋同，比如，上述的政治倾向和去教堂的频率。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在一些维度上追求化（不管自己智商有多高，都要找尽可能聪明的配偶），在另一些维度上追求与伴侣一致（如宗教信仰），而对一些维度则要求不高（身高也许是一个例子）。

为了弄清楚以上哪种过程占主导地位，我们需要排除随时间推移产生的交叉社会化效应。为此，两名科学家在线上约会网站注册了一些账号，为它们随机分配了不同的政治倾向。实验人员发现，参与实验的被试者对和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相同的人好感度更高。

研究还发现，一个全国性的实名在线约会社群数据显示，男性用户更有可能向拥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女性发送信息。同样地，女性用户也更倾向于回复政治倾向相同的男性的信息。 这项研究表明，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同其他自由主义者结婚生子，而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同其他保守主义者结婚生子。这样的正选型会导致全体人口的政治倾向更加分化，并将个人推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极端。换句话说，正选型可能会推动政治走向极端化。

虽然婚姻市场可能会部分解释当代美国的政治对垒，但对阶层结构的变化似乎影响不大。然而，高学历、高收入男性日益倾向于迎娶高学历女性这一事实的确部分解释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当然，相较于这种情况，收入不平等更多是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不及男性，因而也无法程度地兑现她们的受教育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解释美国加剧的家庭收入不平等方面，两性受教育回报的持续提高相比教育分选重要得多。事实上，从 1980—2007 年的配偶间教育层次或专业相似度来看，尽管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分选择偶的情况有所抬头（比如，本科以下人群在择偶时更加倾向于考虑对方的教育水平），但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如大学毕业生中），分选现象反而有所下降。

终结果表明，几十年来配偶相关性几乎没有改变，根据一些估计，甚至可能有所下降。 在当前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下，认为配偶相似性可能下降并不算是多么疯狂的想法。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一个家庭模型，一方负责为家里带回培根，而另一方则专注于煎培根。配偶双方的职能区分会导致某些性状呈现出负选型。也就是说，如果教育水平、技能、初始能力的微小差异会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的经济回报存在巨大差别，

那么更好的婚配策略可能是两性各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智力高、收入高的一方可能会选择一位家庭主妇（或主夫），为家庭做出其他方面的贡献，如理解和照顾家人。当然，无论我们发现配偶在教育层次，乃至测验成绩上有多大的相关性，我们都无法获知这些表象背后，在遗传层面上发生了什么。